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人类生活与发展型态不断演进的标志，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但其加速，则与工业化有关。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典范的例子。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率不过10%上下，30多年后的今天，已达35%（以户籍人口计）及53%（以居住人口计）。至于中共十八大之后及下一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城镇化作为一个核心议题，则与中国未来的内需发展大战略有关。
　　回看中外城镇化的历史，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1）今之古城有长达两三千年历史者，但有存（如苏州、西安），有亡（新疆高昌、中美玛雅），为什么？（2）《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纪思道曾撰《从开封到纽约》一文，指出1000年前的开封就是当时的纽约，是全球唯一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但如今风华散去，一个城市为什么盛？为什么衰？（3）进入20世纪以后，全球范围超过千万人的大都会纷纷崛起，但更多的还是中、小城市，甚至十几、二十几万人的小城镇比比皆是。城市有大有小，为什么？还是前面那句话，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市场决定的。也可以找到100%纯人为打造的，如缅甸迁都，及中国西部由兵团建设的城市，是例外，屈指可数。
　　这就是城镇化的逻辑了。这个逻辑对中国正在兴头上启动的21世纪城镇化大工程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逻辑可以从“市”这个字谈起。市，就是交易。几千年前，人类社会没有工业，非农即牧，农民、牧民散居各处，只生产极少数甚至一样产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满足生活所需。于是在默契之下，定时定点形成“市集”。再进一步，需求日增，形成聚落、小村、小镇。又为了集体安全，乃建城墙保护，是谓城镇城市。所以，凡城镇，多循市场规律形成。
　　至于城镇的兴、衰、存、亡，除少数与战争有关外，亦多与自然、气候的变异（如玛雅）或科技运输的进步（如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有关。当然，也有极少数受政策影响（如深圳），但后者亦不能排除有很明显的市场规律的因素。所以，对中国的城镇化而言，有两条重要启示：（一）顺其自然；（二）在顺其自然中，为政府的角色与职能正确定位。
　　顺其自然意思很清楚，换句话讲，要避免人为地造镇，这在当今的中国尤其需要警惕，因为地方政府有很大可能以政策为借口冲动地大搞建设，中央政府对此必须有效地约制防止。
　　至于政府的角色，主要有三：一是为城镇化的自然发展排除各种障碍；二是为城镇化自然发展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制度、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防止；三是为打造一个高品质的城镇中国，提供有价值的“外部性”服务。
　　首先，就排除障碍而言，目前城镇化存在的两个障碍分别是关于人口的自由移动，及关于土地的自由买卖。具体地说，这就需要取消城市户籍的限制，及开放农民土地的自由买卖。
　　其次，关于城镇化自然发展可能产生的问题主要也有两个：一是农地及农业的保障问题。农地、农业、农村对国家社会的贡献绝不止于是农产品及粮食安全而已，还有很多如环境生态、生活传统、价值风俗等外部性的意义，所以应仿发达国家，对弱势的三农给予足够的政策补贴。另一问题则是有序发展，这包括宏观面的城镇间中心与卫星关系的良好布局；中观面的基于可持续发展，对所有城镇建设在资源、环境、生态方面制订统一的标准规格，一体遵行，为21世纪中国的生态城市打好基础；微观面，则是为个别城镇如何基于其各自的地理自然、历史、人文等条件打造独特的风格与风情提供专业性规划意见。
　　中国的城镇化既有发展上阶段性的任务，又是百年大计，关乎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能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