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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尊儒决定着统治是否上道，是否稳定长久。社会变好，起点是教育，而教育必须以君子养成为目标。社会自治和国家管理要上轨道，关键就看能否形成卓有成效的君子养成机制。创造各种条件，让官、学、商精英均可顺利转换为绅士，则其自会在社会生活现场创造出恰当的自治制度。传统中国正统社会治理模式，可见其与现代价值毫无违和扞格之处。今日中国探寻优良的社会治理模式，传统是绝佳出发点，而非障碍。
【关键词】 儒家义理 治理主体 绅士组织 士人政府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正在努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不能不学习其他文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也不能不在复杂的现实中艰苦探索。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两项工作要中正而有效率，就不能没有文化自觉，理念思考和制度探索不能不在中国文明脉络中展开。从西汉中期起，中国主流的、正统的治理体系，正是以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本乎儒家义理
儒学正在复兴，在学术、社会乃至政治领域。很多人以百家争鸣质疑今日儒家复兴之呼吁和趋势，但追溯历史即可发现，儒家与诸子百家性质，实完全不同：儒家传承、阐明六经，诸子无与焉，而中国治理之道在六经之中。故中国要上道，不能不崇六经，崇经必须尊儒。百年中国之蹉跎曲折，皆因为离经而悖道。儒家秉承尧舜、三代治理之大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保持中道。欲求治理之思想、智慧，不能不进入儒家义理体系。
孔子不反对政府承担必要的管理职能，但反对国家权力迷信。针对当时正在形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权力统治模式，孔子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个人和社会之自我治理。在孔子看来，这是形成良好秩序之基础。《大学》所说的“修身”，就是个体的自治，“齐家”就是社会最基本单元之自治。有此自治，国家权力介入的必要性自然降低，相反在社会中，存在多元的治理权威。故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主张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秦制之短命给了儒家以实践机会，汉初儒家抓住这个机会，证明了孔子治理之道之可行。由于儒家士人的阐发和坚持，历史上，每个王朝差不多都经历西汉初中期发生的“第二次立宪”：王朝新建立，通常沿用暴力打天下之逻辑，建立国家权力统治架构。而后，经过儒家努力，思想学术上的阐发，教育上的努力，社会自治的构建，以及自下而上的政治推动，一般在王朝建立六七十年时，会有一次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此即“第二次立宪”——否则，该王朝会比较短命。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尊儒，决定着统治是否上道，是否稳定长久。
以学为支点
单纯以国家权力统治所有人，完全可以作纯粹社会管理工程来处理。社会自治却必定始发于个人，逐层向外推展，自下而上地生长。因此，自我治理能否发育，及人们如何自我治理，由人对生命之认知及人际互动之模式所决定。而人对他人的情感模式，对神人、人际关系之认知模式，以天性为本，由教化养成。故一个共同体内人群自治之形态，必由其教之义理和社会形态所决定。结论是：社会自治是道之较为直接的呈现，以教化为基础;讨论社会自治，必须从教化之道入手。
人类较为成熟的普遍教化之道，无非有二：中国式的，非中国式的。后者是神教，尤其是一神教，以排他的唯一真神信仰为中心。
中国教化之道与众不同：从尧舜禹时代，即以敬天为本，而以礼乐之文教化万民;孔子将此“文教”予以转型、发展。《论语》中孔子说的第一个字是“学”，孔子本人由学而成圣，孔子也兴学，以“文”教养弟子成为健全的人。孔子不要人信神，只是教人学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可向上提升生命，乃至于“与天地参”。
孔子树立自由教育典范，此后历代儒者都以兴学、也即兴办教育为己任。故两千多年间，中国始终有十分发达的私人办学传统：大儒办学，发展明道之学术;三家村学究办学，教养农工商庶民子弟识字、明理。
中国也有政府办学之漫长传统。汉武帝、董仲舒更化改制，其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各级政府立学校之官，以孔子删述、儒家传承之五经养成士君子。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公立教育体系。它与民间办学分工、合作，构成儒家之教化体系。
