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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不可能不紧跟时代，不管它是专业报还是综合报；一份报纸不可以不参与时政，无论它是大报还是小报。正是本着这一办报原则，我们在报纸的头版开辟了“时事纵横”专栏。或许有争议，或许有非难，但我们坚持下来，而且渐渐被读者接受了。以小见大，一个专栏与一份报纸，就显现出办报人艰难的心路历程。
主旋律不等于一种声音
新闻宣传必须唱响主旋律，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一再证明，主旋律并不等于一种声音。
从现实来看，首先这是由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也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正确的舆论导向、主流的舆论引领，不可能采取过去那种对其他声音“封杀”的方式来实现，当今的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也决定了不可能封杀其他声音，而只能“多元中求主导，多样中成主体，多选择中争主流”。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相较量、相比较中，进一步显示其真理性和说服力的。经不起争鸣的观点很难说是有生命力的观点。
由此观之，主旋律是多种声音交响的和谐，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的坚持和唱响。在多样的思想观念和现象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统一思想，引领舆论，积极参与现实生活，深入开展时事评论，从不同角度唱响社会和谐和进步的主旋律。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办报思路。
舆论监督不等于批评报道
加强舆论监督，是落实“三贴近”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澄清两种模糊认识：一是认为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是舆论监督。其实，舆论监督就其本意而言，更多的是指对党务政务活动和重大社会事务的监督，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因此，不宜将一般性的批评报道、道德批判等，都视为舆论监督，后者更应被称为“社会批评”；二是认为舆论监督只能采取批评报道一种方式。事实上，对一些较重大的社会事务，发动群众在媒体上进行讨论，建言献策，党和政府机关对于某些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等，也应属于舆论监督的范畴。如此看来，时事评论也是舆论监督范畴，只不过监督形式是理性思考和深度解读的延伸而已。
翻翻报纸，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纸，几乎都有时评专栏。这些时评，有的高屋建瓴，对当今不良现象单刀直入地进行批评；有的以小见大，将种种社会弊端揭露放大；有的热心呼吁，希望能建立起新的社会道德规范；有的积极策划，试图引导人们的关注重点。方法很多，目的一个，这就是办报人的社会责任、道德良知。报纸是舆论工具，当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思想工作的四大任务：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为报纸的总编，将这四大任务贯穿到办报的全过程，就必须具体到每期报纸，每个版面，每个栏目，每篇文章。
时事评论不等于只唱赞歌
既然是评论时政，就不可能只唱赞歌，就不可避免地要评头品足。
很早的时候，革命导师列宁就讲过：“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在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4月，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新闻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1981年1月，针对“文革”中党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重申：“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经党中央同意于1988年4月30日下发的《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指出：“实行公开批评，是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所必需的”。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要加强热点问题引导和舆论监督，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舆论监督应着眼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回顾历史，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媒体的惟一实现模式就是《真理报》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媒体不是表达社会意见的公共平台，而是一条单向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就是宣传。即使有监督和批评，也是奉命而做的“上面”对“下面”的批评。报纸上的言论，主要是少数居庙堂之高的人才能做的事。这种生态下的媒体，自然不可能给 “时评”以存在的空间。
针砭时弊不能不促进和谐
报纸是人办的，没有关心时政的人，就没有贴近时代的报纸；没有铁骨铮铮的肩膀，就难以承担起针砭时弊的重担。有人曾经规劝过我，不要这么贴近生活，不要如此爱憎分明，为了报纸的存在，也为了你的空间，适当保持一段距离吧。就是写，最好也换成别人，留给自己一个回旋余地；就是自己执笔，也得换个名字，真名实姓，容易惹祸。
