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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极其不爱说话，我自小就觉得父亲十分陌生。一直到父亲晚年患病住院的日子里，才和父亲有了更多的语言交流。特别是我帮助父亲编辑出版了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报坛六十年耕耘录》后，才算真正了解了父亲。
父亲不爱说话，一旦开口，就爱说真话，写文章更是如此。
父亲说他一生得到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是晋绥边区政府办的干部学校——晋绥二中，一个是《晋绥日报》。他16岁报考晋绥二中后，17岁就成为这个学校第一批发展的两名党员之一。校长是范若愚，解放后历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刘少奇主席的政治秘书、周恩来总理的学习秘书。教务主任是黄志刚，解放后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1945年，父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后又到晋绥日报编辑部工作。毛主席和《晋绥日报》部分编辑人员的谈话、《晋绥日报》开展的历史上著名的反“客里空”运动，即反假新闻运动，都对父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老师”都教给他要讲真话、实事求是。我想，是因为父亲养成了写新闻要真实的习惯，所以也养成了父亲说真话的习惯。
1949年11月，父亲身穿晋绥日报的土布蓝袄，昂首步入《山西农民报》，成为这张报纸的奠基人之一。1956年，31岁的他即担任《山西农民报》的总编辑，他一心一意为农民办报，把报纸办到农民心坎上，讲真话、实话。当时在山西农村，农民报特别受欢迎，全省农村平均每百人就有一份。《山西农民报》成为全国优秀的农民报，毛泽东主席于1965年亲笔为其题写了报头。
1970年7月，父亲被下放到雁北地区工作，筹办《雁北报》，任首任社长。在那个极“左”倾向严重的年代，父亲敢于冲破各种清规戒律，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敢于为革命事业承担风险，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仅仅五年，就把《雁北报》办成了全国新闻界闻名的一张报纸，读者公认“尖锐泼辣”是它的一大特色。
仅举一例：197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长篇报告，新华社发了通稿，而一张四开大的地区级小报全占满也登不下，父亲决定采取了摘要的形式。报纸刊发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迅速到六十九军军长兼地委书记张广有处告状，说《雁北报》把陈副总理的讲话搞得支离破碎，是反大寨!父亲没有被大帽子压服。全国各省地区级的小报纷纷效仿《雁北报》，也采取了摘要的形式。父亲把这些报纸搜集到一起，贴到几块大展板上，让人抬到地委办公楼前。张广有书记是个很有水平的军队干部，他坚决支持父亲的工作，这场“反大寨”事件才得以平息。
原《雁北报》编辑、后任《人民代表报》副总编的傅业，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他的静如湖水般的内向性格里，却涌动着对真理执著追求、对原则坚决维护、对责任敢于承担的热浪惊涛。他不善于言谈，不善于应酬、闲聊、扯淡，而他讲起理论，讲起历史，讲起工作，讲起新闻业务，驳斥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却口若悬河；严谨的逻辑、激动的神态和自信的目光令人信服和敬畏。”
父亲担任雁北地委宣传部长后，仍然向往报纸工作。1978年，父亲平生第一次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不当部长，归队新闻。5月，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决定任命父亲为《山西日报》副总编辑。
当时年已53岁的父亲又开始为他一生所选定的事业拼搏、奉献。他担任夜班总编辑，但他白天也很少休息，每天工作１６个小时以上。父亲不仅仅是编稿、审稿，一有机会他还要亲自出去抓一些有指导性的大块文章。
1980年5月，他带领五名记者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吕梁山区九个贫困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采访，写出一篇消息、五篇通讯，这在全国当时是对包产到户报道最早的，比安徽滁县还要早。报道陆续见报后，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交口称赞，认为写在了点子上。
父亲在晚年出版的四卷作品集自序中，对吕梁山区的报道做了反思，他认为自己的报道有“一刀切”的错误，只宣传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形式，没有宣传在部分有现代农业生产机械设备、生产发展快、多种经营广阔、集体经济力量雄厚、经营管理水平高的生产队，应当继续坚持集体经营或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也不符合农业合作化后发展起来的先进生产力的要求。
