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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对季鸾先生的品评，大概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是指先生的文境，二是指先生的人品。
首先是文境，是指季鸾先生具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极得要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至于学识经验与文字技术，更不在话下。
就人品而言。吴鼎昌曾经赠给季鸾先生一首诗：“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这句“日见百回如新觏！”确实道出先生许多老友的共同心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每次见到季老（指先生），与他谈话，必能得到新的启发。每次都觉得不白见他。”（王芃生语）先生随时给人以新印象，永远觉得他是一个崭新的人。这点足以说明先生的与众不同。
季鸾先生是一位报人，他的风格，主要是愉快健谈，而有人缘。凡先生所在之处，一定送往迎来、会客不绝。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先生，无论是谈国内外大事，或是说笑玩闹，都能与大家相融之。先生的这个特点，也反映在先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上。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要注意到，毛泽东说此番话，是在一九五八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早已是四周对《大公报》“讨伐”的一片喧哗。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慨，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先生交友甚广，且是一位无党派报人，似乎先生交友并没有以党派而划定。也许大家都熟知，先生与林伯渠相交甚厚。一九三六年秋，西安事变前夕，先生赴陕暂居西安南郊杜公寺，与林会晤。民国初期他们均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旧雨相逢，格外亲热。季鸾先生久病在身，竟与林一次谈话通宵达旦，“有分歧、有共识”，朋友还是好朋友。先生逝世后，在先生的来信中，还有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写的信，先生是无神论者，并没有影响相互交往。先生酷爱昆曲，京剧泰斗梅兰芳、名昆俞振飞，都曾与先生配唱、讨论曲词，试作剧作。先生逝世于重庆时，杜月笙赶到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令在场一些人士十分惊讶：“为何杜月笙对张季鸾还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季鸾先生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于重庆逝世。先生的去世，笔者以为起码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作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的联名唁电：
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
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劘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驰唁，敬乞节哀。
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短评，题为《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
周恩来、邓颖超两先生挽联：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蒋中正先生唁电：
《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禄，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国民政府褒扬令：
国民政府九月二十六日令：张炽章学识渊通，志行高洁，从事新闻事业，孜孜矻矻，历三十年。
以南董之直笔，作社会之导师，凡所论列，洞中窾要。抗战以来，尤能淬砺奋发，宣扬正谊，增进世界同情，博得国际称誉。比年连任参政员，对于国计民生，并多贡献。兹闻积劳病逝，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懋绩。此令。
笔者以为，季鸾先生去世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先生作出如此之高评价，实为国共两党在“统一抗战”这一原则下的共识。
关于另一个“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笔者不再赘述其详。
还应提及一件有意思的事。由季鸾先生主持笔政（继为王芸生）的《大公报》，都受到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就先生一生而言，是一报人也。就其终生之志，为文章报国。先生著作甚丰，尤其以新闻评论著称，其为文如昌黎（梁启超），如新会，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尤其一九二六年主持《大公报》笔政，驰骋报坛，远播中外，其影响之大，在报人中实不多见。而先生又是那么谦虚，先生常说，报纸文章生命极短，所以先生作文从不留底或剪存，生前没有出过文集。先生还常开玩笑说，他的文章明天就可以拿去包花生米。
先生的一生还可用清贫二字概括。于右任曾以“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来形容。尽管如此，先生却豪爽仗义，常为朋友慷慨解囊，毫不吝惜。为国捐金，肝胆可照。先生的好友邵飘萍遇害后，先生刚由上海流落天津，经济上也相当拮据。但先生对祝文秀（邵之妻）和她的母亲慨然相助，将他们母女俩由北京接往天津。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祝氏母女在天津居住三年之久，先生每月馈赠生活费一百元。一九三四年先生为纪念父亲楚林公冥诞一百年，母亲王氏忌辰三十周年，携家眷赴陕西榆林谒墓、立碑。其间先生还特别关心榆林教育事业。临行前，先生与商界友人筹募五千余元作为奖学基金，并首先解囊赞助五百元。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抗战周年之际，武汉三镇举行献金运动，支援抗战。先生慷慨解囊，把亲友在儿子过生日馈赠的金银首饰全部献出。当其夫人求先生留两件以作纪念，也被先生劝阻。正如于右任在先生五十大寿献诗所说：“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先生是在抗战至艰时期去世的，在其临终遗嘱有段话，至今感人肺腑。“……愿我社同人，痛感时会的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重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至于余子的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不赘言。”可见先生临终前，所感念的只有国家、抗战大业和大公报社。至于妻儿，先生 已无财产所留。呜呼，一代报人“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李侠文语）
