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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指派军政大员分赴各地负责接收敌伪物资产业。不料各级接收人员借此机会进行形形色色巧取豪夺式的贪污、受贿。这种状况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甚至连大洋彼岸的“友邦”美国也忍无可忍了。美国国务院特地授权驻华大使马歇尔会见蒋介石，当面发出警告。蒋介石感受到了美国的压力，终于决定着手清查……
各地抵制清查
1946年5月3日，蒋介石召见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向于右任下达指令：由监察院牵头联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参政会组建“监察清查团”，负责清查相关省市的接收敌伪财产物资情况。当时报纸载文称这是民国元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监察清查行动。
于右任接受使命后，随即开始运作。最初几天特别忙碌：夜以继日地和部属研究了要做的事情，一是召集在京（南京）和外地的监察委员开会讨论布置制定清查办法；二是把各省和上海、南京、北平三特别市的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叫到南京来，布置各地迅即组织“密报组”。
6月中旬，参政会、中央监委会、监察院、行政院联合出台了《中华民国清查处理敌伪物资办法》。这个文件规定全国清查地区分为苏浙皖区（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南京市、上海市）、湘鄂赣区（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粤桂区（广东省、广西省）、冀察热绥区（北平市、天津市、河北省、察哈尔省、热河省、绥远省）、鲁豫区（山东省、河南省）、闵台区（福建省、台湾省）和东北区（原东三省分划的九个省：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共七个清查区，由中央各派一个清查团前往清查，清查时间“至多不得超过50天”。
清查团成员有多有少，因为各团是按所负责清查的省市设立若干清查组的，每个团所负责清查的省市有多有少，所以成员也有多有少。为示公平，规定参政会、中央监委会、监察院三机关各派委员合并组成清查团，各地监委指派一至二人参加。
于右任执掌的监察院共有22名监察委员参加清查团，出发之前，于右任举办了一个茶话会为他们送行。
当时，这些监察委员可能还不知道要想开展工作实际上是困难重重。果然，清查团很快就尝到了来自多地抵制清查的滋味。
抵制清查的第一个高官，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山西土皇帝阎锡山。阎锡山得知组建清查团情况后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质问“清查、绥靖，孰轻孰重”？蒋介石一看便知是什么意思，便下令将原定划入清查范围的山西省拉下来了。
阎锡山此举为其他反对清查的省市做出了榜样，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闻讯后随即致电蒋介石，称“与共党战事正紧，与苏俄关系微妙，此时开展清查，是否对党国戡乱大业有利？谨请中央细虑为盼”。蒋介石不便像对山西实施“优惠措施”那样再下命令把东北九省也从清查名单中划掉，就把这份电报批给了监察院长于右任。于右任一看就知道蒋介石的意思，但他不肯替蒋介石背这口黑锅，于是就批给七个清查团的团长“参阅”。于是，原定要清查东北九省的第七清查團就知难而退。
就在熊式辉跟南京交涉“谨请中央细虑为盼”的时候，作为当时首都的南京利用“天子脚下”的优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攻关，以“避免有损国际观瞻”的理由被获准“暂不清查”。如此，上海特别市新上任的市长吴国桢也就有了学习的榜样，吴知道刚刚卸任的前任市长钱大钧颇发了些“接收财”，于是就去找钱大钧，说兄弟之意，想请兄台找个机会向委员长进言，代为反映上海方面的为难之处。钱大钧是老官僚了，哪有听不出来的道理？立刻表示可以“帮这个忙”。之后，果然上海方面的清查就没有声响了。
上海、南京两地都是第一清查团负责清查的范围，这两市不查，另一个如果查一查也是大有问题的浙江省会杭州市也就有理由虚与委蛇了。第一清查团的团长是民国中期曾担任过湖北省主席的著名法学专家张知本，他率领清查团在上海、杭州两地转悠了一个多月，没查过一起案件，返回南京后居然发表谈话称：“京（南京）沪接收工作经清查，尚无重大问题。一些瑕疵，可以忽略不计和地方自查清理。”