1983年12月，首都主要新闻单位在湖南长沙召开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父亲代表《山西日报》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宣读了《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宣传党的政策》的论文。他在文章中驳斥了胡绩伟宣扬“人民性高于党性”，用人民性反对党性的错误论点。事隔５年，1988年4月，在《山西日报》举行的新闻业务学术讨论会上，他又推出了针对性更强的《党报是党的事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的原理没有过时》的文章。这篇文章着重论述党报之所以是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是由党报的特点以及它的阶级性和党性决定的。同时又阐明坚持这一原理和新闻改革并不矛盾，搞新闻改革并不否认这个原理，应该在实践中，更好、更充分地运用这个原理。文章更多地从正面叙述了党报的优越性。当时，一些同志认为他的观点有些陈旧、落伍，与会议的中心议题背道而驰，他却不以为然。他说：“我的观点当时被冷落了，但我不感到孤立，我也不会因此沉默，只要认为是对的。”
1985年7月，他又把视角伸入忻州地区的8个贫困县，采写了一万多字的长篇通讯《草木建奇功——晋西北八县采访记》，叙述了从合作化以来在荒山坡种植柠条，已经使昔日植被稀少、寸草不生的晋西北大沙丘，山顶戴上了绿帽子、山腰裹了绿带子，到处筑起绿色长城的基本事实，并得出一个结论：晋西北地区农业要翻身，就要实行新耕作制度：把不适宜种植的坡地退耕还林还草，草灌先行、林粮间作，草粮轮作。这样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防止了水土流失，同时提高了土壤肥力。
1988年10月，父亲离休了。他认为他只是离开了领导岗位，还是一名记者，一名战士，可以到一线冲锋陷阵。短短三年，他跑遍了全省，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大量的工业、农业的报道。特别是他和丁伟跃采写的１．２万字的长篇通讯《黄土地上的绿洲——河曲县建设生态农业纪实》，得到了省委书记王茂林的高度评价。
1989年，父亲被省新闻出版局聘为报纸审读员，审读包括《山西日报》在内的八家报纸。他看报看得特别认真，审读报告写得最多，十余年写审读报告200多篇，共计30多万字。其中批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每星期还要列席山西日报编委会，陈述对报纸的意见。他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爱听的他说，不爱听的他也说。他评报，往往不就事论事，而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大概是这个原因，一些年轻人送他一个外号——马列主义老头。
在审读文章中，父亲最满意的一篇就是《我们能超过马克思吗》，他认为，提“超过马克思”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文章批驳了那种借口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为“超过马克思”作辩护的谬论。指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不能用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借口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内部刊物上，随后又登载了姊妹篇《出格了》。他坦坦荡荡讲出了自己想讲的话。他相信历史的发展会证实谁的手中掌握真理。
离休以后，父亲荣获一大堆荣誉证书：四次被评为山西省离休干部先进个人，三次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年年被评为山西日报优秀党务干部或优秀党员，荣立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二等功和省地方志劳动竞赛一等功各一次。
离休18年，父亲的写作量和文字发表量粗略统计：撰写审读报告30多万字；主编并执笔了《山西农业合作化史》综述卷共50多万字；为《中国革命老区》一书撰写5万字。撰写晋绥抗日根据地党史、山西日报史、山西经济年鉴、山西大典、山西通志第四十三卷新闻出版报业篇等共计200多万字。他用文字维护真理，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数典而忘祖”。
“日夜辛勤多劳神，字里行间耗生命”。正像他说的那样，离休后超负荷的文字劳动加重了他的肝病，起初是早期肝硬化，后来发展到肝腹水、肝胸水，父亲不得不住院。他一次次住院，又一次次从病危中挺了过来，连医生都惊叹不已。父亲在养病期间重读完新版三大卷的《资本论》，做了10万字的读书笔记。又开始通读新版的《鲁迅全集》，同时还整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报坛六十年耕耘录》，共150万字。2005年底，父亲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在病床上为山西日报内部的《老友诗刊》写下了一首《八十抒怀》，诗中最后四句是：
堂堂正正党报人，
自慰对党赤诚心。
若问一生何所求?
共产世界九州同。
2006年7月22日，是个星期六，父亲照例从医院回家休息。中午12时多，他正在读当天的《山西日报》，突然消化道大出血，吐出的鲜血染红了报纸，送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后，溘然去世，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哀伤。
7月26日，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举行了向父亲遗体告别仪式。哀思如潮，花圈如海。巨幅挽联上写着：“报坛耕耘六十春秋心血化锦篇，党性坚定一生岁月口碑留人间”。原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送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肝胆化日月，为党为民鞠躬尽瘁丹心照全球。”原省委书记王谦也送了花圈，原省委书记胡富国送的挽联是：“实事求是，一生正气”。胡富国还亲自到家里吊唁，并慰问了母亲。
父亲永远闭上了他说真话的嘴，放下了他写真话的笔，可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在自己敬献给父亲的花圈挽联上写道：“像您那样做人做事作文”。
父亲的精神永存!