先生曾两度入狱。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先生由于右任推荐，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此件事为先生引以自豪的三件事之一，另两件事是，《大公报》荣获米苏里奖章和五十得子。如果说先生曾经做过官的话，也就仅此两个月为孙大总统的秘书。袁世凯篡权后，先生在北京《民立报》任编 辑，由于袁世凯杀害了宋教仁，先生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
袁世凯死后，先生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先生再陷缧绁，后经营救获释。两次落难，两次获救。可谓先生一生之坎坷也！
先生胸怀坦荡，尽管有时与别人有政治歧见，但仍能广布仁爱之心，与某些“落井下石”的小人，决然不同。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是否立即抗战上，先生是主张“明恥教战，救亡图存”。与上海救国会沈钧儒不同；但在七君子被捕后，先生却陷于沉思忧郁之中，尽力搭救七君子；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先生严厉指责张学良不是“爱国主义”，而是“亡国主义”。但是在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先生胸怀坦荡，屡次向蒋建议，让张、杨带军抗战。先生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先生苦谏虽未获准，可先生的高风亮节让人敬佩。
尤其令笔者感佩先生处，是先生常说，作为一个报人，天天在评国内外大事，不会无误，有错就改。在抗战之初，台儿庄大捷，大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汉口《大公报》社评《这一战》中，先生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准决战。因为在日军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的挣扎。”“这一战，我们胜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从此以后日阀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待末日的审判。”先生这种估计不仅过于乐观，也缺少冷静的思考。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将此观点称为“速胜论”，大致不错。不过笔者并不喜欢动辄来个什么“论”。然先生很快领悟到自己的失误，在后续几篇社评中大力宣扬持久战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季鸾先生逝世三载多，《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了先生第一部也是先生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于抗战时期的艰难，书是由土纸印刷。字体也小得后来人都难以辨认。于右任题写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作序。序中一段如是说：“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在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台湾方面将其再版。惜之，在大陆没有再版过。在那政治运动迭起的年代，《大公报》遭到全盘否定的厄运，先生也横遭“批判”。
先生的接班人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他自己也对先生，使用了极为苛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他自己也参与了的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至于写先生的“传记”，他再次辜负了先生之委托，但他是这么说的：“我多少次动念 头，多少次又都放弃了，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机敏。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的还一个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事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笔如何下？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先生），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 下……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对先生也有了些介绍。尤其是陕西省榆林市政协编著《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顺利地出版，打开了完全沉死的局面。牛济先生还写了多篇先生记实性的文章。据知，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其“中外名记者”丛书中，原计划有一本《张季鸾》，不知何故，最后还是“泡了汤”。
海峡彼岸，原《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写了本《报人张季鸾》一书，正式出版。此书总体还好，但他那抹不去另一党的痕迹，令笔者为之嗟叹。在此书中，爱国老人于右任先生的诗，令笔者怦然心动：
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
表达了于老先生对故乡、对季鸾先生深切的怀念。也表达了对《大公报》的厄运，深深地遗憾！痛心莫论大公报！
先生逝世于重庆，全国新闻界共议葬于陪都，因先生原籍为陕西榆林，所以陕西各界以归葬为请，遂公议改在西安公葬。在文革中，先生碑铭横遭厄运，完全失去理智的人将它砸成碎块，从此完碑已不复存在。据牛济先生说，他在榆林市政协帮助下，找到一个名叫刘少英的，现收藏有完好无损的《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碑铭》拓片。呜呼，不幸中之有幸也！笔者吁请全国新闻界的朋友们、先生们（包括港台新闻界人士），可否将张季鸾先生之墓修复，还其原貌也？
