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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江苏省第三届议会因议长选举引发风波，继而演变为议会内部派别间的激烈争斗，以至在长达60天的会期内未议一事，未决一案，引发社会舆论极大关注。并引发学潮抗议。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停息，反而朝着更为恶化的方向发展。在议长难产的情况下，前江苏省咨议局、江苏省议会秘书处课员叶立民竟不惜自戕，以死谏警示省议会，反映出社会各方对议会的极端不满与失望。透视整个事件，充分表明，在现代化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传统政治土壤的过程中，观念的杂糅，制度的失调，利益的碰撞最终成为引发矛盾的根源所在。由此凸显出议会政治在民国时期所遭遇的困厄与阻碍。
[关键词]江苏；议会；议长；学潮；叶立民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96-05
[收稿日期]2015-04-28
① 当时议会内部在关于议长人选问题上逐渐形成“北张派”（支持张孝若）、“南张派”（支持张一麐）和“中间派”（主张另选第三人）三派。其中以“金陵俱乐部”为主体的“北张派”议员主要支持张孝若，并在议会积极活动，通过贿选“中间派”等手段拉拢议员，以期选举张孝若为议长。而“南张派”议员则主要攻击“北张派”的金元政治和贿选行径，并推出张一麐作为议长候选人与之相抗衡，希望借助张一麐的个人声望来赢得议长选举胜利。两派在议长选举这一问题上互不退让，彼此攻讦，致使纷争不断，议会停摆达两月之久。参见《苏议会之第一次谈话会》，《申报》1921年10月5日，第11版。
1921年，江苏省第三届议会内部围绕南北“两张”（张一麐、张孝若）谁为议长而争执不下，继而演变为议会内部派别间的的激烈争斗，以至出现议员为一己私欲，置公众利益于不顾之局面。学潮的爆发和舆论的责难，又使得议会成为众矢之的。在僵持日久，议长难产的情况下，前江苏咨议局、江苏省议会秘书处课员叶立民激愤于议会派别之争，竟不惜自戕，以死谏来表达对省议会的极端不满与失望之情。叶氏之死，对处于矛盾丛生，派系纷争中的议会来说无疑敲响了警钟。从表面上看，此次风波虽因议长问题而起，但事件本身却反映出近代江苏议会政治在迈向民主化过程中，不但受地缘政治、朋党政治、派别政治等消极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制度上、法理上、组织上缺乏相应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当现代化民主制度遭遇中国传统政治的重重阻碍后，各种冲突矛盾层峦叠生，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一、议长选举风波产生
1921年10月1日，江苏第三届省议会成立。然而，此届议会无论在成立之前，还是成立之后，都饱受舆论非议。由于在此之前议会初选举中，出现选举舞弊，贿选拉票诸多丑相，因此，舆论对本届议会并不看好，认为其不过是金钱政治和党派政治的产物而已。果不其然，在省议会成立之后，议会便因议长选举问题掀起轩然大波，议员大部卷入其中，以至冲突不断，矛盾重重，议会丧失了基本的功能与作用，沦为朋党政治角逐权力的竞技场①。
省议会成立之后，首要问题是选举议长。当时，议长候选人有二：北张张孝若（张謇之子），南张张一麐。而议会内部“拥护攻击，各有其人”。10月3日，在召开的第一次议会谈话会中，与会议员便因议长速选和缓选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主张速选的朱积祺、刘文辂等北张派议员认为，在议会开会礼完后，即应接开选举会，以便选出议长。议员“屠宜厚、龚廷鹗主张于次日即行选举，刘文辂朱积祺等和之”。而朱绍文、赵雪等南张派议员则认为，议长选举，事关重大，应审慎讨论，主张选举会延缓一日，“力主缓选，张福增朱绍文屠方杜廷萤等和之”。双方都在为选举日期争执不下，叫骂不已。而彼时情形“初则斗骂，继以拍案顿足飞椅，几成一幕武剧”[1]。速选与缓选时间上前后仅相差一天，并无本质差别。然而，这一问题却透递出两派截然不同的心态。“北张派”企图借用金钱手段速战速决，推选张孝若为议长，造成既成事实，不给“南张派”以回旋余地。“南张派”则以议长选举事关重大，应审慎讨论为借口，希望以此来反制“北张派”的图谋。双方在此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反映出两派在选举议长之初，就形成了剑拔弩张，寸步不让的态势，为之后的事態升级埋下了隐患。
10月6日，在第二次谈话会中，双方由争论速选、缓选问题而延转至攻击双方候选人。对于北张派的贿选行为，南张派议员朱绍文嘲讽道：“此次孝若组织议长，预备三十万，目下已用去二十万……选举买卖，已成惯例，银洋钞票，谁人不爱，最好办法，请经手诸位，宣布究竟孝若出钱多少，大家平均分摊，以昭公允，否则即选出议长，亦坐不稳，蓋捣乱终无止境，愚见如此，不知经手诸同人，肯采纳此办法否”。对此，北张派议员刘文辂反驳道：“此言太无耻，得钱汝何所见”，朱绍文回应道“自家人无话不可以说，何必还作假惺惺”[2]。双方的彼此斗骂讥讽，并未使问题得到解决。
面对两派因议长选举问题产生的纷争与攻讦，位居幕后当事人之一的张孝若不得不发一辞职函电，声称自身“年少未学，资望浅薄，家伯父与父年力俱衰，诸弟弱小，不能辞服劳奉养之责”[3]，借口家事繁多，无法胜任议会职责，希望以去职来撇清自身干系。随后，张謇也发电呼应张孝若的辞职函电，称“孝儿年轻，愚兄弟年老，地方实业事繁，议员之选，出于众情，国会前辞，宁有就省会之理，现届开会，业由孝儿正式函辞决绝，何以诸君尚未闻耶，请查明宣布除名，勿任妄言者假托生事”[4]。从双方的函电中不难看出，张謇并不希望其子张孝若卷入这场纷争。因此，希望孝若借辞职以置身事外，成为其发电支持的初衷。不过，对于张謇父子函电之表态，议员杨而墨认为，仅凭此函电远无法使张孝若摆脱贿选的嫌疑，并在回张謇函电中指出：“自孝若辞书及尊电到后，以为满城风雨，从此可以云开日出矣，乃所谓假托生事之徒，执之弥坚，争之益力……蓋因支票在手者有之，现款已收者有之，而经办人之垫款，数亦不赀，故如石狮口裹之珠，吞之不入，吐之不出，不得不倒行逆施，为孤注之一掷”，否则“各走极端，凡未为物蔽者为自全名誉计，惟有一面将证据影印宣布，一面联名放弃投票权，庶清浊有分，以保全我省议会一部分之神圣”[5]。 对于张孝若辞职之举，议会内部不免又是一番论争。有主张先行投票，选出议长；也有主张先讨论张孝若辞职，再进行议长选举。然而，不论是先选议长，还是先讨论张孝若辞职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两派都不想在议长人选问题上有所退让，示弱以人。议员马甲东也指出：“二张之争，似易疏通，其最难解决之点，为甲乙两派，如两派之中，能各自牺牲，事即应刃而解”[6]。之后的议会讨论中，双方仍多充斥着谩骂攻击，并未讨论出实质性的结果。