纵观人类文明，孔子发明的、不依靠神灵信仰的学文之教化机制，是最为平实、因而也是普遍的，并最为宽容。在中国，完整的教化体系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个文教即孔子之文教，历代政府，只要足够明智，都会尊儒;但尊儒绝不妨碍学术和宗教自由，事实上，两千多年来，世界各大宗教都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民间还有各种各样源远流长、而又花样百出的神灵崇拜。数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宗教生态最为丰富的国家，宗教自由、宗教宽容在中国一直都是事实。①
以孔子之学为中心，一体而多元的全覆盖教化体系有效地教化民众，养成民众以社会自治所需之德，也即塑造人们的公共精神，从而有效地支持自治。这一教化体系还经常创造出自治制度，比如，祠堂是祖先崇拜场所，以祠堂为公共生活中心，民众得以组织起来，展开自我治理。佛教也创立了诸多慈善组织。
故在中国，社会变好，起点是教育，而教育必须以君子养成为目标。
士君子为治理主体
任何形式的治理，不论是社会自治，还是国家管理，都需要合格的主体。儒家之学专门培养具有治理之德、能的人，自孔子以后，名为“士君子”。
关于君子，今人多从道德角度理解。然而，君子首先是担负特定社会功能之人，即社会领导者。《诗经》、《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就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共同体之君，也即领导者。正是封建的世袭的君子群体败坏，导致礼崩乐坏。孔子志在重建秩序，故創造教育，以养成君子。目的何在？孔子期望他们领导民众，重建社会秩序。 《白虎通义》这样解释“君子”之义：“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这段话含意丰富：首先，君子就是合群能力出众之人，有领导众人之德、能。《论语》中，孔子从多个角度阐明君子之德、能，如知、仁、勇，正是这些德让君子能够赢得他人尊重，组织分散的个人为群，并让群正常运转。孔子之学、尤其是《论语》，就是君子养成之学，而君子正是重建和维护秩序之文化与社会主体。
其次，孔子办学，“有教无类”，士君子群体是开放的，不论贫富贵贱，只要学，只要好学，都可成为士君子，也就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社会不同层面、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此为中国社会向来政治平等之文化、社会基础。
今天有人羡慕西方贵族传统、贵族精神，殊不知，贵族身份来自世袭，羡慕也是徒然。其实，中国三代之君子就是世袭的贵族，但孔子对君子生成机制予以创造性转换，此后，所有人都有成为君子之机会，而这些平民士君子在社会各个层面、领域发挥之组织领导作用，丝毫不亚于世袭贵族。
故在中国，社会自治和国家管理要上轨道，关键就看能否形成卓有成效的君子养成机制，君子是以学文养成，君子必当博学于文，但核心是六经之文。
绅士组织自治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具体路径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儒家重建和改善秩序，系由己推人，由近及远。士君子欲行道于天下，必定从修身、也即自治其身为起点，而这是社会形成良好秩序的基点，由此，士君子就近推动身边的治理，并向外推展。儒家治道，以个体和社会自治为本。
儒家文教则源源不断地培养具有治理之德能的绅士。接受儒家教育的大多数士人无从进入政府，乃留在基层社会，以自己的知识及通过学文所养成之德行，在基层社会发挥治理作用，是为“绅士”。当然，还有不少官员，因守孝或致仕，甚至贬黜，而返回乡里，同样凭其知识、德行，尤其是人脉，组织民众，在一定地域内生产公共品。
基层社会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或由于资质有限，或由于教育条件所限，只接受过初步的教育，而后进入农、工、商、医等职业领域。相对于未受教育者，他们“知书达理”，心智开明，具有生命向上的自觉，能以伦理规范要求自己，从而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社会治理功能。他们属于低级绅士。
各种程度的绅士发起、组织、领导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治。博弈论的研究清楚证明，没有士君子之发起和组织，即便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公共品匮乏之不便，也不可能自发起来生产之，因为其“喻于利”。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以自治为基础，就是因为文教不断养成士君子，而“君子喻于义”。
近些年来，学界关于社会自治有很多讨论。其实，在基层社会，还有一些残存的传统自治制度，具有君子之德者也创建了新的自治制度，国家对此应予以承认，与之合作。更进一步，创造各种条件，让官学商精英均可顺利转换为绅士，则其自会在社会生活现场创造出恰当的自治制度。
