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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以来，石油一直是全球能源秩序的主角，全球政治和经济生活围绕着石油渐次铺开。但是，全球能源秩序正面临着深刻变化：美国石油霸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全球石油消费的主角；欧佩克产油国影响力下降；石油的美元定价机制开始瓦解；新型能源走向历史前台。全球能源秩序的这些深刻的变化，要求中国能源政策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顺应这种变化的发展态势，在新一轮能源秩序的构建中形成符合自身要求的可持续政策内涵。
一、全球能源秩序新趋势
（一）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全球能源消费重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受国内经济及国内能源结构变化等的多重影响，其能源需求开始下降。与之相反，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能源需求不断攀升。相关数据显示，全球石油消费在2009年下降了120万桶/天，较上年度下降了1.7%，为198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其中OECD国家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4.8%。与之相反，非OECD国家的石油消费量却出现了攀升态势，缓慢增长了86万桶/天，同比上升了2.1%。其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增长最为迅速。
（二）美国的石油霸权地位日渐式微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政治、外交乃至军事手段，牢牢地控制全球石油资源，并通过石油贸易的美元计价机制，进一步加强其石油霸权的地位。近年来，美国通过加强军事渗透，逐渐加强对中东、里海、非洲等地区的石油控制。但是，随着近年来石油贸易结算货币开始松动，以及全球各国石油交易所纷纷成立，美国的石油霸权开始出现了松动。2006年5月5日，伊朗宣布成立以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同年6月，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及其衍生产品交易所推出第一个乌拉尔出口混合原油期货交易；当年的8月，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石油交易所开业……
应该承认，石油交易所本身并不意味着石油定价权的易主。但石油交易所的缺位，无疑是影响乃至获得定价权的重要手段。以中国为例，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石油定价交易，本应由国内市场供需决定的石油交易价格却转由国外石油市场、国外期货交易来决定，这显然不符合经济运行常规。为此，中国、俄罗斯乃至其他石油进出口大国，都纷纷建立石油交易所，缩小自身原油和国际原油价格的剪刀差。毫无疑问，围绕石油定价权和石油货币结算的战争还将持续，但是美国的石油霸权地位俨然松动。
（三）OPEC的影响力开始下降
随着近年来俄罗斯、非洲等区域石油产量的增长，OPEC在全球石油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步降低。相关数据显示，OPEC成员国集中区域的中东地区，其原油探明储量占全球原油探明储量的份额在过去的20年中持续下降：从1989年的占全球份额的65.7%下降到1999年的63.2%，而这一数据在2009年下降到56.6%。与之相反，非洲在全球石油体系中的地位却与日俱增，非洲石油储量占全球探明储量的比重从1989年的5.9%增长到1999年的7.8%、2009年的9.6%；中美洲地区的增长更为迅速，从1989年的6.9%增加到1999年的9.0%，而到了2009年则迅速增长到占14.9%；在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的带动下，欧洲的比重也开始出现迅猛增长。
全球石油资源的新态势，与近年来全球市场石油供应多元化格局形成了有机耦合。基于这个原因，OPEC的影响力也开始出现下降。发轫于2003年的全球石油价格的飙升，OPEC屡次调高日产量，但是高企的油价却对此无动于衷，依旧狂飙不息。金融危机爆发后，OPEC希冀通过减产来减缓油价的下跌。2008年末开始，OPEC持续减产，甚至所有的OPEC成员国都参与到减产行动中，OPEC中东地区成员国近75%总体削减产量，但是依旧没有减缓全球能源价格的持续下挫。全球石油市场的这种戏剧性变化，显示OPEC成员国对全球市场的控制和影响能力开始下降，OPEC必须和其他石油相关方实现区域合作、市场合作，采取一致行动，才能有利于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
（四）应对气候变化促使各国向低碳清洁能源转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高企石油价格，发展新能源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成为全球社会在能源领域技术革命的新热潮。相关国家还在进行碳捕获、储存和利用以及智能电网等方面的探索，抢占新能源技术制高点。可以预料，全球社会已经将向清洁能源的战略转型作为能源技术革命的重中之重。
二、能源秩序转轨期间中国能源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矛盾并存
一是总量需求和总量供应之间的矛盾。中国GDP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这符合能源经济之间的经济理论：当经济总量扩大时，对能源要素的需求必然随之攀升。实证分析结论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表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要有不断扩大的能源供应作为保障，除非能源的质量（比如能源结构、新能源品种增加等等）得到改善，否则能源总量必须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能源供应的短缺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显然，要保持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供应势必是未来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不二选择。但是，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势必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重大压力。
二是能源结构不合理的传统诟病。中国高度依赖煤炭的化石能源消费结构，给中国经济投下巨大变数。截至目前，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27%，是全世界唯一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大量燃煤并缺乏有效治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中，分别有85%和90%是由燃煤形成的。同时，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能源工业协调发展。
