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互联网的普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机遇，它推动了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提升了国民的认知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互联网在实质上有助于“倒逼”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和价值观念，外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坚持网络传播时代的政治社会化规律，有助于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
关键词：网络传播；政治社会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话语权；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033-04
政治社会化在本质上离不开意识形态的传播，同时，它也是意识形态得以延续的途径和方式。意识形态作为特定阶级的价值体系，它被人们接收、理解、实践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本质上是实践性的问题，它在网络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网络传播的意识形态性
大众媒介在传统意义上被称为“大众”的，仅仅是从受众的广泛性角度而言的，从传者角度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往往受统治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控制，表明其传播主体往往是“小众”的。阿多诺在《意识形态》一文中指认统治阶级对群众思想的影响时说道：“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1]在这里，阿多诺所提到的媒介形式皆为传统媒介。正因为传统媒介的管理机制较为官僚化，媒介的意识形态较为集中地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而统治阶级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并不是简单的“成王败寇”机制，而是由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确立的。因而，主流意识形态是由现实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为巩固建立于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思想体系。[3]
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构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够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发挥其引导和调控等功能，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具体行为，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与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而主流意识形态要广为人知并深入人心，就必须依靠相应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其中大众传播是极为重要的渠道。大众传播关于传播技巧、传播手段、传播机制以及传播效果的研究及其成果，对于民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视角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摆脱了过去“宣传”和“灌输”的强制成分，十分强调民众在互动交往中实现价值观念的接收和理解。
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这种反映毕竟是间接的、长期的，而非直接的、即时的。比之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是比较活跃的，它往往能够较快地反映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意。民意和意识形态之间冲突的产生，表明意识形态存在滞后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可能性。
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传媒扮演着权威角色，它们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同时它们的互动性较差，信息互动机制的不足制约了多元意识形态的启蒙。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机构或财阀集团掌控着媒介的信息发布权，大部分的信息都经由这些机构的选择和过滤，都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即便是娱乐信息，也是在统治阶级的治理框架内被赋予特定的符号意义。人们在媒介框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规范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自由。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传播方式上，网络媒介打破了传统的“点对点”和“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模式，其“多点对多点”的交流模式实现了多样化的自由交流方式。多元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网络媒介的多个节点、多条途径在人群和组织之间进行传播和渗透，主流意识的地位受到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的交流平台激发网民思想交锋，发展出新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
互联网实质上有助于“倒逼”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媒介自由得到赋权，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形成舆论质疑主流意识形态时，更多地实际上是质疑统治阶级的不作为。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是相当感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程度是其评价一种意识形态正确与否的标准。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就变得异常艰巨。政治社会化的成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政治发展的状态。与此同时，就政治社会化本身而言，要顺应“互联网思维”和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开展工作。政治社会化在互联网时代必须一改以往的“灌输”意识，坚持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要求，并结合时代特点和互联网感知形式，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吸引力，让民众心悦诚服地践行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终结论”在网络媒介的“复活”是必须警惕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的西方社会，互联网时代又逐渐复苏。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主旨是理性至上时代的普适价值衰落，地区性的多元化价值兴起。实际上，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倡导的多元化价值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不难理解，这种论调并不能够否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它“终结”的只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一社会中的主导地位，目的在于强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是社会群体的组织化、利益化和体系化认知，这在本体论上是无法否定，而其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否定的确具有危险性。
网络媒介实现了信息环境的开放、自由、平等，令人产生消解权威、蔑视权威的错觉和遐想在所难免。问题是，信息环境和社会现实环境的关系如何？信息环境的自由平等是否等同于社会现实环境的自由平等？实际上，网络媒介的开放性是以TCP/IP协议为基准的，网络的运营是无法脱离社会权力自行开展的。网络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只是水中望月的幻象，一颗现实的小石子就足以激起波浪、彻底粉碎。
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趋于扩大化和复杂化，网络时代深化了全球化，也带动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激烈性。这足以警示我们：网络时代民众感知方式也是必须警惕的。民众评判意识形态的标准是简单而实在的，但是也容易陷入简单化和虚无化。在互联网时代，感知形式的碎片化、即时化、浅表化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性。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需要顺应互联网思维，发展互联网时代的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及其利益认知能力，引导民众正确理解现实与理想、长远与短期等社会历史辩证法，正确理解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承受能力才是评价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石。 二、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与内容
