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的“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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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诫子书》
  
  翻阅着滕代远给儿子们的几十封亲笔家书,不禁使人联想到三国蜀汉政治家诸葛亮的《诫子书》。是啊,从古至今,凡是父母,都怀揣着“望子成龙”的梦想,对子孙言传身教,谆谆嘱咐,声声告诫。滕代远和天下的父母一样,他那一封封力透纸背的家书,字字句句彰显出这位开国元勋的深深舔犊情和拳拳报国心。
  滕代远有五个儿子,长子滕久翔,次子滕久光,三子滕久明,四子滕久耕,五子滕久昕。
  
  长子滕久翔要求在北京安排工作,滕代远婉言拒绝,并告诫:不要打着我的牌子,给国家增添麻烦
  
  久翔儿:你十一月二十三日来信收悉。得知你祖母身体还好,非常高兴。你要切记离京时我对你说的话,不要打扰地方政府,安安心心在家工作,切不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正准备召开全国铁路局长会,不多写了。内有邮票,望你注意!
  父字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这是共和国首任铁道部长滕代远于1950年12月20日写给长子滕久翔的一封信。
  滕代远17岁时,由父母包办,和比自己大四岁的农村妇女谭红玉结婚,次年生下长子滕久翔。从1923年外出求学、参加革命开始,直至全国解放,他从未回过故乡——湖南省麻阳县下玳瑁坡村。
  1950年9月的一天,警卫员杨万聚接到铁道部办公厅的一个电话,说从湖南麻阳县来了一个青年,自称是滕部长的大儿子,请示如何处理。杨万聚立即向滕代远作了汇报。
  滕代远对儿子千里来京寻父,颇感意外,他对杨万聚说:“我在湖南麻阳老家确实有一个儿子,算起来已经28岁了。我参加革命离开家时,他才一周岁。整整27年啦,我从来就没有回过老家,见了面也不认识。”他思考一番后又说:“全国刚解放,社会情况很复杂。咱们慎重一点,我先不见他的面。你把他领回来安顿到值班室,叫杨静波秘书代我先问问情况。”
  于是,一场“认子考试”在值班室开始了。杨秘书手里拿着滕部长亲手写的“考题”,询问了出生时间、亲人姓名、家里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门口有几个岩擂钵、石阶有几级。久翔对答如流,一点不差。“是久翔!”滕代远确认来人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认下了自己的长子。
  滕代远留久翔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头几天,警卫员杨万聚陪着久翔游览了天安门、故宫和北海。滕代远也尽量抽时间和久翔聊天谈心,还带他参加一些活动。
  “十一”国庆节那天,滕代远领着和林一结婚后生的三个儿子,陪着久翔到颐和园游玩了一天。父子五人还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一起合影留念。照相完毕,滕代远交代儿子:“过几天回老家,把这张照片帶回去,给奶奶看看。”久翔一听父亲要他过几天回老家,便央求说:“爸爸,我在麻阳搞农会工作,没得啥子意思。您现在是中央的铁道部长,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吧!”滕代远想了想,耐心地对儿子说:“按父子情分,我应该在北京给你找个事情做,但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的权利,即便我当部长也不能例外啊。”久翔一听,赧然低头,沉默不语。“伢子,你上有奶奶,下有儿子,还有堂客,不能把这副担子扔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呀!你应该回去,安心在老家,替爸爸给奶奶尽孝。”
  父亲的一番话,在久翔的脑海里翻腾了好几天,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老家。
  久翔临走时,父亲反复告诫:“家里有困难,自己克服,或者写信告我。不要打我的牌子,给国家增添麻烦。在农会工作要老老实实,不要脱离群众。”父亲还送给他一个大布包,里面装着一些旧衣服,并对他说:“里面有一根皮带,是我在井冈山打仗时用过的。现在送给你,希望你像我当年那样,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1955年,久翔的家乡建立了初级社。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因为没有劳力挣不到工分,基本口粮都吃不上,加上奶奶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生活穷困到了极点。无奈之下,久翔再次将家里的困难写信告诉了父亲。
  家中有难,父亲心焦。滕代远和林一慨然允诺,每月从两人的工资中挤出30元,寄给年迈的老母和战乱中离散的前妻。从1955年到1961年,月月按时邮寄,一分不少。
  从此,父子感情越来越深。每隔几年,久翔都要去探望父亲,每次都要带上父亲最爱吃的腊猪肉、腊狗肉和腌制好的红辣椒。三年困难时期,久翔得知父亲和弟弟们每天吃黑窝窝头,一点肉都吃不上,就把自己家养的猪杀了,腌制成腊猪肉,邮寄到北京。几个弟弟见了,高兴得直拍手,夸赞:“老家的肉好吃,大哥真好。”
  滕久翔牢记父亲的教诲,自始至终生活在麻阳县。他先后在县农会当干事、县文教科任副科长、县水电站任站长、县木材公司任副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直至退休,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二儿滕久光在八一小学读书,滕代远令其改名转学,告诫:一定要走出高干子弟的小圈子
  