拙文虽浅，但却有一个深深的祈愿，但愿有更多的人士，关注张季鸾先生，因为这不仅是为先生个人，而是关注我国新闻史上一位重要的、而不可多得的巨匠。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写毕
首先是文境，是指季鸾先生具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极得要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至于学识经验与文字技术，更不在话下。
就人品而言。吴鼎昌曾经赠给季鸾先生一首诗：“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这句“日见百回如新觏！”确实道出先生许多老友的共同心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每次见到季老（指先生），与他谈话，必能得到新的启发。每次都觉得不白见他。”（王芃生语）先生随时给人以新印象，永远觉得他是一个崭新的人。这点足以说明先生的与众不同。
季鸾先生是一位报人，他的风格，主要是愉快健谈，而有人缘。凡先生所在之处，一定送往迎来、会客不绝。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先生，无论是谈国内外大事，或是说笑玩闹，都能与大家相融之。先生的这个特点，也反映在先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上。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要注意到，毛泽东说此番话，是在一九五八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早已是四周对《大公报》“讨伐”的一片喧哗。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慨，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先生交友甚广，且是一位无党派报人，似乎先生交友并没有以党派而划定。也许大家都熟知，先生与林伯渠相交甚厚。一九三六年秋，西安事变前夕，先生赴陕暂居西安南郊杜公寺，与林会晤。民国初期他们均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旧雨相逢，格外亲热。季鸾先生久病在身，竟与林一次谈话通宵达旦，“有分歧、有共识”，朋友还是好朋友。先生逝世后，在先生的来信中，还有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写的信，先生是无神论者，并没有影响相互交往。先生酷爱昆曲，京剧泰斗梅兰芳、名昆俞振飞，都曾与先生配唱、讨论曲词，试作剧作。先生逝世于重庆时，杜月笙赶到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令在场一些人士十分惊讶：“为何杜月笙对张季鸾还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季鸾先生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于重庆逝世。先生的去世，笔者以为起码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作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的联名唁电：
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
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劘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驰唁，敬乞节哀。
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短评，题为《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
周恩来、邓颖超两先生挽联：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蒋中正先生唁电：
《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禄，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国民政府褒扬令：
国民政府九月二十六日令：张炽章学识渊通，志行高洁，从事新闻事业，孜孜矻矻，历三十年。
以南董之直笔，作社会之导师，凡所论列，洞中窾要。抗战以来，尤能淬砺奋发，宣扬正谊，增进世界同情，博得国际称誉。比年连任参政员，对于国计民生，并多贡献。兹闻积劳病逝，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懋绩。此令。
笔者以为，季鸾先生去世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先生作出如此之高评价，实为国共两党在“统一抗战”这一原则下的共识。
关于另一个“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笔者不再赘述其详。
还应提及一件有意思的事。由季鸾先生主持笔政（继为王芸生）的《大公报》，都受到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就先生一生而言，是一报人也。就其终生之志，为文章报国。先生著作甚丰，尤其以新闻评论著称，其为文如昌黎（梁启超），如新会，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尤其一九二六年主持《大公报》笔政，驰骋报坛，远播中外，其影响之大，在报人中实不多见。而先生又是那么谦虚，先生常说，报纸文章生命极短，所以先生作文从不留底或剪存，生前没有出过文集。先生还常开玩笑说，他的文章明天就可以拿去包花生米。
先生的一生还可用清贫二字概括。于右任曾以“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来形容。尽管如此，先生却豪爽仗义，常为朋友慷慨解囊，毫不吝惜。为国捐金，肝胆可照。先生的好友邵飘萍遇害后，先生刚由上海流落天津，经济上也相当拮据。但先生对祝文秀（邵之妻）和她的母亲慨然相助，将他们母女俩由北京接往天津。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祝氏母女在天津居住三年之久，先生每月馈赠生活费一百元。一九三四年先生为纪念父亲楚林公冥诞一百年，母亲王氏忌辰三十周年，携家眷赴陕西榆林谒墓、立碑。其间先生还特别关心榆林教育事业。临行前，先生与商界友人筹募五千余元作为奖学基金，并首先解囊赞助五百元。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抗战周年之际，武汉三镇举行献金运动，支援抗战。先生慷慨解囊，把亲友在儿子过生日馈赠的金银首饰全部献出。当其夫人求先生留两件以作纪念，也被先生劝阻。正如于右任在先生五十大寿献诗所说：“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先生是在抗战至艰时期去世的，在其临终遗嘱有段话，至今感人肺腑。“……愿我社同人，痛感时会的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重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至于余子的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不赘言。”可见先生临终前，所感念的只有国家、抗战大业和大公报社。至于妻儿，先生 已无财产所留。呜呼，一代报人“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李侠文语）