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历史路径和传统文化存在差异，因此，各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各有不同。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既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发展结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与历史上诸多现代意识形态一样，以民主、自由、平等为理想，但是它又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不一样，它立足现实，从实践出发，使劳动人民的解放第一次具有了实践意义，展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它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排除万难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从中国实践来讲，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统一起来，将理论的科学性与中国现实的实践性统一起来，它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理论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
1.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首先，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明确其指导地位。由于国家的整套政权组织和机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一元的，不可能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诸多现代意识形态的一种，它蕴含了人类自由平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又以科学的方法论来贯彻这一价值取向，避免人类的自我解放陷入空想和虚妄。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其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明确其现实立足点。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它虽然可以以舆论、思想和理论的形式对人们的实践产生先导作用，但它以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基础为现实依托。科学的意识形态是辩证的、唯物的，它能够以前进性和曲折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性具体考察人类解放的路径，是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科学认知工具。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是理论的科学性，科学认知的工具依然要接受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建设，以伟大的社会实践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2.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网络时代，无疆界的电子空间在全球范围内铺设，敌对势力通过因特网实施侵入具有成本低、隐秘性强等新特征，信息发布的主体多元化、信息把关能力的技术化以及信息传播范围的扩散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党和政府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建设和话语建设成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
阵地建设的核心在于，运用互联网思维强化网络思想文化安全建设，构筑坚实的思想文化阵地。互联网时代，大众媒介在传播技术、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等方面发生了崭新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的传播规律，打造先进的宣传队伍，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管理，提高文化软实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
阵地建设就是建造互联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阵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是指运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宣传教育，便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掌握。[4]这与大众传播之间有着内在共同点。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网络媒介大众化之间的联系出发，利用网络媒体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体系是行之有效的新思路。一方面，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在形式上突出通俗化与生活化的特色。在形式上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目前最有成效的举措。例如，主流媒体利用网络新闻页面的编辑特色开设各类宣传意识形态的网站，在风格上以亲民、活泼的形式受到网民的关注与好评。再例如，互联网的感知方式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除去网络语言的负偏离现象，以鲜活的语言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趣味性、新颖性和吸引力也是符合指导借鉴等等。另一方面，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在内容上提升认知方式和转化方式。发挥互联网思维，在内容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易接受性，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尚未获得重大突破的难题，主要的问题在于思路上的封闭。除了网上讲座、网上论坛、在线答疑等方式，似乎鲜有更多的突破点。实际上，这些形式依然是网络远程教育的思维模式，人们利用网络进行学习的热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涨。在这一点上，国外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以开拓思路。在YouTube上有一档非常火的在线视频，名为“8-BIT哲学”。这档视频用红极一时的任天堂电子游戏的形式，简明扼要地讲解哲学大牛们的经典概念。其中有一集“What is Marxism？ （Karl Marx Super Mario Bros）”，是用中国青少年十分熟悉的“超级玛丽奥”游戏来介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冲突理论。[5]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谁能主导国际话语权，谁就占领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的制高点。如何构建具有世界眼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掌握主动权的关键，这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要看到，互联网的全球性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提供了可能，但是问题在于，没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事物是不会自行获得影响力的。互联网时代，大众媒介技术的变迁引发了受众感知信息方式的变化，中国好故事、中国好声音必须运用好新时代的新范畴、新概念、新范畴，才能获得实际的传播效果。
话语建设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筑文化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容。从话语层面来看，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二字具有两层重要含义： 其一，“核心”区别于“普适”。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universalvalues）思潮是21世纪以来新的意识形态争论。它主张人类价值观念的共性，否定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意识形态差异性。这种意识形态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它通过宣扬认识论和人性论上的价值共识，来混淆政治意义上和价值论意义上的价值特性。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都具有阶段性，因此不能抽象地讨论价值的共性，而要结合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讨论价值的内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张的“共同理想”即是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中价值追求的共识，但是其作为理想具有最高性。价值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这种程度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