权力在士人政府
儒家以学养成士君子，士君子志在行道于天下;其发挥领导作用以创建和维护良好秩序的途径，大约有三：首先，兴学，教化民众，包括士君子的持续养成;其次，在社会层面建立和维护各色自治制度;最后，进入政府，改造和提升权力运作。
汉武帝创建公立教育体系，同时也依“选贤与能”之大义，配套地建立选举制度，以察举程序，从接受教育之士君子中遴选德能卓越者，进入政府，担任官职。此后，官员结构发生变化，逐渐形成“儒家士大夫”，其主导政府，形成“士人政府”②。唐宋以后，官员遴选程序是科举，但士人政府形态未变。
“士人政府”是人类政治史上独特而成功的政制：士人政府通常从打天下形成的国家权力统治体制转型而来，经由所说的“第二次立宪”，以文治为纲领;士人政府不是世袭的，而是选举的，人人都有机会进入政府;士人政府也不是依据财富多寡分配权力，而大体上依据知识、德行和能力分配权力。归根到底，士人政府是“贤能政府”。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组成的政府，是人类有史以来知识水平最高的政府，经史之学给士大夫提供了丰富的为政智慧。士人政府是学习型政府：士人本来就由于好学而进入政府的，而在官员任上仍继续学习，也因此，士人政府总有政治上的活力。士人政府始终设置有专门的知识和学习机构：汉代的博士、学校、史官，明清的学校、翰林院等，这一点足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的定义。
就此而言，士人政府确实是政教合一的，然而，孔子之教不是排他的一神教，而是开放的学文之教，因而更准确的说法是，士人政府是“政学一体”。③这种结构不会压制其他学说和宗教，反而给各种宗教、学说之信徒提供普遍的公民教育，让人们关心公共事务;同时也提供普遍的国民教育，养成所有人之共同体意识。中国之所以维持大一统格局，且规模日益擴大，秘密正在于士人政府的政学一体：给多元宗教以充分自由，以普遍文教维系国家之一体。
士人政府也有复杂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安排，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在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此处不赘。当然在这方面，他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完全可加以化用。
近两年来深入反腐暴露出来的问题已显示，大学教育、公务员考试、官员选拔、官员继续教育等环节均存在致命缺陷，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养成今日之士大夫？
国家与社会分工合作
士君子既发起、组织社会自治，又组成士人政府，则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分工，合作，而不是分立、对抗。
现代主流政治、社会，乃至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之对立性两分。此理念源于西方，以教会与世俗性政府之分立为背景，在这里，存在两个管治主体、两套管治教义、两套权威运作机制，以及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当然是分立而对抗的。
然而，在中国，自治的领导者与政府官员是同质的：政府官员和绅士在同一教育体系中接受教育，具有共同的话语、志向、知识、德行甚至能力，因而具有共同体感。
由于这一共同背景，政府官员对绅士领导的社会自治，大体持认可态度。地方政府官员在处理政务时，与地方绅士之间密切合作，这为社会自治的发育创造了良好政治环境，地方官员甚至维护社会自治。而组织社会自治的儒家绅士对政府官员，也持尊敬态度，尊重国家权威。
于是，在中国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合作关系。两者当然并不全然相同，但绝非对立;两者当然存在紧张，但本质上是合作的。社会承担了大量公共品生产与分配功能，因而，政府可以是小的。尤其是地方政府，如县一级政府，基本上是维护安全的司法型政府，民众正常生活所需要之公共品多由地方绅士组织生产和分配。但这种公共品生产和分配活动又不是社会独立完成的，官员常在其中扮演发起、协调的作用。
国家社会形成合作关系，主动权在国家：国家放弃权力垄断，接受社会的多中心自我治理，与社会各领域中精英合作。而如前所述，这正是孔子的教诲。
上面简单刻画传统中国正统社会治理模式，可见其与现代价值毫无违和扞格之处。今日中国探寻优良的社会治理模式，传统是绝佳出发点，而非障碍。《周易》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开放而创造性地回归，尊儒，回到中国治道，实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最佳路径。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姚中秋：《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
