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版的新书《世界很大，幸好有你》是杨澜1996年的散文集《凭海临风》后，20年来的第二本散文集。我在北京见到杨澜，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写了第二本散文集啊？”杨澜说：“实在太忙，这本书，我都是在旅途中，比如说等飞机的间歇，利用空余的零碎时间写成的。”
　　1997年的夏天，在上海，杨澜的《凭海临风》签售，我记得书店大排长龙，都排到大街上了。为什么我印象那么深？因为我就在书店外，本来要找杨澜签个名的，但看到那么多人，就打了退堂鼓。
　　我在北京才知道，19年前，除了我没有得到签名有点小失落，另一个人也有点难过。他的名字叫吴征。
　　吴征陪杨澜到苏州签售，有一个老太太拉着吴征的手说：“你们的孩子是不是姓杨啊？”吴征说：“我姓吴，我们的孩子当然应该姓吴。”她说：“姓杨好，杨澜比你有名。”
　　吴征特郁闷，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说：“对男人来说，侮辱莫大于此！”
　　但是很快，他就想通了。“但是后来我就习惯了，我觉得一个个子比较小的人可能觉得世界很大，一个体形魁梧的人就会觉得世界很小，但是心可以很大。”在北京希尔顿酒店的发布会上，吴征的深情表白引来阵阵掌声。
　　今年，他们结婚二十年了，相濡以沫，一路走来，也不是没有吵过架，也不是没有磕磕绊绊，但二十年后当儿女长成，他们依旧恩爱。杨澜写这本书，是给吴征的，所以题目是“世界很大，幸好有你”。
　　扉页上，她写下了这样两行字：“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丈夫吴征，纪念结婚二十年一起看世界的日子。”

夫妻争吵是另一种方式的沟通

　　南都周刊：怎么写这样一本书的？
　　杨澜：这本书关于二十年来我看到的那些风景和认识那些人，都是非常精彩的生命，这里面包括了我三次申奥的经历、对女性问和幸福力的看法、参与主办芭比慈善晚宴，我生活中许多重要的阶段和时刻都包含其中。我也写到了我身边的人：我的先生、孩子、父母、婆婆等等，曾经给予我的那些幸福的、悲伤的小事。一开始是想写世界的，越写越往内心走了，就有了“幸好有你”。
　　南都周刊：正好是你们结婚二十年。
　　杨澜：三年前还没有完成这本书的打算，结果正好写完是结婚二十年。在世界上大多数作者都会在出版物上写上这本书献给我的家人，大陆的作家很少这么写，所以这本书我是献给先生的，感谢他二十年的陪伴。
　　南都周刊：你们认识一年左右就结婚了？
　　杨澜：是的，我们算是闪婚，认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庆祝结婚二十年的时候，其实觉得生命中有相互的成就，共同的成长，有很多共同的记忆，婚姻是慢慢生长的。假以时日，你觉得这些事物在不经意之间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南都周刊：你觉得你先生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
　　杨澜：他是很真的人，没有太多的人情世故，所以这点上我觉得他是相当透明、而且有热情、很温暖的一个人，这点太少了，很多时候人们都变得很世故、冷漠，觉得兴趣索然，他永远兴致勃勃。
　　南都周刊：在《凭海临风》的序里，吴征先生说你是个很固执的人，在《正大综艺》巅峰时刻“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执着地要回国，连现成的绿卡都不要，后来有人找你拍广告，开价百万港币，你也拒绝。我觉得在这种固执的背后，其实是对理想的坚持，你的理想是什么？到了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理想？
　　杨澜：每个人可能都要有自己要坚持的事情，固执好也不好，好的方面可能是我比较有韧性，《杨澜访谈录》做了15年，实际上加上杨澜工作室做了17年。当你的坚持有一定跨度的时候，自己有一种生命在向上生长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一个希望生活比较简单的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也不是能够抓住一些机会，特别是在商业领域。相对而言，我的脑筋比较简单一点，我先生有时候觉得要说服我做一件事情特别困难，可能也是有感而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性格都是双刃剑，你还是只能成为自己，不可能成为别人，你就照单全收就行了。
　　南都周刊：那么吴征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比如你写到，9·11之后，吴征作为那一年国际艾美奖的联席主席，去美国参加盛典，你劝他不要去，怕危险，但是他坚持。你觉得你们两个的性格是否有很多相似之处？
　　杨澜：他在商业上比我眼界更宽，思路也更灵活。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劝他在人情世故方面更练达一些，更能够察言观色一点，但是他也做不到。后来我觉得，其实让对方能够做自己也是一个最好的成全，结婚二十年其实就是一个我爱你这个人就接受你的全部，让你开开心心的，很自然地做自己，而不是做我想塑造的那个人。这种尊重和彼此成全，我觉得是一段好的感情所必需的。
　　南都周刊：你们之间也有争吵？书里第一篇文章里透露你们也曾经吵过架，吵得可能还很凶，是什么原因呢？
　　杨澜：很多，我很难想象一对夫妻相敬如宾，争吵是另一种方式的沟通，表达特别强烈的情绪，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争吵是很正常的。我们俩有一些很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争吵基本上不过夜。第二，如果不能够说服对方就让对方去做，给予彼此个人的空间。
　　南都周刊：你们去全球旅行，和你先生旅行去了40多个国家，哪个国家你印象最深刻？
　　杨澜：我在书里写得特别多，印度的比如说泰姬陵，非洲肯尼亚早晨起来看象群穿过尘雾慢慢地走过你的身边，在南太平洋的沙滩上看星星。我们一块儿去了40多个国家，我觉得你走过的很多地方，你自己看到一部分风景，也通过对方的眼神看到另一种风景，这都变成我们两个人共同的记忆，这还真是挺浪漫的事。

