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和高艳津子。摇滚乐和现代舞。
　　《十月·春之祭》不是从剧场开始，而是从行走开始的。创作《十月·春之祭》的时候，高艳津子正经历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十月怀胎。她带领舞者和肚子里正在孕育的生命到西南采风，光着脚在大地上舞蹈。一百年前，《春之祭》的出现曾引发巨大争议—交响乐界接受不了这样大胆叛逆的作品，人们抗议这是噪音音乐。如今，这“噪音”让全世界做舞蹈创作的人都梦寐以求。在高艳津子看来，不因为它是伟大的作品，而是因为它充满了母性的力量，是对生的渴望。在崔健看来，不是因为它是噪音，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更为内在的情绪。“现代舞是中国文艺界最自然、最纯洁的地方。”崔健说。“任何艺术实际上都有摇滚这两个字，你叫它摇滚它就是摇滚，你叫它革命它就是革命，你叫它真实它就是真实。”


　　BQ：《十月·春之祭》有哪些新的地方？
　　高：每一代人认真地活着，才有下一辈人延续的机会。活着本身是对自己生命和灵魂的赞美。《十月·春之祭》恰巧在十月演出，也代表它孕育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十月收获的时节，如何看待春天努力成活下来的种子。春天是活下来的祭祀，不是死亡的祭祀。
　　BQ：是不是也想给即将出生的宝宝一个礼物？
　　高：很多人对我很担心，我开始行走采风时，怀孕刚三个月，按理说应该休养，而且我现在算是高龄了。但在这条路上我们是跟着生命长的，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休息、停止，我觉得如果它（胎儿）选择了我作母亲就会跟着我生长，所以我们创作、行走、做舞蹈，是正常的，至于是不是胎教，我觉得基因本身可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吧。
　　BQ：第一次合作是什么时候？
　　崔：我们两个1995年就认识了，是多年的朋友。这次是深度合作，我也特别喜欢《春之祭》，很兴奋，一拍即合。《春之祭》是有革命精神的。
　　高：我们的合作是从《三更雨·愿》开始的。私下大家会一起玩，即兴合作，他弹吉他，我们就跳起来了。以前没想过和崔健合作，加上每个作品的取向也不同，《三更雨·愿》做到花的独舞时，正好我听到了《迷失的季节》，觉得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当时特别意外，我觉得《迷失的季节》不像他写的，那么深情和伤感。崔健的歌都是很有力的，那首歌却那么凄美。崔健有多面性，他其实内在是个很深情的人。
　　BQ：老崔第一次做现代舞的音乐觉得有挑战吗？
　　崔：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像我们这种作曲方法好像还没有人做过，拿电子的和一百年之前的作品互动，也是新技术和原创精神的互动。我们编曲的形式完全是独立的、个体化的，在大录音棚里，把原作的每一个节奏看着总谱打下来，再按照我们现在的节奏贴上去。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斯特拉文斯基有很多超前的地方，他的音乐里有身体的律动，也有摇滚和爵士的元素，放到现在都不过时，这是我之前从没想到的。所以这次创作对我来说很新鲜，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感谢津子信任我，让我做这件事。
　　BQ：在改编的过程中都用了哪些元素？
　　崔：里面有津子采风的声音采样，有我去成都时在街摊上买的船夫号子的音乐，有西南民歌、电子乐等等。津子的创作很重要的环节是带舞者去西南行走采风，这过程中会有地域和时间的互动。我就把这种朴实的精神和原作去做化学反应形成新作品，发现特别有效。在这过程中，我还能扩大《春之祭》的特点。
　　我本来对《春之祭》很熟悉，但我又使劲儿听，听它到底要表现什么，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夸张它的特点。后来我找到了那些东西，特别是互动的过程中发现那些完全是生活中的。无论是生命、死亡，还是人和自然关系，最后都汇成一个焦点——能量。比如当下人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环境撞击的时候，都能产生能量，我们发现这种互动是永恒的主题。我还发现，传统、现在和未来的东西，东方和西方的东西，根本没有界线，就看你自由不自由了。
　　BQ：你对现代舞怎么理解？
　　崔：我觉得现代舞的生命力不依赖于市场，它是一个事业。国内任何一个团体都没有像现代舞这样有宗教意识，有这么纯洁的创作环境。我关注现代舞时间越长越喜欢它，发现有一帮人特别酷爱现代舞，因为它能传达大量的自由的信息，很丰富，如果一个动作是一个字母的话，一个舞蹈就有上万个字母，你可以任意组合它的信息。
　　我曾经对舞蹈有一个很大关注，曾经也听说过当时一个理论是现代舞是反芭蕾反民间的，但是《春之祭》完全跨越这个界线，这给我的创作带来特别大的自由。虽然看上去很复杂，但实际上我的创作过程特别有意思，不累，我在飞机上就能做出来，去意大利出差的飞机上十一个小时就在做。
　　BQ：创作中，你们是怎样沟通的？老崔对舞蹈本身提出过建议吗？
　　高：我们讨论作品本身并不太多，更重要的是交流的一些观念，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是很有魅力的。比如我们谈虚岁，虚岁就是我们怀胎时，没有被计算的时间，但其实已经是一岁了。我们讨论这些话题，并不是针对作品的有目的性的，但所有的沟通又都是作品存在的本身。包括他突然就会讲，他觉得好像有一个未来感，然后我就说，这个未来可能是个孩子，或者上天的眼睛，我们都在未来之间穿梭。可能所有对话里面都有和作品有关的，那些碎片逐渐地形成作品。老崔的一句话很重要：“如果做这个作品我能让一些阳性的东西被留住，这是最大的价值。”我觉得首先我们的生命要有能量，才可能去感受生命后面那些被遗忘的东西。
　　崔：我觉得虚岁是中国传统对世界的贡献，就像阴历、月亮的变化，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从小我爸就跟我说报岁数都说虚岁。如果只看舞蹈的话，你只能看到他们表演的能量，可能有百分之七十的能量你会接收不到，这个作品有太大的能量了。
　　BQ：创作中有哪些令你们难忘的？
　　高：我们在一个村寨，给村民表演时，村长很有魄力也有想象力，他在水中间挖了一个舞台出来，隔了一条河，所有人在对岸看我们表演。舞者跳的时候，掉进了水里，两个掉进水里的女舞者不会游泳，她们呼救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她们在表演，因为下着大雨，她们挣扎着，努力地游到边上，凭着求生本能，真的是从死亡边上到活下来，在她们这样的年龄就感受到生与死的感觉，作品才有了灵魂。
　　崔：从生命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她们跳舞的样子，那种生命的阳刚性，在电视上是看不到的，不是说女人就没有阳刚性，恰恰相反，也许女人比中国男人身上更有阳性，很多东西很自然、有力量、敢坚持。我说的是抽象的阴阳不是性别。我希望用正阳性的，用生命最本能地张扬出来的东西去战胜那些阴谋的、伪阳性的。这是我从《春之祭》里得到的滋养。我觉得这个作品不用太着急，可能一版比一版进化得会更好，因为时间太短，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时间限制，但在表演上它会超过这个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