此时，“南张”派候选人张一麐鉴于议会内部形势纷乱不堪，向议会发一函电，声言根据“省议会法二十七条，议员于议案涉及本身者，非经省议会之许可，不得与议”，并借口“料理私事，闻有开议消息，当即束状赴宁”[7]为由，坚不参与议长之争，随后离宁而去以避纷争。但“两张”的表态并未使事件予以平息，反而使议会内部争斗更胜，“计自开幕迄今，无日不在争长风潮中”[8]。
二、舆论与学潮并起
就在议会议员为选举议长而纷争不止，互相攻讦之时，社会各界舆论对议会弃公众利益不顾，竟将精力投入到对议长权位争夺的做法却大为不满，一时间函电交弛，纷纷对议会予以强烈抨击指责。
江苏省教育会称：“议长选举应凭正义，稍违正义，即失人望，今者万口宣传金钱运动，致舆论有污我江苏焉，用议员之愤慨，如尚不绝无，则撤回代表之文电，必致纷纷而起，尚望有者改之，无者加勉，坚持正义，以雪苏人之耻”；苏州旅沪同乡会发表寒电称：“议会为全省人民代表，地位何等尊严，乃贵会诸公，近以竞争议长，显分党派，各趋极端，甚至把持捣乱，摧毁票匦，报纸宣传，腾笑中外，窃为诸公不取，务请捐除私见，勿争意气，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择贤推戴，庶几选政前途，尚留一线光明之望，贵会幸甚，全省幸甚”[9]。
同时，苏省公民也纷纷发函指责议会，公民杨雨林在旁听数场议会会议，亲眼目睹议员因议长选举而斗骂互殴之情形后，不无心灰意冷，“大会连开数次，议长尚未举出，党派分歧，争扰无已，旁听之余，伤心曷极……吾愿诸君中受金钱运动者，请思及议会及自身之价值，从速觉悟，力趋正轨，反对金钱运动者，切勿爆裂如焚，促彼必走极端，无反悔之余地。”公民杨家栋对此情形痛心疾首，称“本届议会开幕，以选长争执，迄未解决，致重要议案，搁置不顾，金钱贿买，喧腾全国，报章揭载，贻笑中外，乃犹怙不知耻，强颜相抗，此等代表，人格早已丧失，列席议会，于省政前途极为危险”[10]。从当时各方舆论来看，一方面在抨击指责议会内斗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希望议会能以江苏大局为重，摒弃派别偏见，尽快选出议长以定人心。
面对社会各界舆论指责，议会内部的反应并不一致。对于省教育会的责问，北张派议员陈谟、朱家桢等数人回应道：“贵会为苏省教育界最高级之公团，发言应持各方面最平允之公论……请将尊电称金钱运动者，一一明白确实宣布其姓氏凭证，藉分黑白而资警惕，若徒信口雌黄，羌无故实，以不根之词，厚诬我同人，深为贵会所不取”。矢口否认有贿选行为。而对于苏州旅沪同乡会的指责，南张派议员朱绍文、赵雪等数人联名函电称：“省参事会居一省行政最高地位，果以货取，则招权纳贿，何所不至，安福是其前车，吾民宁有瞧类，诸公明达，利害较然，当不至颠倒若此，意者舆论未尝有所闻。而报章未尝有所见耶，仆等为议会争人格，为省政遏祸源，南通乔梓，一再宣言，并决辞职，足徵同情，诸公敬恭桑梓，当不后人，希持正义，毋为助虐，全省幸甚”[11]。极力辩解此次议长之争非为两派一争高下，意气用事所致，实为廓清金钱政治，为江苏议会前途着想。
尽管两派对于舆论指责都做出回应，但从双方的态度和反应上，仍可看出二者所持立场不同。北张派对于舆论的指责不予承认，并旋即进行了措辞强硬的回击，其更多是站在自身立场来维护派别利益，进而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相较于北张派，南张派回应舆论的态度较为温和，持一种辩解的语气向舆论予以解释，并对北张派贿选议长的行径进行猛烈地谴责，希图顺势将舆论抨击的焦点引向北张派，以此获取舆论上的支持。双方态度的差异，反映出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仍难以调和。
10月21日，在议会内占多数的金陵俱乐部为避免招致更多舆论压力，发布通告，禁止外人公开旁听议会会议，以图秘密选举，造成既成事实。结果，金陵俱乐部的这一做法却激起了学生抗议，并进而引发学潮。当时各校学生听闻此信时群情激奋，纷纷“群集门首，要求宣布禁止旁听之理由”。维持会场外秩序的北区警察署长和守卫长担心学生和议员发生冲突，导致事态扩大，便“极力拦阻，令学生举代表二人，到内谈话”，希望学生与议会临时主席王咏梅能够协商解决，以便安抚学生，然而，王詠梅却“始终坐于议长席上，不肯出见，守卫长与刘署长往返再三，毫无办法”，等候在议会门口学生见议会久未答复，便“一声号召，立于门首之学生，一齐拥入，大骂要钱不要脸之议员”，与此同时，金陵俱乐部所“雇佣之流氓百余人，亦一齐拥入”，“在旁之流氓，即上前向学生乱击”，结果“学生方面，受伤者闻有十余人”[12]。警察赶到之后，才平息双方的冲突。
针对此种形势，10月22日，南京学生联合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对被殴学生，追究主使，向检厅告诉。（二）全体同学整队游行，并向军民两署请愿，如不达目的，主开公民大会，撤回议员。（三）通电全省各法团暨各省学生会，请其协助。（四）请各属学生，劝戒本属议员，促其猛省。”[13]10月24日，学生前往省署“决定游行示威，除电各县公团撤回议员外，并请愿军民两长，解散会议”。并推举学生代表面见省长王珊，质问为何议会禁止旁听并雇用流氓打人。然而，面对学生的责问，王珊并未过多理会，声言议会禁止旁听是根据议员提议而定，至于打人一事，警察署长已提出辞职，并称只要“诸位不去闹，就可以举出”议长。然而，对于王珊此番敷衍之词，学生显然不满，认为省长抱定劝阻主义，无法解决问题，随即游行到议会进行抗议。其时，由于议会禁止旁听命令并未取消，因此，议会守卫及秘书并不允许入内旁听，并称：“今日议员到会者少，并未开会，诸君可以请回”，但当时学生群情激奋，坚持入内，声称：“无论开会不开会，我辈既被推到此，不能将目的达到，何以回报大众。”随即鱼贯而入，占据议会。而彼时身在议会之外各议员闻听此事，担心自身遭受学生冲击，多“半皆避匿”[14]。面对学潮的压力，议员张福增认为，禁止旁听实属违法之事，称“查省议会暂行法第三十一条，载省议会之会议公开之，但依行政长官之要求，或议员之提议，经多数可决者，得禁止旁听等语，此为省议会及旁听人共同应守之法律，此次禁止旁听命令，并未经议员提议多数可决，是为违法命令，当然无拘束旁听人之效力”[15]。之后，各校商定推选学生轮流旁听议会会议，以确保议会再无非法之行为。省议会所定禁止旁听令，也在无形中予以废止。 在社会舆论指责和学生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此时议会内部多主张摒弃二张为候选人，另举第三人为议长，以平息议会内外交困的局面。议员张宏业、董仙衢、王庆澜等联合提出意见书，认为：“与其强二张为议长，彼此共计，贻二张羞，何若另择一无权势无色彩之人民议员，举为议长，不惟把持与金钱嫌疑俱释，而二张谦让之德，亦可传播于世。”[16]以二张之威望与能力，即为普通议员，同样发挥作用，何必为议长之名所累。同时，议员许铭范、蔡璜、华堂等也联名支持另提第三人来出选议长，指出“以资望才具言，自莫如仲仁孝若为宜”，但“顾事已至此，不得不忍痛牺牲”，主张“拟请二君除外，俾二君者不终为各方攻击利用之具，但希望各方不在运用手段，益惹纠纷，一俟议长安然产出”[17]。其后，钱基厚等众议员发表宣言予以响应：“佥为仲仁孝若既为两方目标，任何一方得告成功，其他一方必起而反对，不但无益于本会，亦非所以维护人材，先孝若既再三声明辞让，即推崇仲仁者，并已表示除孝若外，无论何人均可承认，而同会中主张君子爱人以德，除外两张之声浪亦日高，因此决定舍去两张。”[18]
