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文革”来了，我只好辍学当了“文盲”。后来的“脱盲”是一项艰难、很长久的励志工程，靠自身努力，靠机遇，更靠贵人相助。常说“出门遇贵人”。这里的贵人就是指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人。仅以此文献给我今生遇到的3个重要的贵人——张树勋、徐声桐、骆明。
　　
　　贵人——张树勋
　　1970年，15岁的我到右安门桥畔的汽车修理四厂当了一名炊事员。花季之年，断了求学路，终日与锅盆碗灶为伍，无为而散淡。厨房里的师傅文盲居多，干活儿之余便坐在一起侃山，至酣处，大多“少儿不宜”，转眼就是1年。
　　第二年，张树勋到食堂当了管理员。当年的他，年近50、胖大，面黑且凶，二目逼人。一天，几位师傅正教我学“卷大炮”(用报纸卷烟叶抽)，他见了大骂：“要是我儿子，非抽你不可！你那点文化水儿，好比一根洋火头儿，能照亮多大一块儿地界儿？以后不准跟他们瞎混，给我学本事，不长出息我饶不了你！”这顿醍醐灌顶式的大骂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骂完后，张师傅气哼哼地教我烙饼，先是和面。他把一袋面倒进硕大的缸盆，面水相兑，马步弓身，猛地双臂翻花，好似两条玉龙缸中纵横，四下里败鳞残甲纷然飘落。我这里看得正呆，他“啪”的一个抖腕，白生生、滋润润的一团饼面已然飞上案头。再看那盆中已是盆干面净。师傅说：“看见没？面是筋骨水是魂儿，水多了沾手、水少了皴皮儿，咱干‘白案儿’的讲究个‘三光’，叫盆光、面光、手光。行千里路，看第一步。你小子刚参加工作要是百事糊弄、不求上进，将来就一准样样稀松。”
　　我垫好了饼，刚要下手擀。师傅用翻饼的大铲把饼砸得山响,冲着我吼：“急什么，多垫几个，让它们醒着，这新面都有点子筋巴劲，擀得劲小了往回缩，劲大就压死了不起层。好比你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儿，都有股子浮躁张狂劲，就是不塌心学点真本事。”
　　擀饼时，我操擀面杖从那垫得鼓鼓的小坟包似的饼剂子中间往下生压，师傅又急了，他抢过擀面杖教我从四周围往中间一圈圈地擀，他说这叫“晕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千万使不得蛮劲。一杠子从中肚压下去，那饼就压死了，不起层，要留它心中一口气在，运上火儿，满肚子鼓胀起来才能串个层层叠叠。人活着，也就是一口气。几十年过去了，师傅“以饼悟世、以饼育人”的哲理，潜移默化着我的一生。
　　张师傅让我读书，可那年头儿没书看、也不能看。他冒着风险，把厂图书馆封存在食堂库房中的禁书悄悄地倒腾出来，嘱咐说：“千万跟谁也别说！漏了，咱爷俩儿一块挨批！”那书杂然相间，有《悲惨世界》，也有《科学育秧一百例》，我说：“师傅，想让我当农民啊？”师傅说：“只有没用的人，没有没用的书。”这种秘密的“黑色授受”持续了1年多。
　　“我就不信10缸清水练不出个笔墨秀才。”张师傅一股脑儿把食堂里各种文墨活计交给了视笔如椽的我。从决心书、倡议书、总结、报告到替师傅们写的困难申请，文债滚滚而来，写出的东西，都要过师傅这一关。渐渐地，我养成了一次成功的心性，只为听到师傅那中气十足的一声“好活儿！”
　　张师傅解放前在布店当学徒，没啥文化，始终心有不甘，眼见我辈重蹈了他的覆辙，心中煎熬，力所能及地帮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做了父亲后才明白，师傅当年是拿我当儿子疼的。少年遇贵人，我之大幸！
　　
　　贵人——徐声桐
　　一天，正在烙饼，一个一身旧军装，年近40的帅哥儿走至跟前。他一眼高、一眼低地瞄看我，许久才说：“你是喜欢继续烙饼啊，还是愿意跟我学‘吹喇叭’‘抬轿子’？”我疑惑地答：“我不喜欢烙饼和抬轿子，吹喇叭倒是愿意学，您教我？”帅哥仰天大笑说：“一看就是一老实巴交的孩子，过几天，上我那干吧！”
　　他叫徐声桐，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来工厂前是解放军某文工团的话剧演员，据说在“地道战”里演过一角儿，台词只一句，却风靡了全国—— “啊！赵平原，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证给你留条活路。” 徐声桐，时任我所属工厂的宣传科长。
　　几天后，我果真被借调到了宣传科，那年月，见天大批判，宣传科好比前线指挥所，天天指挥着全厂开批判会，写各色批判稿。我一时半会儿写不了成篇大套的，徐科长就让我用毛笔大篇大篇地抄。
　　那天，我正工笔誊抄着一篇稿子，身后一阵窃笑，原来是徐科长让几个人暗数着我写出来的字，说不出6个，一定有一个错的。众人掰着手指头数来，果然应验。我强忍着，晚上跑到中山公园筒子河，看着水上荡漾着的一轮残月掉了半宿励志的泪珠子。
　　后来，徐科长让我每天把中央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写下来，一写就是半天。他逐字逐句地验看。最初，大红叉子满篇飞，大多是错别字，后来，渐入佳境，不但错字少了，连组词造句、分段落、标点符号也捎带手提高了不少。