负责清查福建、台湾的第六清查团开始倒是还顺利，抵达台湾第三天就逮捕了台湾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台湾省贸易局局长于百溪，连同事先通过“密报组”收集的贪污罪证送往台湾省地方高等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审判，建议处以死刑。台湾省主席陈仪对于清查团此举有异议，他立刻飞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控诉第六清查团胡作非为，其言纯属故意挑剔”。蒋氏明明清楚第六清查团不可能也不敢在没有罪证的情况下故意跟台湾地方当局过不去，而捏造、夸大任维钧、于百溪的罪行，却“听信”了陈仪的这番说辞，当即电谕第六清查团，劈头就是一顿严斥。如此，第六清查团“无奈之下，只好悄然离去”。
第六清查团负责清查的是闵台两省，“查”过了台湾省那就该查福建省了。他们一行确实去了福建省城福州市，不过，由于蒋介石的那份电报，他们学乖了，在福建待了一个月，什么也没查出来，就返回南京复命了。
第三清查团的清查地是粤桂两省，该团前往广西省时，在梧州郊外遭到省保安总部指派的武装人员的拦截，声称“广西不欢迎诸位先生，你们还是回去的好”。第三清查团退至广东西侧的封开县，向南京拍发电报反映此事。等了三天，终于得到监察院的回电，让他们“可以先对广东开展工作”。
于是，第三清查团就赴广州。不料，广东玩的动作也令人叹为观止：全省所有接收部门表现出一种空前绝后的“团结一致”，一律拒绝交出接收清册。这当然是有“上面精神”的，第三清查团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再向南京反映，这回南京没有回音了。后来知道，于右任执掌的监察院不想背这种黑锅，把这事推给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监委则转给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恼火了：咱又不是实际权力机构，这种事情怎么处置？一脚把球踢给了行政院。行政院转往蒋介石侍从室，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于是，第三清查团在广州待了两个多月，一个案子也没有查到，最后万般无奈地返回南京，解散。
天津清查逸事 当然，也有顺利进入清查省市进行清查的清查团，比如分工清查湘鄂赣区的第二清查团、冀察热绥区的第四清查团、鲁豫区的第五清查团。但清查情况并不理想，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第四清查团清查天津市的情况。
清查团碰到的第一个大案是这样的：1945年10月6日，侵华日军驻天津部队投降时向美军交出数量多得令人咋舌的武器、车辆和后勤物资。多到什么程度？这些物资存放在位于河东、河西的多处仓库内，其中最大的一处后勤仓库在小孙庄南货场，占地面积竟有16平方公里，内有40多处库房，包括粮秣厂、粮秣库、被服物品库、卫生器材库、兽医器材库等等。
少将何伟业以军政部代表的名义于次年4月中旬抵达津门，组建了一个由军方将领为成员的“天津日本军用品接收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有何伟业、杜建时（北宁路护路司令兼第十一战区津塘榆办事处主任）、牟廷芳（天津警備司令）、耿幼麟（国军后勤部北平第五补给区司令），何伟业为主任委员，不设副主委。指派杜建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于是杜就于5月20日去下面视察受降物资仓库情况。稍稍跟受命协助中方守库的日本士兵一交谈，就得知当初美军接收后即开始大肆盗卖物资，有的仓库已经空了。
就在清查团抵津前一天，发生了陆军后勤部北平第五补给区与河北省保安总部为争夺小孙庄仓库堆积如山的军用毛毯出动武装士兵，在该库区武装对峙的情况。杜建时闻讯即给军政部部长陈诚拍发了“十万火急”电报，报告了第五补给区与港口运输司令部争抢物资的情况，警示说“很有可能会发生血腥武装冲突”。陈诚急电要求双方“克制”。于是，双方出动的官兵自行达成协议：共同看守仓库，等候后命。
可是，当清查团抵达天津后的次日，已经发现天津街头路边在出售从小孙庄运来的军用毛毯、大衣、胶鞋了，而通往外地的公路上则不时可见装载此类物品的军用、民用卡车呼啸而过。原来，原本即将火并的双方官兵已经达成协议：把这批价值巨大的物资一分为二，各得一半，自行处置。
