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有古意：师法晋唐的元代书法

　　蒙古大汗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建立了空前统一的政权。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统治者和贵族们逐渐认识到汉文化的重要性，也有很多人体会到汉文化的魅力。元世祖忽必烈曾命太子真金学习汉语，并派人到江南搜访宋末贤臣，对南宋宗室赵孟頫礼遇有加;元仁宗的姐姐——大长公主祥哥刺吉有收藏历代书画的爱好，曾多次举办雅集，邀请汉族文士共同鉴赏书画;元文宗的书法，甚至有唐太宗《晋祠铭》的风采……统治者努力亲近汉文化，使得汉族文人得以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中进行各种文艺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
　　元代在时间上与宋相接，但元人對书法的审美却与宋人大相径庭。宋代书法家崇尚个性，不甚注重法度，而元代书法家虽然艺术风格各异，水平也有高下之分，但大多着力钻研晋唐书法，追求端丽复古的风格，书坛面貌因此为之一变。这种复古的风潮，直到元代后期才出现瓦解的趋势。

　　最能代表元代书法艺术成就的书法家，非赵孟頫莫属。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南宋灭亡后，赵孟頫出仕元朝，受到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礼遇。
　　据说，赵孟頫英俊潇洒、神采不凡，元世祖一见到他便为之倾倒，以为他是天上的仙人。这份出众的气质，离不开深厚文化素养的滋润;深厚的文化素养，又直接影响了赵孟頫对书法的审美，使他形成了独步当时的艺术风格。他5岁开始学书，用功甚勤，年龄稍大，便开始临写智永《千字文》，每天要练习一万字。对钟繇、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前代书法大师的作品，他也认真研究。至于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等，更是赵孟烦重点学习的对象。凡有《兰亭序》的摹本、拓片，他几乎都认真品评、题跋，并反复临写。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宋、元时仍然流传于世，曾被赵孟頫收藏。赵孟頫的行书《洛神赋》，结体端正匀称，运笔圆润灵动，整体风格既飘逸又内敛，深得王献之韵味。
　　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赵孟頫形成了独有的温润娴雅、秀丽雍容的书风，人称“赵体”。他篆、隶、行、楷各体兼善，十分难得。流传后世的小楷书《道德经》、行书《酒德颂》、楷书《帝师胆巴碑》等，无不运笔精致，笔力扎实，书风洒脱，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他的书风对元代乃至后世都影响深远。

　　在元代书坛，有一位书法家与赵孟頫并称“二妙”，他就是鲜于枢。赵孟頫与鲜于枢不仅是关系密切的好友，在艺术主张上也有相似之处，二人都崇尚魏晋、唐代的书法。鲜于枢的墨迹，现存约有40件。楷书《御史箴》是其成熟期的作品，笔画虽然不如赵孟頫那般工致，但运笔得法，自然流畅，大气磅礴，别有一番韵味。
　　赵孟頫、鲜于枢等人倡导的崇古风气，影响了元代书坛的大多数书法家。到了元代后期，效法赵孟頫的人越来越多，工稳秀丽的风格趋于定型，渐渐流于平庸。另一方面，元代后期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人们不再满足于雍容华贵、典雅中正的审美，而是追求另辟蹊径。
　　杨维桢就是元末高超峻拔书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书法字体大小不一，用墨浓淡相间，充分表达个性。楷书《周上卿墓志铭》是杨维桢应友人之邀撰写，运笔劲健，结体谨严而不乏古拙之意，也吸收了唐代书法家欧阳通《道因法师碑》的一些笔法。现存的杨维桢墨迹以行书、草书居多，这件楷书作品因此显得弥足珍贵。而其行书《城南唱和诗帖》笔势开阔，挥洒自如，面貌也与元代常见的儒雅精致的行书大不相同。

　　少数民族书法家康里崾与赵孟頫齐名，世称“北崾南赵”。他擅写行书、草书，书法以行笔迅疾为特色，风格却很稳健，具有劲挺洒脱之神韵，十分难得，其草书《述张旭笔法卷》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规矩守成：明前期书法