②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③姚中秋：《论政教：另一种政治、政府》，《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
【关键词】 儒家义理 治理主体 绅士组织 士人政府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正在努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不能不学习其他文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也不能不在复杂的现实中艰苦探索。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两项工作要中正而有效率，就不能没有文化自觉，理念思考和制度探索不能不在中国文明脉络中展开。从西汉中期起，中国主流的、正统的治理体系，正是以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本乎儒家义理
儒学正在复兴，在学术、社会乃至政治领域。很多人以百家争鸣质疑今日儒家复兴之呼吁和趋势，但追溯历史即可发现，儒家与诸子百家性质，实完全不同：儒家传承、阐明六经，诸子无与焉，而中国治理之道在六经之中。故中国要上道，不能不崇六经，崇经必须尊儒。百年中国之蹉跎曲折，皆因为离经而悖道。儒家秉承尧舜、三代治理之大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保持中道。欲求治理之思想、智慧，不能不进入儒家义理体系。
孔子不反对政府承担必要的管理职能，但反对国家权力迷信。针对当时正在形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权力统治模式，孔子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个人和社会之自我治理。在孔子看来，这是形成良好秩序之基础。《大学》所说的“修身”，就是个体的自治，“齐家”就是社会最基本单元之自治。有此自治，国家权力介入的必要性自然降低，相反在社会中，存在多元的治理权威。故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主张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秦制之短命给了儒家以实践机会，汉初儒家抓住这个机会，证明了孔子治理之道之可行。由于儒家士人的阐发和坚持，历史上，每个王朝差不多都经历西汉初中期发生的“第二次立宪”：王朝新建立，通常沿用暴力打天下之逻辑，建立国家权力统治架构。而后，经过儒家努力，思想学术上的阐发，教育上的努力，社会自治的构建，以及自下而上的政治推动，一般在王朝建立六七十年时，会有一次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此即“第二次立宪”——否则，该王朝会比较短命。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尊儒，决定着统治是否上道，是否稳定长久。
以学为支点
单纯以国家权力统治所有人，完全可以作纯粹社会管理工程来处理。社会自治却必定始发于个人，逐层向外推展，自下而上地生长。因此，自我治理能否发育，及人们如何自我治理，由人对生命之认知及人际互动之模式所决定。而人对他人的情感模式，对神人、人际关系之认知模式，以天性为本，由教化养成。故一个共同体内人群自治之形态，必由其教之义理和社会形态所决定。结论是：社会自治是道之较为直接的呈现，以教化为基础;讨论社会自治，必须从教化之道入手。
人类较为成熟的普遍教化之道，无非有二：中国式的，非中国式的。后者是神教，尤其是一神教，以排他的唯一真神信仰为中心。
中国教化之道与众不同：从尧舜禹时代，即以敬天为本，而以礼乐之文教化万民;孔子将此“文教”予以转型、发展。《论语》中孔子说的第一个字是“学”，孔子本人由学而成圣，孔子也兴学，以“文”教养弟子成为健全的人。孔子不要人信神，只是教人学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可向上提升生命，乃至于“与天地参”。
孔子树立自由教育典范，此后历代儒者都以兴学、也即兴办教育为己任。故两千多年间，中国始终有十分发达的私人办学传统：大儒办学，发展明道之学术;三家村学究办学，教养农工商庶民子弟识字、明理。
中国也有政府办学之漫长传统。汉武帝、董仲舒更化改制，其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各级政府立学校之官，以孔子删述、儒家传承之五经养成士君子。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公立教育体系。它与民间办学分工、合作，构成儒家之教化体系。
