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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建党8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华东六省一市中共党史学会在南昌举行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党史学会会长、论文作者等与会代表近50人，提交大会学术论文44篇，会前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苏多寿，著名党史专家马洪武、唐培吉等主持大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沈谦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毛智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大会致词。南京大学教授马洪武、山东省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玉玺、福建省宁德市委党校副教授刘雄、同济大学教授张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卫平、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周延胜、漳州市委党校教授何池、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张云、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南昌大学副教授刘金菊、福建省委党校教授蒋伯英，南昌大学教授刘勉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莲英等13人，先后在大会上就自己的论文或即席选题，做了精彩的发言。
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苏多寿做会议总结。他指出：“这次会议得到了华东各省市党史学会的高度重视。在建党85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来江西召开这次学术研讨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高度概括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内容丰富，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充分展示了党史工作资政育人，服务现实的功能。”他还对今后继续办好华东片的党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一是要选择好每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体现与时俱进，与现实结合的要求；二是各省市党史学会要组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参会，体现华东党史学术研究资政育人，服务现实的要求。这样，就能不断提高我们华东地区党史学术研究的水平。”
参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44篇论文，展示了华东地区党史界最新的学术成果，大体包括了长征精神、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执政能力建设、党的科学观的历史考察、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考察、党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方面的内容。下面，笔者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长征精神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参加研讨会的关于长征精神的论文比较多，对于长征有关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
第一，对于长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过程的考证。对于长征的意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他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与会代表没有停留在已有的观点上，而是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长征意义的阐述出发，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和当今现实需要来理解和阐述长征精神，成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特点。著名党史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在他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一文中强调，长征精神不仅是长征胜利的精神支柱，也是今天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源泉。他认为，要学习与发扬长征精神，首先应从长征的历史实践中去体会、理解。他把中央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长征出发至突破四道封锁线（1934年10月——12月），第二阶段为冲过湘江后到遵义会议（1934年12月——1935年1月），第三阶段为遵义会议后到与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6月），第四阶段为懋功会师到胜利抵达陕北（1935年6月——10月）。他结合当今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要求，在概括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表现，是井冈山精神的升华。他在谈到长征精神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长征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育下一代新人的根本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思想基础。
第二，留守红军对于长征的策应研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动向。过去，直接研究中央红军长征有关问题的文章居多，这次研讨会，论文作者从多方位多角度来探讨长征有关问题，涉猎到“闽东苏区对中央红军长征客观上的战略策应”、“推进师在策应主力红军长征中的作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西”等内容。这些文章，分别从各个层面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各方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协调前进的战略行动。同时表明，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与苏区留守红军的策应是分不开的。这些分散在苏区各地的红军留守游击队，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力量的大小，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宁德市委党校副教授刘雄在《闽东苏区对中央红军长征客观上的策应》一文中指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全面被动之际，革命斗争却异军突起的闽东苏区，不仅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在其后的全国革命斗争中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仅对中央红军长征的作用与贡献而言，闽东苏区军民曾直接援助、支持了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奏的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战略行动；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全面被动，至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基本扭转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局面之前的这段最艰苦时期，由于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的异军突起，成立了全国最后一个苏区——闽东苏区，并紧紧地拖住了国民党正规军六个师及地方保安团约十万兵力，因而虽间接却相当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类似这样从多方面多角度考察长征胜利的历史原因的文章，彰显出党史研究者的新视角和新探索。
第三，长征途中有关历史会议、历史人物和历史地位的考证。著名党史专家、江苏党史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马洪武，在面对过去71年的遵义会议已经有了的千百种著作和论文出版的情况下，针对就“遵义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他对“遵义会议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什么选举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又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只是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后，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何时何地如何产生的？”“毛泽东何时被确立了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等诸多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通过大量的史实，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让与会者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同济大学教授张劲，考证“扎西会议”的重要性，通过毛泽东“而今迈步从头越”诗句，来印证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的新观点。该文指出：“扎西会议不仅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决定在全党全军传达决议精神，而且，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变换和政治局常委的明确分工，以及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军事决策，已经充分表明了扎西会议的重要地位和对于毛泽东领导生涯的深刻意义。”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郑先富关于王稼详对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李峻关于毛泽东、陈云等历史人物对于长征的宣传，都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四，关于长征精神的研究。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孕育出来的一种革命精神。它对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承，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副教授郭幼茂等，对于长征精神在新时期培育我军战斗精神中的作用，提出了独到见解。他在文中指出，长征精神造就了伟大的军队，创造了伟大的奇迹，是红军战斗精神的扩展与升华，因而它昭示了过硬的战斗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我军战斗精神的培育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正确的方向，赋予了新时期培育我军战斗精神的基本内容。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提出了长征胜利的一个新观点：《思想和谐——长征胜利的另一重要保障》。他指出，思想和谐在长征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我党积极宣传遵义会议精神，开展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教育，进行团结互助教育，开展群众路线、群众政策、群众纪律和群众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少数民族政策教育和少数民族宣传工作等，通过这些工作，把党内外、军内外等各种积极因素充分发挥调动起来，创造出高度的思想和谐、精神统一和行动协调的局面，形成了不可估量的革命合力，保障了长征的最终胜利。