　　明代书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明代前期的书法艺术，大体继承了元代的成就。由于明成祖、明宣宗等几位帝王都雅好翰墨，书家以帝王的喜好为尚，缺少创新、结体方正、大小统一、字迹光洁乌黑的“台阁体”风靡一时。
　　明代前期的代表书家为“三宋二沈”，即宋克、宋璲、宋广、沈度、沈粲。宋克，字仲温，号南宫生。他的书法初学赵孟頫，进一步临习“二王”及晋唐诸家作品，再上溯两汉，学习章草。
　　宋克精于章草，且对章草情有独钟。他的章草师法三国时期书法家皇象和西晋书法家索靖，可谓取法高古，功力深厚。他晚年临写的章草《急就章》，笔势流畅，结构散逸，波磔险劲，古意盎然又富有自身特色。

　　沈度则是明初“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永乐二年（1404年），朝廷下诏搜求擅长书法者入翰林院习书，沈度就在入选之列。沈度的书法清秀端正，深得统治者喜爱，被明成祖誉为“我朝王羲之”，官至侍讲学士。然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台阁体”中规中矩，与书法讲究抒发个人性情的本质是相悖的。

吴门大盛：明中期书法

　　明代中期，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出现繁荣景象，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繁荣及艺术审美的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明中期的江南地区涌现出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等一批优秀的书家，“吴门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家喻户晓的当属唐寅。这位在影视作品中常以風流不羁的形象示人的江南才子，实际的人生经历却不那么顺遂。
　　唐寅少年时天资过人，16岁时便考中苏州府秀才，29岁赴南京参加乡试又中解元。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因受科场舞弊案牵连下狱。虽然唐寅历尽艰辛，终于在一年之后出狱，但从此仕途无望。正德九年（1514年），唐寅接受宁王朱宸濠的邀请，成为宁王幕僚，却发现宁王正在谋划造反。经历过科场舞弊案的唐寅不敢再度造次，装疯卖傻回到苏州，从此靠卖文鬻画为生。
　　虽然唐寅以绘画作品闻名于世，但其书法也颇具特色。有论者认为，唐寅的书法“出入于松雪与北海之间”，短短10个字，道出了唐寅的师承。“松雪”是指赵孟頫，而“北海”指的是唐代书法家李邕，因曾任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唐寅的《落花诗》卷，通篇布局疏朗，行笔潇洒利落，柔美中蕴含挺拔风骨，字与字之间偶有自然的牵丝映带，颇有赵孟頫一脉的清丽风采。诗中“刹那断送十分春，富贵园林一洗贫”“桃叶参差谁问渡，杏花零落忆题名”等句，似乎也蕴含着唐寅对自身命运的感伤。风格近似李邕者，则以行书《七律诗》（又称《龙头诗》）为代表，此作行笔迅疾，相对来说更加雄健沉着。

　　与唐寅大约同一时期，还有一位极富天资的书法家——王宠。王宠一生中8次应试，最后依然没有考中。他40岁时因病去世，短暂的人生中却留下了不少精彩的书法作品，其中尤以行草最为出众。王宠的书法初学虞世南、王献之，之后形成了独有的婉丽流畅风格。其行草《千字文》点画落笔极为爽健，行笔干净利落，通篇气韵畅达，观之赏心悦目，乾隆皇帝还在此卷后留下了“晴窗载展，犹睹瓣香”的赞美跋语。《自书五忆歌》是王宠35岁时的作品，字的形态有欹有正，却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颇有晋人章草的韵味，其中透露的内敛含蓄、古拙天真之趣，更是常人难以模仿的。而其草书《李太白古风诗卷》《石湖八绝句》等作品也十分有个人特色。
　　相比唐寅、王宠的天纵大才，明中期的另一位重要书法家文徵明则是勤学苦练终有所成的典范。传说文徵明两三岁时还不能站立，11岁时才会说话，左邻右舍都认为这孩子天生愚笨。幸而父亲文林一直坚定地认为儿子只是大器晚成，将来必有施展才华之时。
　　文徵明19岁时以诸生身份参加歲试，宗师认为他的字写得太丑，评定他的试卷为第三等。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从此以后，文徵明开始将练字作为每日必修之功课。据《书林纪事》记载，文徵明的练字量极大，每天要写10本《千字文》，这个习惯一直从青年保持到老年。现存的文徵明小楷作品，有不少都是他中后期的作品，仍旧法度谨严，一丝不苟，多年练习积累的深厚功底由此可见。
　　文徵明22岁时开始跟随南京太仆寺少卿李应祯学习书法。有人指点加上勤学苦练，文徵明在书法上很快便有所成就。他的书风既受欧阳询、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结体严整，运笔雄健，又吸收了“二王”、赵孟頫等人书风的飘逸柔和，遒劲而不失舒徐意致。《行草书词翰册》《书札册》《朱懋功五十寿颂卷》等作品都能体现文徵明书法刚柔并济的特色。其书风对文氏一门乃至整个“吴门书派”都影响深远。

