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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
——巴金
“多余人”是出现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总称，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其后有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里的彼巧林，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的罗亭等，他们在他们“所处的范围内是多余的人”。觉新是中国封建制度行将崩溃时期的一个多余人形象，一个中国的“奥勃洛摩夫”。
为了更好地理解觉新这一多余人形象，我们先来了解巴金《家》的创作背景。
巴金说：“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庭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
《家》也是巴金在哥哥李尧枚的鼓励下写的，1929年7月，李尧枚自川来沪看望巴金，谈了家庭里的种种事情，气愤而又苦恼。巴金告诉他，自己要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和家中男女青年不幸遭遇的小说。大哥即表支持，后又写信来大加鼓励：“你要写，我很赞成，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
这使巴金大受鼓舞，抱定心志创作《家》，不负“我一生中爱得最多而又爱我最深”的大哥的殷切期望，让大哥早日从沉重的封建枷锁中解脱，“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地去走新的路”。
故事中的高觉新的形象更是以哥哥李尧枚为原型塑造的，然而可惜的是，才写到第六章时，接到家里来电，大哥终因受不住巨大压力而服毒自杀了。
巴金悲痛欲绝：“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自己。”李尧枚的死，更坚定了巴金早日写好《家》的决心：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他拿起笔写了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家》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时，巴金写了序《呈献给一个人》，这“一个人”正是他的大哥李尧枚。
命运的阴差阳错，让觉新接受新的思想，却生于旧的家庭。新旧思想的矛盾与冲突，让他一方面对黑暗现实具有强烈的叛逆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到封建旧家庭的牢笼里，以至于苦闷彷徨甚至逃避现实、隐忍悲苦。正如陈思和认为的，“觉新的悲剧在于他无力摆脱可怖的历史命运……他处处维持着这个坏透了的家庭，甚至为缓和它的内部冲突和崩溃命运而不得不去做它的帮凶。”因此，他既非完全站在封建旧势力的一边，也没有真正靠近人民，处于中间位置，有种里外不是人的感觉。然而，我从觉新身上看到更多的是他人性中的美好品质，觉新是值得同情的。
在众人眼中，觉新是懦弱畏缩的，委曲求全的，他作为一个“多余人”而存在似乎显得可有可无，引不起读者太多的兴趣，然而作者在赋予这个人物以矛盾性格的同时，也将人性中美好、善良的品质毫无保留地给予了他。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非常善于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表现人物的心灵美与人性美，从而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无疑，觉新是作者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位，在他的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还有整个封建制度与家族制度所留下的罪恶的伤痕。
他并不是天生就是逆来顺受的，他也会抗争，但他没有，他毕竟是觉新，不是觉慧，他不像弟弟们一样无拘无束，无牵无挂，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大胆地叛逆，可以无负担地抗争，他们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可以随时停靠休憩的地方，至于这复杂的家里的细细碎碎，明争暗斗都无需他们操心。而觉新呢，他何尝不想像弟弟们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如果他可以松开束缚自身的枷锁，如果他抛下家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然而，一切只是假设，一切的一切注定了他必然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他深知自己的无奈处境，隐忍痛苦，他无人诉说，唯有在夜阑人静之时，和着袭人的寒氣，以凄凉的箫声低低地吐露着心语，他的哀戚，他的苦痛只有在这些低吟中才听得分明。唯有这样，他才仿佛得到了片刻的安宁，才与自己的内心面对面，一面饮着生活的苦酒，一面找寻埋藏心底已久的，已逝的希冀与回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
大家谈
李玉茹（曹禺夫人）：他和曹禺相差六岁吧，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人，谁都想出人头地，所以要无私地把别人推出去，是很难能可贵的。曹禺这种朋友很少，能跟他说，指出他的毛病，让他不要再写应酬文章，多留点东西的朋友太少太少，只有巴金。
贾平凹：巴老的道德和文章，都是当代作家的一面旗帜。我有幸在杭州见过巴老一面，当时，我推着巴老的轮椅在西湖边的草地上转了一圈。巴老的作品就在那儿，那些文章，那些话，没有大勇气者、没有高贵人格的人，是写不出来，说不出来的。
肖复兴：作为读者，我喜爱他“蘸着自己的心血”写出来的作品，那里洋溢着善良、真诚、正直、朴素和广博的爱。我敬重他“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的忏悔的勇气和品格，这是我们中国文人尤其缺乏的。
金庸：当年在《大公报》上读到巴金《随想录》，当时自忖，如果我遇到他那样重大的压力，也难免写些违心之论，但后来却决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
吴青（冰心之女）：母亲把巴金舅舅比喻成热水瓶一样里热外凉的人，而我感觉他更像液态的火焰，外面看不到熊熊的火焰，但里面却是滚烫的液体，有大憎和大爱，爱得深切，也憎得鲜明。
舒乙（老舍之子）：他曾写信告诉我：“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向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巴金
