“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宋人王安石写的一首赞扬商鞅变法的一首诗。商鞅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和他一样，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变法的艰难，使得王安石对商鞅感同身受，所以写诗称道，以表自己变法的决心。
　　王安石在诗中讲的“一言为重百金轻”的典故，说的就是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是这样描写的，“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商鞅变法的法令虽然已经拟好，但还没有公布，因为怕老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商鞅就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是如果有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十金。老百姓对这事感到很奇怪，没人敢搬。商鞅便又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搬就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来搬了，不知是不是他的亲属，商鞅果真赏他五十金。
　　商鞅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向老百姓表明，自己说话是算数的，是讲究诚信的，是赏罚分明的。将来法令一旦公布，如果有人不去执行，好，严肃处理绝不客气。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诚信，诚信是立国之本，不能取信于民，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好的改革也难以成功。尤其在民智未开、愚昧无知的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办法，让他们知道变法者的厉害。这样，他们才会对新的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变法才会顺利进行。
　　然而，徙木真的可以立信吗？我看未必。
　　首先，立法者制定法律的基础便出现差错，因为他们把老百姓看成是民智未开、愚昧无知的，是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其实不是这样。让我们来仔细想一想商鞅的徙木立信，一个堂堂的国家宰相，吃饱了撑的，让一个人把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赏十金，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法度，人民不相信是对的。紧接着，商鞅又把赏金涨到五十金，这就越发地荒唐了，这和我们今天许多官员拍脑门瞎折腾、随意决策没有什么区别。好在商鞅还没腐败，如果腐败，暗中找一个自己的亲属，说你把这个木头扛了，我给你一百金，既把事情做了，又自己人把钱得了。
　　再则，老百姓对徙木的法令不相信，并不说明老百姓愚昧，恰恰说明老百姓不盲从，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标准。商鞅的徙木立信是建立在荒唐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在用这种荒唐来证明自己的诚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荒唐。人民群众有权力对商鞅的法令持怀疑态度，不但要对他徙木的动机产生怀疑，还要对他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如果是民主国家，不但要对他怀疑，还要对他的随意决策进行弹劾。
　　其实，每一项法律政策的出台，老百姓都会持怀疑的态度，这正说明老百姓并不愚昧，正说明老百姓是善于思考的，不是盲从的。因为历史证明，每项政策法规的出台都不是完美的，都是有既得利益者，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权益。所以他们要观望而不是响应，他们要批评而不是急于赞美。
　　一个官员取信于民的关键，不在说到做到，而在说的合理，在公平、公正、公开，然后才是说到做到。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警告说，告诉你们，我说话是算数的。可是大家并没有因为他说话算数而受到鼓舞，没有因为他说到做到而信赖他，反倒一听到这样的话，就提心吊胆，就战战兢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有些人，道德水准不高，管理水平低下，为所欲为，我行我素，说提拔谁就提拔谁，说惩处谁就惩处谁，权力不受限制，决策没有制约。这样的人如果说话算数，除了让人担忧，岂有他哉！
　　我们都很喜欢孔子说的一句话，叫“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不假，但是孔子说的这句话，根本就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在回答子贡关于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的问题时，把士分成三等：他认为，第一等的士，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第二等的士，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而第三等才是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可是在孔子的眼里，这第三等的士，却是“硁硁然小人哉”。
　　为什么孔子要把这些人当成小人看待呢？其原因就是这些人不辨是非地去践行自己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准则。这种没有是非标准的说到做到，必然误国误民，甚至祸国殃民。对孔子的这个思想，孟子又进一步做了阐述，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有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信，才成其为信；失去“义”的信，谁还敢相信啊！
　　商鞅徙木之信，何信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