核心价值观在话语上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的主张。《人民日报》公布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翌日，香港《大公报》曾撰文指出：“官方将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重要理念都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次大胆突破。”[6]其后，我们党明确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于自己独特的历史资源，显然，字面上的“同语”并不意味着“同义”，它在本质上与西方价值观有着重大区别。
其二，“核心”是关于意识形态体系的凝练。核心价值观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凝练和话语整合。改革开放后的现代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物质利益的多元化导致精神纽带的弱化。这种弱化导致非主流意识形态或反动意识形态的趁虚而入。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以及网络传播的碎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精神领域的裂痕。官方的严肃话语在网络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由于现实与话语的裂痕短期内无法弥合，官方话语的权威性也日益遭到质疑，甚至在互联网上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式调侃，遭到 “恶搞”和“山寨”的娱乐化嘲弄。
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要想掌握领导权就必须实现话语的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是通过全民背诵来入耳入心的，而是要透过话语整合来奠定其话语基础。一方面，官方话语要进入现代语境，不能以科学性自居摒弃话语的普及化。严谨是科学性的保证，但是这仅仅是针对学术和官方内部而言的，对于广大群众依然要用通俗的语言普及科学性。互联网时代，党报党媒从不否定网络语言的使用，“给力” “高大上”等网络词汇频频出现在官方话语中，以平实、幽默的方式增强官方话语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话语整合要从规范网络时代大众化话语入手。话语的整合主张语言的时代化和生动化，但是反对网络语言的负偏离现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12月发布了《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反对随意篡改、乱用成语，仿照成语而生造词语、充斥语病的网络语言。这一举动表明了语言规范的底线，明确了话语整合的界限。规范网络话语不代表禁锢思想，尊重网络话语不代表毫无底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要充分尊重时代话语的特征，同时也要坚守科学规律的底线，这是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要求。
三、坚持网络传播政治社会化规律，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和价值观念，外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核心内容上具有稳定性，但是在一些形式和非核心内容上则要顺应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下的传播实践。因此，探讨掌握和坚持网络传播时代的政治社会化规律有助于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
1.倡导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提高传播效果。网络时代政治社会化的难度和风险是不断增长的，缘由在于人们的认知形式、思维方式建立在具象基础上，逻辑推理能力与自觉判断越来越紧密，这就意味着“有图有真相”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重要依据。抽象的意识形态在具象时代面临着巨大挑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众传播的发展实现了“时间消灭空间”，传播的时效性大大提高。实际上，“时间消灭空间”不仅带来的是传播问题，而且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问题。网络媒介大大压缩了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发达国家的“先发展优势”鲜活的、无可争议的、直观的呈现在我国人民面前，这使得我国人民的社会期望值大大提高。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应该回避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实际问题，更不能够在话语上脱开问题继续“独白”，而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我国改革发展实际出发，揭示具象问题背后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8]在阐述的方式上要顺应互联网思维，以具象的方式，将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用通俗易通、鲜活的方式呈现，以简明的形式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进而转变成为人民群众生动的实践。
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要明确通俗不等于庸俗，简明不等于简单，形象化不等于形式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味地顺应群众的需要，而不尊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就会产生错位。“喜闻乐见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化所主张的，形式的改变不是否定内容，而是要更好地传播内容。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放下身段、主动出击，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
2.尊重文化多样性，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人们的实践水平、文化传统、地域特点的区别，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因此，一个社会当中，政治文化必然会呈现为政治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的区分。政治社会化承认政治文化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并存性，这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而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同样注重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真正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解答了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困惑。同时，政治亚文化的兴起与形成也表明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认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民群众新鲜经验的反映。可以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亚文化都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的面目出现的，有部分政治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同质性和协调性。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正视自身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关联。恩格斯说：“因为我们的对手说黑的，我就说白的——这纯粹是服从对手的规则，这是一种幼稚的政策。”[9]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不是依靠单纯的斗争而实现的，也不是通过非黑即白的标签式判定而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扬长”以彰显理论自信，“扬长”除了自身既有的优越性之外，还应该包括自身的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包容与整合政治亚文化中的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权威是组织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的历史产物，它在阶级社会阶段继续发挥应有的历史功能。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包含了其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在兼容并蓄、对立统一中源源不断产生的。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民主平等价值观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民主和平等观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10]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优秀成分的扬弃，这种扬弃过程中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引领、借鉴、包容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其他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态度和方法是有益于我们今天在处理政治文化一元和多元时借鉴的。