纵观人类文明，孔子发明的、不依靠神灵信仰的学文之教化机制，是最为平实、因而也是普遍的，并最为宽容。在中国，完整的教化体系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个文教即孔子之文教，历代政府，只要足够明智，都会尊儒;但尊儒绝不妨碍学术和宗教自由，事实上，两千多年来，世界各大宗教都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民间还有各种各样源远流长、而又花样百出的神灵崇拜。数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宗教生态最为丰富的国家，宗教自由、宗教宽容在中国一直都是事实。①
以孔子之学为中心，一体而多元的全覆盖教化体系有效地教化民众，养成民众以社会自治所需之德，也即塑造人们的公共精神，从而有效地支持自治。这一教化体系还经常创造出自治制度，比如，祠堂是祖先崇拜场所，以祠堂为公共生活中心，民众得以组织起来，展开自我治理。佛教也创立了诸多慈善组织。
故在中国，社会变好，起点是教育，而教育必须以君子养成为目标。
士君子为治理主体
任何形式的治理，不论是社会自治，还是国家管理，都需要合格的主体。儒家之学专门培养具有治理之德、能的人，自孔子以后，名为“士君子”。
关于君子，今人多从道德角度理解。然而，君子首先是担负特定社会功能之人，即社会领导者。《诗经》、《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就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共同体之君，也即领导者。正是封建的世袭的君子群体败坏，导致礼崩乐坏。孔子志在重建秩序，故創造教育，以养成君子。目的何在？孔子期望他们领导民众，重建社会秩序。 《白虎通义》这样解释“君子”之义：“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这段话含意丰富：首先，君子就是合群能力出众之人，有领导众人之德、能。《论语》中，孔子从多个角度阐明君子之德、能，如知、仁、勇，正是这些德让君子能够赢得他人尊重，组织分散的个人为群，并让群正常运转。孔子之学、尤其是《论语》，就是君子养成之学，而君子正是重建和维护秩序之文化与社会主体。
其次，孔子办学，“有教无类”，士君子群体是开放的，不论贫富贵贱，只要学，只要好学，都可成为士君子，也就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社会不同层面、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此为中国社会向来政治平等之文化、社会基础。
今天有人羡慕西方贵族传统、贵族精神，殊不知，贵族身份来自世袭，羡慕也是徒然。其实，中国三代之君子就是世袭的贵族，但孔子对君子生成机制予以创造性转换，此后，所有人都有成为君子之机会，而这些平民士君子在社会各个层面、领域发挥之组织领导作用，丝毫不亚于世袭贵族。
故在中国，社会自治和国家管理要上轨道，关键就看能否形成卓有成效的君子养成机制，君子是以学文养成，君子必当博学于文，但核心是六经之文。
绅士组织自治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具体路径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儒家重建和改善秩序，系由己推人，由近及远。士君子欲行道于天下，必定从修身、也即自治其身为起点，而这是社会形成良好秩序的基点，由此，士君子就近推动身边的治理，并向外推展。儒家治道，以个体和社会自治为本。
儒家文教则源源不断地培养具有治理之德能的绅士。接受儒家教育的大多数士人无从进入政府，乃留在基层社会，以自己的知识及通过学文所养成之德行，在基层社会发挥治理作用，是为“绅士”。当然，还有不少官员，因守孝或致仕，甚至贬黜，而返回乡里，同样凭其知识、德行，尤其是人脉，组织民众，在一定地域内生产公共品。
基层社会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或由于资质有限，或由于教育条件所限，只接受过初步的教育，而后进入农、工、商、医等职业领域。相对于未受教育者，他们“知书达理”，心智开明，具有生命向上的自觉，能以伦理规范要求自己，从而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社会治理功能。他们属于低级绅士。
各种程度的绅士发起、组织、领导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治。博弈论的研究清楚证明，没有士君子之发起和组织，即便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公共品匮乏之不便，也不可能自发起来生产之，因为其“喻于利”。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以自治为基础，就是因为文教不断养成士君子，而“君子喻于义”。
近些年来，学界关于社会自治有很多讨论。其实，在基层社会，还有一些残存的传统自治制度，具有君子之德者也创建了新的自治制度，国家对此应予以承认，与之合作。更进一步，创造各种条件，让官学商精英均可顺利转换为绅士，则其自会在社会生活现场创造出恰当的自治制度。
权力在士人政府
儒家以学养成士君子，士君子志在行道于天下;其发挥领导作用以创建和维护良好秩序的途径，大约有三：首先，兴学，教化民众，包括士君子的持续养成;其次，在社会层面建立和维护各色自治制度;最后，进入政府，改造和提升权力运作。