我觉得我是称职的母亲

　　南都周刊：书里第二篇写的是你女儿，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杨澜：我觉得是。母亲爱孩子有很多表达方式，我对孩子的爱是没有条件和保留的。有一些妈妈通过给孩子做一桌可口的饭菜来表达他们的爱意，我的表达更多是跟他们聊天、交流，一块儿看电影、读书、旅行，给他们讲我遇到过的一些事情和人，我争取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要错过重要的节点，但是的确我不像有些妈妈那样每天都会给孩子做饭。
　　南都周刊：孩子小的时候是谁带的？
　　杨澜：我们家是三代同堂，我婆婆帮我带过一阵，我父母也帮我带过一阵子。老人也是我们最大的宝贝，家里的老人真的是宝。包括我先生都特别尊重我的工作，我基本上要出差，我很少向他表示道歉过，我说我马上要走。他说你赶紧去吧。孩子的家长会或者一个重要的活动，你要带孩子去，没问题，你走吧。他好像对我的支持也是没有保留的，你去做你爱做的事情，我就觉得有这种支持是很幸运的。一个职业女性每次出差的时候觉得愧疚，觉得丈夫会不高兴，孩子会不高兴，你肯定也做不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家里无论是老人、丈夫还是孩子，他们都给了我最大的情感支持。
　　南都周刊：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有叛逆期，怎么沟通的？
　　杨澜：我觉得我跟孩子们的关系都挺好的，他们可以跟我分享他们的一些秘密、心事。你要尊重他们的私人空间，不敲他们的门我不会进他们的房间，我也不会查看他们的手机。还有，比如说迷恋电脑游戏这样大家都非常烦恼的问题，我们也是君子协定，我们进行谈判，谈成了我就相信他们会做到。所以其实对于孩子需要有一份尊重，不要显示自己什么都懂，我会经常跟他们诉苦，或者我会说，这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办，让他们出主意，他们经常给我出很好的主意。不要拿出大人都懂的腔调，这样比较容易和孩子沟通。
　　南都周刊：书里第三篇文章写到了婆婆的去世。到了这个年纪，面对的生老病死更多，有没有和年轻时不同的人生感悟？
　　杨澜：更是觉得要珍惜。我2015年有一位大学的好朋友也是得癌症去世了，我过去几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同年龄的人当中已经开始遇到这个问题了，对我是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觉得生命太脆弱了，时间太宝贵了，你想做的事情，你该爱的人都不要等待，因为没有说有一天会怎么样，你可能没有那一天，当下要做的事情你就赶紧去做。
　　如果是你好好地活过，死亡的恐惧就会小一点。所以我写“愿人生繁盛”，我希望每一个人在或长或短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尽可能地有创造力，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去尽可能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让人生是一种丰富的茂盛的状态，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期许的。
　　南都周刊：那旅行的时候，你们会把家人一起带去吗？
　　杨澜：最早是我们两个，后来带着老人和孩子，基本上全家的假期比较多。其实这也是弥补平时工作或者出差比较多，陪老人、孩子时间不够的一种方式。不过我也觉得，这样的记忆才是你真正拥有的记忆。

