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以色列这个建国仅60年、经历无数战火的国家，如果没有以色列女人，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稳定发展；也很难以想象，犹太民族如果没有他们的犹太女人，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优秀。
　　
　　祖母：幸存的孤女
　　
　　Svetlana独自居住，墙上挂着3个男人的照片。这3个生命中她曾经爱过的男人，都已经去世了。
　　1946年，Svetlana搭乘欧洲的难民船停靠在今天以色列的海法港——那时以色列国还没有建立。船是靠岸了，可是她却没能立即踏上这块土地。英国士兵手里拿着枪，站在港口——那时的以色列还在英国托管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从全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涌入，英国人开始拒绝这些难民登岸。
　　此前，Svetlana在纳粹集中营里呆了4年。进去的时候，她12岁，和父母兄弟姐妹一家7口；出来的时候，她16岁，孤身一人。自从进了集中营，她就再也没有长高过。直到现在，这个矮小的老太太总是如强迫症一般的，要把食物塞满冰箱。那年，她饿得昏死在难民船上，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塞浦路斯了。
　　Svetlana在塞浦路斯的犹太难民营呆了一年，直到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打响——1947年，第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犹太两个国家，阿拉伯各国坚决反对，打响了第一枪，史称“第1次中东战争”，而以色列称之为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很快结束，Svetlana终于踏上了这块她再也没有离开过的土地：一个新的、一穷二白，并且在阿拉伯国家的敌视包围中的以色列国。但这却是Svetlana在12岁以后最幸福的时光，她很快地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和许许多多同自己一样的集中营中幸存遗孤一道，成为以色列国最早的开拓者。
　　22岁那年，Svetlana做了新娘，她还是只有12岁的身高。新郎是一个和她同病相怜的集中营遗孤。他们生儿育女，共同经历了第2次、第3次中东战争。Svetlana经常在夜里听着枪炮声，想着自己远在天堂的父母兄弟姐妹，望着熟睡的大女儿和一对龙凤胎，独坐到天明。丈夫虽然经历了这两次战争，所幸都毫发无损地回家了。可是，这对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男女，这个经过3次战争洗礼的家庭，也许是有太多可怕的回忆和太多难以承受的压力，他们决定分居。
　　前夫分开后，Svetlana有着坚强甚至有些蛮横的性格，自己带着3个儿女生活。前夫在她65岁时去世。此前5年，他们惟一的儿子，死在服役期间。
　　那时候，Svetlana和第2任丈夫生活在一起。他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在战争中失去儿子，后来又在一次黎巴嫩人劫持大巴的恐怖活动中，失去了女儿、女婿和孙子。也许是因为这许多的“失去”，第2任丈夫成了Svetlana在失去儿子和前夫时，最重要的支柱。不过这个支柱在3年后又将她独自留在了人世。
　　现在的Svetlana儿孙满堂，两个女儿都住在同一个KIBBUTZ，周末她会到她们中的任意一家团聚，孙儿们从世界各地回到KIBBUTZ，都会去她那串串门。老太太看上去乐呵呵的，84岁的皮肤居然没有多少皱纹。她会搬出冰箱里的各种东西，招待孙子，有时还有重孙——Svetlana这一代典型的以色列开国女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许是实在太多了，她们拒绝谈那些往事。
　　
　　母亲：从爱国者到反战者
　　
　　Nahama年轻时，也参过军，到了儿子这一代，以色列人人都已经习惯男女都要服兵役的现状。送自己的大儿子去回部队那天的情形，Nahama还清楚地记得——2006年，服完兵役的儿子去南美旅行，他计划下半年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涯，就在秘鲁的时候，儿子接到了回部队的通知。
　　这一年，第2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导火线是黎巴嫩真主党越界袭击了以色列士兵，并绑架了其中两名受伤者。儿子开始回到边界去服役，Nahama作为母亲，担心是难免的，但是一个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结婚生子，父母、自己和丈夫都参过军、又经历了好几场战火的以色列女人心中，部队生活，有时候平凡得如上班一样。如果你有机会在周末的以色列火车站搭车，你就会看到成群的青年男女穿着军装，斜挎着枪和其他旅客一道候车。这些士兵都是高中毕业后的年轻男女，女孩子要去部队服役22个月，男孩子3年，这3年除了集训或者有任务的时候，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周四回家，周日回部队。
　　儿子的长官来敲门的那一晚，Nahama没有任何预感。以色列的家庭，或多或少都有战争或者恐怖袭击的阴影：一个大家庭里，即使不是直系亲属，总是有远一点的亲戚在战争和恐怖袭击中死伤的。23岁那年，Nahama曾见过一个穿着整齐的军官神情凝重地走进邻居的家门，不到3分钟，就传来了女主人尖厉的哭声。而这一次，这位长官径直走向她的家——儿子在黎以前线受伤，在医院安静死亡，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
　　Nahama没有哭泣，在儿子上前线的这20多天里，虽然有些阴影有时候会跳出来，但是她总是能迅速地赶走它们。丈夫跌坐在沙发上，说不出一个字，整个屋子沉默得像大海的最深处。长官想要说什么，又闭了嘴，走过来，拥抱了Nahama。“我要去看我儿子，”Nahama拿起桌上的背包，推门走出去。
　　去年，我参加了Nahama儿子去世两周年的忌日，悲伤仿佛不值得表现，Nahama在院子里放着她儿子去南美旅行的快乐照片，投影上反复放着儿子从出生到阵亡前的各种照片，配乐是那首《在路上》，院子里聚集着亲戚、儿子的朋友、战友，夫妻俩忙前忙后地张罗着，如果不是预先知道，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她在为儿子举行一个生日派对。
　　Nahama还是和从前一样，只不过她从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变成了一个反战的母亲，她参加游行的大幅照片还出现在了报纸上。
　　
　　女儿：我是Nora大夫
　　
　　Nora今年25岁，称得上是个绝色美人，虽然有很多小伙子围着她转，但是正在念以色列最好的医科二年级Nora没有任何谈恋爱的心情，她要再等5年或者更久，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医生。因为服兵役，让她成为一个医生的年纪又推后了两年，但是Nora有自己的野心：总有一天，要成为一流的脑科医生，像她的曾祖父在欧洲时一样，这一天因为她是以色列国民而迟到了两年，她不后悔。
　　Nora的祖母和Svantlana一样，是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孤女，丈夫后来在战争中腿部受伤，但是Nora的母亲没有失去任何亲人，Nora的大姐已经获得化学硕士学位，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实验室里工作，弟弟刚刚服完兵役在中国旅行（以色列人口大概700万，犹太人大概500万，犹太年轻人不管男女，服完兵役后背包旅行的概率非常大，一项专门的调查表明，服兵役给年轻人很大的压力）。Nora的父亲是成功的以色列商人，专为以色列的麦当劳供应番茄酱，每年都有机会去欧洲旅行。父亲虽然家资丰厚，但是美貌的Nora并不仅仅想找个富老公，或者过富家女的生活，她的梦想是治病救人，而且要救治人们最重要的部位：脑袋。
　　
　　作者简介：
　　王静文，四川人。笔名：水妖，曾出版小说《丽江 你为什么哭泣》，现居以色列，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