这种未获批准、自行分赃、变卖私取的行为属于贪污，清查团立案后送交第十一战区军法部审理，卷宗却被退回，而且没有解释。于是，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清查团遇到的第二个案件是80箱白银下落不明案：
“七七事变”猝然爆发，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天津的80箱白银（16000市斤）来不及向南京转移，遂密藏于天津法租界中法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内。抗战胜利当晚，一个自称“国民革命军华北地下抗日游击总队司令”戚文平的人，带着一批武装人员，动用数辆汽车去银行强行把该批白银拉走了。这是一桩大新闻，自然传遍津门。传到一个名叫孙敬亭的人那里，顿时热血沸腾的他决定把白银弄到自己手里。孙是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的侄子，他设法搞到了战区司令部的一纸空白公文，自填接收白银的内容后，带人前往戚文平藏匿白银的那家商号，将白银强行拉走了。
该案被人密报到“天津日本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杜建时往北平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拨打长途电话，向孙连仲说了此事。孙连仲承认孙敬亭是其侄子，并说孙敬亭这一行为是“胡闹”，但未说如何处置。
次日忽然传来消息：河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兼河北省银行董事长施奎龄由北平赶到天津，硬说这批白银是河北省银行的资金，应归该行接收。随同施奎龄前来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部警卫军士随即行动，临时客串搬运夫，把这批白银装上开来的卡车不知运去哪里了。
杜建时对此心存疑窦，于是就向清查团说了说。清查团之前已经收到密报组的相同情报，于是约谈孙敬亭，但孙收到传票后突然失踪。稍后有人密报说其在北平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清查团随即致电孙连仲司令，回电“不明情况”。于是，此事就没法继续往下调查了。
然后，清查团接到了大量检举天津市市长张廷谔不法行为的材料：抗战胜利，张廷谔上任后，立刻成立设于自己住所的“天津市党政接收委员会”。该委员会40多名成员以及130个外派接收人员中有90%是张市长的亲朋好友，负责具体主持接收事宜的主任秘书裘洁忱则是他的结拜兄弟。
从1945年10月至12月，“接收委员会”一共接收了日本工厂、机关、商店、医院、学校400余处，日本人的住宅700余处，以及德国商店、住宅百余处；另代英美接收商店、机关上百处，此外，接收委员会还接收了伪组织的一座存放数千吨粮食的仓库，当场出售后把钱款以“奖金”“津贴”之类的名义发给了接收人员。
清查团根据收到的密告信估计，张廷谔在整个接收中所获赃利以黄金计算，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少于7000两。可是，他们向南京上报材料要求将张撤职查办后，始终没有获得回音，于是只好作罢。
清查成果两只苍蝇
1946年8月18日下午6时，第四清查团一行8人在河北平津监察使兼清查团长李嗣璁率领下开始了打苍蝇行动。
第一只苍蝇是军方的一名海军中校，名叫刘乃沂。刘中校在抗战胜利后，奉命以华北区海军特派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的身份进驻天津，负责接收海军敌伪产业的工作。
第四清查团在北平时，就屡次接到有关刘乃沂舞弊的密告信，来津后又收到十余封检举信，信中称：“刘乃沂趁接收之机，扣留天津日人小莳洋行及协盛贸易公司巨量物资，匿不呈报；且盗卖钢铁50余吨、白糖数十吨，均饱私囊。”“接收小莳洋行、协盛贸易公司，劫得很多金银财宝，另造清册，吞没大部财物。每日出入秦楼楚馆，花天酒地，娶了三个舞女作为外室”。
刘乃沂资格较老，但并无后台。清查团“喜欢”的就是这种对象，既可以无情打击以作为工作成果，又不必担心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牵掣甚至报复。所以，团长李嗣璁随即指令团员梁上栋、黄宇人、白瑞、荣照等分头暗中调查。查明刘确有贪污巨额敌产的嫌疑。李嗣璁便前往北平向行营主任李宗仁当面通报情况，提出应将刘乃沂逮捕。
8月26日，李宗仁签署了对刘乃沂的逮捕令，密令北平行营驻津高级参谋卢济清少将，“会同九十四军军长、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宪兵第二十团团长曾家琳协助缉拿贪污犯刘乃沂一名。”卢济清接到李宗仁密令后，不敢延误，“旋即约见九十四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宪兵第二十团团长曾家琳，传阅密令，部署逮捕方案”。 8月27日下午4时许，刘乃沂被逮捕，押解至宪兵第二十团团本部看管。
