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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迈克·阿瑟基金奖（大众称“天才奖”）、埃米金像奖和托尼奖章的获得者，她创作和导演过多个电视节目，创作过多部百老汇戏剧， 为电影《爵士年代》和《莫扎特》编导过舞蹈。著名舞蹈艺术家、编舞导演、舞蹈教师特怀娜·撒普是一个主张只有不断努力才能获得艺术成就的人。作为改变了舞蹈面貌的人，毫无疑问，她有资格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是天生的艺术家，并有一个能帮助你识别他（她）们的外貌模式，这种观念已根深蒂固。当今所有关于遗传决定论的说法无疑都与上述观念有关系。然而，创造力是一种先定个人品质的看法也许在心理层面上能迎合所好，因为它给了人们不去创新或进行自身变革的借口。
有意思的是，最不可能相信创造力是预先注定的观点的人恰恰是那些具有创造天才的人们自己，特怀娜·撒普却不赞成那种不做努力就能获得艺术成就的观点。撒普现年66岁，她为自己的公司、杰弗里芭蕾舞公司、纽约城芭蕾艺术团、巴黎芭蕾歌剧院、伦敦皇家芭蕾艺术团和美国芭蕾剧院创作了130多部舞蹈。她写过两本书，目前正全力投入为迈阿密市芭蕾舞团、美国芭蕾舞剧院、太平洋西北芭蕾舞团创作新芭蕾舞的工作中。
在她的曼哈顿的家里，撒普会见了《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黛安娜·库托，与其讨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编导的问题。
黛安娜·库托：在您的著作《创造习惯》中，您说创造性是一种非常实际的，几乎像做实业那样的拼搏过程。
特怀娜·撒普：我想“习惯”听上去有点乏味。我在书中真正说的是创造的喜悦，这是每个人都可拥有的东西。我不相信所谓痛苦的艺术家的浪漫主义想法。我不相信有什么令人痛苦的艺术。我认为每个人都能创造，但你必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所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别的办法。认为艺术不是扎扎实实的，或认为实业是无创造性可言的，这些看法都是绝对的错误。最好的艺术家都是特别注重实践的。我认识的一些最具创造力的画家都是亲手调配颜料，亲手研磨，亲手上定色剂。他们利用他们拥有的可供支配的一切东西。在我自己的工作中，一切都是素材。
很明显，人确实天生具有某些特殊才能。在舞蹈中，你会发现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动作协调得好一些。虽然我没有教过小孩子，但我深信，即便在小孩的动作中，有些小孩的肢体比另一些小孩的肢体要配合得自如一些。这不是教会的，而是某种遗传性的东西。但我不愿用遗传作为借口……“我不能做这个，因为我没有那种特殊的天赋。”超越自己吧！最好的创造力来自习惯与努力，当然也包括运气。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偶然的运气支配着每一天。莫扎特是他父亲的儿子。利奥波德·莫扎特是一个深谙世故的思想宽广的人，是享誉整个欧洲的作曲家和教师。莫扎特的第一次好运就是有这样一位父亲。
黛安娜·库托：您建议那些想创造的人多模仿，难道我们不应担心缺少原创性吗？
特怀娜·撒普：当然不必担心。我想告诉人们的是，他们不应被别人已经做出的伟大作品拖住后腿而不能前行。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1833～1897）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他是一位完美的音乐家，因为他对大作曲家们，特别是贝多芬，非常的尊敬，以致直到45岁他的第一部交响乐曲才得以发表。浪费多少时间！多大的浪费！一切皆因为勃拉姆斯完全被吓倒了。那种被吓倒中隐含着某种傲慢。我们以为这与谦逊有关。相反，其实它与勃拉姆斯的自负心理有关，“该死的，我的第一部交响乐肯定不会超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对不起，也许不比贝多芬的更好，何不听其自然，先干起来再说呢？我个人毫不担心是否是原创的问题。我完成的东西前人是否做过？是的，也许。但我并不为此而忧虑，我会利用它，并继续干下去。
真正的学习不是模仿。“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模仿是学习和利用别人的方法。学习是解决别人的问题。即使是布拉克（1882～1963，法国立体主义画派的代表）与毕加索在某一时间内做着非常非常相似的油画，尽管他们是风格上完全不同的艺术家，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且人生背景和其他所有方面也完全不同，但干同一件事却丝毫不妨碍他们的学习或影响各自的原创性。
黛安娜·库托：您靠变化而成功。您完成一部舞蹈后紧接着又搞另一部方向尽可能相反的作品。