( 责编韵心 )
父亲不爱说话，一旦开口，就爱说真话，写文章更是如此。
父亲说他一生得到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是晋绥边区政府办的干部学校——晋绥二中，一个是《晋绥日报》。他16岁报考晋绥二中后，17岁就成为这个学校第一批发展的两名党员之一。校长是范若愚，解放后历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刘少奇主席的政治秘书、周恩来总理的学习秘书。教务主任是黄志刚，解放后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1945年，父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后又到晋绥日报编辑部工作。毛主席和《晋绥日报》部分编辑人员的谈话、《晋绥日报》开展的历史上著名的反“客里空”运动，即反假新闻运动，都对父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老师”都教给他要讲真话、实事求是。我想，是因为父亲养成了写新闻要真实的习惯，所以也养成了父亲说真话的习惯。
1949年11月，父亲身穿晋绥日报的土布蓝袄，昂首步入《山西农民报》，成为这张报纸的奠基人之一。1956年，31岁的他即担任《山西农民报》的总编辑，他一心一意为农民办报，把报纸办到农民心坎上，讲真话、实话。当时在山西农村，农民报特别受欢迎，全省农村平均每百人就有一份。《山西农民报》成为全国优秀的农民报，毛泽东主席于1965年亲笔为其题写了报头。
1970年7月，父亲被下放到雁北地区工作，筹办《雁北报》，任首任社长。在那个极“左”倾向严重的年代，父亲敢于冲破各种清规戒律，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敢于为革命事业承担风险，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仅仅五年，就把《雁北报》办成了全国新闻界闻名的一张报纸，读者公认“尖锐泼辣”是它的一大特色。
仅举一例：197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长篇报告，新华社发了通稿，而一张四开大的地区级小报全占满也登不下，父亲决定采取了摘要的形式。报纸刊发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迅速到六十九军军长兼地委书记张广有处告状，说《雁北报》把陈副总理的讲话搞得支离破碎，是反大寨!父亲没有被大帽子压服。全国各省地区级的小报纷纷效仿《雁北报》，也采取了摘要的形式。父亲把这些报纸搜集到一起，贴到几块大展板上，让人抬到地委办公楼前。张广有书记是个很有水平的军队干部，他坚决支持父亲的工作，这场“反大寨”事件才得以平息。
原《雁北报》编辑、后任《人民代表报》副总编的傅业，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他的静如湖水般的内向性格里，却涌动着对真理执著追求、对原则坚决维护、对责任敢于承担的热浪惊涛。他不善于言谈，不善于应酬、闲聊、扯淡，而他讲起理论，讲起历史，讲起工作，讲起新闻业务，驳斥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却口若悬河；严谨的逻辑、激动的神态和自信的目光令人信服和敬畏。”
父亲担任雁北地委宣传部长后，仍然向往报纸工作。1978年，父亲平生第一次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不当部长，归队新闻。5月，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决定任命父亲为《山西日报》副总编辑。
当时年已53岁的父亲又开始为他一生所选定的事业拼搏、奉献。他担任夜班总编辑，但他白天也很少休息，每天工作１６个小时以上。父亲不仅仅是编稿、审稿，一有机会他还要亲自出去抓一些有指导性的大块文章。
1980年5月，他带领五名记者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吕梁山区九个贫困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采访，写出一篇消息、五篇通讯，这在全国当时是对包产到户报道最早的，比安徽滁县还要早。报道陆续见报后，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交口称赞，认为写在了点子上。
父亲在晚年出版的四卷作品集自序中，对吕梁山区的报道做了反思，他认为自己的报道有“一刀切”的错误，只宣传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形式，没有宣传在部分有现代农业生产机械设备、生产发展快、多种经营广阔、集体经济力量雄厚、经营管理水平高的生产队，应当继续坚持集体经营或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也不符合农业合作化后发展起来的先进生产力的要求。
1983年12月，首都主要新闻单位在湖南长沙召开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父亲代表《山西日报》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宣读了《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宣传党的政策》的论文。他在文章中驳斥了胡绩伟宣扬“人民性高于党性”，用人民性反对党性的错误论点。事隔５年，1988年4月，在《山西日报》举行的新闻业务学术讨论会上，他又推出了针对性更强的《党报是党的事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的原理没有过时》的文章。这篇文章着重论述党报之所以是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是由党报的特点以及它的阶级性和党性决定的。同时又阐明坚持这一原理和新闻改革并不矛盾，搞新闻改革并不否认这个原理，应该在实践中，更好、更充分地运用这个原理。文章更多地从正面叙述了党报的优越性。当时，一些同志认为他的观点有些陈旧、落伍，与会议的中心议题背道而驰，他却不以为然。他说：“我的观点当时被冷落了，但我不感到孤立，我也不会因此沉默，只要认为是对的。”