3.以引导人民幸福与社会进步为宗旨目标。人民群众本身会自发地产生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未必是完全一致的。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历史发展的张力：其一，群众对于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解可能是不系统和不全面的；其二，群众的群体意识主要依托于最迫切和最紧要的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要弥合群众迫切利益和社会发展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塑造现代化的政治人。
人民群众愿意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机非常简单，那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诺和主张的美好生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小，群众就越容易理解和信服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党内腐败或不作为会引发人民群众的质疑，动摇自己的根基，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党的建设中绝不能回避自身的问题以及潜在的危险，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用“致命伤害”“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问题的潜在危险。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打铁还需自身硬，可以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既是理论建设，又是现实实践。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应该在“化”字上做好文章、下足功夫。网络时代，群众意识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些意识变化看似多元、未必坚守，看似睿智、未必深刻，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要顺应互联网发展的特点与要求，填补由于虚拟空间发展而引起的人的精神领域的空白。
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是塑造合格的政治人，以现代意识形态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社会化所塑造的政治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要鼓舞和激励的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奉献意识、大局意识的政治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竞争意识、自强意识、平等意识、敬业意识的人，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注重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M].洪佩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98.
[3]孟浩明.我国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05，（4）.
[4]韦文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网络传播关系研究[J].人民论坛，2013，（9）.
[5]在“超级玛丽奥”中聊马克思：古老知识的互联网学法[EB/OL].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5012.
[6]中共加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纳入普世价值[N].大公报，2014-02-13.
[7]习近平新年为人民点赞 被赞务实接地气有人情味[EB/OL].中国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102/c64387-26312840html.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人民出版社，1971∶437.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时代问题的价值阐释[EB/OL].求是理论网http：//sdxjwdzwwwcom/szyw/ztps/201406/t20140627_9634891htm.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网络传播；政治社会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话语权；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033-04
政治社会化在本质上离不开意识形态的传播，同时，它也是意识形态得以延续的途径和方式。意识形态作为特定阶级的价值体系，它被人们接收、理解、实践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本质上是实践性的问题，它在网络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网络传播的意识形态性
大众媒介在传统意义上被称为“大众”的，仅仅是从受众的广泛性角度而言的，从传者角度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往往受统治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控制，表明其传播主体往往是“小众”的。阿多诺在《意识形态》一文中指认统治阶级对群众思想的影响时说道：“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1]在这里，阿多诺所提到的媒介形式皆为传统媒介。正因为传统媒介的管理机制较为官僚化，媒介的意识形态较为集中地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而统治阶级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并不是简单的“成王败寇”机制，而是由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确立的。因而，主流意识形态是由现实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为巩固建立于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思想体系。[3]
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构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够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发挥其引导和调控等功能，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具体行为，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与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而主流意识形态要广为人知并深入人心，就必须依靠相应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其中大众传播是极为重要的渠道。大众传播关于传播技巧、传播手段、传播机制以及传播效果的研究及其成果，对于民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视角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摆脱了过去“宣传”和“灌输”的强制成分，十分强调民众在互动交往中实现价值观念的接收和理解。
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这种反映毕竟是间接的、长期的，而非直接的、即时的。比之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是比较活跃的，它往往能够较快地反映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意。民意和意识形态之间冲突的产生，表明意识形态存在滞后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可能性。
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传媒扮演着权威角色，它们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同时它们的互动性较差，信息互动机制的不足制约了多元意识形态的启蒙。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机构或财阀集团掌控着媒介的信息发布权，大部分的信息都经由这些机构的选择和过滤，都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即便是娱乐信息，也是在统治阶级的治理框架内被赋予特定的符号意义。人们在媒介框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规范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自由。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传播方式上，网络媒介打破了传统的“点对点”和“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模式，其“多点对多点”的交流模式实现了多样化的自由交流方式。多元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网络媒介的多个节点、多条途径在人群和组织之间进行传播和渗透，主流意识的地位受到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的交流平台激发网民思想交锋，发展出新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