特怀娜·撒普：这是我的一个策略，是一种使我保持活力、不致被卡住的方法。我不喜欢重复我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你不能容许自己安于现状，因为如果那样，你就不知去做别的事情了。目前我正在力争搞点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同时创作三个作品，是一组精心杰作，是向我自己提出的新挑战。如果当时不经常改变我的工作方式，这些芭蕾舞就绝不会成功。
变化推动着我的工作，创造过程和习惯一样重要。我也许比某些做实业的人更容易接受改变，因为我的身体在不断地变化，所以，我能做的也是不断地变化。我不能要求一名舞蹈演员完全重复昨天的动作，更不用说从此后都在重复同样的东西。要有所不同。
但哪怕是在其他方面，我也有各种不同的习惯促进改变。例如，我在词典里查一个词时，我在查之前和查之后都朗读它……你从不知道下一个好的想法从何处跳出来。我还读一些另外的对我有启发性的东西。我很长时间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因此，我最近拿起了一本《战争与和平》，但你要问我为什么要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你认为我读他的作品仅仅是为了消遣吗？并非如此。此公是个大作家，我想写另一本书。我不是作家，所以，我尽我所能地自学。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很强的进取心和实干精神，它不会自然发生。你必须作出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选择。
黛安娜·库托：当今的实业文献大谈在追求优秀过程中需要失败。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特怀娜·撒普：当然赞成。或迟或早，一切真正的变革都包含着失败，但并非是很多人所理解的那种失败。如果你只做你所了解的事，并且做得非常非常好，你就不可能遭到失败。但你会停滞不前，你的工作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趣味，这是腐蚀性失败。在理想状态下，最好的失败方式是暗中失败。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创作的舞蹈失败与成功的比率大约为6比1。我创作舞蹈时，要准备6倍以上于最终作品的素材。但我需要那些未用的素材以保证一件作品成功。我有时也会在公众面前失败，那是很令人痛苦的。但即便是这样的失败也并非是无益的。它可迫使你振作精神，搞出点有新意的东西来。如果没有《雨中唱》在批评家们眼中的失败，就绝不会有《在上屋里》的产生。让未来50年的历史去评判我吧！但我个人认为《在上屋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
黛安娜·库托：多年来，您或者因为用不起他（她）们，或者纯粹因为一个演员不配那个角色，而解聘演员。您是如何处理的？
特怀娜·撒普：这给我带来许多痛苦，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如此。我的演员们全都充满激情且非常投入，但我还是得说：“你瞧，这一点就是你得走人的原因。”但很聪明的人知道他们必须具有比仅仅个人兴趣广阔得多的视野。也许我不同寻常，因我通常与杰出人物合作共事：有了自己的公司后我面试过900个舞蹈演员，最后只录用了4个。我恨说这句话，但我有要求绝对完美的欲望；我的条件非常苛刻，从不妥协，除非绝对有必要那样做。你知道，在你的工作处于危急关头时，你必须愿意把一切颠倒过来。没有选择。它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类比，但说到工作，你必须赢得一场战争。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我没有管人的清规戒律，但我需要那样做。我对我自己提出的挑战一直是从塑造与变革出发完成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所认可的舞蹈。如果这是我的使命的话，我愿尽一切努力去完成它。
黛安娜·库托：请谈谈您的导师。您只见过纽约市芭蕾舞团的前艺术指导和总编导乔治·巴兰钦（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舞蹈艺术家）三次面，但20年中他一直是你“不在场的导师”。
特怀娜·撒普：是的，我对他之所以长期仰慕，是因为他的舞蹈表现了那么好的艺术逻辑。的确不能随时向他请教。他没有公开讲过课，所以我不可能直接聆听他的教导。但我仍然承认他是一个无论在结构上还是音乐上都最懂得自己所做的事的人。因此我尽可能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在我想象中，他就在我的排练场的角落里，他对艺术的执著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成了我的标准。我感到幸运的是，较早地意识到最好是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导师，而不是让他们来选择你。即便今天，当有人问我如何找导师时，我会告诉他们：“直接去巴恩思·诺布尔书店，从书架上取一本书下来，挑一位作家，挑一位思想家。挑一个能教你点什么的人，而不是一个坐下来只和你闲聊的人。”这件事一点也不复杂：你愿要一个握你的手的人，还是想学点东西？如果你想学点什么，大胆去试一试吧！