这天，正是刘乃沂接到将其晋升为海军上校军衔的日子。所以，当时有的报道将刘称为“海军上校”。
清查团随即分赴天津市第一区北平道海军专员办公处及刘乃沂的3处寓所搜查。共查获以下赃款、赃物：公馆3处、汽车两辆、黄金2000余两、美金1万元、养珠（即人工养殖的珍珠）1万余粒、皮筒150余件、赤金镯12只、金表3只，以及大批洋灰（水泥）、白糖、钢铁，总价值在10亿元以上。
至此，第四清查团对刘乃沂贪污舞弊一案，业已证据确凿，并将清查经过呈报国防部查照。
1947年1月12日10时，按照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命令：刘乃沂在北平被执行枪决。
然后，輪到另一只“苍蝇”交厄运了。不过，当时的说法，这只“苍蝇”应该是别人的替罪羔羊。此人名叫王锡钧，留英海归人士，出身高官家庭。其老爸王树翰从1913年至1948年一直做官，最高做到吉林省省长、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抗战胜利后，王锡钧在其父帮助下当上了天津市公用局局长。王树翰知道儿子没有做官经验，兴趣也不浓，于是就安排旧部属罗承维为市公用局局长的主任秘书，负责代王锡钧处理一应事务。
罗承维深谙为官之道，知道处在接收敌伪资产的千载难逢的当儿，不捞白不捞，捞了是白捞，上任伊始立刻指派两个亲信下属姚震篱、张晓春前往接收日本人在天津办的运输事务所，两人分任所长，副所长。姚、张两人上任后，立刻藏匿原始清册，强令日本人另行伪造他们指定内容的清册，盗卖了许多物资，吞没瓜分。罗承维在这件事上故意留了一手：任命姚震篱、张晓春为所长、副所长，却没发派令。被接收的那个日本运输事务所所有对外的公告、行文由罗承维起草，用的却是局长王锡钧的名义。
清查团抵达天津后，收到了一些检举信件，其中就有检举市公用局在接收日本运输事务所时盗卖物资内容的。清查团正要找王，他已获悉消息，自行前往法院自首。市长张廷谔与王父是老交情，随即指令市府秘书长梁子青去法院给王办了保释。
可是，清查团盯着法院一定要从严从快惩办王锡钧。如此，法院没有办法，只好迅速审判。最后把罗承维、姚震篱、张晓春三人判了五年、七年不等的徒刑；王锡钧呢，法院明知是无辜的，但不敢跟清查团对抗，最后也判了三年徒刑。
第四清查团返回南京后，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谢绝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各地抵制清查
1946年5月3日，蒋介石召见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向于右任下达指令：由监察院牵头联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参政会组建“监察清查团”，负责清查相关省市的接收敌伪财产物资情况。当时报纸载文称这是民国元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监察清查行动。
于右任接受使命后，随即开始运作。最初几天特别忙碌：夜以继日地和部属研究了要做的事情，一是召集在京（南京）和外地的监察委员开会讨论布置制定清查办法；二是把各省和上海、南京、北平三特别市的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叫到南京来，布置各地迅即组织“密报组”。
6月中旬，参政会、中央监委会、监察院、行政院联合出台了《中华民国清查处理敌伪物资办法》。这个文件规定全国清查地区分为苏浙皖区（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南京市、上海市）、湘鄂赣区（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粤桂区（广东省、广西省）、冀察热绥区（北平市、天津市、河北省、察哈尔省、热河省、绥远省）、鲁豫区（山东省、河南省）、闵台区（福建省、台湾省）和东北区（原东三省分划的九个省：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共七个清查区，由中央各派一个清查团前往清查，清查时间“至多不得超过50天”。
清查团成员有多有少，因为各团是按所负责清查的省市设立若干清查组的，每个团所负责清查的省市有多有少，所以成员也有多有少。为示公平，规定参政会、中央监委会、监察院三机关各派委员合并组成清查团，各地监委指派一至二人参加。
于右任执掌的监察院共有22名监察委员参加清查团，出发之前，于右任举办了一个茶话会为他们送行。