互联网实质上有助于“倒逼”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媒介自由得到赋权，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形成舆论质疑主流意识形态时，更多地实际上是质疑统治阶级的不作为。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是相当感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程度是其评价一种意识形态正确与否的标准。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就变得异常艰巨。政治社会化的成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政治发展的状态。与此同时，就政治社会化本身而言，要顺应“互联网思维”和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开展工作。政治社会化在互联网时代必须一改以往的“灌输”意识，坚持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要求，并结合时代特点和互联网感知形式，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吸引力，让民众心悦诚服地践行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终结论”在网络媒介的“复活”是必须警惕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的西方社会，互联网时代又逐渐复苏。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主旨是理性至上时代的普适价值衰落，地区性的多元化价值兴起。实际上，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倡导的多元化价值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不难理解，这种论调并不能够否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它“终结”的只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一社会中的主导地位，目的在于强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是社会群体的组织化、利益化和体系化认知，这在本体论上是无法否定，而其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否定的确具有危险性。
网络媒介实现了信息环境的开放、自由、平等，令人产生消解权威、蔑视权威的错觉和遐想在所难免。问题是，信息环境和社会现实环境的关系如何？信息环境的自由平等是否等同于社会现实环境的自由平等？实际上，网络媒介的开放性是以TCP/IP协议为基准的，网络的运营是无法脱离社会权力自行开展的。网络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只是水中望月的幻象，一颗现实的小石子就足以激起波浪、彻底粉碎。
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趋于扩大化和复杂化，网络时代深化了全球化，也带动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激烈性。这足以警示我们：网络时代民众感知方式也是必须警惕的。民众评判意识形态的标准是简单而实在的，但是也容易陷入简单化和虚无化。在互联网时代，感知形式的碎片化、即时化、浅表化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性。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需要顺应互联网思维，发展互联网时代的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及其利益认知能力，引导民众正确理解现实与理想、长远与短期等社会历史辩证法，正确理解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承受能力才是评价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石。 二、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与内容
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历史路径和传统文化存在差异，因此，各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各有不同。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既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发展结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与历史上诸多现代意识形态一样，以民主、自由、平等为理想，但是它又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不一样，它立足现实，从实践出发，使劳动人民的解放第一次具有了实践意义，展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它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排除万难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从中国实践来讲，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统一起来，将理论的科学性与中国现实的实践性统一起来，它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理论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
1.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首先，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明确其指导地位。由于国家的整套政权组织和机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一元的，不可能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诸多现代意识形态的一种，它蕴含了人类自由平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又以科学的方法论来贯彻这一价值取向，避免人类的自我解放陷入空想和虚妄。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其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明确其现实立足点。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它虽然可以以舆论、思想和理论的形式对人们的实践产生先导作用，但它以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基础为现实依托。科学的意识形态是辩证的、唯物的，它能够以前进性和曲折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性具体考察人类解放的路径，是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科学认知工具。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是理论的科学性，科学认知的工具依然要接受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建设，以伟大的社会实践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2.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网络时代，无疆界的电子空间在全球范围内铺设，敌对势力通过因特网实施侵入具有成本低、隐秘性强等新特征，信息发布的主体多元化、信息把关能力的技术化以及信息传播范围的扩散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党和政府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建设和话语建设成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
阵地建设的核心在于，运用互联网思维强化网络思想文化安全建设，构筑坚实的思想文化阵地。互联网时代，大众媒介在传播技术、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等方面发生了崭新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的传播规律，打造先进的宣传队伍，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管理，提高文化软实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
