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一词，大约出现在魏晋时期，但当时这个词的含义，并没有清正廉洁之意，只是指地位显贵而工作清闲的官职。
　　在那个时候，清正廉洁的官儿，不叫清官，叫“循吏”。顾名思义，循吏是奉法循理的官员，他们“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他们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知谋出众，他们重家宣教、造福一方，“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政业绩都卓然出众，为世人敬仰。
　　“循吏”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首创《循吏列传》，此后历代史家、历朝正史沿袭《史记》，基本上都为循吏立传。有学者遍阅二十五史，发现各代《循吏传》的择人标准都定得十分高，可说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粹，百千万中择一。《史记》时间跨度为三千年，其《循吏列传》只写了五个人；《汉书》至《清史稿》，时间跨度两千多年，其间的《循吏传》，不过记载了四百余人，其中不少人还只是简单一笔。
　　在中国历代循吏序列中，孙叔敖是一位重要的角色，他是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写的第一个人物，因此历来被尊为“循吏第一”。大致在南宋晚期之后，民间语言系统大量出现“清官”一词，没有了“清闲”的含义，专指清正廉洁的官员。后来，“循吏”一词被“清官”取代，因此孙叔敖又被称为“古今第一清官”。
　　孙叔敖是何许人？有什么样的事迹？何以当得“古今第一清官”之誉？
　　孙叔敖（公元前约630年一公元前593年），楚国人，曾任楚国令尹。
　　荀子在他的《非相》中说，“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荀子仅比孙叔敖晚三百年，并且长期担任楚国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他的话应该是可信度很高的。“期思之鄙人”，也就是身处乡野的农民。而令尹却是楚国最高的行政长官，被后人视为“楚相”，其实令尹还有兵权，权力大过丞相，相当于将相合一，可说是位高权重。作为“期思之鄙人”，孙叔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轨迹而最终成为楚国的令尹呢？
　　期思镇西南不远，有一座丘陵，地方史志称其为“敦蛇丘”，老百姓叫它“埋蛇岭”。《嘉靖固始志》（当时期思属固始管辖）曾将这里称为“寝野歧蛇”，列为县中八景之一。而古诗“居人尤指埋蛇冢，过客重寻卧草碑”之句，也提到了这个地方，据说这是孙叔敖留下的一处遗迹，跟孙叔敖童年时的一段故事有关。在古代，很多人相信，“期思鄙人”孙叔敖能成为楚国令尹，与他少年时的这个故事大有关联。而这个故事，跟后世司马光砸缸不无共同之处。
　　如今期思镇民间还流传着这个故事。有一次，少年孙叔敖外出干活，在路上遇到一条长着两个头的怪蛇，小孙叔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全身的血液一刹那好像凝固。当地有种说法：“见两头蛇者必死”！但巨大的恐惧并没有击倒孙叔敖，他愣了片刻，用手中的农具打死了那条蛇，然后挖了个深坑，将怪蛇埋了进去。
　　回到家，见到母亲，恐惧感压倒了孙叔敖，他放声痛哭起来。母亲忙问缘故，孙叔敖说：“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必死，我刚才看到了一条，恐怕要跟母亲永别了！”他母亲问道：“蛇今安在？”他如实回答：“我怕再有别人看到，因此打死它埋掉了。”母亲听了安慰他道：“我听说有阴德的人，上天会给他丰厚的回报，你不会因此死去。”
　　在古代，“德阴德”的说法盛行，很多人相信，孙叔敖没有死去，甚至后来能当上楚国令尹，都与这个事情有关。如汉代大学者刘向曾做《孙叔敖母赞》云：“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见蛇，两头歧首。杀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日阴德，不死必寿。”而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曾写《孙叔敖逢蛇赞》：“叔敖朝出，容悴还家。母氏顾访，知埋怪蛇。尔有阴德，阳报将加。终为楚相，卒有荣华。”
　　今天看来，这样的因果认定显然属于无稽之谈，孙叔敖后来成为楚国令尹，与这件少年往事不会有多大关联。但这个故事却也展现了少年孙叔敖的仁厚，在面对偌大的生死压力时，他还想着别人，所以后来苏轼写诗赞他“爱人忘己特埋蛇”。从史料看，这个故事在当时应该传播很广，给孙叔敖树立了极为阳光的形象，刘向《新序·杂事篇》中说，他刚当上令尹，就获得了广泛的信任，“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孙叔敖出任令尹，当然另有原因。有史料认为，他是楚国贵族之后，因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成为“期思之鄙人”，因此他才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才有可能出任令尹。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孙叔敖有机会担任令尹，跟楚庄王的夫人樊姬大有关系。有一次楚庄王上早朝，很晚才回宫。樊姬就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庄王说，我跟我的贤相谈得十分开心，不知不觉就很晚了。樊姬问：“贤相为谁？”庄王答：“虞丘子。”于是樊姬“掩口而笑”。庄王觉得奇怪，就追问她为何而笑。樊姬说道：“我有幸服待大王，不是不想得到大王的专宠，但职责所在，还是向您推介了好几位美女。这个虞丘子担任令尹已经很多年了，却没有向您推荐一位大贤。如果他知道另有贤才而不推荐，那是不忠；如果没有发现贤才，那说明他没有慧眼和才智。无论如何，他怎么能被称为贤相？”
　　第二天上朝，庄王把樊姬的话告诉虞丘，虞丘惭愧地稽首道：“樊姬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于是他主动辞职，推荐孙叔敖接替自己。“孙叔敖相楚，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不过，这显然也不是孙叔敖能出任令尹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具备成熟条件后的“实至名归”。
　　那么，“期思之鄙人”孙叔敖如何成为全国瞩目的令尹后备人才呢？
　　期思镇坐落在淮河之南、大别山之北，境内地势起伏，河湖密布。这里有一套设计巧妙的水利工程，充分利用河流弯道和田轩的自然坡度，设闸蓄水，旱时抬高水位、可放水自然浇灌，涝时降低水位、可自然排涝。这套水利设置借助自然条件，几乎不用人力。当时楚国的地盘降水量大，水灾频繁，成为制约楚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期思一带临近淮河，更是常受水旱灾害困扰。《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也就是说，在这小区域农业环境治理中，孙叔敖展现了他过人的才华。
　　大约就在这项颇有创造性的水利工程中，孙叔敖脱颖而出，而期思陂所带来的巨大益处，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在这项大工程中，他不仅展现了杰出的水利设计能力，也显现了过人的组织才能，因此，“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大约在这样的背景中，这位“期思鄙人”走上楚国广阔的政治舞台。
　　出任令尹后，孙叔敖大展拳脚，开凿芍陂（后称安丰塘，位于今安徽省寿县城南），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梦泽，给予楚国农业革命性的影响，对振兴楚国经济起到巨大作用。
　　不仅如此，此后他还展现了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他“施教导民”，使楚国“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他所训练出来的军队十分强大，在争霸中原的战争中，他与楚庄王协同指挥，一战而使楚国取代晋国，成为诸侯的霸主。
　　综上所述，孙叔敖的功绩是卓著的，有功于国，奉法守职，持廉至死。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孙叔敖“奉职循礼”，把他列为“循吏”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