  滕久光,1943年1月13日出生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是滕代远和林一婚后生的第一个儿子,排行老二。那时,烽烟四起,遍地兵燹,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时期。滕代远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林一在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派遣科任科长。两人都顾不上照管孩子,怎么办?实在无法,只好把久光寄养到当地老百姓的家里。
  1949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奉命从石家庄迁至北平。滕代远部长和全家跟随进京。进城不久,滕代远夫妇就把六岁的久光和四岁的久明送进了刚刚迁到北平的荣臻小学幼儿部学习(后改名“八一小学”,现为北京八一中学)。
  警卫秘书卜占稳负责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星期六下午从学校接回来,星期一早上再送回学校。一天,他带着小车去八一小学接人,正碰上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接朱总司令的孙女。“老卜,你们的车上再坐两个人行吗?”“行。”卜占稳感到奇怪,反问:“你们为什么不来车?”“朱总司令不允许用公车接孩子,怕影响不好。”小车快驶近中南海时,朱老总的警卫员连忙叫停住车 ,一边下车,一边说:“你们不能送我们到家,让总司令知道了,非挨训不可。一会儿,我骑个自行车来把她带回去。”
  卜占稳接孩子时,还碰到一件事。在八一小学的院子里有三个学生在吵架。第一个是某局长的孩子,他说:“我爸爸是局长,有专车。”第二个是某部长的孩子,一听,很不服气,“你爸爸是个局长算老几?我爸爸是部长,坐‘吉姆’车,管着你爸爸,你爸爸得听我爸爸的”。 第三个是某副总理的孩子,听后更不服气,“你爸爸是部长算什么?我爸爸是副总理,坐大‘吉斯’车,你们俩的爸爸都归我爸爸管”。
  卜占稳把这两件事告诉了滕代远。滕代远听后悚然心惊。看来,两个孩子长期生活在高干子女的小圈子中,对成长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他和林一商量,作出了两条决定,一是立即停止用公车接送孩子,改用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把公车私用的汽油费全部交清;二是把孩子们转到附近的普通小学,让他们脱离高干子女的小圈子。滕代远说:“还是让他们到普通学校去读书,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好。把他们的名字改了,不能暴露是我滕代远的儿子。今后,孩子们无论干什么,家庭出身只能填写‘职员’,不准填写‘革命干部’。”
  很快,滕久明改名换姓叫“林小明”,转到东城区新开路小学读书了。
  至于滕久光怎么办?滕代远和林一商量了几次,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叫他离开北京,离开父母,送到卜占稳秘书的老家河北唐县的一个山区去锻炼。
  就这样,滕久光改名“刘小林”,到农村去了。后来,因为上学不方便,就让孩子带着户口轉到黑龙江依兰县的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劳动。这期间,滕代远虽然工作十分繁忙,总要抽出时间亲自给孩子写信,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好学习,参加劳动。
  滕代远在一封信中写道:“一定要去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要走出干部子弟的小圈子,把自己变成工农兵的普通一员。”
  整整过了三年,滕久光才被接回北京,转学到北京25中读书。
  
  三儿滕久明报考哈军工,求父亲写信,滕代远却说: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努力
  
  1965年6月的一个傍晚,北戴河的海滩格外宁静。滕代远和林一、卜秘书,沐浴着凉爽的海风,在柔软的沙滩上边走边聊。
  卜秘书发现,滕部长自从党中央批准离职养病以来,今天的心情最好,不由得想起滕久明最近从北京给他的来信。久明在信中说,他正在迎战高考,填报的志愿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想请父亲给院长刘居英少将写封信,走走后门。
  卜秘书趁机说:“首长,小明给我说过,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想求您给学院的刘居英院长写封信。”
  林一心里清楚,刘居英将军是滕代远的老部下,他俩曾在一起工作多年,只要写封信,刘居英不会不照顾。孰料,滕代远淡然说道,“居英同志是我的老部下,但这种信我不能写。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
  对于求父亲写信之事,久明原先也没抱太大希望,现在遭到父亲拒绝,只好背水一战!
  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滕代远在北戴河听到这个喜讯,于1965年8月21日给久明写了一封信,并抄录了陈毅元帅1961年7月送儿子上大学时写的诗《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姗》,并一再叮嘱:“这是我们对你的希望。你是咱们家第一个进大学的,一定要好好学习。”“要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在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找对象。”
  1969年3月,我国东北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把中苏两国的关系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为了应对战争,沈阳军区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招收了一批在校大学生学员,从事情报工作。滕久明通过了专业考试,走上了情报工作的岗位。
  睽隔一方,没有自由。天天面对无线电报文,密码破译犹如大海捞针。滕久明感到在隐蔽战线搞情报工作,复杂多变,枯燥无味。他把自己的心情写信告诉了父母。
  1969年12月4日,滕代远给儿子复信鼓励:“你的工作我是知道重要的,党和毛主席是很重视的,是很感兴趣的。1931年元月,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缴获电台和报务人员后,由毛主席亲自工作,建立了红军的电台和对空的工作,在延安才扩大到对国际方面,首先对日寇方面的天空侦察工作。望你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和指示,天天熟读外文,专心研究技术,要大大增加工作的兴趣,这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贡献!要当一辈子的革命战士!当一辈子的无名英雄!也就是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1970年3月15日,久明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广东从化看望父母。当谈到在部队的情况时,滕代远问儿子:“你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呢?”“当参谋。”儿子十分得意地回答。
  滕代远一听,并没有为儿子的这种“进步”而高兴,反而批评说:“你这个大学生,连兵都没有当过,能当好参谋吗?我看你应该到连队去当兵。不要想靠父辈的余荫达到步步高升的目的。”
  久明接受了父亲的意见,回到部队就给组织上写申请报告,要求去连队锻炼。部队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在下连当兵期间,参加了部队的野营拉练、夜训和冬训,自觉磨炼,吃苦耐劳,培养了顽强刚毅的军人素质。他在军旅生涯中,种过水稻,收过麦子,刨过大粪,烧过砖,盖过营房,修过铁路路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四儿滕久耕在西北大漠深处当兵,滕代远教育他:做普普通通的人干实实在在的事
  