长征所创造的思想和谐理念和实践，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历史考察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历史考察，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亮点。过去的党史学术研讨会很少有这方面的论文，这次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沈谦芳、上饶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卢水平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历史考察》一文，开拓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该文准确把握党的科学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从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入手，到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中国化的形成，再到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科学观、谱写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新篇章，最后是江泽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时期开辟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新境界，全文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历史感强，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科学，运用科学观指导革命实践和建设的高超策略和明智之举，并通过论证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发展历程是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奋斗历程，进而提出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全面看待科学，崇尚科学，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启示和作用。这就是：首先，我们要全面看待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协调发展；我们要崇尚科学，在全社会大力形成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的社会风气；我们要加强自主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的文章，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之一。山东省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玉玺、山东省威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栾量海、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周平、合肥炮兵学院高光智、浙江大学徐琳、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万建强、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主任李云等，分别就建国初期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两个特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局部执政的经验及启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们的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一是，我们党从执政党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从而保证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是，坚持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加快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生命所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关键。三是，党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提出以陕甘宁边区作为“试用区”，颁布边区政府的执政方略，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推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选举制度，建设民主政权，倡导依法执政，并初步建立了一套政权监督制约机制。四是，我们党经历了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苏维埃政权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执政尝试，在党的执政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时期的政权建设坚持民主建设，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使根据地成为民主政权的模范；这时期的经济建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根据地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时期的社会建设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时期的军事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的原则，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时期的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团结统一。五是，总结了中央苏区时期党执政的实践和历史经验。其执政实践主要可归纳为：建立红色政权，实行民主执政；注重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执政；大力倡廉反腐，实行廉洁执政；构建和谐社会，实行为民执政；其执政的历史经验可主要归纳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宗旨，必须坚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执政精神，必须坚持民主监督、优化执政环境。六是，党为了体现工农当家作主，争取最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的斗争，党在中央苏区突出抓了民主政治建设，以巩固执政的政治基础，巩固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军事基础，巩固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经济基础，巩固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组织（社会）基础。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走向完全统一。
四、关于苏区人权建设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虽然数量较少，但极具代表性。江西省委党校教授罗慧兰，毕其研究国家课题《苏区人权建设研究》之功力，写就一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权的捍卫者》的重要论文，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权建设的成就，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一是法制是实现人权的可靠保障。论证了在革命战争年代，“苏维埃立法内容之丰富、涵盖之广泛、条例之细致、执法之严格、法律水准之高是罕见的”。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论证了“具体落实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教育权利、妇女权益和社会权益的保障上”。充分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说明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苏维埃运动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争人权、争自由的奋斗历史”。在阐述这一论题时，罗教授辩证地看待苏区人权建设，指出其取得卓著成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局限性。苏区人权建设的研究，也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亮点。
五、关于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上述几个方面比较集中的内容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研究。华东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齐卫平，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永恒课题，需要通过实践和创新，使之具有历史延续的动力和穿越时空的效果”的观点；福建省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林慧冬，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核心”的观点；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周延胜，提出了“先进性是执政党永久的合法性”的观点；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杨绍琼，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员主观世界改造的根本途径”的观点，等等。这些，对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二是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莲英、上海物流集团刘敏，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时期井冈山精神的弘扬”的命题；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处处长、《党史文苑》杂志主编梅宏，对“党章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统一性”进行了研究。三是关于井冈山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邹耕生对此具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从革命力量与游民无产者，革命力量与反革命营垒中的个别集团建立统一战线；从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政策，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中产阶级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证。四是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探索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井冈山学院副教授罗建青、教授李忠等，对此进行了探索。五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等问题的探讨。南京人口学院教授崇庆余、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陈金庞、南昌大学副教授刘金菊等对此进行了研究。
除上述提交大会论文的观点外，还有不少党史专家学者在大会即席发言。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党史学会会长、福建省委党校教授蒋伯英，就当前党史教育、党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评述，针对“淡化党史教育、取消和合并党史教育职能部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党史教育不应当削弱甚至取消，而应当加强；党史研究不应当淡化，而应当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观点；江西省党史学会副会长、南昌大学教授刘勉玉，就“长征的原因和准备”问题，从政治上、经济上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长征的战略转移是“有准备但准备不足”，“长征与三年游击战争是两件紧密相联系的大事”等观点。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给与会人员以重要启迪。
