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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的苏州别有一丝萧索，在人烟尚稀的清早从阔家头巷转进网师园，蓦然会觉得自己徘徊在二三十年代的苏州，那个汇聚了文化精英的“上海的后花园”，而那时的网师园则在看似平淡的花墙里孕育着一次照耀世界的绽放。
网师园在苏州城东南，原是南宋侍郎史正志建的“万卷堂”，后为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购得重建，他自比归隐渔钓的渔父，故号“网师”。乾隆末年太仓富商瞿远村又整修添筑，布局遂大。清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僚、江苏巡抚李鸿裔隐居于此。辛亥革命后，张作霖以30万两白银购此园赠予其师张锡銮作寿礼。园中理水叠山情趣特异，沿小径缓步进一隅的殿春簃，里面假山参差，泉脉幽深，抬头望见小轩西墙之上的“先仲兄善子所豢虎儿之墓”，便不免想起张大千那段在苏州的岁月。
那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在中西文化大碰撞中，中国画遭遇了千年未见之大变革——徐悲鸿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国画，林风眠中西合璧自成气象，黄宾虹则坚守传统化境独裁……那时候的张大千就是以苏州为中心，沉潜传统又博览造化，为自己积蓄着传统文化最坚实的力量。
蜀国双髯举世无元方磊落季方清
1932年秋，张善孖和张大千兄弟因张锡銮之子张师黄的关系住进网师园的殿春簃，西侧的套室便成了张氏兄弟的画室“大风堂”。张善孖年长张大千17岁，本身是画虎名家，更是张大千绘画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之一。在张大千日本留学期间，张善孖想尽各种办法搜罗名迹，为其学画提供方便。在回国后，张善孖又帮助大千结交名家，为其艺术之路奠定了丰厚的根基。可以说没有张善孖，张大千的艺术之路要坎坷许多，网师园便见证了二人之间的兄弟深情。
当时张善孖豢养了一只幼虎，郑逸梅叙述当时的情景若在目前：“善孖别号虎痴，蓄虎一头，不用锁链，纵放在园中，虎听从他指挥，很为驯服。虎张开大口，他把头伸进去，人们看了捏一把汗，他若无其事，虎也从不伤害他。”那时张大千已经名震全国，一日他酒后戏作六尺中堂《虎啸图》，张善孖对之评价极高大力揄扬，此画更是被一日本人高价购得。人们闻知此讯便纷纷来请大千画虎，甚至说大千画虎远超善孖，愿出十倍于善孖之价求购大千虎图。大千勃然大怒，不仅断然回绝，而且撰联明志：“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为了维护兄长的尊严，他此后不仅不再画虎，而且戒了酒。
随着中日关系愈加紧张，时局动荡不宁，张氏兄弟合作《十二金钗图》以寄幽怀，其中主角是张善孖以虎儿为模特画就，补景则是大千取自网师园之轩榭楼台。每幅画均以《西厢记》艳词为题，第一幅乃猛虎当道题为“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虎儿回首题为“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情趣之外隐喻禅机，让人看出兄弟二人此时心中对世事的思虑，二人的情义与默契也深镌在每幅画里。
后来虎儿夭折，张氏兄弟也因抗日战争爆发离开网师园。50年后张大千在台湾念及旧事，写下“先仲兄所豢虎儿之墓”一纸，遥寄苏州故里。1986年，苏州市园林管理局在网师园的殿春簃院内举行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立碑仪式，参加者有吴门书画名家张辛稼、张寒月、徐绍青、曹逸如、曹大铁等人，而墓碑的主人就是那只埋骨于此的虎儿。参与者都明白这场活动的意义——张大千怀念虎儿背后其实是在怀念那段与兄长在苏州的岁月。
从师古人到师造化