确实，这些劝慰不可谓没有道理，也不能说不是真心实意。但是，我思忖再三，还是难得装糊涂。因为自幼我们接受的就是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教育，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至今还让人难以忘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然坐在这个位置，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关注时政，必须保持一颗激越向上的心。尽管我所在的媒体以文化艺术为主，但我写的时评对各个领域都有涉猎。精心耕耘终有收获，读者对专栏文章给予了充分赞誉。有读者在网上跟帖说：“读您的文章豁然开朗，您用真诚体悟生命，用热情编织思想彩虹，让我等小字辈惭愧。”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评价，我的杂文在参与社会改革和精神建构的进程中，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央电视台“媒体广场”也对我主持的专栏文章进行了介绍。
时事评论不能不深入调查
有人以为，时事评论只对观点负责，可以不深入采访，道听途说就能做文章。其实不然，我主持“时事纵横”栏目多年，虽然一部分观点我是利用了媒体披露的新闻，但也有很多是我从生活中观察得来，思考得来。
一次在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自己所住的这家酒店的电话彩铃居然是日本军歌。在我之前，很多人都打过这家饭店的电话，但要么忽视了这一细节，要么听不出来这里面的音乐是什么。凭着自己积累的历史与音乐知识，我当即觉得这不仅是一个电话的彩铃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尊严与对历史的尊重。于是，我写了《北京大万酒店为啥喜欢日本海军军歌？》一文，发表在报纸上。虽然我自己就能确认这支乐曲就是日本海军军歌，但为了取得权威证据，也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我特意录制了这家酒店的电话彩铃，并到权威部门做了鉴定。
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鉴于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样的乐曲，我有感而发，又写了一篇题为《从日本海军军歌需要鉴定说起》的评论。我们常言让历史告诉未来，可我们自己都淡忘了历史，怎么告诉未来？当今活跃的中年人与年轻人，都已经远离战争，和平的时间久了，我们需要补课。作为媒体，有必要时时警钟长鸣，时评就是敲响的一记警钟。
报载，在陕西杨凌出现了这样一则启示：“本人是双胞胎母亲，因双胞胎大女儿患病，欠债10余万元，为了给大女儿治病，同时也为了小女儿的健康成长，本人欲求符合收养法，及相关条件的家庭，收养小女儿。”这对叫“欢欢”和“乐乐”的双胞胎，现在已经7岁，姐姐患病4年，急需很大一笔钱。
报又载，西安某富豪理发一次花3000元，支付小费以百元计，其他服务项目另算。理发师使用的一把剪刀的价格就高达3000元，所有的物品都选用一次性的。自然，这样的理发倒成了次要，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就是主要的还是体现身份，毕竟现在能享受这样服务的人为数不多。
媒体披露的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极点，最穷的和最富的。大多数人则是处在一个中间阶段，钱没有多到剪一次头发就需要3000元的地步，但也没有少到卖儿卖女的程度。
我们给这些享受3000元一次理发的富豪算了一个账，头发每天都在生长，理发的价钱和理发间隔的时间无关。这样，富豪们一年用于理发的开支大约在4万元左右。而杨凌这对双胞胎中患病的姐姐，专家给出彻底治好病的价码是需要6万元到9万元。
也就是说，这笔最急需的医疗费，对穷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富人们来说，不过是两年的理发钱而已。
很多人没有把这两则消息联系起来，我则注意到了当今社会的两极分化之严重。为了确定事件的真实性，我特别搜集了相关报纸，电话核实了报纸所披露的消息，之后我写了《富人理发与穷人看病》一文。文章发表，读者反映强烈。如今，我们倡导和谐社会，富人与穷人的反差如此之大，何谈和谐？
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就是别人看来只需论点的时评文章，我都尽可能深入核实。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我写时评多年，涉猎广泛，积累近300篇，但就是没有不属实的评论。敢为人民鼓与呼，扶正祛邪，已融入我的性格，更成为我生命存在的意义。
时评作家不能不树立目标
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的大众传媒需要一批自己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报纸尤其需要。专栏作家是一家传媒的主要发言人，是公众媒体借助个人的身份、自我的观点、个性的语言，对普泛的社会问题向社会受众发言的一种方式。有专家说，专栏文章是现代报纸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传媒靠策划、选择、组织新闻报道来营造社会舆论，更靠专栏文章和其他作者的文章来深化社会舆论。专栏一肩挑着两头，一边代言民众，具有一定的草根理性，一边对决策层施加影响，一篇文章，常常会引起一场波浪，而且会改变现实，这就是时评专栏的积极意义。
举凡中外报纸，都有设立专栏的传统。鲁迅和瞿秋白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报纸最早的专栏作家，鲁迅后期的《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等十几本杂文集，都是他写的报纸专栏文章的汇编，标志着我国报纸专栏文章的海拔高度。至那以后，张季鸾、范长江、邵飘萍、乔木及当代的邓拓、马铁丁、梁厚甫、南方朔等等一长串名单，构成了我国现代报纸专栏作家蔚为壮观的风景线。在国外新闻界，我们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基希、爱伦堡、约翰·里德、法拉奇等等专栏作家，不仅在新闻界，而且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都声名遐迩。前苏联的爱伦堡，还以他出色的报纸政论，获得了世界和平奖章。