而其他议员亦各自提出不同的主张，议员胡震主张除两张外，“另由各属各推一第三者，俾使大家互选”，议员杨懋卿同意胡震之主张，但“主各属多推一二位”，议员蔡钧枢起而反对此说，谓“南北两张，已争至今日，不能解决，倘各属多有一目的人，恐纠纷不易了”，声言“议员皆有被选为议长资格，按法律说不能将何人除外”， 庞振乾则谓：“二张除外，多数认为有益会务，可解纠纷，现在只能就事实言，不能再谈法律”；龚廷鹗称：“若要除外，恐将来各属所提之人，必多明争暗斗，更要闹得不了”；杨成也认为：“二张不成问题，当然提出第三者”，但应“请各属推举监察人，以便投票时纠察一切。”[19]
从上述各议员主张不难看出，对于议长选举问题，已多不再坚持“二张”，而且也逐渐认同选举第三人来担任议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内部就议长问题达成一致，因为在选举何人、选举方式、派别利益等诸多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且由利益冲突所产生的派别纷争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得事态逐渐失控，进而引发了议会秘书课员叶立民君自戕尸谏的悲剧。
三、自戕尸谏，事态加剧
在议会内部仍在为议长问题继续争执不休之际，却传来前江苏咨议局省议会秘书处一等课员叶立民，因激愤议会争长不休而仰药自尽的噩耗。叶氏所留遗书内容无一不表达出对此届议会的极度失望与愤懑之情：“本届会期争选议长，竟然各树一帜，党同伐异，开会至今，已五十日，议长尚未选出，自问良心，何以能代表人民，金钱谣诼，道路喧传，内幕重重，莫明真象，非但固执己见，纠纷不已，甚至推波助澜，愈演愈剧，互相争持，任情操纵……立民亦江苏人民一分子，与其丧失人格，觑然苟活，宁愿牺牲个人之生命，依然而死，为吾苏三千万人民争存人格，怀杀身成仁之恉，秉匹夫有责之言，万不获己，陈尸以谏，议员诸公，具有天良，尚翼鉴察愚忱，大觉大悟，捐除意见，共趋正轨，一致进行，速选议长，为江苏人民保存人格，为江苏议会维持名誉。”[20]从这封绝笔信中，不难感受到叶立民君当时的悲愤心境，对议会因议长选举而生出的金钱政治，朋党之争及互相攻讦的乱象由失望而绝望，由绝望而自戕，不惜杀身谏言，与当时议员因金钱而不惜出卖自身人格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对于叶立民自戕谏言之举，一时间议员有所震动，多“深自忏悔，想出种种救济方法”尽快选出议长，以“慰叶君于地下”。叶立民之灵柩也按其生前遗言，“置于议会东首苏州公寓隙地，由各属议员为之搭盖席棚，以便议长举出开会追悼表示”[21]。在叶立民自戕之后，江苏省议会迅即召开议长选举会议，一方面与叶立民遗尸谏言警示刺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常会期迫，议员担心在常会期内无法选出议长而遭受更大的舆论压力不无关系。然而，在接下来的议长选举中，先前渐趋一致舍弃二张，另选第三人的主张却又险些无法达成。
11月25日，议会中除“二张”派之外的第三派已渐居多数，并“拟定任桂森蔡璜为为候补议长”，且“已得多数同意”。然而，支持张孝若的金陵俱樂部却“痛恨第三者之势，一面暗由季某到处破坏，而于内部之事，并不令张（孝若）与闻”。结果，在选举中“张孝若得六十票”，而此前呼声甚高的任桂森却“得三十三票”，双方都因未达法定票数而落选。其后，就在议会秘书正欲宣布皆不足数之时，南张派“议员赵雪、屠方即由东西两面奔至台上，将张孝若之票撕得粉碎”，愤称“自宣言舍去南张，除反对金钱外，绝无何等成见，对于第三者二张并舍之说，尤表示尊重，故今日未投南张一票，乃见发现张孝若票至六十张之多，深恶若辈食言而肥，遂愤而撕之”[22]，第三派议员面对此情形，也宣称：“如北派执迷不悟，即于议会末日，履行辞职之约”。然而，在次日选举中，情形一如其旧，场面极为混乱，仍有选举张孝若数十张票，使“在场之反对派及第三派，亦皆怒不可遏”。之后，“杜廷萤赵雪屠方等，又相继登台，将选举票撕作纷纷蝴蝶舞”，而彼时“旁听席大声喝彩，场内秩序遂乱，游民与学生又相骂，嘲谑之声，不堪入耳”[23]，场面纷扰不堪，议长选举又不欢而散。
11月28日，距离常会期结束时间已所剩无几，议长仍未选出，面对此紧迫局面，包括反对派及第三派议员不得不取妥协立场，只求北张派不再投张孝若之选票，至于第三者为何人，则不再强求。而金陵俱乐部在面对诸多议员反对张孝若出选议长的情况下，不得已又推出议员徐果人作为张孝若的替身。此前，金陵俱乐部的金钱政治也收到了效果，接受政治献金的议员们对南张派及第三派等反对派的指责也不置可否，谓“他们要名，我们不是要死了么，横竖不要脸，钱已拿了，若不照俱乐部意思做，恐怕宣布我们拿了钱数目，那怎么好，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如就举徐果人算是消差罢”。此时，“反对派见人心已死，无可挽回，且第三派除少数清白外，余亦多染铜臭，声明如不投张孝若，即不过问”。结果，金陵俱乐部的徐果人以“六十六票当选”[24]。这场因选举议长争执长达两个月的闹剧，至此告一段落。 四、余论