由于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加之笔者水平所限，以上综述可能挂一漏万。总之，这次学术研讨会学术氛围浓，成果丰硕，开得非常成功，并确定下一届华东地区的党史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井冈山精神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华东地区浓厚的党史研究氛围，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党史研究上新的水平。○
责任编辑 张荣辉
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苏多寿做会议总结。他指出：“这次会议得到了华东各省市党史学会的高度重视。在建党85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来江西召开这次学术研讨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高度概括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内容丰富，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充分展示了党史工作资政育人，服务现实的功能。”他还对今后继续办好华东片的党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一是要选择好每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体现与时俱进，与现实结合的要求；二是各省市党史学会要组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参会，体现华东党史学术研究资政育人，服务现实的要求。这样，就能不断提高我们华东地区党史学术研究的水平。”
参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44篇论文，展示了华东地区党史界最新的学术成果，大体包括了长征精神、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执政能力建设、党的科学观的历史考察、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考察、党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方面的内容。下面，笔者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长征精神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参加研讨会的关于长征精神的论文比较多，对于长征有关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
第一，对于长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过程的考证。对于长征的意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他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与会代表没有停留在已有的观点上，而是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长征意义的阐述出发，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和当今现实需要来理解和阐述长征精神，成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特点。著名党史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在他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一文中强调，长征精神不仅是长征胜利的精神支柱，也是今天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源泉。他认为，要学习与发扬长征精神，首先应从长征的历史实践中去体会、理解。他把中央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长征出发至突破四道封锁线（1934年10月——12月），第二阶段为冲过湘江后到遵义会议（1934年12月——1935年1月），第三阶段为遵义会议后到与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6月），第四阶段为懋功会师到胜利抵达陕北（1935年6月——10月）。他结合当今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要求，在概括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表现，是井冈山精神的升华。他在谈到长征精神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长征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育下一代新人的根本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思想基础。
第二，留守红军对于长征的策应研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动向。过去，直接研究中央红军长征有关问题的文章居多，这次研讨会，论文作者从多方位多角度来探讨长征有关问题，涉猎到“闽东苏区对中央红军长征客观上的战略策应”、“推进师在策应主力红军长征中的作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西”等内容。这些文章，分别从各个层面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各方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协调前进的战略行动。同时表明，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与苏区留守红军的策应是分不开的。这些分散在苏区各地的红军留守游击队，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力量的大小，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宁德市委党校副教授刘雄在《闽东苏区对中央红军长征客观上的策应》一文中指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全面被动之际，革命斗争却异军突起的闽东苏区，不仅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在其后的全国革命斗争中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仅对中央红军长征的作用与贡献而言，闽东苏区军民曾直接援助、支持了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奏的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战略行动；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全面被动，至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基本扭转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局面之前的这段最艰苦时期，由于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的异军突起，成立了全国最后一个苏区——闽东苏区，并紧紧地拖住了国民党正规军六个师及地方保安团约十万兵力，因而虽间接却相当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类似这样从多方面多角度考察长征胜利的历史原因的文章，彰显出党史研究者的新视角和新探索。
第三，长征途中有关历史会议、历史人物和历史地位的考证。著名党史专家、江苏党史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马洪武，在面对过去71年的遵义会议已经有了的千百种著作和论文出版的情况下，针对就“遵义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他对“遵义会议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什么选举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又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只是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后，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何时何地如何产生的？”“毛泽东何时被确立了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等诸多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通过大量的史实，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让与会者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同济大学教授张劲，考证“扎西会议”的重要性，通过毛泽东“而今迈步从头越”诗句，来印证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的新观点。该文指出：“扎西会议不仅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决定在全党全军传达决议精神，而且，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变换和政治局常委的明确分工，以及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军事决策，已经充分表明了扎西会议的重要地位和对于毛泽东领导生涯的深刻意义。”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郑先富关于王稼详对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李峻关于毛泽东、陈云等历史人物对于长征的宣传，都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四，关于长征精神的研究。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孕育出来的一种革命精神。它对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承，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副教授郭幼茂等，对于长征精神在新时期培育我军战斗精神中的作用，提出了独到见解。他在文中指出，长征精神造就了伟大的军队，创造了伟大的奇迹，是红军战斗精神的扩展与升华，因而它昭示了过硬的战斗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我军战斗精神的培育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正确的方向，赋予了新时期培育我军战斗精神的基本内容。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提出了长征胜利的一个新观点：《思想和谐——长征胜利的另一重要保障》。他指出，思想和谐在长征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我党积极宣传遵义会议精神，开展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教育，进行团结互助教育，开展群众路线、群众政策、群众纪律和群众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少数民族政策教育和少数民族宣传工作等，通过这些工作，把党内外、军内外等各种积极因素充分发挥调动起来，创造出高度的思想和谐、精神统一和行动协调的局面，形成了不可估量的革命合力，保障了长征的最终胜利。长征所创造的思想和谐理念和实践，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历史考察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历史考察，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亮点。