张大千成名于江南，他留日归来后到上海拜曾熙、李瑞清二位先生学习书法，又受二师影响博览古迹，尤其对石涛情有独钟，“山水倾慕石涛，工笔花鸟学陈老莲，写意仕女学唐寅，继而上追宋元，对传统下功夫钻研临摹”。张大千对古人的追摹以石涛为中心，又精研八大、石谿、青藤、白阳，甚至上追宋元乃至隋唐。
张大千论学画说：“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先要着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古今，眼观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切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摄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如果说张大千在上海修炼成“石涛专家”，那么沉研古迹博览众长的过程就是在苏州完成的。
上个世纪末，谢稚柳先生和一批专家在江苏的某博物馆看画，一幅石谿的作品被其他专家交口惊叹，惟谢先生不发一言，后来据谢先生透露这幅画就是张大千在网师园时仿制的。当年大千在苏州与常州名士谢玉岑友情极笃，谢稚柳先生常随其兄玉岑住在网师园。谢先生常和人说起大千作画之苦功：大千经常每天三四点便起床作画，他对古人用笔方式和节奏韵律深入钻研，对用墨的习惯和干湿浓淡安排了然于心，甚至对用纸用印都有深入透彻的探究，这也使他对传统的笔墨技巧和文化内涵有了最精深的把握。
张氏兄弟在苏州期间，有《大风堂兄弟画集》面世，谢玉岑不仅题写了封面，而且几乎在所有画上均有品题，这些品题也印证了张大千在研习传统方面的最新成就。黄苗子在《张大千的艺术修养》中云：“张大千的诗古文词修养甚深。他早年和诗人谢玉岑交谊最笃。谢玉岑才华绝代，工书画，诗词更是卓然非凡。大千的文章诗词，一面是受曾（熙）、李（瑞清）的熏陶，另外就是朋辈的影响，特别是谢玉岑，因为常在一起，所以影响更深。”
《画集》中有一幅张善孖的《美人图》，玉岑题道“……张髯独居吴门，自耽翰墨，丹青不知老将至耳。”大千兄弟在苏州就是这样每天沉潜笔墨之中。其中一幅《黄山图》乃是以渐江仿黄子久笔法画成，玉岑题记“大千居士游黄山归，其画纵横渐江、二石，而参以造化，遂觉前贤亦可畏矣。”大千在那段时间不仅师古人，而且以苏州为圆心遍游华山、罗浮山、穹窿山、黄山、莫干山、龙门石窟等山水胜迹，这些师造化的作品很多都是回到苏州画就，有着“作于吴门网师园”的题跋或“网师园客”的印章。 对于师造化，张大千道：“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际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胸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的多才有所获。山川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兽都是一样的。”在苏州，张大千遍法古人进而师法造化，在英杰辈出的20世纪画坛奏出独一无二的绝响。
十载吴趋老网师故交零落各天涯
当年和张大千同住网师园的是叶恭绰，而苏州城中也是名流云集，大家交友往还可谓极一时之盛。据吴湖帆日记中记载，1933年元月3日晚张大千等人在彭恭甫家中聚会，合作仿石涛画。大千画水仙及瓶座，何亚农画松，谢玉岑画梅，陈子清画柏，彭恭甫画竹，吴湖帆画兰及瓶，这不仅是风流绝代的雅集，恐怕在艺术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1933年春节，在苏州的文化名流章太炎、陈石遗、李根源、叶恭绰共聚张氏兄弟的殿春簃，时任《吴县日报》副刊编辑的薛慧山也受邀参加了聚会。薛慧山后来在《半世纪翰墨缘》中回忆说当时他还年未弱冠，面对名满天下的前辈们紧张拘束。张大千便主动向大家介绍他“这位薛先生年纪最小，但写起书画评论来，倒是一支敢言的健笔。后生可畏，谁都逃不了他的品评月旦呢！”一席话使前辈们对薛慧山肃然起敬。饭后众人在网师园老松下合影留念，张大千提携晚辈、豪迈仗义的性情也为人所称道。同年十月，张大千还与谢玉岑参加了陈石遗、金松岑发起组织的“惠荫园秋禊”雅集。