阵地建设就是建造互联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阵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是指运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宣传教育，便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掌握。[4]这与大众传播之间有着内在共同点。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网络媒介大众化之间的联系出发，利用网络媒体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体系是行之有效的新思路。一方面，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在形式上突出通俗化与生活化的特色。在形式上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目前最有成效的举措。例如，主流媒体利用网络新闻页面的编辑特色开设各类宣传意识形态的网站，在风格上以亲民、活泼的形式受到网民的关注与好评。再例如，互联网的感知方式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除去网络语言的负偏离现象，以鲜活的语言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趣味性、新颖性和吸引力也是符合指导借鉴等等。另一方面，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在内容上提升认知方式和转化方式。发挥互联网思维，在内容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易接受性，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尚未获得重大突破的难题，主要的问题在于思路上的封闭。除了网上讲座、网上论坛、在线答疑等方式，似乎鲜有更多的突破点。实际上，这些形式依然是网络远程教育的思维模式，人们利用网络进行学习的热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涨。在这一点上，国外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以开拓思路。在YouTube上有一档非常火的在线视频，名为“8-BIT哲学”。这档视频用红极一时的任天堂电子游戏的形式，简明扼要地讲解哲学大牛们的经典概念。其中有一集“What is Marxism？ （Karl Marx Super Mario Bros）”，是用中国青少年十分熟悉的“超级玛丽奥”游戏来介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冲突理论。[5]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谁能主导国际话语权，谁就占领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的制高点。如何构建具有世界眼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掌握主动权的关键，这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要看到，互联网的全球性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提供了可能，但是问题在于，没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事物是不会自行获得影响力的。互联网时代，大众媒介技术的变迁引发了受众感知信息方式的变化，中国好故事、中国好声音必须运用好新时代的新范畴、新概念、新范畴，才能获得实际的传播效果。
话语建设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筑文化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容。从话语层面来看，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二字具有两层重要含义： 其一，“核心”区别于“普适”。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universalvalues）思潮是21世纪以来新的意识形态争论。它主张人类价值观念的共性，否定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意识形态差异性。这种意识形态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它通过宣扬认识论和人性论上的价值共识，来混淆政治意义上和价值论意义上的价值特性。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都具有阶段性，因此不能抽象地讨论价值的共性，而要结合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讨论价值的内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张的“共同理想”即是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中价值追求的共识，但是其作为理想具有最高性。价值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这种程度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
核心价值观在话语上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的主张。《人民日报》公布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翌日，香港《大公报》曾撰文指出：“官方将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重要理念都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次大胆突破。”[6]其后，我们党明确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于自己独特的历史资源，显然，字面上的“同语”并不意味着“同义”，它在本质上与西方价值观有着重大区别。
其二，“核心”是关于意识形态体系的凝练。核心价值观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凝练和话语整合。改革开放后的现代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物质利益的多元化导致精神纽带的弱化。这种弱化导致非主流意识形态或反动意识形态的趁虚而入。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以及网络传播的碎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精神领域的裂痕。官方的严肃话语在网络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由于现实与话语的裂痕短期内无法弥合，官方话语的权威性也日益遭到质疑，甚至在互联网上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式调侃，遭到 “恶搞”和“山寨”的娱乐化嘲弄。
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要想掌握领导权就必须实现话语的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是通过全民背诵来入耳入心的，而是要透过话语整合来奠定其话语基础。一方面，官方话语要进入现代语境，不能以科学性自居摒弃话语的普及化。严谨是科学性的保证，但是这仅仅是针对学术和官方内部而言的，对于广大群众依然要用通俗的语言普及科学性。互联网时代，党报党媒从不否定网络语言的使用，“给力” “高大上”等网络词汇频频出现在官方话语中，以平实、幽默的方式增强官方话语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话语整合要从规范网络时代大众化话语入手。话语的整合主张语言的时代化和生动化，但是反对网络语言的负偏离现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12月发布了《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反对随意篡改、乱用成语，仿照成语而生造词语、充斥语病的网络语言。这一举动表明了语言规范的底线，明确了话语整合的界限。规范网络话语不代表禁锢思想，尊重网络话语不代表毫无底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要充分尊重时代话语的特征，同时也要坚守科学规律的底线，这是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要求。
三、坚持网络传播政治社会化规律，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和价值观念，外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核心内容上具有稳定性，但是在一些形式和非核心内容上则要顺应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下的传播实践。因此，探讨掌握和坚持网络传播时代的政治社会化规律有助于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
1.倡导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提高传播效果。网络时代政治社会化的难度和风险是不断增长的，缘由在于人们的认知形式、思维方式建立在具象基础上，逻辑推理能力与自觉判断越来越紧密，这就意味着“有图有真相”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重要依据。抽象的意识形态在具象时代面临着巨大挑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众传播的发展实现了“时间消灭空间”，传播的时效性大大提高。实际上，“时间消灭空间”不仅带来的是传播问题，而且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问题。网络媒介大大压缩了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发达国家的“先发展优势”鲜活的、无可争议的、直观的呈现在我国人民面前，这使得我国人民的社会期望值大大提高。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应该回避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实际问题，更不能够在话语上脱开问题继续“独白”，而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我国改革发展实际出发，揭示具象问题背后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8]在阐述的方式上要顺应互联网思维，以具象的方式，将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用通俗易通、鲜活的方式呈现，以简明的形式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进而转变成为人民群众生动的实践。