1985年7月，他又把视角伸入忻州地区的8个贫困县，采写了一万多字的长篇通讯《草木建奇功——晋西北八县采访记》，叙述了从合作化以来在荒山坡种植柠条，已经使昔日植被稀少、寸草不生的晋西北大沙丘，山顶戴上了绿帽子、山腰裹了绿带子，到处筑起绿色长城的基本事实，并得出一个结论：晋西北地区农业要翻身，就要实行新耕作制度：把不适宜种植的坡地退耕还林还草，草灌先行、林粮间作，草粮轮作。这样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防止了水土流失，同时提高了土壤肥力。
1988年10月，父亲离休了。他认为他只是离开了领导岗位，还是一名记者，一名战士，可以到一线冲锋陷阵。短短三年，他跑遍了全省，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大量的工业、农业的报道。特别是他和丁伟跃采写的１．２万字的长篇通讯《黄土地上的绿洲——河曲县建设生态农业纪实》，得到了省委书记王茂林的高度评价。
1989年，父亲被省新闻出版局聘为报纸审读员，审读包括《山西日报》在内的八家报纸。他看报看得特别认真，审读报告写得最多，十余年写审读报告200多篇，共计30多万字。其中批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每星期还要列席山西日报编委会，陈述对报纸的意见。他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爱听的他说，不爱听的他也说。他评报，往往不就事论事，而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大概是这个原因，一些年轻人送他一个外号——马列主义老头。
在审读文章中，父亲最满意的一篇就是《我们能超过马克思吗》，他认为，提“超过马克思”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文章批驳了那种借口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为“超过马克思”作辩护的谬论。指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不能用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借口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内部刊物上，随后又登载了姊妹篇《出格了》。他坦坦荡荡讲出了自己想讲的话。他相信历史的发展会证实谁的手中掌握真理。
离休以后，父亲荣获一大堆荣誉证书：四次被评为山西省离休干部先进个人，三次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年年被评为山西日报优秀党务干部或优秀党员，荣立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二等功和省地方志劳动竞赛一等功各一次。
离休18年，父亲的写作量和文字发表量粗略统计：撰写审读报告30多万字；主编并执笔了《山西农业合作化史》综述卷共50多万字；为《中国革命老区》一书撰写5万字。撰写晋绥抗日根据地党史、山西日报史、山西经济年鉴、山西大典、山西通志第四十三卷新闻出版报业篇等共计200多万字。他用文字维护真理，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数典而忘祖”。
“日夜辛勤多劳神，字里行间耗生命”。正像他说的那样，离休后超负荷的文字劳动加重了他的肝病，起初是早期肝硬化，后来发展到肝腹水、肝胸水，父亲不得不住院。他一次次住院，又一次次从病危中挺了过来，连医生都惊叹不已。父亲在养病期间重读完新版三大卷的《资本论》，做了10万字的读书笔记。又开始通读新版的《鲁迅全集》，同时还整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报坛六十年耕耘录》，共150万字。2005年底，父亲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在病床上为山西日报内部的《老友诗刊》写下了一首《八十抒怀》，诗中最后四句是：
堂堂正正党报人，
自慰对党赤诚心。
若问一生何所求?
共产世界九州同。
2006年7月22日，是个星期六，父亲照例从医院回家休息。中午12时多，他正在读当天的《山西日报》，突然消化道大出血，吐出的鲜血染红了报纸，送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后，溘然去世，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哀伤。
7月26日，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举行了向父亲遗体告别仪式。哀思如潮，花圈如海。巨幅挽联上写着：“报坛耕耘六十春秋心血化锦篇，党性坚定一生岁月口碑留人间”。原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送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肝胆化日月，为党为民鞠躬尽瘁丹心照全球。”原省委书记王谦也送了花圈，原省委书记胡富国送的挽联是：“实事求是，一生正气”。胡富国还亲自到家里吊唁，并慰问了母亲。
父亲永远闭上了他说真话的嘴，放下了他写真话的笔，可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在自己敬献给父亲的花圈挽联上写道：“像您那样做人做事作文”。
父亲的精神永存!
( 责编韵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