1933年冬，张大千兄弟连同叶恭绰、何亚农一起加入吴湖帆、陈子清、彭恭甫等人成立的“正社”书画会，随即在1934年元旦举行了“正社”首次书画展，又于同年秋赴北京在中山公园展出200余件书画作品，其中近五分之一为张大千作品。当年《北平晨报》在《画坛今日多才艺，谁似蜀人张大千》中称：“大千且多精品，各家不免为其所掩，使读画者咸有专大千之感。”影响所及使溥心畲、于非闇等名家同时加入“正社”，成为当年艺坛盛事。
1934年，张大千应老友徐悲鸿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徐悲鸿对大千推崇备至，盛赞“五百年来一大千”，早在1933年就以大千作品参加法国巴黎“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使大千载誉欧洲。张大千从此便经常在南京与苏州间往还，并与张善孖在南京举办展览，又在1936年举办了“张大千新作展览”。
1936年是抗战爆发前一年，也是张大千在苏州的最后一年，那时谢玉岑已于去年离世。元月末他邀请金松岑和谢稚柳到园中相聚，画《黄花水仙图》赠谢稚柳并题诗：“黄花水仙最有情，宾筵谈笑记犹真。剧怜月暗风凄后，赏花犹有素心人。”诗后题记“玉岑三入予梦，……丙子新正，稚柳二弟来过，因话前梦，遂作此图并记。”就在这一年，张大千正式迁居颐和园，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这些故友也在纷乱时事中各自漂泊聚少离多。
苏州，对于张大千是一个不解的情结，这里封存着他和兄长沉潜艺术最安逸的时光，封存着他与至交好友诗画唱和的温暖记忆。晚年他有许多山水画依稀有姑苏风貌，神游故国之际也难免慨叹“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在一幅《风雨泛舟图》中他题诗“谁将折柬远招呼，长短相思无日无。契取酒壶诗卷去，一帆风雨过姑苏。”仿佛作画时回到了40多年前，那天他与兄长一叶轻舟初至姑苏，在那不远的水巷码头，那些逝去已久的故人们依然带着温存的微笑，挥手迎接他们的到来……
网师园在苏州城东南，原是南宋侍郎史正志建的“万卷堂”，后为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购得重建，他自比归隐渔钓的渔父，故号“网师”。乾隆末年太仓富商瞿远村又整修添筑，布局遂大。清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僚、江苏巡抚李鸿裔隐居于此。辛亥革命后，张作霖以30万两白银购此园赠予其师张锡銮作寿礼。园中理水叠山情趣特异，沿小径缓步进一隅的殿春簃，里面假山参差，泉脉幽深，抬头望见小轩西墙之上的“先仲兄善子所豢虎儿之墓”，便不免想起张大千那段在苏州的岁月。
那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在中西文化大碰撞中，中国画遭遇了千年未见之大变革——徐悲鸿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国画，林风眠中西合璧自成气象，黄宾虹则坚守传统化境独裁……那时候的张大千就是以苏州为中心，沉潜传统又博览造化，为自己积蓄着传统文化最坚实的力量。
蜀国双髯举世无元方磊落季方清
1932年秋，张善孖和张大千兄弟因张锡銮之子张师黄的关系住进网师园的殿春簃，西侧的套室便成了张氏兄弟的画室“大风堂”。张善孖年长张大千17岁，本身是画虎名家，更是张大千绘画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之一。在张大千日本留学期间，张善孖想尽各种办法搜罗名迹，为其学画提供方便。在回国后，张善孖又帮助大千结交名家，为其艺术之路奠定了丰厚的根基。可以说没有张善孖，张大千的艺术之路要坎坷许多，网师园便见证了二人之间的兄弟深情。