当时，这些监察委员可能还不知道要想开展工作实际上是困难重重。果然，清查团很快就尝到了来自多地抵制清查的滋味。
抵制清查的第一个高官，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山西土皇帝阎锡山。阎锡山得知组建清查团情况后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质问“清查、绥靖，孰轻孰重”？蒋介石一看便知是什么意思，便下令将原定划入清查范围的山西省拉下来了。
阎锡山此举为其他反对清查的省市做出了榜样，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闻讯后随即致电蒋介石，称“与共党战事正紧，与苏俄关系微妙，此时开展清查，是否对党国戡乱大业有利？谨请中央细虑为盼”。蒋介石不便像对山西实施“优惠措施”那样再下命令把东北九省也从清查名单中划掉，就把这份电报批给了监察院长于右任。于右任一看就知道蒋介石的意思，但他不肯替蒋介石背这口黑锅，于是就批给七个清查团的团长“参阅”。于是，原定要清查东北九省的第七清查團就知难而退。
就在熊式辉跟南京交涉“谨请中央细虑为盼”的时候，作为当时首都的南京利用“天子脚下”的优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攻关，以“避免有损国际观瞻”的理由被获准“暂不清查”。如此，上海特别市新上任的市长吴国桢也就有了学习的榜样，吴知道刚刚卸任的前任市长钱大钧颇发了些“接收财”，于是就去找钱大钧，说兄弟之意，想请兄台找个机会向委员长进言，代为反映上海方面的为难之处。钱大钧是老官僚了，哪有听不出来的道理？立刻表示可以“帮这个忙”。之后，果然上海方面的清查就没有声响了。
上海、南京两地都是第一清查团负责清查的范围，这两市不查，另一个如果查一查也是大有问题的浙江省会杭州市也就有理由虚与委蛇了。第一清查团的团长是民国中期曾担任过湖北省主席的著名法学专家张知本，他率领清查团在上海、杭州两地转悠了一个多月，没查过一起案件，返回南京后居然发表谈话称：“京（南京）沪接收工作经清查，尚无重大问题。一些瑕疵，可以忽略不计和地方自查清理。”
负责清查福建、台湾的第六清查团开始倒是还顺利，抵达台湾第三天就逮捕了台湾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台湾省贸易局局长于百溪，连同事先通过“密报组”收集的贪污罪证送往台湾省地方高等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审判，建议处以死刑。台湾省主席陈仪对于清查团此举有异议，他立刻飞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控诉第六清查团胡作非为，其言纯属故意挑剔”。蒋氏明明清楚第六清查团不可能也不敢在没有罪证的情况下故意跟台湾地方当局过不去，而捏造、夸大任维钧、于百溪的罪行，却“听信”了陈仪的这番说辞，当即电谕第六清查团，劈头就是一顿严斥。如此，第六清查团“无奈之下，只好悄然离去”。
第六清查团负责清查的是闵台两省，“查”过了台湾省那就该查福建省了。他们一行确实去了福建省城福州市，不过，由于蒋介石的那份电报，他们学乖了，在福建待了一个月，什么也没查出来，就返回南京复命了。
第三清查团的清查地是粤桂两省，该团前往广西省时，在梧州郊外遭到省保安总部指派的武装人员的拦截，声称“广西不欢迎诸位先生，你们还是回去的好”。第三清查团退至广东西侧的封开县，向南京拍发电报反映此事。等了三天，终于得到监察院的回电，让他们“可以先对广东开展工作”。
于是，第三清查团就赴广州。不料，广东玩的动作也令人叹为观止：全省所有接收部门表现出一种空前绝后的“团结一致”，一律拒绝交出接收清册。这当然是有“上面精神”的，第三清查团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再向南京反映，这回南京没有回音了。后来知道，于右任执掌的监察院不想背这种黑锅，把这事推给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监委则转给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恼火了：咱又不是实际权力机构，这种事情怎么处置？一脚把球踢给了行政院。行政院转往蒋介石侍从室，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于是，第三清查团在广州待了两个多月，一个案子也没有查到，最后万般无奈地返回南京，解散。
天津清查逸事 当然，也有顺利进入清查省市进行清查的清查团，比如分工清查湘鄂赣区的第二清查团、冀察热绥区的第四清查团、鲁豫区的第五清查团。但清查情况并不理想，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第四清查团清查天津市的情况。