“多余人”是出现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总称，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其后有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里的彼巧林，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的罗亭等，他们在他们“所处的范围内是多余的人”。觉新是中国封建制度行将崩溃时期的一个多余人形象，一个中国的“奥勃洛摩夫”。
为了更好地理解觉新这一多余人形象，我们先来了解巴金《家》的创作背景。
巴金说：“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庭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
《家》也是巴金在哥哥李尧枚的鼓励下写的，1929年7月，李尧枚自川来沪看望巴金，谈了家庭里的种种事情，气愤而又苦恼。巴金告诉他，自己要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和家中男女青年不幸遭遇的小说。大哥即表支持，后又写信来大加鼓励：“你要写，我很赞成，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
这使巴金大受鼓舞，抱定心志创作《家》，不负“我一生中爱得最多而又爱我最深”的大哥的殷切期望，让大哥早日从沉重的封建枷锁中解脱，“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地去走新的路”。
故事中的高觉新的形象更是以哥哥李尧枚为原型塑造的，然而可惜的是，才写到第六章时，接到家里来电，大哥终因受不住巨大压力而服毒自杀了。
巴金悲痛欲绝：“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自己。”李尧枚的死，更坚定了巴金早日写好《家》的决心：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他拿起笔写了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家》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时，巴金写了序《呈献给一个人》，这“一个人”正是他的大哥李尧枚。
命运的阴差阳错，让觉新接受新的思想，却生于旧的家庭。新旧思想的矛盾与冲突，让他一方面对黑暗现实具有强烈的叛逆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到封建旧家庭的牢笼里，以至于苦闷彷徨甚至逃避现实、隐忍悲苦。正如陈思和认为的，“觉新的悲剧在于他无力摆脱可怖的历史命运……他处处维持着这个坏透了的家庭，甚至为缓和它的内部冲突和崩溃命运而不得不去做它的帮凶。”因此，他既非完全站在封建旧势力的一边，也没有真正靠近人民，处于中间位置，有种里外不是人的感觉。然而，我从觉新身上看到更多的是他人性中的美好品质，觉新是值得同情的。
在众人眼中，觉新是懦弱畏缩的，委曲求全的，他作为一个“多余人”而存在似乎显得可有可无，引不起读者太多的兴趣，然而作者在赋予这个人物以矛盾性格的同时，也将人性中美好、善良的品质毫无保留地给予了他。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非常善于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表现人物的心灵美与人性美，从而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无疑，觉新是作者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位，在他的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还有整个封建制度与家族制度所留下的罪恶的伤痕。
他并不是天生就是逆来顺受的，他也会抗争，但他没有，他毕竟是觉新，不是觉慧，他不像弟弟们一样无拘无束，无牵无挂，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大胆地叛逆，可以无负担地抗争，他们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可以随时停靠休憩的地方，至于这复杂的家里的细细碎碎，明争暗斗都无需他们操心。而觉新呢，他何尝不想像弟弟们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如果他可以松开束缚自身的枷锁，如果他抛下家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然而，一切只是假设，一切的一切注定了他必然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他深知自己的无奈处境，隐忍痛苦，他无人诉说，唯有在夜阑人静之时，和着袭人的寒氣，以凄凉的箫声低低地吐露着心语，他的哀戚，他的苦痛只有在这些低吟中才听得分明。唯有这样，他才仿佛得到了片刻的安宁，才与自己的内心面对面，一面饮着生活的苦酒，一面找寻埋藏心底已久的，已逝的希冀与回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
大家谈
李玉茹（曹禺夫人）：他和曹禺相差六岁吧，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人，谁都想出人头地，所以要无私地把别人推出去，是很难能可贵的。曹禺这种朋友很少，能跟他说，指出他的毛病，让他不要再写应酬文章，多留点东西的朋友太少太少，只有巴金。
贾平凹：巴老的道德和文章，都是当代作家的一面旗帜。我有幸在杭州见过巴老一面，当时，我推着巴老的轮椅在西湖边的草地上转了一圈。巴老的作品就在那儿，那些文章，那些话，没有大勇气者、没有高贵人格的人，是写不出来，说不出来的。
肖复兴：作为读者，我喜爱他“蘸着自己的心血”写出来的作品，那里洋溢着善良、真诚、正直、朴素和广博的爱。我敬重他“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的忏悔的勇气和品格，这是我们中国文人尤其缺乏的。
金庸：当年在《大公报》上读到巴金《随想录》，当时自忖，如果我遇到他那样重大的压力，也难免写些违心之论，但后来却决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
吴青（冰心之女）：母亲把巴金舅舅比喻成热水瓶一样里热外凉的人，而我感觉他更像液态的火焰，外面看不到熊熊的火焰，但里面却是滚烫的液体，有大憎和大爱，爱得深切，也憎得鲜明。
舒乙（老舍之子）：他曾写信告诉我：“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向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