三是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与自身资源短缺的矛盾。伴随着中国建设强大现代经济的进程，中国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与日俱增。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相继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和原油净进口国，并且近年来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实际上，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中国能源供需平衡表一直在进行着微妙而又必然的变化。 四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游离于全球能源定价权之外的矛盾并存。中国融入全球能源市场是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一直是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价格追随者，而非价格决定者。简言之，中国一直游离于全球能源定价体系的外围。中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同时是全球能源定价“小国”的尴尬角色，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隐现。如亚洲溢价、石油进口的“越买越贵”与“越贵越买”现象频频发生。
五是能源效率稳步改进与能源消费行业集中度矛盾并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能源效率逐渐提高，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逐渐降低。但是，从国际横向比较看，中国依然是世界上能源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能源消费呈现行业集中性、地区偏向性等诸多特点。
六是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的矛盾长期存在。能源结构的改善和能源效率的提高，都必须仰赖于市场化能源消费模式的形成，这就必须实现市场化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形成与完善。然而，我国目前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目前痼疾甚多，主要表现在：能源价格总体水平偏低；能源的价格构成没有反映资源的成本；能源体系内部比价不合理，加剧能源供应矛盾；现行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没有真实地反映国内能源的供需水平；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严重影响能源供应和利用效率；支持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系统性政策构架还尚未形成等。这些弱点严重制约了市场化能源消费模式的形成，并进而对能源的供需平衡产生影响。
可以预料，以能源资源的可获得性、能源价格波动、能源运输安全以及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为核心的能源安全观，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增长，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攸关中国国家利益。
（二）中国可持续能源政策价值取向
当前，围绕石油资源争夺、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全球能源新秩序无疑处于变革前的混乱秩序中。谁掌握了先机，谁就必然赢得未来的“世界”。这就要求决策层在可持续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真正建立以价格为基础的能源资源和其他要素资源之间的价格替代关系，推动能源消费主体市场化能源消费模式的形成，推动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能源新秩序早日产生创造产业成长环境。
为此，面向未来的可持续能源政策，其核心理念在与消弭日渐增长的能源供给压力。要真正降低这种压力，必须仰赖于中国政府采取强制性的能源干预政策，在经济增长实践中创造一种可变的能源消费模式，继而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可变的能源消费模式，其实是对“能源-经济”系统本身的优化，包括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源结构的优化、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市场化能源价格机制的形成等诸多路径来实现。实证研究表明，结构效应、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市场化推进，对于我国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绩效。但是，从我国实际的能源效率水平和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还存在较大的节能空间。
（三）中国可持续能源政策内涵
在能源保障方面，中国能源供应必须朝向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能源供应的技术化、能源供应的清洁化及其结构的优化，并且实现能源供应的资源全球配置。
在能源消费方面，中国必须在微观和宏观层次实现突破，构建起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能源消费主体微观节能机制和全社会宏观节能机制。在微观层面，决策层必须顺势利导，引导能源消费主体实现能源和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之间的有效替代，降低能源消耗；同时，实现从能源的供应侧管理为主向需求侧管理为主转变，比如实行强制性能耗标识等措施；此外，还可探讨与市场化能源消耗相适应的节能模式，总结并推广节能自愿协议机制，实现能源消费主体自主节能；最后，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优化现行税制，以刺激能源消费主体实现节能。在宏观层面的构建上，国家必须适时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大节能型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力度以及经济市场化进程。
市场化能源价格机制的形成在可持续能源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能源价格机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真正能反应能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且，逐步理顺能源价格和非能源价格之间以及能源价格体系内部的价格关系，使市场价格信号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能源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当从着眼于我国能源供需平衡的角度出发，适度提高能源价格水平，增强能源价格弹性，从而降低能耗，抑制需求。并且，建立规范的能源交易市场，为形成规范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创造条件。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同时还应当有利于增强能源生产者对于未来的可预期收益，进而促进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同时，以改革电力用煤价格为核心，实现煤炭价格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理顺煤炭、电力之间的价格关系乃至能源内部各种能源品种之间的比价关系。从而，为能源消费主体寻找每项用能过程的最优耗能模式创造条件。并且，能源价格体系改革所导致的合理能源比价关系的确立，更为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创造条件。
并且，适时推出并建立中国能源期货市场，参与全球能源定价体系，谋求全球能源定价权。为了杜绝煤炭领域的无序竞争，组建类似OPEC组织的中国煤炭生产性协调组织，推出中国煤炭价格指数，建立煤炭出口的专营制度，以争取对我有利的价格。