黛安娜·库托：您反复说过，每一个创造性行动都是破坏行为，艺术家的最有价值的条件之一是“被惹怒”。
特怀娜·撒普：并非愤怒本身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是由愤怒激发的能量。人们把这两者搞混淆了。当我说你应当向你自己发脾气以获得动力时，我不是在谈怒气。我是指某种在举重训练中你看见的东西。当一个人要将550磅的重物举起时，在举前他会把一粒氨水胶囊弄破后放在鼻子下面。这样就会产生一股冲力，通过全身，使他做出惊人之举。这是怒气吗？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词。它来自怒气吗？是的，但我宁愿把它看成氨气。
黛安娜·库托：您觉得投身于艺术您会付出代价吗？
特怀娜·撒普：从最终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始终在工作，我就是这种人。我不庆贺我的成功，我只排练。我很长时间没有度假了。除了那些我可向他们学点什么的人之外，我很少有人际关系。目前，我喜欢的字眼是“热衷于干点什么的人”。我能很快与那些人搭上关系并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充满活力又很乐观向上，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性。我认为在某些领域技艺高超的人都是乐观主义者，是热衷于自己事业的人，我能和这些人沟通。也许有10个人，我不会称他们为最亲密的朋友，我可以就某个问题向他们请教而丝毫不感到难堪。10是个很大的数目。我可在社交时间与这些人交往，但我知道最终还得由我自己做出判断。
黛安娜·库托：如果史蒂夫·乔布斯来拜访您，您会对他提出什么劝告？
特怀娜·撒普：“趴在地面上，让我们做30个俯卧撑吧。”我想对任何一个实业家说的第一件事是：做运动。我想我必须告诉人们的事情之一是要懂得你的身体能使你的头脑工作得更好。运动能激活我们的大脑，但未受到我们的重视。神经科学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因此，我们应当从做俯卧撑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借口不保持健康。
也许我会因此而手掌挨打,但我还要劝告实业家领导人少一点旅行。我做《莫扎特传》的那一年，我环球旅行过5次。我的教训是，不要这样做。它使你几乎不可能保持日常习惯，如日常的饮食、睡眠和锻炼等。我旅行时吃很多苦，所以我旅行得越来越少。我得对乔布斯先生说：“让我们跳舞吧！”
有些人是天生的艺术家，并有一个能帮助你识别他（她）们的外貌模式，这种观念已根深蒂固。当今所有关于遗传决定论的说法无疑都与上述观念有关系。然而，创造力是一种先定个人品质的看法也许在心理层面上能迎合所好，因为它给了人们不去创新或进行自身变革的借口。
有意思的是，最不可能相信创造力是预先注定的观点的人恰恰是那些具有创造天才的人们自己，特怀娜·撒普却不赞成那种不做努力就能获得艺术成就的观点。撒普现年66岁，她为自己的公司、杰弗里芭蕾舞公司、纽约城芭蕾艺术团、巴黎芭蕾歌剧院、伦敦皇家芭蕾艺术团和美国芭蕾剧院创作了130多部舞蹈。她写过两本书，目前正全力投入为迈阿密市芭蕾舞团、美国芭蕾舞剧院、太平洋西北芭蕾舞团创作新芭蕾舞的工作中。
在她的曼哈顿的家里，撒普会见了《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黛安娜·库托，与其讨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编导的问题。
黛安娜·库托：在您的著作《创造习惯》中，您说创造性是一种非常实际的，几乎像做实业那样的拼搏过程。
特怀娜·撒普：我想“习惯”听上去有点乏味。我在书中真正说的是创造的喜悦，这是每个人都可拥有的东西。我不相信所谓痛苦的艺术家的浪漫主义想法。我不相信有什么令人痛苦的艺术。我认为每个人都能创造，但你必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所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别的办法。认为艺术不是扎扎实实的，或认为实业是无创造性可言的，这些看法都是绝对的错误。最好的艺术家都是特别注重实践的。我认识的一些最具创造力的画家都是亲手调配颜料，亲手研磨，亲手上定色剂。他们利用他们拥有的可供支配的一切东西。在我自己的工作中，一切都是素材。
很明显，人确实天生具有某些特殊才能。在舞蹈中，你会发现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动作协调得好一些。虽然我没有教过小孩子，但我深信，即便在小孩的动作中，有些小孩的肢体比另一些小孩的肢体要配合得自如一些。这不是教会的，而是某种遗传性的东西。但我不愿用遗传作为借口……“我不能做这个，因为我没有那种特殊的天赋。”超越自己吧！最好的创造力来自习惯与努力，当然也包括运气。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偶然的运气支配着每一天。莫扎特是他父亲的儿子。利奥波德·莫扎特是一个深谙世故的思想宽广的人，是享誉整个欧洲的作曲家和教师。莫扎特的第一次好运就是有这样一位父亲。