纵观此次议长选举纷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议会内部派别之争、学潮运动，叶氏自戕，可谓是坎坷起伏，一波三折，反映出民国时期江苏政治民主化的艰难演进。自1906年清政府宣布“筹备立宪”，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具有代议性质的议会。应该说，这是近代中国议会制度的初次实践，也昭示着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于江苏省而言，自中央下谕之后便迅即响应，成立了咨议局，制定并颁布了咨议局各项章程、选举规则及议事制度，其响应之快，制度之完备，运作之流畅，颇具近代议会民主精神。一时间，江苏省咨议局被视为各省楷模之典范。不过，在随后因江苏省咨议局分合问题上所引发的争端，却反映出江苏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江苏地处江南富庶之地，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每年向中央政府上缴的赋税位居各省之冠。因此，朝廷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特将江苏分为苏、宁二属，划拨“苏属学额为六十六名，宁属名额为五十五名”[25]（p.670），以示恩赏优恤之意。这在当时各省份中属独一无二之举。而咨议局选举额数同样是按照清廷所分配的学额来划定。然而，由于两属名额数不均，导致苏、宁两属咨议局在分合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宁、苏两属议员为咨议局设在南京还是苏州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议员为此事纷争不已，多抱地域之见，但由于当时多数咨议员仍主在宁，且总督也认为咨议局若分两局，实属不便。最后在上报宪政编查馆后，以“复准合设在宁”而平息了这场纷争。参见《论江苏咨议局不可不合上篇》，（上海）时报，1909年1月13日，第一版；《江苏咨议局近闻》，（上海）时报，1909年6月10日，第二版。。此事后来虽经宪政编查馆出面得以解决，但却为民国之后江苏议会政治的发展留下了隐患。时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孟森和杨廷栋对此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苏自咨议局章程法部以后，江南北几有划分两省之势力……或以为咨议局现分久之，自能使一切行政俱不截然成两省界畔。岂知江南北各止四府一二州，凭空劈分为二，以小团体作小结构、负担小义务，主张小权利，二十一省无所变动，独我江苏受众建力小之祸，将来有所设施，不得与于各行省之列。”[26]（p.110）从孟、杨两位议员的这番话中不难看出，两属议员因名额分配所产生分合问题的论争，进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南北分立的趋势，对之后议会政治发展过程中地方主义势力的膨胀，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若是从更深更广的层面来看，不难窥视引发此次议长选举风波的深层原因。清末，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以来，议会政治便登上历史舞台，展示出非比寻常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当选议员多具传统功名士绅和具有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因此，当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与西方议会精神结合之后，使得咨议局颇具近代民主气息。监督督抚，表达公意，反映舆情，体现出近代议会民主制度朝气蓬勃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舶来品的议会制度，在“嫁接”到传统王朝体制之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不得不面对“水土不服”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时任朝廷御史的欧家廉对于在谘议局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贿选现象时，不禁发出强烈质疑：“十金买一票，百金买一票，运动选举，何足为议员。以私利而托公议，以一二人之意而冒全体之名，何足为代表”[27]（p.356），表达了其对议会政治能否在中国顺利践行的疑虑。自民国肇建后，受时代急剧转型与袁世凯、张勋复辟等影响，清末议会精神所彰显的道德价值，在纷乱不已的时局中被逐渐抽空瓦解，前此共同秉持的民主信仰和价值追求，又分裂为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并由此相互结社结派，相互冲突，自我异化。而议会内部又因地方主义衍生出的朋党政治，金钱政治肆意横行，扰乱了议会政治模式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本应反映公众舆论、民意诉求的议会却反被社会舆论所抨擊，议会被视为谋利的工具，其“公权”被“私利”侵蚀殆尽，丧失了表达民意的功能与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清末咨议局所勃发的民主精神不仅未能延续，反而在现实的利益面前隐然消退。这场风波虽由议长选举而引发，但实质却是现代化民主制度，在遭遇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重重阻碍之后出现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又成为民国时期议会政治陷于困境的真实写照。
[参 考 文 献]
[1]苏议会之第一次谈话会[N].申报，1921-10-05（11）.
[2]苏议会之第二次谈话会[N].申报，1921-10-06（11）.
[3]张孝若致苏议会辞职书[N].申报，1921-10-07（11）.
[4]苏议会之争长潮[N].申报，1921-10-08（11）.
[5]苏议长问题仍未决[N].申报，1921-10-12（10）.
[6]苏议会第三次谈话会[N].申报，1921-10-09（10）.
[7]张一麐致省会电[N].申报，1921-10-23（11）.
[8]苏议会之争长潮（二）[N].申报，1921-10-10（10）.
[9]苏省会争长潮之反响[N].申报，1921-10-15（14）.
[10]苏省会争长潮之电音[N].申报，1921-10-19（14）.
[11]苏省会争长潮中之争论[N].申报，1921-10-18（14）.
[12]苏议会之争长潮（七）[N].申报，1921-10-23（11）.
[13]苏议会之争长潮（八）[N].申报，1921-10-25（10）.
[14]苏议会之争长与学潮[N].申报，1921-10-26（10）.
[15]苏议会之争长潮（九）[N].申报，1921-10-27（11）.
[16]苏议会之争长潮（十）[N].申报，1921-10-28（11）.
[17]苏议会之争长潮（十三）[N].申报，1921-10-31（11）.
[18]苏议会之争长潮（十六）[N].申报，1921-11-04（10）.
[19]苏议会争潮渐缓和 [N].申报，1921-11-11（11）.
[20]尸谏苏议员之遗书发表 [N].申报，1921-11-24（11）.