领异标新：明后期书法

　　明代后期，向晋唐学习的老传统趋于僵化，正当书坛渴望求新、求变之时，社会上的个性解放思潮给书坛带来了新的生机。书法界逐渐摒弃以“二王”、赵孟頫为标杆的典雅审美，流行标新立异、崇尚个性的风气，出现了徐渭、倪元璐、张瑞图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而徐渭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道人、天池山人等。他与唐寅一样，在年幼时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资质，20岁时已是一名秀才，然而此后连续8次乡试均以落榜告终。最终，他放弃科考，进入胡宗宪幕府，当了一名幕僚。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卷入政治斗争的胡宗宪含冤自尽。徐渭十分害怕波及自己，精神濒临崩溃，曾多次尝试自杀，都没有成功。次年，徐渭又因杀害妻子张氏下狱7年。

　　科举不第、胡宗宪倒台、自杀未遂、杀妻入狱，这些经历带给徐渭严重的心理创伤，也促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及书画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异于常人的成就。徐渭书学索靖、米芾、黄庭坚等人。其书法作品以行草书居多，字形忽大忽小，笔画忽粗忽细，狂放的线条和强烈的节奏表达着鲜明的个人情感，汪洋恣肆，狂放不羁，被人誉为“字林之侠客”。徐渭对自己的书法水平颇为自信，认为在自己的多项才能中，书法排名第一，其次是作诗，再次是作文，最后才是绘画。

　　盡管徐渭狂放不羁的书法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但总体而言，明后期书法家的风格比较多样。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并称“明末四大书家”。其中，董其昌的书法以平淡古朴、闲适自然为特色，受到康熙皇帝的喜爱，对清初书坛影响甚大。其行书代表作《杜甫醉歌行诗》以中锋运笔，藏多露少，圆转自如，彰显出一派淡然之风。董其昌精于鉴赏书画作品，其现存的题跋、尺牍等也颇能体现他的书法特色。邢侗善于摹古，流传的作品以临写的王羲之法帖为多，运笔丰劲不失婉转。张瑞图的书法多以侧锋起笔，奇崛劲健，如行草书《杜甫诗册》、行书《论书卷》等，皆笔势凌厉，转折锐利，视觉效果强烈，令人印象深刻。米万钟书学米芾，行草书气势豪迈，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米”之美誉，代表作有《刘景孟八十寿诗》等。
　　由明入清的书法家中，王铎与傅山是极富个人特色的两位。王铎擅长行草、狂草，在结构与空间的处理上有独到之处，其作品《赠张抱一草书诗卷》的点画、运笔充满激情，线条变幻而富有动感，整体效果别具一格。傅山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书法创作原则，并身体力行。这一创作原则对清代书家影响甚大。其行书《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岁序》十二条屏，笔墨点画间洋溢着朴拙雄强的意味。
　　元明书法对宋人的率意书风进行改变和创新，又为清代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元代的赵孟頫，书风出入晋唐，使得整个元代书坛呈现出一种典雅的古风，甚至可以说他奠定了明、清两朝的书法基调;明代的“吴门书派”，改变了明初“台阁体”盛行的单调审美趣味，影响亦至深至广。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独具风貌的书法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段重要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