从容面对年华的老去

　　南都周刊：这些年觉得你没什么变化，保养方面有什么秘诀吗？
　　杨澜：其实也有，也会有皱纹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当我回头去看，我知道这二十年我都一步一步做了一些什么，我觉得很踏实。所以我觉得可以相对从容地面对年龄的事情，也不忌讳谈自己多大，我今年48岁，本命年，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做这么多事情，有爱的人在我的生命里，别人问我说，愿不愿意回到20岁？我不愿意。
　　我觉得我20岁对未来有很多惶恐，对自身有很多不确定。但是我今天在做什么，爱什么样的人我很确定，这份笃定是只有时间能够给你的信心，我很坦然和从容接受它，而且怀着感恩之心。
　　无论男女，都是内心比较平静的时候，你的容颜相对会比较年轻一点，你的内心不会因为特别多的惶恐、纠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充实的很好的睡眠，情感有所依靠，我觉得也很重要。你感觉自己能够被爱着，被接纳着，被尊重，你在做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心理层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在左右我们的容貌。实际上我们一家在这方面的关注远远多于我们怎么吃减肥药，或者抹什么样的霜。在我看来，内心保持一种平静，很丰富的情感，还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南都周刊：你运动吗？
　　杨澜：运动啊，差不多一周两到三次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运动，保持身体的活力和保持头脑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春晚还有它存在的价值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坚持做访谈节目是因为喜欢吗？没有想过改变？
　　杨澜：我喜欢，我对人有兴趣。2016年也会有一些改变，因为过去电视是黄金时代，访谈节目可以跨领域跳跃感非常强，今天是政治领域，下周就是商业领域，下周是体育的，现在大家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人们更多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搜索相关的信息，而不是在固定的时间去追随一个电视节目，跨领域的跳跃感。2016年我更多地是垂直地做某一个领域、某一个行业、某一个社会话题下的采访系列，更多的是做深度的访谈和背景的分析，这些可能会更充分一些，这也是新的传媒的情况下需要做出的一些调整和改变。
　　南都周刊：现在还有哪几个访谈节目在电视台播出？
　　杨澜：《杨澜访谈录》《人生相对论》《正青春》都是在北京电视台做的，《人生相对论》在黄金时间以谈话节目获得收视率前五六名的排名是不容易的，包括跟网络的合作都有，2016年我们会推出全英文版的英文访谈录，让世界上更多认识中国。
　　南都周刊：书里面写到采访奥巴马。
　　杨澜：奥巴马没有采访，只是参加了一次他的晚宴。
　　南都周刊：哪些名人给你留下比较印象深刻的？
　　杨澜：我写到了王光美女士，其实还是有很多，一些人他们是很有魅力的，这种魅力其实展现出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活力，并不是说一个人的相貌、装扮、举止等等才是魅力。王光美女士是一个精神世界非常活跃的人，通常这样的人会让我觉得非常有魅力，她的思想，她的经历、情感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刺激和共鸣。这里面我写到很多人，王光美是其中的一位，我也写到汤姆·克鲁斯、迈克尔·乔丹，他们都会从不同的方面触动你。
　　南都周刊：你也曾主持过春晚，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主持春晚的情景吗？
　　杨澜：第一次主持春晚应该是1992年、1993年，我主持过两届春晚。1994年的时候在美国，当时有参加《难忘今宵》歌曲的录制，当时请了费翔跟我一起在布鲁克林桥上唱的那首歌。还是很美好的记忆。
　　南都周刊：记得当时的赵忠祥老师是怎么样的吗？
　　杨澜：赵忠祥老师在春晚上我觉得是顶梁柱，主持的时候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你就会眼睛看着他，他一定有办法接着他，赵老师当时就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也是比较早在春晚上有主持人自己参与撰稿的，不是照本宣科去读稿子，而且更多想变成口语化对话的东西，不是朗诵的范儿，都做过一些尝试。那两届是我，还有倪萍跟赵忠祥老师搭档。
　　南都周刊：这两年的春晚负面评价比较多，你怎么看？
　　杨澜：大家现在选择太多了，口味也太不一样了，虽然是有赞有弹的，但大家还关注，说明它还有它的影响力，还有它存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不在于面面俱到，每年有几个亮点和好节目，让大家留下印象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