清查团碰到的第一个大案是这样的：1945年10月6日，侵华日军驻天津部队投降时向美军交出数量多得令人咋舌的武器、车辆和后勤物资。多到什么程度？这些物资存放在位于河东、河西的多处仓库内，其中最大的一处后勤仓库在小孙庄南货场，占地面积竟有16平方公里，内有40多处库房，包括粮秣厂、粮秣库、被服物品库、卫生器材库、兽医器材库等等。
少将何伟业以军政部代表的名义于次年4月中旬抵达津门，组建了一个由军方将领为成员的“天津日本军用品接收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有何伟业、杜建时（北宁路护路司令兼第十一战区津塘榆办事处主任）、牟廷芳（天津警備司令）、耿幼麟（国军后勤部北平第五补给区司令），何伟业为主任委员，不设副主委。指派杜建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于是杜就于5月20日去下面视察受降物资仓库情况。稍稍跟受命协助中方守库的日本士兵一交谈，就得知当初美军接收后即开始大肆盗卖物资，有的仓库已经空了。
就在清查团抵津前一天，发生了陆军后勤部北平第五补给区与河北省保安总部为争夺小孙庄仓库堆积如山的军用毛毯出动武装士兵，在该库区武装对峙的情况。杜建时闻讯即给军政部部长陈诚拍发了“十万火急”电报，报告了第五补给区与港口运输司令部争抢物资的情况，警示说“很有可能会发生血腥武装冲突”。陈诚急电要求双方“克制”。于是，双方出动的官兵自行达成协议：共同看守仓库，等候后命。
可是，当清查团抵达天津后的次日，已经发现天津街头路边在出售从小孙庄运来的军用毛毯、大衣、胶鞋了，而通往外地的公路上则不时可见装载此类物品的军用、民用卡车呼啸而过。原来，原本即将火并的双方官兵已经达成协议：把这批价值巨大的物资一分为二，各得一半，自行处置。
这种未获批准、自行分赃、变卖私取的行为属于贪污，清查团立案后送交第十一战区军法部审理，卷宗却被退回，而且没有解释。于是，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清查团遇到的第二个案件是80箱白银下落不明案：
“七七事变”猝然爆发，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天津的80箱白银（16000市斤）来不及向南京转移，遂密藏于天津法租界中法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内。抗战胜利当晚，一个自称“国民革命军华北地下抗日游击总队司令”戚文平的人，带着一批武装人员，动用数辆汽车去银行强行把该批白银拉走了。这是一桩大新闻，自然传遍津门。传到一个名叫孙敬亭的人那里，顿时热血沸腾的他决定把白银弄到自己手里。孙是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的侄子，他设法搞到了战区司令部的一纸空白公文，自填接收白银的内容后，带人前往戚文平藏匿白银的那家商号，将白银强行拉走了。
该案被人密报到“天津日本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杜建时往北平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拨打长途电话，向孙连仲说了此事。孙连仲承认孙敬亭是其侄子，并说孙敬亭这一行为是“胡闹”，但未说如何处置。
次日忽然传来消息：河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兼河北省银行董事长施奎龄由北平赶到天津，硬说这批白银是河北省银行的资金，应归该行接收。随同施奎龄前来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部警卫军士随即行动，临时客串搬运夫，把这批白银装上开来的卡车不知运去哪里了。
杜建时对此心存疑窦，于是就向清查团说了说。清查团之前已经收到密报组的相同情报，于是约谈孙敬亭，但孙收到传票后突然失踪。稍后有人密报说其在北平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清查团随即致电孙连仲司令，回电“不明情况”。于是，此事就没法继续往下调查了。
然后，清查团接到了大量检举天津市市长张廷谔不法行为的材料：抗战胜利，张廷谔上任后，立刻成立设于自己住所的“天津市党政接收委员会”。该委员会40多名成员以及130个外派接收人员中有90%是张市长的亲朋好友，负责具体主持接收事宜的主任秘书裘洁忱则是他的结拜兄弟。
