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权力不择手段的，又岂止是“底层出来的”？谢灵运还是世家子弟，还文人呢，他对权力的“强烈冀盼”比祁同伟克制吗？
　　也许人近中年的缘故，我近来常咀嚼陶渊明的《责子诗》，就像是NBA明星比赛时嚼口香糖。
　　这诗到底好在哪？在上一篇专栏文章里，我提到了“喝酒”之类的嗜好在人生大小理想转化中的“过渡”之用和“点睛”之效。
　　不想，交稿后第二天，我逛广州方所书店，随手翻到台湾学者林文月《文字的魅力》一书，里面居然有一篇解读陶渊明《责子诗》的文章。书缘之奇妙，不亚于艳遇也。
　　林先生的文章，前面平平，结尾却老辣。她认为，《责子诗》最后一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里的“且”字用得有意思，“且是暂时之意，语气较为保留退却，不带积极性质。此与陶潜诗中每常出现之另一个字‘聊’合观，可以体会诗人处于动乱之世，以能退而求其次自我宽慰，不强求挺进，故能避居田园，以六十三岁寿终。”
　　为了说明陶渊明其人其文的“孤峰别流”特质，她还拿另一位诗人谢灵运作对比，“诗中喜用‘徒’、‘竟’、‘空’字，予人一种强烈冀盼之落空感受，而其人則刚愎自视甚高，且不谙进退之时机，终致四十九岁遭弃市酷刑。从有意无意间的谴词用字，或者也可令读者窥见作者性格的吧。”
　　这段评论确有见地，尤其“强烈冀盼之落空感受”一语，真是女性评论者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我当时冒出一个想法，“这谢灵运就是文学史上的祁同伟呀！”
　　可谢灵运是世家子弟哟，他爷爷是谢玄，淝水之战中东晋军队的前锋，当年就是他打胜仗后飞马报告正在下棋的主将谢安，才有了《世说新语》里“小儿辈大破贼”的精彩典故。谢玄是谢安的亲侄子，所以，谢灵运是“官四代”。祁同伟底层穷苦出身，这点确实不能比。
　　出身不能比，但精神上却可以比，尤其对权力的“强烈冀盼”。谢灵运是世家子弟，但这家伙八字差一撇，生得晚了点，在他三十六岁那年，土包子出身的刘裕篡晋了，建立了刘宋政权。“退步”的陶渊明回农村种地去了，“进步”的谢灵运却没有一点“不耻二姓”的骨气，改仕于刘宋了。
　　刘裕对前朝世家子弟肯定要防范，便没重用他。谢灵运就把宝押在刘裕的一个当时才十几岁的儿子身上，妄图搞未来的“汉大帮”，被皇帝不费吹灰之力就搞掉了。失意之余，公务员谢灵运把公事丢一边，不请假就游山玩水去了。反正，好几次都是这样，一旦自己“要权”的目的没达到，他就丢下工作置气归隐，跟他后来的浙江老乡蒋介石有点像。
　　要权也就算了，这二货还与民争利。在所谓的“隐居”期间，他一方面浩浩荡荡地带着几百号仆人“凿山浚湖”“寻山陟岭”，另一方面就是营建浙江会稽老家的别墅。会稽城外有个回踵湖，被他看中了，就恬不知耻地跟皇帝讨，说是要把湖水放了改良田。皇帝将此事推给了地方太守。太守就说，周边的好几万老百姓都靠这个湖的水产为生，于是不肯。向来舌毒的谢灵运很生气了，便讽刺太守“装得很爱老百姓一样，是怕湖里的鱼死掉，妨碍自己升天吧！”在这点上，谢灵运倒不像祁同伟，而是像在月牙湖上建美食城的省委书记公子赵瑞龙了。
　　可惜啊，谢灵运毕竟不是赵瑞龙，因为当时谢家已失势。太守更气恼，告谢灵运“谋反”。好在皇帝也明白，一个书生谋什么反，也就没有追究。但谢灵运还是不收敛性格，经常吐槽地方事务，刻薄官员，不久又被地方官弹劾了。朝廷派人去收押他，却将朝廷的人抓了起来，这样就稀里糊涂的真“造反”了。终以广州弃市之下场，结束了四十九年的生命。
　　我今天之所以扯起谢灵运来，是因为前段时间《人民的名义》火爆，有人感慨：“像祁同伟这种底层出身的人，追逐起权力来真是不择手段。”其实，追逐权力不择手段的，又岂止是“底层出来的”？谢灵运还是世家子弟，还是文人呢，他对权力的“强烈冀盼”比祁同伟克制吗？权力是春药，春药不会对“底层子弟”有效，对“权贵子弟”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