[21]苏议会纪事[N].申报，1921-11-26（11）.
[22]苏议会之争长潮（十八）[N].申报，1921-11-27（12）.
[23]苏议会之争长潮（十九）[N].申报，1921-11-28（11）.
[24]苏议会纪事 [N].申报，1921-11-30（12）.
[2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张謇全集：第1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作者系安阳师范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关键词]江苏；议会；议长；学潮；叶立民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96-05
[收稿日期]2015-04-28
① 当时议会内部在关于议长人选问题上逐渐形成“北张派”（支持张孝若）、“南张派”（支持张一麐）和“中间派”（主张另选第三人）三派。其中以“金陵俱乐部”为主体的“北张派”议员主要支持张孝若，并在议会积极活动，通过贿选“中间派”等手段拉拢议员，以期选举张孝若为议长。而“南张派”议员则主要攻击“北张派”的金元政治和贿选行径，并推出张一麐作为议长候选人与之相抗衡，希望借助张一麐的个人声望来赢得议长选举胜利。两派在议长选举这一问题上互不退让，彼此攻讦，致使纷争不断，议会停摆达两月之久。参见《苏议会之第一次谈话会》，《申报》1921年10月5日，第11版。
1921年，江苏省第三届议会内部围绕南北“两张”（张一麐、张孝若）谁为议长而争执不下，继而演变为议会内部派别间的的激烈争斗，以至出现议员为一己私欲，置公众利益于不顾之局面。学潮的爆发和舆论的责难，又使得议会成为众矢之的。在僵持日久，议长难产的情况下，前江苏咨议局、江苏省议会秘书处课员叶立民激愤于议会派别之争，竟不惜自戕，以死谏来表达对省议会的极端不满与失望之情。叶氏之死，对处于矛盾丛生，派系纷争中的议会来说无疑敲响了警钟。从表面上看，此次风波虽因议长问题而起，但事件本身却反映出近代江苏议会政治在迈向民主化过程中，不但受地缘政治、朋党政治、派别政治等消极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制度上、法理上、组织上缺乏相应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当现代化民主制度遭遇中国传统政治的重重阻碍后，各种冲突矛盾层峦叠生，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一、议长选举风波产生
1921年10月1日，江苏第三届省议会成立。然而，此届议会无论在成立之前，还是成立之后，都饱受舆论非议。由于在此之前议会初选举中，出现选举舞弊，贿选拉票诸多丑相，因此，舆论对本届议会并不看好，认为其不过是金钱政治和党派政治的产物而已。果不其然，在省议会成立之后，议会便因议长选举问题掀起轩然大波，议员大部卷入其中，以至冲突不断，矛盾重重，议会丧失了基本的功能与作用，沦为朋党政治角逐权力的竞技场①。
省议会成立之后，首要问题是选举议长。当时，议长候选人有二：北张张孝若（张謇之子），南张张一麐。而议会内部“拥护攻击，各有其人”。10月3日，在召开的第一次议会谈话会中，与会议员便因议长速选和缓选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主张速选的朱积祺、刘文辂等北张派议员认为，在议会开会礼完后，即应接开选举会，以便选出议长。议员“屠宜厚、龚廷鹗主张于次日即行选举，刘文辂朱积祺等和之”。而朱绍文、赵雪等南张派议员则认为，议长选举，事关重大，应审慎讨论，主张选举会延缓一日，“力主缓选，张福增朱绍文屠方杜廷萤等和之”。双方都在为选举日期争执不下，叫骂不已。而彼时情形“初则斗骂，继以拍案顿足飞椅，几成一幕武剧”[1]。速选与缓选时间上前后仅相差一天，并无本质差别。然而，这一问题却透递出两派截然不同的心态。“北张派”企图借用金钱手段速战速决，推选张孝若为议长，造成既成事实，不给“南张派”以回旋余地。“南张派”则以议长选举事关重大，应审慎讨论为借口，希望以此来反制“北张派”的图谋。双方在此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反映出两派在选举议长之初，就形成了剑拔弩张，寸步不让的态势，为之后的事態升级埋下了隐患。
10月6日，在第二次谈话会中，双方由争论速选、缓选问题而延转至攻击双方候选人。对于北张派的贿选行为，南张派议员朱绍文嘲讽道：“此次孝若组织议长，预备三十万，目下已用去二十万……选举买卖，已成惯例，银洋钞票，谁人不爱，最好办法，请经手诸位，宣布究竟孝若出钱多少，大家平均分摊，以昭公允，否则即选出议长，亦坐不稳，蓋捣乱终无止境，愚见如此，不知经手诸同人，肯采纳此办法否”。对此，北张派议员刘文辂反驳道：“此言太无耻，得钱汝何所见”，朱绍文回应道“自家人无话不可以说，何必还作假惺惺”[2]。双方的彼此斗骂讥讽，并未使问题得到解决。
面对两派因议长选举问题产生的纷争与攻讦，位居幕后当事人之一的张孝若不得不发一辞职函电，声称自身“年少未学，资望浅薄，家伯父与父年力俱衰，诸弟弱小，不能辞服劳奉养之责”[3]，借口家事繁多，无法胜任议会职责，希望以去职来撇清自身干系。随后，张謇也发电呼应张孝若的辞职函电，称“孝儿年轻，愚兄弟年老，地方实业事繁，议员之选，出于众情，国会前辞，宁有就省会之理，现届开会，业由孝儿正式函辞决绝，何以诸君尚未闻耶，请查明宣布除名，勿任妄言者假托生事”[4]。从双方的函电中不难看出，张謇并不希望其子张孝若卷入这场纷争。因此，希望孝若借辞职以置身事外，成为其发电支持的初衷。不过，对于张謇父子函电之表态，议员杨而墨认为，仅凭此函电远无法使张孝若摆脱贿选的嫌疑，并在回张謇函电中指出：“自孝若辞书及尊电到后，以为满城风雨，从此可以云开日出矣，乃所谓假托生事之徒，执之弥坚，争之益力……蓋因支票在手者有之，现款已收者有之，而经办人之垫款，数亦不赀，故如石狮口裹之珠，吞之不入，吐之不出，不得不倒行逆施，为孤注之一掷”，否则“各走极端，凡未为物蔽者为自全名誉计，惟有一面将证据影印宣布，一面联名放弃投票权，庶清浊有分，以保全我省议会一部分之神圣”[5]。 对于张孝若辞职之举，议会内部不免又是一番论争。有主张先行投票，选出议长；也有主张先讨论张孝若辞职，再进行议长选举。然而，不论是先选议长，还是先讨论张孝若辞职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两派都不想在议长人选问题上有所退让，示弱以人。议员马甲东也指出：“二张之争，似易疏通，其最难解决之点，为甲乙两派，如两派之中，能各自牺牲，事即应刃而解”[6]。之后的议会讨论中，双方仍多充斥着谩骂攻击，并未讨论出实质性的结果。