黛安娜·库托：您建议那些想创造的人多模仿，难道我们不应担心缺少原创性吗？
特怀娜·撒普：当然不必担心。我想告诉人们的是，他们不应被别人已经做出的伟大作品拖住后腿而不能前行。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1833～1897）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他是一位完美的音乐家，因为他对大作曲家们，特别是贝多芬，非常的尊敬，以致直到45岁他的第一部交响乐曲才得以发表。浪费多少时间！多大的浪费！一切皆因为勃拉姆斯完全被吓倒了。那种被吓倒中隐含着某种傲慢。我们以为这与谦逊有关。相反，其实它与勃拉姆斯的自负心理有关，“该死的，我的第一部交响乐肯定不会超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对不起，也许不比贝多芬的更好，何不听其自然，先干起来再说呢？我个人毫不担心是否是原创的问题。我完成的东西前人是否做过？是的，也许。但我并不为此而忧虑，我会利用它，并继续干下去。
真正的学习不是模仿。“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模仿是学习和利用别人的方法。学习是解决别人的问题。即使是布拉克（1882～1963，法国立体主义画派的代表）与毕加索在某一时间内做着非常非常相似的油画，尽管他们是风格上完全不同的艺术家，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且人生背景和其他所有方面也完全不同，但干同一件事却丝毫不妨碍他们的学习或影响各自的原创性。
黛安娜·库托：您靠变化而成功。您完成一部舞蹈后紧接着又搞另一部方向尽可能相反的作品。
特怀娜·撒普：这是我的一个策略，是一种使我保持活力、不致被卡住的方法。我不喜欢重复我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你不能容许自己安于现状，因为如果那样，你就不知去做别的事情了。目前我正在力争搞点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同时创作三个作品，是一组精心杰作，是向我自己提出的新挑战。如果当时不经常改变我的工作方式，这些芭蕾舞就绝不会成功。
变化推动着我的工作，创造过程和习惯一样重要。我也许比某些做实业的人更容易接受改变，因为我的身体在不断地变化，所以，我能做的也是不断地变化。我不能要求一名舞蹈演员完全重复昨天的动作，更不用说从此后都在重复同样的东西。要有所不同。
但哪怕是在其他方面，我也有各种不同的习惯促进改变。例如，我在词典里查一个词时，我在查之前和查之后都朗读它……你从不知道下一个好的想法从何处跳出来。我还读一些另外的对我有启发性的东西。我很长时间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因此，我最近拿起了一本《战争与和平》，但你要问我为什么要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你认为我读他的作品仅仅是为了消遣吗？并非如此。此公是个大作家，我想写另一本书。我不是作家，所以，我尽我所能地自学。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很强的进取心和实干精神，它不会自然发生。你必须作出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选择。
黛安娜·库托：当今的实业文献大谈在追求优秀过程中需要失败。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特怀娜·撒普：当然赞成。或迟或早，一切真正的变革都包含着失败，但并非是很多人所理解的那种失败。如果你只做你所了解的事，并且做得非常非常好，你就不可能遭到失败。但你会停滞不前，你的工作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趣味，这是腐蚀性失败。在理想状态下，最好的失败方式是暗中失败。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创作的舞蹈失败与成功的比率大约为6比1。我创作舞蹈时，要准备6倍以上于最终作品的素材。但我需要那些未用的素材以保证一件作品成功。我有时也会在公众面前失败，那是很令人痛苦的。但即便是这样的失败也并非是无益的。它可迫使你振作精神，搞出点有新意的东西来。如果没有《雨中唱》在批评家们眼中的失败，就绝不会有《在上屋里》的产生。让未来50年的历史去评判我吧！但我个人认为《在上屋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
黛安娜·库托：多年来，您或者因为用不起他（她）们，或者纯粹因为一个演员不配那个角色，而解聘演员。您是如何处理的？