过去的党史学术研讨会很少有这方面的论文，这次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沈谦芳、上饶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卢水平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历史考察》一文，开拓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该文准确把握党的科学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从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入手，到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中国化的形成，再到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科学观、谱写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新篇章，最后是江泽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时期开辟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新境界，全文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历史感强，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科学，运用科学观指导革命实践和建设的高超策略和明智之举，并通过论证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发展历程是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奋斗历程，进而提出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全面看待科学，崇尚科学，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启示和作用。这就是：首先，我们要全面看待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协调发展；我们要崇尚科学，在全社会大力形成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的社会风气；我们要加强自主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的文章，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之一。山东省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玉玺、山东省威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栾量海、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周平、合肥炮兵学院高光智、浙江大学徐琳、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万建强、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主任李云等，分别就建国初期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两个特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局部执政的经验及启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们的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一是，我们党从执政党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从而保证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是，坚持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加快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生命所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关键。三是，党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提出以陕甘宁边区作为“试用区”，颁布边区政府的执政方略，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推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选举制度，建设民主政权，倡导依法执政，并初步建立了一套政权监督制约机制。四是，我们党经历了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苏维埃政权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执政尝试，在党的执政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时期的政权建设坚持民主建设，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使根据地成为民主政权的模范；这时期的经济建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根据地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时期的社会建设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时期的军事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的原则，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时期的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团结统一。五是，总结了中央苏区时期党执政的实践和历史经验。其执政实践主要可归纳为：建立红色政权，实行民主执政；注重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执政；大力倡廉反腐，实行廉洁执政；构建和谐社会，实行为民执政；其执政的历史经验可主要归纳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宗旨，必须坚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执政精神，必须坚持民主监督、优化执政环境。六是，党为了体现工农当家作主，争取最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的斗争，党在中央苏区突出抓了民主政治建设，以巩固执政的政治基础，巩固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军事基础，巩固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经济基础，巩固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组织（社会）基础。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走向完全统一。
四、关于苏区人权建设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虽然数量较少，但极具代表性。江西省委党校教授罗慧兰，毕其研究国家课题《苏区人权建设研究》之功力，写就一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权的捍卫者》的重要论文，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权建设的成就，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一是法制是实现人权的可靠保障。论证了在革命战争年代，“苏维埃立法内容之丰富、涵盖之广泛、条例之细致、执法之严格、法律水准之高是罕见的”。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论证了“具体落实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教育权利、妇女权益和社会权益的保障上”。充分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说明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苏维埃运动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争人权、争自由的奋斗历史”。在阐述这一论题时，罗教授辩证地看待苏区人权建设，指出其取得卓著成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局限性。苏区人权建设的研究，也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亮点。
五、关于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上述几个方面比较集中的内容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研究。华东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齐卫平，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永恒课题，需要通过实践和创新，使之具有历史延续的动力和穿越时空的效果”的观点；福建省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林慧冬，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核心”的观点；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周延胜，提出了“先进性是执政党永久的合法性”的观点；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杨绍琼，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员主观世界改造的根本途径”的观点，等等。这些，对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二是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莲英、上海物流集团刘敏，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时期井冈山精神的弘扬”的命题；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处处长、《党史文苑》杂志主编梅宏，对“党章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统一性”进行了研究。三是关于井冈山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邹耕生对此具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从革命力量与游民无产者，革命力量与反革命营垒中的个别集团建立统一战线；从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政策，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中产阶级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证。四是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探索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井冈山学院副教授罗建青、教授李忠等，对此进行了探索。五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等问题的探讨。南京人口学院教授崇庆余、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陈金庞、南昌大学副教授刘金菊等对此进行了研究。
除上述提交大会论文的观点外，还有不少党史专家学者在大会即席发言。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党史学会会长、福建省委党校教授蒋伯英，就当前党史教育、党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评述，针对“淡化党史教育、取消和合并党史教育职能部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党史教育不应当削弱甚至取消，而应当加强；党史研究不应当淡化，而应当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观点；江西省党史学会副会长、南昌大学教授刘勉玉，就“长征的原因和准备”问题，从政治上、经济上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长征的战略转移是“有准备但准备不足”，“长征与三年游击战争是两件紧密相联系的大事”等观点。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给与会人员以重要启迪。
由于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加之笔者水平所限，以上综述可能挂一漏万。总之，这次学术研讨会学术氛围浓，成果丰硕，开得非常成功，并确定下一届华东地区的党史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井冈山精神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华东地区浓厚的党史研究氛围，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党史研究上新的水平。○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