此时，“南张”派候选人张一麐鉴于议会内部形势纷乱不堪，向议会发一函电，声言根据“省议会法二十七条，议员于议案涉及本身者，非经省议会之许可，不得与议”，并借口“料理私事，闻有开议消息，当即束状赴宁”[7]为由，坚不参与议长之争，随后离宁而去以避纷争。但“两张”的表态并未使事件予以平息，反而使议会内部争斗更胜，“计自开幕迄今，无日不在争长风潮中”[8]。
二、舆论与学潮并起
就在议会议员为选举议长而纷争不止，互相攻讦之时，社会各界舆论对议会弃公众利益不顾，竟将精力投入到对议长权位争夺的做法却大为不满，一时间函电交弛，纷纷对议会予以强烈抨击指责。
江苏省教育会称：“议长选举应凭正义，稍违正义，即失人望，今者万口宣传金钱运动，致舆论有污我江苏焉，用议员之愤慨，如尚不绝无，则撤回代表之文电，必致纷纷而起，尚望有者改之，无者加勉，坚持正义，以雪苏人之耻”；苏州旅沪同乡会发表寒电称：“议会为全省人民代表，地位何等尊严，乃贵会诸公，近以竞争议长，显分党派，各趋极端，甚至把持捣乱，摧毁票匦，报纸宣传，腾笑中外，窃为诸公不取，务请捐除私见，勿争意气，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择贤推戴，庶几选政前途，尚留一线光明之望，贵会幸甚，全省幸甚”[9]。
同时，苏省公民也纷纷发函指责议会，公民杨雨林在旁听数场议会会议，亲眼目睹议员因议长选举而斗骂互殴之情形后，不无心灰意冷，“大会连开数次，议长尚未举出，党派分歧，争扰无已，旁听之余，伤心曷极……吾愿诸君中受金钱运动者，请思及议会及自身之价值，从速觉悟，力趋正轨，反对金钱运动者，切勿爆裂如焚，促彼必走极端，无反悔之余地。”公民杨家栋对此情形痛心疾首，称“本届议会开幕，以选长争执，迄未解决，致重要议案，搁置不顾，金钱贿买，喧腾全国，报章揭载，贻笑中外，乃犹怙不知耻，强颜相抗，此等代表，人格早已丧失，列席议会，于省政前途极为危险”[10]。从当时各方舆论来看，一方面在抨击指责议会内斗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希望议会能以江苏大局为重，摒弃派别偏见，尽快选出议长以定人心。
面对社会各界舆论指责，议会内部的反应并不一致。对于省教育会的责问，北张派议员陈谟、朱家桢等数人回应道：“贵会为苏省教育界最高级之公团，发言应持各方面最平允之公论……请将尊电称金钱运动者，一一明白确实宣布其姓氏凭证，藉分黑白而资警惕，若徒信口雌黄，羌无故实，以不根之词，厚诬我同人，深为贵会所不取”。矢口否认有贿选行为。而对于苏州旅沪同乡会的指责，南张派议员朱绍文、赵雪等数人联名函电称：“省参事会居一省行政最高地位，果以货取，则招权纳贿，何所不至，安福是其前车，吾民宁有瞧类，诸公明达，利害较然，当不至颠倒若此，意者舆论未尝有所闻。而报章未尝有所见耶，仆等为议会争人格，为省政遏祸源，南通乔梓，一再宣言，并决辞职，足徵同情，诸公敬恭桑梓，当不后人，希持正义，毋为助虐，全省幸甚”[11]。极力辩解此次议长之争非为两派一争高下，意气用事所致，实为廓清金钱政治，为江苏议会前途着想。
尽管两派对于舆论指责都做出回应，但从双方的态度和反应上，仍可看出二者所持立场不同。北张派对于舆论的指责不予承认，并旋即进行了措辞强硬的回击，其更多是站在自身立场来维护派别利益，进而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相较于北张派，南张派回应舆论的态度较为温和，持一种辩解的语气向舆论予以解释，并对北张派贿选议长的行径进行猛烈地谴责，希图顺势将舆论抨击的焦点引向北张派，以此获取舆论上的支持。双方态度的差异，反映出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仍难以调和。
10月21日，在议会内占多数的金陵俱乐部为避免招致更多舆论压力，发布通告，禁止外人公开旁听议会会议，以图秘密选举，造成既成事实。结果，金陵俱乐部的这一做法却激起了学生抗议，并进而引发学潮。当时各校学生听闻此信时群情激奋，纷纷“群集门首，要求宣布禁止旁听之理由”。维持会场外秩序的北区警察署长和守卫长担心学生和议员发生冲突，导致事态扩大，便“极力拦阻，令学生举代表二人，到内谈话”，希望学生与议会临时主席王咏梅能够协商解决，以便安抚学生，然而，王詠梅却“始终坐于议长席上，不肯出见，守卫长与刘署长往返再三，毫无办法”，等候在议会门口学生见议会久未答复，便“一声号召，立于门首之学生，一齐拥入，大骂要钱不要脸之议员”，与此同时，金陵俱乐部所“雇佣之流氓百余人，亦一齐拥入”，“在旁之流氓，即上前向学生乱击”，结果“学生方面，受伤者闻有十余人”[12]。警察赶到之后，才平息双方的冲突。
针对此种形势，10月22日，南京学生联合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对被殴学生，追究主使，向检厅告诉。（二）全体同学整队游行，并向军民两署请愿，如不达目的，主开公民大会，撤回议员。（三）通电全省各法团暨各省学生会，请其协助。（四）请各属学生，劝戒本属议员，促其猛省。”[13]10月24日，学生前往省署“决定游行示威，除电各县公团撤回议员外，并请愿军民两长，解散会议”。并推举学生代表面见省长王珊，质问为何议会禁止旁听并雇用流氓打人。然而，面对学生的责问，王珊并未过多理会，声言议会禁止旁听是根据议员提议而定，至于打人一事，警察署长已提出辞职，并称只要“诸位不去闹，就可以举出”议长。然而，对于王珊此番敷衍之词，学生显然不满，认为省长抱定劝阻主义，无法解决问题，随即游行到议会进行抗议。其时，由于议会禁止旁听命令并未取消，因此，议会守卫及秘书并不允许入内旁听，并称：“今日议员到会者少，并未开会，诸君可以请回”，但当时学生群情激奋，坚持入内，声称：“无论开会不开会，我辈既被推到此，不能将目的达到，何以回报大众。”随即鱼贯而入，占据议会。而彼时身在议会之外各议员闻听此事，担心自身遭受学生冲击，多“半皆避匿”[14]。面对学潮的压力，议员张福增认为，禁止旁听实属违法之事，称“查省议会暂行法第三十一条，载省议会之会议公开之，但依行政长官之要求，或议员之提议，经多数可决者，得禁止旁听等语，此为省议会及旁听人共同应守之法律，此次禁止旁听命令，并未经议员提议多数可决，是为违法命令，当然无拘束旁听人之效力”[15]。之后，各校商定推选学生轮流旁听议会会议，以确保议会再无非法之行为。省议会所定禁止旁听令，也在无形中予以废止。 在社会舆论指责和学生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此时议会内部多主张摒弃二张为候选人，另举第三人为议长，以平息议会内外交困的局面。议员张宏业、董仙衢、王庆澜等联合提出意见书，认为：“与其强二张为议长，彼此共计，贻二张羞，何若另择一无权势无色彩之人民议员，举为议长，不惟把持与金钱嫌疑俱释，而二张谦让之德，亦可传播于世。”[16]以二张之威望与能力，即为普通议员，同样发挥作用，何必为议长之名所累。同时，议员许铭范、蔡璜、华堂等也联名支持另提第三人来出选议长，指出“以资望才具言，自莫如仲仁孝若为宜”，但“顾事已至此，不得不忍痛牺牲”，主张“拟请二君除外，俾二君者不终为各方攻击利用之具，但希望各方不在运用手段，益惹纠纷，一俟议长安然产出”[17]。其后，钱基厚等众议员发表宣言予以响应：“佥为仲仁孝若既为两方目标，任何一方得告成功，其他一方必起而反对，不但无益于本会，亦非所以维护人材，先孝若既再三声明辞让，即推崇仲仁者，并已表示除孝若外，无论何人均可承认，而同会中主张君子爱人以德，除外两张之声浪亦日高，因此决定舍去两张。”[18]