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要明确通俗不等于庸俗，简明不等于简单，形象化不等于形式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味地顺应群众的需要，而不尊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就会产生错位。“喜闻乐见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化所主张的，形式的改变不是否定内容，而是要更好地传播内容。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放下身段、主动出击，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
2.尊重文化多样性，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人们的实践水平、文化传统、地域特点的区别，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因此，一个社会当中，政治文化必然会呈现为政治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的区分。政治社会化承认政治文化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并存性，这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而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同样注重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真正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解答了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困惑。同时，政治亚文化的兴起与形成也表明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认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民群众新鲜经验的反映。可以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亚文化都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的面目出现的，有部分政治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同质性和协调性。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正视自身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关联。恩格斯说：“因为我们的对手说黑的，我就说白的——这纯粹是服从对手的规则，这是一种幼稚的政策。”[9]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不是依靠单纯的斗争而实现的，也不是通过非黑即白的标签式判定而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扬长”以彰显理论自信，“扬长”除了自身既有的优越性之外，还应该包括自身的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包容与整合政治亚文化中的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权威是组织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的历史产物，它在阶级社会阶段继续发挥应有的历史功能。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包含了其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在兼容并蓄、对立统一中源源不断产生的。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民主平等价值观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民主和平等观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10]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优秀成分的扬弃，这种扬弃过程中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引领、借鉴、包容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其他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态度和方法是有益于我们今天在处理政治文化一元和多元时借鉴的。
3.以引导人民幸福与社会进步为宗旨目标。人民群众本身会自发地产生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未必是完全一致的。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历史发展的张力：其一，群众对于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解可能是不系统和不全面的；其二，群众的群体意识主要依托于最迫切和最紧要的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要弥合群众迫切利益和社会发展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塑造现代化的政治人。
人民群众愿意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机非常简单，那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诺和主张的美好生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小，群众就越容易理解和信服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党内腐败或不作为会引发人民群众的质疑，动摇自己的根基，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党的建设中绝不能回避自身的问题以及潜在的危险，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用“致命伤害”“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问题的潜在危险。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打铁还需自身硬，可以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既是理论建设，又是现实实践。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应该在“化”字上做好文章、下足功夫。网络时代，群众意识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些意识变化看似多元、未必坚守，看似睿智、未必深刻，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要顺应互联网发展的特点与要求，填补由于虚拟空间发展而引起的人的精神领域的空白。
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是塑造合格的政治人，以现代意识形态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社会化所塑造的政治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要鼓舞和激励的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奉献意识、大局意识的政治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竞争意识、自强意识、平等意识、敬业意识的人，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注重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M].洪佩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98.
[3]孟浩明.我国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05，（4）.
[4]韦文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网络传播关系研究[J].人民论坛，2013，（9）.
[5]在“超级玛丽奥”中聊马克思：古老知识的互联网学法[EB/OL].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5012.
[6]中共加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纳入普世价值[N].大公报，2014-02-13.
[7]习近平新年为人民点赞 被赞务实接地气有人情味[EB/OL].中国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102/c64387-26312840html.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人民出版社，1971∶437.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时代问题的价值阐释[EB/OL].求是理论网http：//sdxjwdzwwwcom/szyw/ztps/201406/t20140627_9634891htm.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