先生曾两度入狱。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先生由于右任推荐，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此件事为先生引以自豪的三件事之一，另两件事是，《大公报》荣获米苏里奖章和五十得子。如果说先生曾经做过官的话，也就仅此两个月为孙大总统的秘书。袁世凯篡权后，先生在北京《民立报》任编 辑，由于袁世凯杀害了宋教仁，先生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
袁世凯死后，先生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先生再陷缧绁，后经营救获释。两次落难，两次获救。可谓先生一生之坎坷也！
先生胸怀坦荡，尽管有时与别人有政治歧见，但仍能广布仁爱之心，与某些“落井下石”的小人，决然不同。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是否立即抗战上，先生是主张“明恥教战，救亡图存”。与上海救国会沈钧儒不同；但在七君子被捕后，先生却陷于沉思忧郁之中，尽力搭救七君子；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先生严厉指责张学良不是“爱国主义”，而是“亡国主义”。但是在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先生胸怀坦荡，屡次向蒋建议，让张、杨带军抗战。先生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先生苦谏虽未获准，可先生的高风亮节让人敬佩。
尤其令笔者感佩先生处，是先生常说，作为一个报人，天天在评国内外大事，不会无误，有错就改。在抗战之初，台儿庄大捷，大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汉口《大公报》社评《这一战》中，先生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准决战。因为在日军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的挣扎。”“这一战，我们胜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从此以后日阀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待末日的审判。”先生这种估计不仅过于乐观，也缺少冷静的思考。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将此观点称为“速胜论”，大致不错。不过笔者并不喜欢动辄来个什么“论”。然先生很快领悟到自己的失误，在后续几篇社评中大力宣扬持久战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季鸾先生逝世三载多，《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了先生第一部也是先生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于抗战时期的艰难，书是由土纸印刷。字体也小得后来人都难以辨认。于右任题写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作序。序中一段如是说：“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在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台湾方面将其再版。惜之，在大陆没有再版过。在那政治运动迭起的年代，《大公报》遭到全盘否定的厄运，先生也横遭“批判”。
先生的接班人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他自己也对先生，使用了极为苛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他自己也参与了的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至于写先生的“传记”，他再次辜负了先生之委托，但他是这么说的：“我多少次动念 头，多少次又都放弃了，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机敏。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的还一个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事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笔如何下？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先生），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 下……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对先生也有了些介绍。尤其是陕西省榆林市政协编著《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顺利地出版，打开了完全沉死的局面。牛济先生还写了多篇先生记实性的文章。据知，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其“中外名记者”丛书中，原计划有一本《张季鸾》，不知何故，最后还是“泡了汤”。
海峡彼岸，原《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写了本《报人张季鸾》一书，正式出版。此书总体还好，但他那抹不去另一党的痕迹，令笔者为之嗟叹。在此书中，爱国老人于右任先生的诗，令笔者怦然心动：
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
表达了于老先生对故乡、对季鸾先生深切的怀念。也表达了对《大公报》的厄运，深深地遗憾！痛心莫论大公报！
先生逝世于重庆，全国新闻界共议葬于陪都，因先生原籍为陕西榆林，所以陕西各界以归葬为请，遂公议改在西安公葬。在文革中，先生碑铭横遭厄运，完全失去理智的人将它砸成碎块，从此完碑已不复存在。据牛济先生说，他在榆林市政协帮助下，找到一个名叫刘少英的，现收藏有完好无损的《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碑铭》拓片。呜呼，不幸中之有幸也！笔者吁请全国新闻界的朋友们、先生们（包括港台新闻界人士），可否将张季鸾先生之墓修复，还其原貌也？
拙文虽浅，但却有一个深深的祈愿，但愿有更多的人士，关注张季鸾先生，因为这不仅是为先生个人，而是关注我国新闻史上一位重要的、而不可多得的巨匠。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