从1945年10月至12月，“接收委员会”一共接收了日本工厂、机关、商店、医院、学校400余处，日本人的住宅700余处，以及德国商店、住宅百余处；另代英美接收商店、机关上百处，此外，接收委员会还接收了伪组织的一座存放数千吨粮食的仓库，当场出售后把钱款以“奖金”“津贴”之类的名义发给了接收人员。
清查团根据收到的密告信估计，张廷谔在整个接收中所获赃利以黄金计算，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少于7000两。可是，他们向南京上报材料要求将张撤职查办后，始终没有获得回音，于是只好作罢。
清查成果两只苍蝇
1946年8月18日下午6时，第四清查团一行8人在河北平津监察使兼清查团长李嗣璁率领下开始了打苍蝇行动。
第一只苍蝇是军方的一名海军中校，名叫刘乃沂。刘中校在抗战胜利后，奉命以华北区海军特派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的身份进驻天津，负责接收海军敌伪产业的工作。
第四清查团在北平时，就屡次接到有关刘乃沂舞弊的密告信，来津后又收到十余封检举信，信中称：“刘乃沂趁接收之机，扣留天津日人小莳洋行及协盛贸易公司巨量物资，匿不呈报；且盗卖钢铁50余吨、白糖数十吨，均饱私囊。”“接收小莳洋行、协盛贸易公司，劫得很多金银财宝，另造清册，吞没大部财物。每日出入秦楼楚馆，花天酒地，娶了三个舞女作为外室”。
刘乃沂资格较老，但并无后台。清查团“喜欢”的就是这种对象，既可以无情打击以作为工作成果，又不必担心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牵掣甚至报复。所以，团长李嗣璁随即指令团员梁上栋、黄宇人、白瑞、荣照等分头暗中调查。查明刘确有贪污巨额敌产的嫌疑。李嗣璁便前往北平向行营主任李宗仁当面通报情况，提出应将刘乃沂逮捕。
8月26日，李宗仁签署了对刘乃沂的逮捕令，密令北平行营驻津高级参谋卢济清少将，“会同九十四军军长、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宪兵第二十团团长曾家琳协助缉拿贪污犯刘乃沂一名。”卢济清接到李宗仁密令后，不敢延误，“旋即约见九十四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宪兵第二十团团长曾家琳，传阅密令，部署逮捕方案”。 8月27日下午4时许，刘乃沂被逮捕，押解至宪兵第二十团团本部看管。
这天，正是刘乃沂接到将其晋升为海军上校军衔的日子。所以，当时有的报道将刘称为“海军上校”。
清查团随即分赴天津市第一区北平道海军专员办公处及刘乃沂的3处寓所搜查。共查获以下赃款、赃物：公馆3处、汽车两辆、黄金2000余两、美金1万元、养珠（即人工养殖的珍珠）1万余粒、皮筒150余件、赤金镯12只、金表3只，以及大批洋灰（水泥）、白糖、钢铁，总价值在10亿元以上。
至此，第四清查团对刘乃沂贪污舞弊一案，业已证据确凿，并将清查经过呈报国防部查照。
1947年1月12日10时，按照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命令：刘乃沂在北平被执行枪决。
然后，輪到另一只“苍蝇”交厄运了。不过，当时的说法，这只“苍蝇”应该是别人的替罪羔羊。此人名叫王锡钧，留英海归人士，出身高官家庭。其老爸王树翰从1913年至1948年一直做官，最高做到吉林省省长、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抗战胜利后，王锡钧在其父帮助下当上了天津市公用局局长。王树翰知道儿子没有做官经验，兴趣也不浓，于是就安排旧部属罗承维为市公用局局长的主任秘书，负责代王锡钧处理一应事务。
罗承维深谙为官之道，知道处在接收敌伪资产的千载难逢的当儿，不捞白不捞，捞了是白捞，上任伊始立刻指派两个亲信下属姚震篱、张晓春前往接收日本人在天津办的运输事务所，两人分任所长，副所长。姚、张两人上任后，立刻藏匿原始清册，强令日本人另行伪造他们指定内容的清册，盗卖了许多物资，吞没瓜分。罗承维在这件事上故意留了一手：任命姚震篱、张晓春为所长、副所长，却没发派令。被接收的那个日本运输事务所所有对外的公告、行文由罗承维起草，用的却是局长王锡钧的名义。
清查团抵达天津后，收到了一些检举信件，其中就有检举市公用局在接收日本运输事务所时盗卖物资内容的。清查团正要找王，他已获悉消息，自行前往法院自首。市长张廷谔与王父是老交情，随即指令市府秘书长梁子青去法院给王办了保释。
可是，清查团盯着法院一定要从严从快惩办王锡钧。如此，法院没有办法，只好迅速审判。最后把罗承维、姚震篱、张晓春三人判了五年、七年不等的徒刑；王锡钧呢，法院明知是无辜的，但不敢跟清查团对抗，最后也判了三年徒刑。
第四清查团返回南京后，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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