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家藏的书画时，翻出了王尧教授用藏文书写的条幅。这还是十多年前，王教授在香港大学讲学时，来我家做客赠送的。那次在饭桌上，他提及想推荐我去给港大的佛学研究中心讲课。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心里明白可能性很小。因为主持中心的是一位从内地出来的年轻僧人，尽管他引用我的著作，但不会“引狼入室”的，毕竟这是一份好差事。也许是王教授真碰了壁，后来就和我失联了。
　　认识王尧教授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和北京的几次文化讨论会上相遇，也常听学术界的朋友提起他。1928年出生的王教授是海内外闻名的藏学家，从事藏学研究六十余年。他是江苏涟水人，年轻时曾为共和国的创立奋斗过。解放初重返书斋，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51年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师从于道泉和马学良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自此投身于藏学研究。于道泉是中国现代藏学的开山鼻祖。他倡导“置身庄岳，事半功倍”的治学思想，强调环境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在北平时，于道泉为了跟喇嘛学习藏文，在雍和宫一住就是几年。后来负笈巴黎，他为了迅速通晓法文，就移居不见华人踪迹的地区。王尧恪守老师的教诲，毕业不久就进入贡噶寺，师从贡噶活佛研修藏传佛教。他还搜集﹑翻译藏族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民间戏剧，将西藏最负盛名的训世哲理诗集《萨迦格言》译为汉文，在《人民日报》连载了近两个月。此后他“十进藏区、六访拉萨”， 遍访山川胜迹﹑古剎庙堂﹑农牧宅帐。
　　他的藏语毫无生涩的书卷气，著述却具足深厚的学术功底。王教授的名著《吐蕃金石录》正是酝酿于碑版摩挲与行囊纸笔之间。此外，他的著作还包括《吐蕃简牍综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十余部专著以及数百篇论文。他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授，现在是该校藏学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今天活跃在藏学界的一大批学者都曾受教于王尧教授，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卫荣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谢继胜教授等。他也是最早活跃在国际藏学舞台的中国学者，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波恩大学等近十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连续参加了从第三届至第十届的国际藏学会，在国际藏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
　　和王尧教授真正熟悉起来，是在1994年暑假到了美国以后。有一天，星云大师请我去洛杉矶西来寺吃饭。寺院中人事先告知，同席的有中国大陆来的教授。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王尧。他应邀来美国西来大学教授一门藏语的短期课程。因为以前见过，面熟，所以很快就热络起来。知道我和他都被赵朴初居士邀请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又知道我的大嫂竟是他熟悉的中央民族大学同事，我们的关系更拉近了一步。“独在异乡为异客”，最难排遣的是孤独。只要有空去西来寺，我们都会在一起聊天。聊天中，听到许多王尧教授不愿为外人道的故事。
　　原来王尧教授不仅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藏学家，也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和西藏上层人士沟通的桥梁。王教授与西藏各界民众结下了水乳交融般的情谊，他在藏区曾与多位仁波切亲密交往，并担任十世班禅阿尔德尼·确吉坚赞以及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的翻译秘书。当年毛泽东多次接见这两位西藏宗教领袖时，都由王尧担任藏语翻译。藏族友人亲切地在他的藏名“旺杰”之前冠以“通司”（译者）二字，以表达诚挚的赞许和尊敬。后来的岁月里，王尧教授仍然作为中央政府和西藏上层人士都信任的学者，为维护国家统一默默作出贡献。
　　和王尧教授的重逢是我到了香港后。有一次，和香港名报人罗孚先生聊天，偶然提及王尧。罗先生说，王教授正在香港大学讲学，他俩因都是龙云（云南军阀）公子的朋友而相识，已约好周末聚餐。我就对罗先生说，“这顿饭就让我来请吧。”和王教授在香港重逢，紧紧握手，谈到西来寺一别后各自的经历都不胜唏嘘。酒逢知己千杯少，话犹未尽，我就邀请他改日来家中继续对飲话旧。于是就有了王尧教授相赠藏文条幅的一段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