于是，我亦步亦趋，紧跟先贤后尘，紧盯着前辈的目标。我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样的高度，可我永远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作者系《文化艺术报》总编辑）
主旋律不等于一种声音
新闻宣传必须唱响主旋律，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一再证明，主旋律并不等于一种声音。
从现实来看，首先这是由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也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正确的舆论导向、主流的舆论引领，不可能采取过去那种对其他声音“封杀”的方式来实现，当今的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也决定了不可能封杀其他声音，而只能“多元中求主导，多样中成主体，多选择中争主流”。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相较量、相比较中，进一步显示其真理性和说服力的。经不起争鸣的观点很难说是有生命力的观点。
由此观之，主旋律是多种声音交响的和谐，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的坚持和唱响。在多样的思想观念和现象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统一思想，引领舆论，积极参与现实生活，深入开展时事评论，从不同角度唱响社会和谐和进步的主旋律。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办报思路。
舆论监督不等于批评报道
加强舆论监督，是落实“三贴近”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澄清两种模糊认识：一是认为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是舆论监督。其实，舆论监督就其本意而言，更多的是指对党务政务活动和重大社会事务的监督，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因此，不宜将一般性的批评报道、道德批判等，都视为舆论监督，后者更应被称为“社会批评”；二是认为舆论监督只能采取批评报道一种方式。事实上，对一些较重大的社会事务，发动群众在媒体上进行讨论，建言献策，党和政府机关对于某些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等，也应属于舆论监督的范畴。如此看来，时事评论也是舆论监督范畴，只不过监督形式是理性思考和深度解读的延伸而已。
翻翻报纸，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纸，几乎都有时评专栏。这些时评，有的高屋建瓴，对当今不良现象单刀直入地进行批评；有的以小见大，将种种社会弊端揭露放大；有的热心呼吁，希望能建立起新的社会道德规范；有的积极策划，试图引导人们的关注重点。方法很多，目的一个，这就是办报人的社会责任、道德良知。报纸是舆论工具，当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思想工作的四大任务：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为报纸的总编，将这四大任务贯穿到办报的全过程，就必须具体到每期报纸，每个版面，每个栏目，每篇文章。
时事评论不等于只唱赞歌
既然是评论时政，就不可能只唱赞歌，就不可避免地要评头品足。
很早的时候，革命导师列宁就讲过：“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在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4月，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新闻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1981年1月，针对“文革”中党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重申：“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经党中央同意于1988年4月30日下发的《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指出：“实行公开批评，是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所必需的”。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要加强热点问题引导和舆论监督，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舆论监督应着眼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回顾历史，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媒体的惟一实现模式就是《真理报》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媒体不是表达社会意见的公共平台，而是一条单向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就是宣传。即使有监督和批评，也是奉命而做的“上面”对“下面”的批评。报纸上的言论，主要是少数居庙堂之高的人才能做的事。这种生态下的媒体，自然不可能给 “时评”以存在的空间。
针砭时弊不能不促进和谐
报纸是人办的，没有关心时政的人，就没有贴近时代的报纸；没有铁骨铮铮的肩膀，就难以承担起针砭时弊的重担。有人曾经规劝过我，不要这么贴近生活，不要如此爱憎分明，为了报纸的存在，也为了你的空间，适当保持一段距离吧。就是写，最好也换成别人，留给自己一个回旋余地；就是自己执笔，也得换个名字，真名实姓，容易惹祸。