（柯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管理、传媒经济。胡晓群，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能源经济、农业经济理论政策）
一、全球能源秩序新趋势
（一）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全球能源消费重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受国内经济及国内能源结构变化等的多重影响，其能源需求开始下降。与之相反，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能源需求不断攀升。相关数据显示，全球石油消费在2009年下降了120万桶/天，较上年度下降了1.7%，为198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其中OECD国家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4.8%。与之相反，非OECD国家的石油消费量却出现了攀升态势，缓慢增长了86万桶/天，同比上升了2.1%。其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增长最为迅速。
（二）美国的石油霸权地位日渐式微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政治、外交乃至军事手段，牢牢地控制全球石油资源，并通过石油贸易的美元计价机制，进一步加强其石油霸权的地位。近年来，美国通过加强军事渗透，逐渐加强对中东、里海、非洲等地区的石油控制。但是，随着近年来石油贸易结算货币开始松动，以及全球各国石油交易所纷纷成立，美国的石油霸权开始出现了松动。2006年5月5日，伊朗宣布成立以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同年6月，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及其衍生产品交易所推出第一个乌拉尔出口混合原油期货交易；当年的8月，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石油交易所开业……
应该承认，石油交易所本身并不意味着石油定价权的易主。但石油交易所的缺位，无疑是影响乃至获得定价权的重要手段。以中国为例，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石油定价交易，本应由国内市场供需决定的石油交易价格却转由国外石油市场、国外期货交易来决定，这显然不符合经济运行常规。为此，中国、俄罗斯乃至其他石油进出口大国，都纷纷建立石油交易所，缩小自身原油和国际原油价格的剪刀差。毫无疑问，围绕石油定价权和石油货币结算的战争还将持续，但是美国的石油霸权地位俨然松动。
（三）OPEC的影响力开始下降
随着近年来俄罗斯、非洲等区域石油产量的增长，OPEC在全球石油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步降低。相关数据显示，OPEC成员国集中区域的中东地区，其原油探明储量占全球原油探明储量的份额在过去的20年中持续下降：从1989年的占全球份额的65.7%下降到1999年的63.2%，而这一数据在2009年下降到56.6%。与之相反，非洲在全球石油体系中的地位却与日俱增，非洲石油储量占全球探明储量的比重从1989年的5.9%增长到1999年的7.8%、2009年的9.6%；中美洲地区的增长更为迅速，从1989年的6.9%增加到1999年的9.0%，而到了2009年则迅速增长到占14.9%；在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的带动下，欧洲的比重也开始出现迅猛增长。
全球石油资源的新态势，与近年来全球市场石油供应多元化格局形成了有机耦合。基于这个原因，OPEC的影响力也开始出现下降。发轫于2003年的全球石油价格的飙升，OPEC屡次调高日产量，但是高企的油价却对此无动于衷，依旧狂飙不息。金融危机爆发后，OPEC希冀通过减产来减缓油价的下跌。2008年末开始，OPEC持续减产，甚至所有的OPEC成员国都参与到减产行动中，OPEC中东地区成员国近75%总体削减产量，但是依旧没有减缓全球能源价格的持续下挫。全球石油市场的这种戏剧性变化，显示OPEC成员国对全球市场的控制和影响能力开始下降，OPEC必须和其他石油相关方实现区域合作、市场合作，采取一致行动，才能有利于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
（四）应对气候变化促使各国向低碳清洁能源转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高企石油价格，发展新能源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成为全球社会在能源领域技术革命的新热潮。相关国家还在进行碳捕获、储存和利用以及智能电网等方面的探索，抢占新能源技术制高点。可以预料，全球社会已经将向清洁能源的战略转型作为能源技术革命的重中之重。
二、能源秩序转轨期间中国能源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矛盾并存
一是总量需求和总量供应之间的矛盾。中国GDP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这符合能源经济之间的经济理论：当经济总量扩大时，对能源要素的需求必然随之攀升。实证分析结论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表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要有不断扩大的能源供应作为保障，除非能源的质量（比如能源结构、新能源品种增加等等）得到改善，否则能源总量必须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能源供应的短缺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显然，要保持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供应势必是未来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不二选择。但是，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势必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重大压力。
二是能源结构不合理的传统诟病。中国高度依赖煤炭的化石能源消费结构，给中国经济投下巨大变数。截至目前，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27%，是全世界唯一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大量燃煤并缺乏有效治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中，分别有85%和90%是由燃煤形成的。同时，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能源工业协调发展。
三是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与自身资源短缺的矛盾。伴随着中国建设强大现代经济的进程，中国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与日俱增。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相继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和原油净进口国，并且近年来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实际上，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中国能源供需平衡表一直在进行着微妙而又必然的变化。 四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游离于全球能源定价权之外的矛盾并存。中国融入全球能源市场是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一直是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价格追随者，而非价格决定者。简言之，中国一直游离于全球能源定价体系的外围。中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同时是全球能源定价“小国”的尴尬角色，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隐现。如亚洲溢价、石油进口的“越买越贵”与“越贵越买”现象频频发生。
