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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钱理群先生新著《我的精神自传》,尽管自己对他已十分熟悉,仍边读边叹,唏嘘阵阵。钱先生历尽艰难走到今天,最重要的人生本钱还是“真诚”二字:一开始是真诚笃信“阶级论”——烧掉国府次长父亲的照片;继之远贬贵州真诚对待教学,开始研究鲁迅;“文革”时则是真诚信奉“暴力代价论”……直到今天真诚对待自我、怀疑自己。
对我来说,钱先生的真诚是通信。1986、1987年,本人两叩北大之门,但均因排名靠后,受名额之限被拦挡于公费生之外,只能谋求“委培”。今天听来不过区区七千块钱,当年却是无法迈逾的巍巍大山,使我此生无缘“未名梦”。我上京找到钱先生,他在那间著名的北大小屋接待我,见我一脸懊丧,劝慰我:“以后可以通信。”
岁月荏苒,22年过去了,我与钱先生信函往来十余封,在我艰难孤寂的学途跋涉上,钱先生的信如同一路伴行之爝火,使我深感“德不孤”。钱先生与青年学子通信,意在为国育才,为学惜才,鼓励外省青年坚持自学,“招收”北大编外学生。后来,我知道钱先生因与大批学子通信,耗时甚巨,京师学界圈内耸引议论:大好黄金年龄段,耗力于此,犯不着呵!等到我也上了一定年龄,学务渐繁,一天恨不得掰成四个半天用时,更是深刻体会到了钱先生的这份支付。这次,从《我的精神自传》中得知钱先生每年要和遍布全国上百位大小朋友通信,更是深叹深慨。
钱先生的信绝不是一般敷衍,所谈甚深。1991年5月15日,他给我的信中涉及本人对曹禺研究的选题:
毅然兄(钱先生大我15岁):……这类题目(指曹禺1950年代后因政治因素大幅影响创作水平),目前是不宜做的,至少是不宜作为专题来研究,在中国,作为一个学者,必须首先学会保护自己,一要“生存”,然后才会有“发展”。这固然是一种不幸,但却是我们必须正对的现实——正对这样的现实,也是需要勇气的,而且需要智慧。
现代文学研究界都知道,钱先生1990年代撰有一连串“1949年后曹禺研究”论文,自己冲在前面,却精心保护后学,拳拳之心,深撼我心。
2004年11月29日,钱先生针对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深入点拨:
我要强调的是,人文知识分子不是“军师”,也不是“国师”,他不担负“指导”社会发展与具体实践的任务,他们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理念;二是对违背自己所坚守的价值理念的一切社会现象,彻底的批判……我在努力实践我的思想时,也是时时有各种妥协,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的,这就是我所说“思想要激进,行动要谨慎”的意思。
2007年,我已53岁,早以复旦文学博士身份升职教授,也算长成小树。钱先生见我的一些文章远发港美,来信鼓励:“近来你著述颇丰,笔力正健,不时可看到大作,你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真为你高兴!”我当然明白先生的高兴是双重的,一则是老师看到学生出成绩后的高兴,二则是见我步其“1957年学”后尘由文转史的学术价值认同——第二层欣喜自然更深层、更入心。
天道酬真。钱先生也不完全只是支付,他因之有一批追随其后的“私淑弟子”,时刻关注其大作新著。在同辈学人中,他的思想传播速度较快,影响也很大,我想,这也是钱先生长年支付后学的一份不期然而然的回报吧。钱先生曾说:“我用极大精力一一回复,这是一种双向的生命运动:在我给需要我的年轻人以帮助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更丰厚的回报。”“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我常说,离开了青年朋友、學生,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夸大之辞”。(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钱先生在与读者的通信中,花絮不断。一位青年读者热情致信,尊钱先生为学界或思想界的“代表”,钱先生回信致谢,委婉表示不愿扮演这一角色。青年回信坚持封赠,钱先生被激怒,感到一份“不堪承受的期待”,回信断然拒绝;对方再回信——一张白纸。钱先生却“顿时感到轻松:他对我的失望与断绝,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本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近十年,阅读近千部(篇)人物传记、评传,还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师生”通信。这则花絮倒是传递出不少代际信息:学生的尊崇、师长的坚拒,几番来回之间,一方面说明钱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卑谦自牧;另一方面也说明新一代学子深染西学后的个性解放与价值自信——既敢封赠“代表”,又敢寄送白纸,真是时代不一样,新老各相殊,都有代表性呵!