确实，这些劝慰不可谓没有道理，也不能说不是真心实意。但是，我思忖再三，还是难得装糊涂。因为自幼我们接受的就是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教育，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至今还让人难以忘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然坐在这个位置，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关注时政，必须保持一颗激越向上的心。尽管我所在的媒体以文化艺术为主，但我写的时评对各个领域都有涉猎。精心耕耘终有收获，读者对专栏文章给予了充分赞誉。有读者在网上跟帖说：“读您的文章豁然开朗，您用真诚体悟生命，用热情编织思想彩虹，让我等小字辈惭愧。”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评价，我的杂文在参与社会改革和精神建构的进程中，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央电视台“媒体广场”也对我主持的专栏文章进行了介绍。
时事评论不能不深入调查
有人以为，时事评论只对观点负责，可以不深入采访，道听途说就能做文章。其实不然，我主持“时事纵横”栏目多年，虽然一部分观点我是利用了媒体披露的新闻，但也有很多是我从生活中观察得来，思考得来。
一次在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自己所住的这家酒店的电话彩铃居然是日本军歌。在我之前，很多人都打过这家饭店的电话，但要么忽视了这一细节，要么听不出来这里面的音乐是什么。凭着自己积累的历史与音乐知识，我当即觉得这不仅是一个电话的彩铃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尊严与对历史的尊重。于是，我写了《北京大万酒店为啥喜欢日本海军军歌？》一文，发表在报纸上。虽然我自己就能确认这支乐曲就是日本海军军歌，但为了取得权威证据，也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我特意录制了这家酒店的电话彩铃，并到权威部门做了鉴定。
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鉴于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样的乐曲，我有感而发，又写了一篇题为《从日本海军军歌需要鉴定说起》的评论。我们常言让历史告诉未来，可我们自己都淡忘了历史，怎么告诉未来？当今活跃的中年人与年轻人，都已经远离战争，和平的时间久了，我们需要补课。作为媒体，有必要时时警钟长鸣，时评就是敲响的一记警钟。
报载，在陕西杨凌出现了这样一则启示：“本人是双胞胎母亲，因双胞胎大女儿患病，欠债10余万元，为了给大女儿治病，同时也为了小女儿的健康成长，本人欲求符合收养法，及相关条件的家庭，收养小女儿。”这对叫“欢欢”和“乐乐”的双胞胎，现在已经7岁，姐姐患病4年，急需很大一笔钱。
报又载，西安某富豪理发一次花3000元，支付小费以百元计，其他服务项目另算。理发师使用的一把剪刀的价格就高达3000元，所有的物品都选用一次性的。自然，这样的理发倒成了次要，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就是主要的还是体现身份，毕竟现在能享受这样服务的人为数不多。
媒体披露的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极点，最穷的和最富的。大多数人则是处在一个中间阶段，钱没有多到剪一次头发就需要3000元的地步，但也没有少到卖儿卖女的程度。
我们给这些享受3000元一次理发的富豪算了一个账，头发每天都在生长，理发的价钱和理发间隔的时间无关。这样，富豪们一年用于理发的开支大约在4万元左右。而杨凌这对双胞胎中患病的姐姐，专家给出彻底治好病的价码是需要6万元到9万元。
也就是说，这笔最急需的医疗费，对穷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富人们来说，不过是两年的理发钱而已。
很多人没有把这两则消息联系起来，我则注意到了当今社会的两极分化之严重。为了确定事件的真实性，我特别搜集了相关报纸，电话核实了报纸所披露的消息，之后我写了《富人理发与穷人看病》一文。文章发表，读者反映强烈。如今，我们倡导和谐社会，富人与穷人的反差如此之大，何谈和谐？
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就是别人看来只需论点的时评文章，我都尽可能深入核实。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我写时评多年，涉猎广泛，积累近300篇，但就是没有不属实的评论。敢为人民鼓与呼，扶正祛邪，已融入我的性格，更成为我生命存在的意义。
时评作家不能不树立目标
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的大众传媒需要一批自己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报纸尤其需要。专栏作家是一家传媒的主要发言人，是公众媒体借助个人的身份、自我的观点、个性的语言，对普泛的社会问题向社会受众发言的一种方式。有专家说，专栏文章是现代报纸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传媒靠策划、选择、组织新闻报道来营造社会舆论，更靠专栏文章和其他作者的文章来深化社会舆论。专栏一肩挑着两头，一边代言民众，具有一定的草根理性，一边对决策层施加影响，一篇文章，常常会引起一场波浪，而且会改变现实，这就是时评专栏的积极意义。
举凡中外报纸，都有设立专栏的传统。鲁迅和瞿秋白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报纸最早的专栏作家，鲁迅后期的《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等十几本杂文集，都是他写的报纸专栏文章的汇编，标志着我国报纸专栏文章的海拔高度。至那以后，张季鸾、范长江、邵飘萍、乔木及当代的邓拓、马铁丁、梁厚甫、南方朔等等一长串名单，构成了我国现代报纸专栏作家蔚为壮观的风景线。在国外新闻界，我们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基希、爱伦堡、约翰·里德、法拉奇等等专栏作家，不仅在新闻界，而且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都声名遐迩。前苏联的爱伦堡，还以他出色的报纸政论，获得了世界和平奖章。
于是，我亦步亦趋，紧跟先贤后尘，紧盯着前辈的目标。我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样的高度，可我永远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作者系《文化艺术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