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竞争仍将是主题。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偿失。哪里消除了竞争壁垒，哪里的贸易和国民经济就会繁荣。
　　20年前伦敦“金融大改革”(Big Bang)的经验教训是什么？金融大改革解除了对伦敦证交所(London Stock Exchange)的管制，起因在于竞争。如今，竞争仍将是主题。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偿失。哪里消除了竞争壁垒，哪里的贸易和国民经济就会繁荣。如果规定绑住了你的手脚，而你在美国、欧洲或亚洲的竞争者却没有受到同样的束缚，那你就不可能竞争。既然财富创造取决于国际竞争力，那么试图阻止外国人收购本国企业，就毫无益处。更好的做法是，欢迎他们对英国经济进行资本投资。
　　伦敦从金融大改革中获益匪浅，因为竞争壁垒消除了，世界各地颇具竞争力的人才和资本向伦敦大量汇集。当然，伦敦还有其它吸引人的地方。用一位评论人士最近的话讲，那里的人“有国际视野”（think globally）。基于完善的监管，伦敦素有正直的美誉。在这个中心，你可以相信自己的业务得到迅速、诚实、可靠地完成。伦敦是国际交通的重要枢纽。个人所得税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荒谬水平降了下来。伦敦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伦敦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牢记金融大改革及其成果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竞争挑战将日益严峻。伦敦有明显的优势，如它所处的时区和已成为国际金融语言的英国语言，但懒散地依赖于这些优势是不够的。其它金融中心嫉妒伦敦的成功，它们可能会仿效并试图超越伦敦。
　　哪个着眼于促进本地繁荣的政府，哪个有金融业务的城市的市长，会不想这么做呢？欧洲各证交所对金融大改革的竞争回应表明，我们不能放松。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觉。只要有权力做到，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就必须减少竞争壁垒，提高伦敦的吸引力。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必须有竞争力。知识、技能和想象力都可以向国外转移，企业总部也可以。业务亦是如此：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利息平衡税，导致欧洲债券市场转移到伦敦，就说明了这一点。已有迹象显示，部分企业正考虑迁移到税收负担低一些的国家。虽然我说的是收入税，但印花税和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本利得税相关规定，也都不利于伦敦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股票印花税应该废除，资本利得税应简化为针对短期利得，按单一税率征收。
　　监管不能过严，要有利于增进信任。过分积极和厌恶风险的监管者，容易受“非预期后果法则”(laws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影响。为确保监管制度不会吓跑企业、减少竞争和阻碍创新，对监管价值进行持续评估至关重要。监管者必须准备好应对可能损害伦敦声誉的重大风险。与企业集中在更少人手里、没有发明规避风险的先进工具的时代相比，如今的系统性风险更加难以预测。竞争的相关法律和实践必须跟上迅速变化的环境。在英国市场拥有的大份额与全球市场相比往往就会显得较小。
　　安全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应当不遗余力地改善教育和终生学习的质量，鼓励人们学习其它语言。优秀文化必须得到提倡——对博物馆、表演艺术和皇家公园投资吝啬，会降低伦敦的吸引力。企业和富有的企业高管应当帮助提供投资，满足一部分上述需要。如果伦敦的成功得以延续，那么他们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也会得到回报。
　　金融企业将面临四大挑战。首先，它们需要不断增加人员培训和发展投资，不仅是高管，还包括董事会成员。其次，它们需要削减成功高管（以及一些不成功高管）现在享受的天价薪酬及他们以离职相威胁时的影响力。第三，它们需要紧跟技术的进步。如今技术进步之快已使得系统几乎是刚刚安装好就已过时。第四，它们需要全面掌控自身的风险。是否所有金融企业都恰当分析了自身的风险状况及其潜在影响，并将分析报告呈交董事会？是否所有董事都真正理解这些分析报告？一些企业会发现难以与同行竞争。它们需要牢记“逐步升级理论”(escalation theory)的危险——对于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有时停止投资会更好。
　　如果从政府官员开始，所有人都对上述问题保持警觉，并采取相应行动，那么伦敦在20年后仍将在国际金融界保持领先。我希望（这方面信心多少有些不足），到那时我能再为这一主题撰文。
　　尼古拉斯·古迪森爵士(Nicholas Goodison)曾于1976年至1988年间担任伦敦证交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