日前,本人硕士座师、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陈坚教授对我说“钱理群是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在一次电话中向钱先生作了转述。钱先生坚拒此称,认为他并不能为青年指路,因为自己尚在寻路,不愿承担如此重负,更害怕由此失去个人研究的独立自由。但以笔者愚见,中国毕竟需要自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今天的“中式车尔尼雪夫斯基”并非那种指路型的精神导师,而是能够为青年学子带来不同声音的人,是思想的先行者与精神的跋涉者,引领思考和探索。钱先生恰逢其时地做了下一代人的“冒号”,为后辈莘莘学子提供前行的思想佩剑与精神拐杖。
事实上,对钱先生这一代人文学者来说,他们获得的最大历史机遇是破除左偏、回归“五四”。虽然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但准备好的人总是极少数,能够抓住历史大机遇者更是甚寡甚稀。钱先生不仅18年后重返北大,而且很快冲至思想解放第一线,赶上改革开放大潮,在步履仍艰的解冻期作出他这一代学者的代际贡献。
众所周知,对这一代学人来说,除了奉持学术价值的坚定信念与暴风雨中起飞的优质身板,还需要相当的道德真诚与人格勇气。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毕竟不是坐享其成的等待解放,学术真诚与人格勇气既为治学所必需,而且本身就是学问的体现,或曰比学问更重要的学问。告别虚伪、拒绝遗忘、摒弃恐怖……他们每迈出的一小步,不仅是个人学术境界的攀跃,更重要的是为后学挣拓空间,砌筑台阶,将“未来”送得更远更高。
钱先生十分赞赏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对今天的中青年探索者来说,这句话仍是一盏推送来的夜明灯,光热暖身。囿于钱先生所经历的时代,在他那一代学者中,谨小慎微者众,敢于“不怕”者寡,多少“文革”一代学者一生挟“聪明”以遨游,抱憾恨而长终。钱先生的真诚与勇气,使他在同代学人中得以较早走出左偏隧道,成为反思队列的前行者。
德不孤,必有邻;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古谚总是静静放光,悄然凝视那些背弃者。如今,也有人找我通信了(包括留言本人博客),其中还有笔迹稚斜、蹦跳错别字的初中生。因得“钱门”真传,我也尽力一一回复,尽量不冷了每一颗年轻的心,虽不能兼济天下,也总还能够传热一二吧。而且,事关人文精神,前辈仪型,薪尽火传,应该一代代接传下去。有人针对当代青年对国事对学术的普遍冷漠,谚曰“老年燃烧,青年取暖”,想想也有道理:老人积经验成薪火,嘉惠后人;青年受热能增力量,渗暖社会——如此才能传统既守,学术有后,经验得传,社会受益。
与钱先生的通信还在继续,若干年后估计还会有更深更广的心得,到时再捧出与大家分享。最近,钱先生正在收集编辑《与青年朋友通信》,我翻找出先生的一些来信复印寄上,人生意外,此之谓也。对后辈学人来说,无论为师为徒,窃以为均值一读。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对我来说,钱先生的真诚是通信。1986、1987年,本人两叩北大之门,但均因排名靠后,受名额之限被拦挡于公费生之外,只能谋求“委培”。今天听来不过区区七千块钱,当年却是无法迈逾的巍巍大山,使我此生无缘“未名梦”。我上京找到钱先生,他在那间著名的北大小屋接待我,见我一脸懊丧,劝慰我:“以后可以通信。”
岁月荏苒,22年过去了,我与钱先生信函往来十余封,在我艰难孤寂的学途跋涉上,钱先生的信如同一路伴行之爝火,使我深感“德不孤”。钱先生与青年学子通信,意在为国育才,为学惜才,鼓励外省青年坚持自学,“招收”北大编外学生。后来,我知道钱先生因与大批学子通信,耗时甚巨,京师学界圈内耸引议论:大好黄金年龄段,耗力于此,犯不着呵!等到我也上了一定年龄,学务渐繁,一天恨不得掰成四个半天用时,更是深刻体会到了钱先生的这份支付。这次,从《我的精神自传》中得知钱先生每年要和遍布全国上百位大小朋友通信,更是深叹深慨。
钱先生的信绝不是一般敷衍,所谈甚深。1991年5月15日,他给我的信中涉及本人对曹禺研究的选题:
毅然兄(钱先生大我15岁):……这类题目(指曹禺1950年代后因政治因素大幅影响创作水平),目前是不宜做的,至少是不宜作为专题来研究,在中国,作为一个学者,必须首先学会保护自己,一要“生存”,然后才会有“发展”。这固然是一种不幸,但却是我们必须正对的现实——正对这样的现实,也是需要勇气的,而且需要智慧。
现代文学研究界都知道,钱先生1990年代撰有一连串“1949年后曹禺研究”论文,自己冲在前面,却精心保护后学,拳拳之心,深撼我心。
2004年11月29日,钱先生针对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深入点拨:
我要强调的是,人文知识分子不是“军师”,也不是“国师”,他不担负“指导”社会发展与具体实践的任务,他们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理念;二是对违背自己所坚守的价值理念的一切社会现象,彻底的批判……我在努力实践我的思想时,也是时时有各种妥协,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的,这就是我所说“思想要激进,行动要谨慎”的意思。