汉武帝创建公立教育体系，同时也依“选贤与能”之大义，配套地建立选举制度，以察举程序，从接受教育之士君子中遴选德能卓越者，进入政府，担任官职。此后，官员结构发生变化，逐渐形成“儒家士大夫”，其主导政府，形成“士人政府”②。唐宋以后，官员遴选程序是科举，但士人政府形态未变。
“士人政府”是人类政治史上独特而成功的政制：士人政府通常从打天下形成的国家权力统治体制转型而来，经由所说的“第二次立宪”，以文治为纲领;士人政府不是世袭的，而是选举的，人人都有机会进入政府;士人政府也不是依据财富多寡分配权力，而大体上依据知识、德行和能力分配权力。归根到底，士人政府是“贤能政府”。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组成的政府，是人类有史以来知识水平最高的政府，经史之学给士大夫提供了丰富的为政智慧。士人政府是学习型政府：士人本来就由于好学而进入政府的，而在官员任上仍继续学习，也因此，士人政府总有政治上的活力。士人政府始终设置有专门的知识和学习机构：汉代的博士、学校、史官，明清的学校、翰林院等，这一点足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的定义。
就此而言，士人政府确实是政教合一的，然而，孔子之教不是排他的一神教，而是开放的学文之教，因而更准确的说法是，士人政府是“政学一体”。③这种结构不会压制其他学说和宗教，反而给各种宗教、学说之信徒提供普遍的公民教育，让人们关心公共事务;同时也提供普遍的国民教育，养成所有人之共同体意识。中国之所以维持大一统格局，且规模日益擴大，秘密正在于士人政府的政学一体：给多元宗教以充分自由，以普遍文教维系国家之一体。
士人政府也有复杂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安排，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在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此处不赘。当然在这方面，他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完全可加以化用。
近两年来深入反腐暴露出来的问题已显示，大学教育、公务员考试、官员选拔、官员继续教育等环节均存在致命缺陷，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养成今日之士大夫？
国家与社会分工合作
士君子既发起、组织社会自治，又组成士人政府，则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分工，合作，而不是分立、对抗。
现代主流政治、社会，乃至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之对立性两分。此理念源于西方，以教会与世俗性政府之分立为背景，在这里，存在两个管治主体、两套管治教义、两套权威运作机制，以及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当然是分立而对抗的。
然而，在中国，自治的领导者与政府官员是同质的：政府官员和绅士在同一教育体系中接受教育，具有共同的话语、志向、知识、德行甚至能力，因而具有共同体感。
由于这一共同背景，政府官员对绅士领导的社会自治，大体持认可态度。地方政府官员在处理政务时，与地方绅士之间密切合作，这为社会自治的发育创造了良好政治环境，地方官员甚至维护社会自治。而组织社会自治的儒家绅士对政府官员，也持尊敬态度，尊重国家权威。
于是，在中国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合作关系。两者当然并不全然相同，但绝非对立;两者当然存在紧张，但本质上是合作的。社会承担了大量公共品生产与分配功能，因而，政府可以是小的。尤其是地方政府，如县一级政府，基本上是维护安全的司法型政府，民众正常生活所需要之公共品多由地方绅士组织生产和分配。但这种公共品生产和分配活动又不是社会独立完成的，官员常在其中扮演发起、协调的作用。
国家社会形成合作关系，主动权在国家：国家放弃权力垄断，接受社会的多中心自我治理，与社会各领域中精英合作。而如前所述，这正是孔子的教诲。
上面简单刻画传统中国正统社会治理模式，可见其与现代价值毫无违和扞格之处。今日中国探寻优良的社会治理模式，传统是绝佳出发点，而非障碍。《周易》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开放而创造性地回归，尊儒，回到中国治道，实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最佳路径。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姚中秋：《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
②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③姚中秋：《论政教：另一种政治、政府》，《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