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几乎所有人认为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也一再强调经济转型、调结构的重要性。国内外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应更多地依靠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来实现可持续增长。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常常集中在经济增长会不会在年底快速下滑到8％甚至8％以下，这算不算“二次探底”，房地产调控是过紧还是立松等方面。
　　经济增长在巨量刺激之后，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回归到8％左右的增速，已属难得。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在调结构的路上，我们到底走出了多远?
　　全球经济还未完全从金融海啸阴影中走出，但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改革的动力似乎已经减弱，步伐明显放慢。从年初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一再强调转变经济结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政府部门对平滑短期增长速度的关注似乎大大超过了推进结构改革和经济转型，一些重要的结构改革进展缓慢或停滞不前，甚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被理解为狭义的产业升级。
　　经济危机袭来时，政府迅速出台了一些短期促消费措施，并且推出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制等改革。加大了对医疗、教育、低保等方面的投入。但是，短期的措施效果已经在减弱。社会保障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增加相当有限。
　　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预料将会推动中、西部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也是推动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这些政策对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维持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其初步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投资而非消费上。
　　要推动消费长期可持续地较快发展，第一是要靠调结构来带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更快增长，以促就业带来居民收入提高；第二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和建设，以降低居民审慎储蓄带动更高的消费增长。
　　政策上，调整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减少服务业和一些垄断行业对民营企业的壁垒，扩大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分红的幅度和范围，改革城乡土地市场等都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重大结构改革。然而，恰是这些领域改革进程缓慢。
　　调整要素价格可以降低对工业的偏好，尤其是对资源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偏好，对于改变中国增长方式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至关重要。然而，资源和能源价格的改革在油品价格市场化后，进一步改革却因对通胀的担忧，最有可能是对下游工业企业及地方政府利益的顾虑而停滞。政府在通胀预期攀升的情况下，仍不愿加息，继续依赖数量型工具及行政措施来控制信贷增长而放任资金成本过低。另外，政府似乎也无计划尽快改革农村与城市土地市场、改变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供给中的垄断地位。
　　推进民营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刺激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是消费持续增长的关键。国务院今年5月发布了鼓励民营部门发展的36条，但目前并没有具体措施出台，也无时司表。而各地政府对推动下一轮投资、推进城镇化有关的土木建设远比对推进民营企业和服务业增长更热衷。
　　国有企业及母公司不对或很少对国家分红，这在世界上是特例。扩大国企分红的幅度和范围，将提升国有企业的瓷金成本，进而抑制其投资冲动。同时，分红应该由财政支配，可以用来解决过去国企遗留的养老、医疗、棚户区改造等诸多社会问题，提高居民消费，而不是完全像目前这样在国企系统中封闭运营。然而，国有企业向财政上缴分红的试点推广也似乎陷入停滞。
　　今年6月中国重启汇改，人民币重新与美元脱钩，是相对价格调整的一个重大进展。汇率的进一步走强有助于转变增长方式。
　　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时期，债台高筑和金融危机逼迫它们调整。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尽快主动积极地推进结构改革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经济结构矛盾的进一步恶化，避免重犯其他国家的错误。
　　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存在一些短期波动和不确定性的时期，推进结构改革需要坚定的政治决心。在下一个五年规划制定之际，现在正是抓住时机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为了实现每个季度都“保八”的“完美”调控目标而忽视了改革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