而其他议员亦各自提出不同的主张，议员胡震主张除两张外，“另由各属各推一第三者，俾使大家互选”，议员杨懋卿同意胡震之主张，但“主各属多推一二位”，议员蔡钧枢起而反对此说，谓“南北两张，已争至今日，不能解决，倘各属多有一目的人，恐纠纷不易了”，声言“议员皆有被选为议长资格，按法律说不能将何人除外”， 庞振乾则谓：“二张除外，多数认为有益会务，可解纠纷，现在只能就事实言，不能再谈法律”；龚廷鹗称：“若要除外，恐将来各属所提之人，必多明争暗斗，更要闹得不了”；杨成也认为：“二张不成问题，当然提出第三者”，但应“请各属推举监察人，以便投票时纠察一切。”[19]
从上述各议员主张不难看出，对于议长选举问题，已多不再坚持“二张”，而且也逐渐认同选举第三人来担任议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内部就议长问题达成一致，因为在选举何人、选举方式、派别利益等诸多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且由利益冲突所产生的派别纷争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得事态逐渐失控，进而引发了议会秘书课员叶立民君自戕尸谏的悲剧。
三、自戕尸谏，事态加剧
在议会内部仍在为议长问题继续争执不休之际，却传来前江苏咨议局省议会秘书处一等课员叶立民，因激愤议会争长不休而仰药自尽的噩耗。叶氏所留遗书内容无一不表达出对此届议会的极度失望与愤懑之情：“本届会期争选议长，竟然各树一帜，党同伐异，开会至今，已五十日，议长尚未选出，自问良心，何以能代表人民，金钱谣诼，道路喧传，内幕重重，莫明真象，非但固执己见，纠纷不已，甚至推波助澜，愈演愈剧，互相争持，任情操纵……立民亦江苏人民一分子，与其丧失人格，觑然苟活，宁愿牺牲个人之生命，依然而死，为吾苏三千万人民争存人格，怀杀身成仁之恉，秉匹夫有责之言，万不获己，陈尸以谏，议员诸公，具有天良，尚翼鉴察愚忱，大觉大悟，捐除意见，共趋正轨，一致进行，速选议长，为江苏人民保存人格，为江苏议会维持名誉。”[20]从这封绝笔信中，不难感受到叶立民君当时的悲愤心境，对议会因议长选举而生出的金钱政治，朋党之争及互相攻讦的乱象由失望而绝望，由绝望而自戕，不惜杀身谏言，与当时议员因金钱而不惜出卖自身人格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对于叶立民自戕谏言之举，一时间议员有所震动，多“深自忏悔，想出种种救济方法”尽快选出议长，以“慰叶君于地下”。叶立民之灵柩也按其生前遗言，“置于议会东首苏州公寓隙地，由各属议员为之搭盖席棚，以便议长举出开会追悼表示”[21]。在叶立民自戕之后，江苏省议会迅即召开议长选举会议，一方面与叶立民遗尸谏言警示刺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常会期迫，议员担心在常会期内无法选出议长而遭受更大的舆论压力不无关系。然而，在接下来的议长选举中，先前渐趋一致舍弃二张，另选第三人的主张却又险些无法达成。
11月25日，议会中除“二张”派之外的第三派已渐居多数，并“拟定任桂森蔡璜为为候补议长”，且“已得多数同意”。然而，支持张孝若的金陵俱樂部却“痛恨第三者之势，一面暗由季某到处破坏，而于内部之事，并不令张（孝若）与闻”。结果，在选举中“张孝若得六十票”，而此前呼声甚高的任桂森却“得三十三票”，双方都因未达法定票数而落选。其后，就在议会秘书正欲宣布皆不足数之时，南张派“议员赵雪、屠方即由东西两面奔至台上，将张孝若之票撕得粉碎”，愤称“自宣言舍去南张，除反对金钱外，绝无何等成见，对于第三者二张并舍之说，尤表示尊重，故今日未投南张一票，乃见发现张孝若票至六十张之多，深恶若辈食言而肥，遂愤而撕之”[22]，第三派议员面对此情形，也宣称：“如北派执迷不悟，即于议会末日，履行辞职之约”。然而，在次日选举中，情形一如其旧，场面极为混乱，仍有选举张孝若数十张票，使“在场之反对派及第三派，亦皆怒不可遏”。之后，“杜廷萤赵雪屠方等，又相继登台，将选举票撕作纷纷蝴蝶舞”，而彼时“旁听席大声喝彩，场内秩序遂乱，游民与学生又相骂，嘲谑之声，不堪入耳”[23]，场面纷扰不堪，议长选举又不欢而散。
11月28日，距离常会期结束时间已所剩无几，议长仍未选出，面对此紧迫局面，包括反对派及第三派议员不得不取妥协立场，只求北张派不再投张孝若之选票，至于第三者为何人，则不再强求。而金陵俱乐部在面对诸多议员反对张孝若出选议长的情况下，不得已又推出议员徐果人作为张孝若的替身。此前，金陵俱乐部的金钱政治也收到了效果，接受政治献金的议员们对南张派及第三派等反对派的指责也不置可否，谓“他们要名，我们不是要死了么，横竖不要脸，钱已拿了，若不照俱乐部意思做，恐怕宣布我们拿了钱数目，那怎么好，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如就举徐果人算是消差罢”。此时，“反对派见人心已死，无可挽回，且第三派除少数清白外，余亦多染铜臭，声明如不投张孝若，即不过问”。结果，金陵俱乐部的徐果人以“六十六票当选”[24]。这场因选举议长争执长达两个月的闹剧，至此告一段落。 四、余论
纵观此次议长选举纷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议会内部派别之争、学潮运动，叶氏自戕，可谓是坎坷起伏，一波三折，反映出民国时期江苏政治民主化的艰难演进。自1906年清政府宣布“筹备立宪”，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具有代议性质的议会。应该说，这是近代中国议会制度的初次实践，也昭示着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于江苏省而言，自中央下谕之后便迅即响应，成立了咨议局，制定并颁布了咨议局各项章程、选举规则及议事制度，其响应之快，制度之完备，运作之流畅，颇具近代议会民主精神。一时间，江苏省咨议局被视为各省楷模之典范。不过，在随后因江苏省咨议局分合问题上所引发的争端，却反映出江苏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江苏地处江南富庶之地，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每年向中央政府上缴的赋税位居各省之冠。因此，朝廷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特将江苏分为苏、宁二属，划拨“苏属学额为六十六名，宁属名额为五十五名”[25]（p.670），以示恩赏优恤之意。这在当时各省份中属独一无二之举。而咨议局选举额数同样是按照清廷所分配的学额来划定。