当时张善孖豢养了一只幼虎，郑逸梅叙述当时的情景若在目前：“善孖别号虎痴，蓄虎一头，不用锁链，纵放在园中，虎听从他指挥，很为驯服。虎张开大口，他把头伸进去，人们看了捏一把汗，他若无其事，虎也从不伤害他。”那时张大千已经名震全国，一日他酒后戏作六尺中堂《虎啸图》，张善孖对之评价极高大力揄扬，此画更是被一日本人高价购得。人们闻知此讯便纷纷来请大千画虎，甚至说大千画虎远超善孖，愿出十倍于善孖之价求购大千虎图。大千勃然大怒，不仅断然回绝，而且撰联明志：“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为了维护兄长的尊严，他此后不仅不再画虎，而且戒了酒。
随着中日关系愈加紧张，时局动荡不宁，张氏兄弟合作《十二金钗图》以寄幽怀，其中主角是张善孖以虎儿为模特画就，补景则是大千取自网师园之轩榭楼台。每幅画均以《西厢记》艳词为题，第一幅乃猛虎当道题为“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虎儿回首题为“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情趣之外隐喻禅机，让人看出兄弟二人此时心中对世事的思虑，二人的情义与默契也深镌在每幅画里。
后来虎儿夭折，张氏兄弟也因抗日战争爆发离开网师园。50年后张大千在台湾念及旧事，写下“先仲兄所豢虎儿之墓”一纸，遥寄苏州故里。1986年，苏州市园林管理局在网师园的殿春簃院内举行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立碑仪式，参加者有吴门书画名家张辛稼、张寒月、徐绍青、曹逸如、曹大铁等人，而墓碑的主人就是那只埋骨于此的虎儿。参与者都明白这场活动的意义——张大千怀念虎儿背后其实是在怀念那段与兄长在苏州的岁月。
从师古人到师造化
张大千成名于江南，他留日归来后到上海拜曾熙、李瑞清二位先生学习书法，又受二师影响博览古迹，尤其对石涛情有独钟，“山水倾慕石涛，工笔花鸟学陈老莲，写意仕女学唐寅，继而上追宋元，对传统下功夫钻研临摹”。张大千对古人的追摹以石涛为中心，又精研八大、石谿、青藤、白阳，甚至上追宋元乃至隋唐。
张大千论学画说：“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先要着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古今，眼观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切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摄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如果说张大千在上海修炼成“石涛专家”，那么沉研古迹博览众长的过程就是在苏州完成的。
上个世纪末，谢稚柳先生和一批专家在江苏的某博物馆看画，一幅石谿的作品被其他专家交口惊叹，惟谢先生不发一言，后来据谢先生透露这幅画就是张大千在网师园时仿制的。当年大千在苏州与常州名士谢玉岑友情极笃，谢稚柳先生常随其兄玉岑住在网师园。谢先生常和人说起大千作画之苦功：大千经常每天三四点便起床作画，他对古人用笔方式和节奏韵律深入钻研，对用墨的习惯和干湿浓淡安排了然于心，甚至对用纸用印都有深入透彻的探究，这也使他对传统的笔墨技巧和文化内涵有了最精深的把握。
张氏兄弟在苏州期间，有《大风堂兄弟画集》面世，谢玉岑不仅题写了封面，而且几乎在所有画上均有品题，这些品题也印证了张大千在研习传统方面的最新成就。黄苗子在《张大千的艺术修养》中云：“张大千的诗古文词修养甚深。他早年和诗人谢玉岑交谊最笃。谢玉岑才华绝代，工书画，诗词更是卓然非凡。大千的文章诗词，一面是受曾（熙）、李（瑞清）的熏陶，另外就是朋辈的影响，特别是谢玉岑，因为常在一起，所以影响更深。”