五是能源效率稳步改进与能源消费行业集中度矛盾并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能源效率逐渐提高，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逐渐降低。但是，从国际横向比较看，中国依然是世界上能源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能源消费呈现行业集中性、地区偏向性等诸多特点。
六是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的矛盾长期存在。能源结构的改善和能源效率的提高，都必须仰赖于市场化能源消费模式的形成，这就必须实现市场化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形成与完善。然而，我国目前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目前痼疾甚多，主要表现在：能源价格总体水平偏低；能源的价格构成没有反映资源的成本；能源体系内部比价不合理，加剧能源供应矛盾；现行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没有真实地反映国内能源的供需水平；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严重影响能源供应和利用效率；支持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系统性政策构架还尚未形成等。这些弱点严重制约了市场化能源消费模式的形成，并进而对能源的供需平衡产生影响。
可以预料，以能源资源的可获得性、能源价格波动、能源运输安全以及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为核心的能源安全观，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增长，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攸关中国国家利益。
（二）中国可持续能源政策价值取向
当前，围绕石油资源争夺、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全球能源新秩序无疑处于变革前的混乱秩序中。谁掌握了先机，谁就必然赢得未来的“世界”。这就要求决策层在可持续能源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真正建立以价格为基础的能源资源和其他要素资源之间的价格替代关系，推动能源消费主体市场化能源消费模式的形成，推动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能源新秩序早日产生创造产业成长环境。
为此，面向未来的可持续能源政策，其核心理念在与消弭日渐增长的能源供给压力。要真正降低这种压力，必须仰赖于中国政府采取强制性的能源干预政策，在经济增长实践中创造一种可变的能源消费模式，继而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可变的能源消费模式，其实是对“能源-经济”系统本身的优化，包括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源结构的优化、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市场化能源价格机制的形成等诸多路径来实现。实证研究表明，结构效应、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市场化推进，对于我国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绩效。但是，从我国实际的能源效率水平和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还存在较大的节能空间。
（三）中国可持续能源政策内涵
在能源保障方面，中国能源供应必须朝向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能源供应的技术化、能源供应的清洁化及其结构的优化，并且实现能源供应的资源全球配置。
在能源消费方面，中国必须在微观和宏观层次实现突破，构建起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能源消费主体微观节能机制和全社会宏观节能机制。在微观层面，决策层必须顺势利导，引导能源消费主体实现能源和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之间的有效替代，降低能源消耗；同时，实现从能源的供应侧管理为主向需求侧管理为主转变，比如实行强制性能耗标识等措施；此外，还可探讨与市场化能源消耗相适应的节能模式，总结并推广节能自愿协议机制，实现能源消费主体自主节能；最后，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优化现行税制，以刺激能源消费主体实现节能。在宏观层面的构建上，国家必须适时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大节能型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力度以及经济市场化进程。
市场化能源价格机制的形成在可持续能源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能源价格机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真正能反应能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且，逐步理顺能源价格和非能源价格之间以及能源价格体系内部的价格关系，使市场价格信号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能源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当从着眼于我国能源供需平衡的角度出发，适度提高能源价格水平，增强能源价格弹性，从而降低能耗，抑制需求。并且，建立规范的能源交易市场，为形成规范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创造条件。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同时还应当有利于增强能源生产者对于未来的可预期收益，进而促进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同时，以改革电力用煤价格为核心，实现煤炭价格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理顺煤炭、电力之间的价格关系乃至能源内部各种能源品种之间的比价关系。从而，为能源消费主体寻找每项用能过程的最优耗能模式创造条件。并且，能源价格体系改革所导致的合理能源比价关系的确立，更为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创造条件。
并且，适时推出并建立中国能源期货市场，参与全球能源定价体系，谋求全球能源定价权。为了杜绝煤炭领域的无序竞争，组建类似OPEC组织的中国煤炭生产性协调组织，推出中国煤炭价格指数，建立煤炭出口的专营制度，以争取对我有利的价格。
（柯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管理、传媒经济。胡晓群，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能源经济、农业经济理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