特怀娜·撒普：这给我带来许多痛苦，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如此。我的演员们全都充满激情且非常投入，但我还是得说：“你瞧，这一点就是你得走人的原因。”但很聪明的人知道他们必须具有比仅仅个人兴趣广阔得多的视野。也许我不同寻常，因我通常与杰出人物合作共事：有了自己的公司后我面试过900个舞蹈演员，最后只录用了4个。我恨说这句话，但我有要求绝对完美的欲望；我的条件非常苛刻，从不妥协，除非绝对有必要那样做。你知道，在你的工作处于危急关头时，你必须愿意把一切颠倒过来。没有选择。它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类比，但说到工作，你必须赢得一场战争。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我没有管人的清规戒律，但我需要那样做。我对我自己提出的挑战一直是从塑造与变革出发完成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所认可的舞蹈。如果这是我的使命的话，我愿尽一切努力去完成它。
黛安娜·库托：请谈谈您的导师。您只见过纽约市芭蕾舞团的前艺术指导和总编导乔治·巴兰钦（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舞蹈艺术家）三次面，但20年中他一直是你“不在场的导师”。
特怀娜·撒普：是的，我对他之所以长期仰慕，是因为他的舞蹈表现了那么好的艺术逻辑。的确不能随时向他请教。他没有公开讲过课，所以我不可能直接聆听他的教导。但我仍然承认他是一个无论在结构上还是音乐上都最懂得自己所做的事的人。因此我尽可能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在我想象中，他就在我的排练场的角落里，他对艺术的执著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成了我的标准。我感到幸运的是，较早地意识到最好是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导师，而不是让他们来选择你。即便今天，当有人问我如何找导师时，我会告诉他们：“直接去巴恩思·诺布尔书店，从书架上取一本书下来，挑一位作家，挑一位思想家。挑一个能教你点什么的人，而不是一个坐下来只和你闲聊的人。”这件事一点也不复杂：你愿要一个握你的手的人，还是想学点东西？如果你想学点什么，大胆去试一试吧！
黛安娜·库托：您反复说过，每一个创造性行动都是破坏行为，艺术家的最有价值的条件之一是“被惹怒”。
特怀娜·撒普：并非愤怒本身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是由愤怒激发的能量。人们把这两者搞混淆了。当我说你应当向你自己发脾气以获得动力时，我不是在谈怒气。我是指某种在举重训练中你看见的东西。当一个人要将550磅的重物举起时，在举前他会把一粒氨水胶囊弄破后放在鼻子下面。这样就会产生一股冲力，通过全身，使他做出惊人之举。这是怒气吗？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词。它来自怒气吗？是的，但我宁愿把它看成氨气。
黛安娜·库托：您觉得投身于艺术您会付出代价吗？
特怀娜·撒普：从最终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始终在工作，我就是这种人。我不庆贺我的成功，我只排练。我很长时间没有度假了。除了那些我可向他们学点什么的人之外，我很少有人际关系。目前，我喜欢的字眼是“热衷于干点什么的人”。我能很快与那些人搭上关系并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充满活力又很乐观向上，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性。我认为在某些领域技艺高超的人都是乐观主义者，是热衷于自己事业的人，我能和这些人沟通。也许有10个人，我不会称他们为最亲密的朋友，我可以就某个问题向他们请教而丝毫不感到难堪。10是个很大的数目。我可在社交时间与这些人交往，但我知道最终还得由我自己做出判断。
黛安娜·库托：如果史蒂夫·乔布斯来拜访您，您会对他提出什么劝告？
特怀娜·撒普：“趴在地面上，让我们做30个俯卧撑吧。”我想对任何一个实业家说的第一件事是：做运动。我想我必须告诉人们的事情之一是要懂得你的身体能使你的头脑工作得更好。运动能激活我们的大脑，但未受到我们的重视。神经科学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因此，我们应当从做俯卧撑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借口不保持健康。
也许我会因此而手掌挨打,但我还要劝告实业家领导人少一点旅行。我做《莫扎特传》的那一年，我环球旅行过5次。我的教训是，不要这样做。它使你几乎不可能保持日常习惯，如日常的饮食、睡眠和锻炼等。我旅行时吃很多苦，所以我旅行得越来越少。我得对乔布斯先生说：“让我们跳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