《画集》中有一幅张善孖的《美人图》，玉岑题道“……张髯独居吴门，自耽翰墨，丹青不知老将至耳。”大千兄弟在苏州就是这样每天沉潜笔墨之中。其中一幅《黄山图》乃是以渐江仿黄子久笔法画成，玉岑题记“大千居士游黄山归，其画纵横渐江、二石，而参以造化，遂觉前贤亦可畏矣。”大千在那段时间不仅师古人，而且以苏州为圆心遍游华山、罗浮山、穹窿山、黄山、莫干山、龙门石窟等山水胜迹，这些师造化的作品很多都是回到苏州画就，有着“作于吴门网师园”的题跋或“网师园客”的印章。 对于师造化，张大千道：“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际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胸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的多才有所获。山川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兽都是一样的。”在苏州，张大千遍法古人进而师法造化，在英杰辈出的20世纪画坛奏出独一无二的绝响。
十载吴趋老网师故交零落各天涯
当年和张大千同住网师园的是叶恭绰，而苏州城中也是名流云集，大家交友往还可谓极一时之盛。据吴湖帆日记中记载，1933年元月3日晚张大千等人在彭恭甫家中聚会，合作仿石涛画。大千画水仙及瓶座，何亚农画松，谢玉岑画梅，陈子清画柏，彭恭甫画竹，吴湖帆画兰及瓶，这不仅是风流绝代的雅集，恐怕在艺术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1933年春节，在苏州的文化名流章太炎、陈石遗、李根源、叶恭绰共聚张氏兄弟的殿春簃，时任《吴县日报》副刊编辑的薛慧山也受邀参加了聚会。薛慧山后来在《半世纪翰墨缘》中回忆说当时他还年未弱冠，面对名满天下的前辈们紧张拘束。张大千便主动向大家介绍他“这位薛先生年纪最小，但写起书画评论来，倒是一支敢言的健笔。后生可畏，谁都逃不了他的品评月旦呢！”一席话使前辈们对薛慧山肃然起敬。饭后众人在网师园老松下合影留念，张大千提携晚辈、豪迈仗义的性情也为人所称道。同年十月，张大千还与谢玉岑参加了陈石遗、金松岑发起组织的“惠荫园秋禊”雅集。
1933年冬，张大千兄弟连同叶恭绰、何亚农一起加入吴湖帆、陈子清、彭恭甫等人成立的“正社”书画会，随即在1934年元旦举行了“正社”首次书画展，又于同年秋赴北京在中山公园展出200余件书画作品，其中近五分之一为张大千作品。当年《北平晨报》在《画坛今日多才艺，谁似蜀人张大千》中称：“大千且多精品，各家不免为其所掩，使读画者咸有专大千之感。”影响所及使溥心畲、于非闇等名家同时加入“正社”，成为当年艺坛盛事。
1934年，张大千应老友徐悲鸿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徐悲鸿对大千推崇备至，盛赞“五百年来一大千”，早在1933年就以大千作品参加法国巴黎“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使大千载誉欧洲。张大千从此便经常在南京与苏州间往还，并与张善孖在南京举办展览，又在1936年举办了“张大千新作展览”。
1936年是抗战爆发前一年，也是张大千在苏州的最后一年，那时谢玉岑已于去年离世。元月末他邀请金松岑和谢稚柳到园中相聚，画《黄花水仙图》赠谢稚柳并题诗：“黄花水仙最有情，宾筵谈笑记犹真。剧怜月暗风凄后，赏花犹有素心人。”诗后题记“玉岑三入予梦，……丙子新正，稚柳二弟来过，因话前梦，遂作此图并记。”就在这一年，张大千正式迁居颐和园，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这些故友也在纷乱时事中各自漂泊聚少离多。
苏州，对于张大千是一个不解的情结，这里封存着他和兄长沉潜艺术最安逸的时光，封存着他与至交好友诗画唱和的温暖记忆。晚年他有许多山水画依稀有姑苏风貌，神游故国之际也难免慨叹“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在一幅《风雨泛舟图》中他题诗“谁将折柬远招呼，长短相思无日无。契取酒壶诗卷去，一帆风雨过姑苏。”仿佛作画时回到了40多年前，那天他与兄长一叶轻舟初至姑苏，在那不远的水巷码头，那些逝去已久的故人们依然带着温存的微笑，挥手迎接他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