　　一段时间，徐科长每天给我从报纸上剪下一个“豆腐块”，大多是一二百字的新闻稿，让我背，然后考我。他说，这是练“语韵”，文字像唱歌一样是有韵律的。他小的时候曾经摇头晃脑地背过千字文。
　　“文革”时，宣传科可以看到大量仅供批判用的“黑书”，又叫“内部读物”，各单位在对口的新华书店里都有一个秘密的格子，平时积累着，攒多了，徐科长就差我去“扫”回来。从全套的四大名著、《红与黑》到《水浒后传》都可以看到。
　　书看多了就乐意显摆。一次在批判《水浒》的车间座谈会上，我应工人们之邀讲《水浒》梗概，讲着讲着，忘乎所以地来了一场“评书独播”。事后有人密告厂党委，多亏徐科长替我扛了。他坚持说是他交代我先讲原著、再批判的。
　　之后不久，我被调到另外的部门工作，这无疑让徐科长更加失意。临别时，徐科长诚心地跟我说：“我一个‘丘八’，只是自己攥了一点儿‘文化’将就够吃饭用的。你小子乖巧，将来有机会得学点真东西。刚来时说你，为难你，是对你的‘激将法’。将来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形势如何变，笔头子算攥在你自己手里了，艺不压身啊。”
　　承蒙徐科长的激励和保护，我终未成为混沌时代的殉道者。
　　
　　贵人——骆明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迷恋写作，投于报刊，唯恐人所不知。直到在一次《北京晚报》的征文颁奖会上认识了骆明，方知何为被社会认可的文章和写作。
　　骆明，蒙族，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勤奋过人，号称京城“第一写家子”。
　　这个率性洒脱的“老文胆”和那些文雅、胆怯的文学青年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一见如故。他用蒙古人粗犷而热辣的眼神望着我说：“兄弟，入伙吧！”很快，我就认识了骆明手下十几号同道者，言情专家戎小熊、美女写手韩笑纹、苦情作家王玉岐，小说师傅张国松和时评圣手舒志刚。他们个个文笔强悍，是京城有名的实力派的自由撰稿人，都无一例外地折服骆兄。
　　广州的《人知初》杂志总编辑吕海沐是第一个到北京淘金并收获颇丰的人，他说，“北京有一座文学金矿，而骆明就掌握着打开这金矿的钥匙。”吕海沐自从结识了骆明和他的文友，专业性很强的杂志变成了人见人爱的畅销读物。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杂志给优稿作者们也开出了“千字千元”的稿酬。
　　《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等许多京城主流媒体都曾经盛邀骆明团队共同策划选题。《北京日报》收藏版的编辑马益群至今怀念那一段难忘的日子。每周六晚，骆明一伙必从京城四方赶来欢聚，选题策划、写作切磋、纵论天下。《北京纪事》杂志社的三任社长都是骆明团队的贵人，北京文联副主席、《北京纪事》杂志社的老社长陈世崇和后两任社长傅峰、傅伟都与他们愉快合作过。
　　文字是作料，可以调出百味，文思是甘泉，只有挖掘才能汹涌。骆兄说，只有一夜数篇或一日累万的量，才能找到感觉。他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人，也是人生道路上走得最沉重、最匆忙的人。
　　收入低、稿酬标准低，只能用“多产”来找齐儿，一个二手“386”用了多年，其文稿两面打印不说，其边空都留得似韭菜叶般狭窄。骆明“自虐”且“恨活儿”，他甚至每每兴奋于编辑们给他的“隔夜稿（头天约了，第二天一早就得要）”，泡杯浓茶，备齐烟草，狠敲一夜。那烟蒂堆如坟包儿，打着晃儿地去报社交稿时是他最感成就的时刻。他有糖尿病、颈椎病，让妻子做了一个纸套子套在脖子上猛写，杜鹃啼血，其声凄然。
　　骆明身上的强磁场效应吸引了我，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我崇敬其挟风带电的一口一笔，那是他搏击世事的两杆快枪。我庆幸自己中年遇到了第三个贵人。
　　没想到2000年的一天，在驱车的路上突然接到骆兄的一个电话，声音沙哑，时断时续，问过我的近况后很吃力地说：“兄弟，老哥舍不得离开你，以后你要保重，不要太拼命了……”骆兄已经是肺癌晚期了，接下来的放疗、化疗格外令人揪心。不到半年的时间，51岁的骆兄就走了。
　　
　　如今，我生命中的三个贵人都已经先后离我而去，想起一回，就难受一回。梦里总是频频见到他们，醒来时，双目浸泪，久久不能平复。
　　鲁迅先生说过：“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说得有点像我们这拨不甘愚昧的主动“脱盲者”和“助脱”的贵人。总而言之，社会似乎具有某种自愈功能，无论遭受多少倒行逆施，历史总归要前进。就因为有了那些“虽然落后仍能跑至终点的竞技者”和那些肃然不笑、鼎力相助的看客们。
　　编辑/冯 岚 icarusfe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