然而，由于两属名额数不均，导致苏、宁两属咨议局在分合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宁、苏两属议员为咨议局设在南京还是苏州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议员为此事纷争不已，多抱地域之见，但由于当时多数咨议员仍主在宁，且总督也认为咨议局若分两局，实属不便。最后在上报宪政编查馆后，以“复准合设在宁”而平息了这场纷争。参见《论江苏咨议局不可不合上篇》，（上海）时报，1909年1月13日，第一版；《江苏咨议局近闻》，（上海）时报，1909年6月10日，第二版。。此事后来虽经宪政编查馆出面得以解决，但却为民国之后江苏议会政治的发展留下了隐患。时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孟森和杨廷栋对此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苏自咨议局章程法部以后，江南北几有划分两省之势力……或以为咨议局现分久之，自能使一切行政俱不截然成两省界畔。岂知江南北各止四府一二州，凭空劈分为二，以小团体作小结构、负担小义务，主张小权利，二十一省无所变动，独我江苏受众建力小之祸，将来有所设施，不得与于各行省之列。”[26]（p.110）从孟、杨两位议员的这番话中不难看出，两属议员因名额分配所产生分合问题的论争，进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南北分立的趋势，对之后议会政治发展过程中地方主义势力的膨胀，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若是从更深更广的层面来看，不难窥视引发此次议长选举风波的深层原因。清末，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以来，议会政治便登上历史舞台，展示出非比寻常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当选议员多具传统功名士绅和具有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因此，当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与西方议会精神结合之后，使得咨议局颇具近代民主气息。监督督抚，表达公意，反映舆情，体现出近代议会民主制度朝气蓬勃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舶来品的议会制度，在“嫁接”到传统王朝体制之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不得不面对“水土不服”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时任朝廷御史的欧家廉对于在谘议局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贿选现象时，不禁发出强烈质疑：“十金买一票，百金买一票，运动选举，何足为议员。以私利而托公议，以一二人之意而冒全体之名，何足为代表”[27]（p.356），表达了其对议会政治能否在中国顺利践行的疑虑。自民国肇建后，受时代急剧转型与袁世凯、张勋复辟等影响，清末议会精神所彰显的道德价值，在纷乱不已的时局中被逐渐抽空瓦解，前此共同秉持的民主信仰和价值追求，又分裂为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并由此相互结社结派，相互冲突，自我异化。而议会内部又因地方主义衍生出的朋党政治，金钱政治肆意横行，扰乱了议会政治模式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本应反映公众舆论、民意诉求的议会却反被社会舆论所抨擊，议会被视为谋利的工具，其“公权”被“私利”侵蚀殆尽，丧失了表达民意的功能与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清末咨议局所勃发的民主精神不仅未能延续，反而在现实的利益面前隐然消退。这场风波虽由议长选举而引发，但实质却是现代化民主制度，在遭遇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重重阻碍之后出现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又成为民国时期议会政治陷于困境的真实写照。
[参 考 文 献]
[1]苏议会之第一次谈话会[N].申报，1921-10-05（11）.
[2]苏议会之第二次谈话会[N].申报，1921-10-06（11）.
[3]张孝若致苏议会辞职书[N].申报，1921-10-07（11）.
[4]苏议会之争长潮[N].申报，1921-10-08（11）.
[5]苏议长问题仍未决[N].申报，1921-10-12（10）.
[6]苏议会第三次谈话会[N].申报，1921-10-09（10）.
[7]张一麐致省会电[N].申报，1921-10-23（11）.
[8]苏议会之争长潮（二）[N].申报，1921-10-10（10）.
[9]苏省会争长潮之反响[N].申报，1921-10-15（14）.
[10]苏省会争长潮之电音[N].申报，1921-10-19（14）.
[11]苏省会争长潮中之争论[N].申报，1921-10-18（14）.
[12]苏议会之争长潮（七）[N].申报，1921-10-23（11）.
[13]苏议会之争长潮（八）[N].申报，1921-10-25（10）.
[14]苏议会之争长与学潮[N].申报，1921-10-26（10）.
[15]苏议会之争长潮（九）[N].申报，1921-10-27（11）.
[16]苏议会之争长潮（十）[N].申报，1921-10-28（11）.
[17]苏议会之争长潮（十三）[N].申报，1921-10-31（11）.
[18]苏议会之争长潮（十六）[N].申报，1921-11-04（10）.
[19]苏议会争潮渐缓和 [N].申报，1921-11-11（11）.
[20]尸谏苏议员之遗书发表 [N].申报，1921-11-24（11）.
[21]苏议会纪事[N].申报，1921-11-26（11）.
[22]苏议会之争长潮（十八）[N].申报，1921-11-27（12）.
[23]苏议会之争长潮（十九）[N].申报，1921-11-28（11）.
[24]苏议会纪事 [N].申报，1921-11-30（12）.
[2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张謇全集：第1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作者系安阳师范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