  1968年2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漠深处,茫茫戈壁,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只有驼驼刺在寒风中摇曳。
  二十岁的滕久耕怀抱一腔热血参军来到这里,可是,一踏上这片荒芜土地,心就像灌进寒风一样凉了半截。他甚至想,在这个鬼地方翻开军旅生活的首页,是不是太残酷了?
  他在入伍后给父母的第一封信中,流露出一肚子的委屈和埋怨。
  滕代远接到四儿的这封信,立刻就写了回信。
  耕儿:你的来信收到,我们很高兴。古人说,“金张掖,银酒泉”,形容它出产大米,很富足。我于一九五四年为修建兰新铁路事,路过张掖。想迄今铁路通车了,各种建设必定增多了,人民生活较前更好了。就是靠近沙漠地区,气候变化不定,棉衣不能离身,望注意,不要感冒、生病。当兵首先要服从命令,守纪律,兵爱兵,兵爱官,官爱兵,兵爱人民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尤其要好好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夜间演习,紧急集合,长途行军,(要有)马上参加战斗,同敌人拼刺刀,英勇的(地)杀敌人的思想(准备),养成战斗作风。向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学习,交知心朋友。把我布衬领送你二条……愿你锻炼成钢,身体健康!
   父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
  久耕被父亲的苦口婆心感动了,他开始认真阅读应征入伍时父亲送给他的《雷锋日记》。
  久耕在荒芜人烟的西北,一干就是十五年,留下了十五张立功受奖登记表。群众都称赞他是“活雷锋”。1978年他被国防科工委授予“学雷锋先进干部标兵”,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此时改名滕耕耕)。
  
  五儿滕久昕请同学吃西餐,滕代远严厉批评,告诫他:万不能挪用公款、贪污浪费
  
  1970年,五儿子滕久昕应征入伍,当上了一名铁道兵战士。
  次年9月,部队首长派他到北京出差。当他欢天喜地跑回家时,父母都外出离开北京了。几位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他回来了,都跑来叙旧,为他接风洗尘。为了感谢同学们盛情款待,久昕临走时,在莫斯科餐厅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花了六七十元钱,这在当时来说,相当于一个连级军官一个月的工资。
  得知此事,滕代远心中一震。他想:一个刚入伍的战士,一个月的津贴费才六元,哪来的六七十元积蓄?既然是因公出差,有可能挪用了公家的出差费。如果真是如此,问题就严重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滕代远决定抓住这个典型,举一反三,教育几个儿子。他立即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给儿子寄去60元;二是给久昕部队的领导写信,主动承担教育失职之责,并请部队领导对其儿子严肃批评教育;三是给几个儿子写信,通报此事,引起全家人的警惕,并要求他们一起帮助教育弟弟。
  滕代远在给久昕的亲笔信中写道:“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同时,他还严厉要求小儿子写出检讨,认识不到位,检讨不深刻,决不让过关。
  1971年10月11日在给二儿子的信中说:“久昕因事到北京住了几天,到苏联饭馆(莫斯科餐厅)吃西餐,到全聚德吃烤鸭。我要他今后注意,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不知道。好像借公款二百元,用了六十元,我已送他六十元归还公家。万不能挪用公款、贪污浪费。”
  滕久昕接到父亲的来信,思想一时想不通,特别是对信中写的“挪用公款”、“贪污浪费”、“被糖衣炮弹打中了还不知道”等一些说法接受不了。他认为父亲是“小题大作”、“上纲上线”。
  紧接着,几个哥哥都来信帮助他认识这个问题,部队首长也和他谈心。与此同时,他反复读《雷锋日记》,逐渐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有了认识,并把这件事发生前后的思想状况,如实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寄给了在广州从化的父母亲。
  滕代远看了以后平静而泰然,在他的思想汇报上用毛笔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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