2007年,我已53岁,早以复旦文学博士身份升职教授,也算长成小树。钱先生见我的一些文章远发港美,来信鼓励:“近来你著述颇丰,笔力正健,不时可看到大作,你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真为你高兴!”我当然明白先生的高兴是双重的,一则是老师看到学生出成绩后的高兴,二则是见我步其“1957年学”后尘由文转史的学术价值认同——第二层欣喜自然更深层、更入心。
天道酬真。钱先生也不完全只是支付,他因之有一批追随其后的“私淑弟子”,时刻关注其大作新著。在同辈学人中,他的思想传播速度较快,影响也很大,我想,这也是钱先生长年支付后学的一份不期然而然的回报吧。钱先生曾说:“我用极大精力一一回复,这是一种双向的生命运动:在我给需要我的年轻人以帮助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更丰厚的回报。”“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我常说,离开了青年朋友、學生,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夸大之辞”。(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钱先生在与读者的通信中,花絮不断。一位青年读者热情致信,尊钱先生为学界或思想界的“代表”,钱先生回信致谢,委婉表示不愿扮演这一角色。青年回信坚持封赠,钱先生被激怒,感到一份“不堪承受的期待”,回信断然拒绝;对方再回信——一张白纸。钱先生却“顿时感到轻松:他对我的失望与断绝,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本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近十年,阅读近千部(篇)人物传记、评传,还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师生”通信。这则花絮倒是传递出不少代际信息:学生的尊崇、师长的坚拒,几番来回之间,一方面说明钱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卑谦自牧;另一方面也说明新一代学子深染西学后的个性解放与价值自信——既敢封赠“代表”,又敢寄送白纸,真是时代不一样,新老各相殊,都有代表性呵!
日前,本人硕士座师、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陈坚教授对我说“钱理群是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在一次电话中向钱先生作了转述。钱先生坚拒此称,认为他并不能为青年指路,因为自己尚在寻路,不愿承担如此重负,更害怕由此失去个人研究的独立自由。但以笔者愚见,中国毕竟需要自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今天的“中式车尔尼雪夫斯基”并非那种指路型的精神导师,而是能够为青年学子带来不同声音的人,是思想的先行者与精神的跋涉者,引领思考和探索。钱先生恰逢其时地做了下一代人的“冒号”,为后辈莘莘学子提供前行的思想佩剑与精神拐杖。
事实上,对钱先生这一代人文学者来说,他们获得的最大历史机遇是破除左偏、回归“五四”。虽然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但准备好的人总是极少数,能够抓住历史大机遇者更是甚寡甚稀。钱先生不仅18年后重返北大,而且很快冲至思想解放第一线,赶上改革开放大潮,在步履仍艰的解冻期作出他这一代学者的代际贡献。
众所周知,对这一代学人来说,除了奉持学术价值的坚定信念与暴风雨中起飞的优质身板,还需要相当的道德真诚与人格勇气。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毕竟不是坐享其成的等待解放,学术真诚与人格勇气既为治学所必需,而且本身就是学问的体现,或曰比学问更重要的学问。告别虚伪、拒绝遗忘、摒弃恐怖……他们每迈出的一小步,不仅是个人学术境界的攀跃,更重要的是为后学挣拓空间,砌筑台阶,将“未来”送得更远更高。
钱先生十分赞赏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对今天的中青年探索者来说,这句话仍是一盏推送来的夜明灯,光热暖身。囿于钱先生所经历的时代,在他那一代学者中,谨小慎微者众,敢于“不怕”者寡,多少“文革”一代学者一生挟“聪明”以遨游,抱憾恨而长终。钱先生的真诚与勇气,使他在同代学人中得以较早走出左偏隧道,成为反思队列的前行者。
德不孤,必有邻;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古谚总是静静放光,悄然凝视那些背弃者。如今,也有人找我通信了(包括留言本人博客),其中还有笔迹稚斜、蹦跳错别字的初中生。因得“钱门”真传,我也尽力一一回复,尽量不冷了每一颗年轻的心,虽不能兼济天下,也总还能够传热一二吧。而且,事关人文精神,前辈仪型,薪尽火传,应该一代代接传下去。有人针对当代青年对国事对学术的普遍冷漠,谚曰“老年燃烧,青年取暖”,想想也有道理:老人积经验成薪火,嘉惠后人;青年受热能增力量,渗暖社会——如此才能传统既守,学术有后,经验得传,社会受益。
与钱先生的通信还在继续,若干年后估计还会有更深更广的心得,到时再捧出与大家分享。最近,钱先生正在收集编辑《与青年朋友通信》,我翻找出先生的一些来信复印寄上,人生意外,此之谓也。对后辈学人来说,无论为师为徒,窃以为均值一读。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