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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金融监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建立完善的風险防控措施。
【关键词】国际经济体系 金融体系 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它是资金流动的工具（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市场）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金融体系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等手段针对融资比重予以度量，起到调配金融资源的作用，一旦金融体系脱离实际将直接降低金融资源配置质量，为此各国需根据发展需求不断升级金融体系，保障其系统性、发展性、实效性。上世纪中期经济学界提出“金融功能观”“金融机构观”等与金融体系相关理论，为推动金融体系良性发展奠定基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金融体系及相关概念引入国门，指引人们关注金融体系的完善并加大相关体系研究力度，旨在提升本国经济实力。基于此，为助推我国经济稳健发展，探析大国金融体系升级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类型一：市场导向。当前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采用直接融资手段升级本国金融体系，相关融资比率平均高达60%，这些国家关注市场，可以洞悉市场发展规律，占据行业发展先机，加大重点经济领域投入力度，在投入进程中获取更高效益，打造良性金融链条，实现金融体系升级目标。
类型二：银行导向。相较于市场导向金融体系，有些国家推行银行导向金融体系，如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大国，主要源于这些大国第二产业较为发达，为此通过银行融资助推该产业发展，用以缓解资产密集行业发展压力，降低融资成本，用资产作为抵押，降低信贷风险，契合银行投资需求。
类型三：混合导向。处于上升期的大国经济体热衷推行混合导向金融体系，主要源于该导向型金融体系更为灵活，既可以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又能获得银行投资青睐，降低融资难度，助推大国经济良性发展。同时混合导向金融体系发展比重存在差异，这与大国法律体系、经济形态、金融特征、政治氛围等因素关系紧密。例如，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偏向于发展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英美法系大国更为偏向于发展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殖民地历史的国家受政治因素影响，直接融资比重大，相较于政府其民众力量更加强大，具有良好的契约精神，为资本市场繁荣发展奠定基础。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地位较高、力量更大，在关注市场同时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发展本国经济，为此偏向发展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
美国。美国金融体系具有长期维持性强、直接融资台阶高等特点，主要源于美国市场经济发达，直接融资比率较高，截至2018年约为80%，“单一银行制”无法满足本国工业发展需求，且银行及相关分支机构跨州融资权限低，限制了其发展。在金融脱媒情况下，美国直接融资份额不断增多，加之政府在二十世纪初期主动抬高直接融资比率，通过政府刺激金融体系发展，助力直接融资体系与时俱进。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美国奉行契约精神、自由竞争；第二，美国监管架构及法律体系因势而变，为经济灵活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三，资本市场发展目标明确，发挥了风险定价能效；第四，美国加大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力度。
日本。日本金融体系具有市场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等特点，主要源于日本市场转型发展较为成功，由单一金融体系主导转为市场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将间接融资视为起点，赋予其控制性，使银行及企业可以维持良好的融资关系。上世纪70年代，日本处于直接融资被动提升时期，金融脱媒、国债加杠杆，倒逼直接融资发展，以0.5%/年比率上涨，但无法取代间接融资地位。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主动加强直接融资并使其赶超间接融资，助推日本金融体系升级发展，使其市场结构更灵活且层次更丰富，本国经济效益随之提升。
德国。德国金融体系具有间接融资平稳坚挺、全能银行发展势头良好等特点，主要源于德国在早期已经形成“间接融资+全能银行”金融体系。从法律角度出发，德国在二战后明确保险、证券、银行混业经营模式，为推行该模式，德国直接融资比率随之上涨，1990—2017年间上涨约24%。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互竞争、互助发展，使德国全能银行成为融资主要途径。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德国以谨慎、理性闻名于世，为此倾向于间接融资；第二，德国法律完备，保障债权人权益，混业经营能力较强；第三，金融服务能力突出，满足国家经济融资发展需求。
直接融资处于起步发展时期，无法在短期内代替间接融资。我国属于间接融资导向型金融体系，银行信贷地位较高，直接融资条件还不够成熟，虽在2005年直接融资比率有所提升，至2017年间上涨约22.1%，但间接融资仍属于经济发展体系中的主导方。直接融资在发债违约潮、去杠杆等政策影响下于2017年下降约7%，说明相关融资形势仍不稳定。此种状况容易诱发以下问题：第一，小微企业、创新企业获得融资机会渺茫，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第二，直接融资模式不够系统，金融资源未能集中在正规配置领域，民间资本利用率低，客观上影响实体经济融资发展成效；第三，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无法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朝着多元、丰富、层次化方向发展。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我国加强经济管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事有度、处事有方。具体来说，可借鉴大国成功金融体系升级经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适当放松对市场的管控，为直接融资体系发展提供空间，丰富金融体系升级主导方，使我国金融体系更为健康。 金融服务能力有待强化。融资方与企业成功对接是提高融资效率的前提条件，然而当前我国金融服务能力亟待提升，企业与金融机构交互体系中存在疏漏环节，无法保障企业可享受良好的融资服务，降低金融资源配置质量。另外，资金链条被过度拉长，也是当前金融资管行业通道业务的重大病害。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一旦资金流通，就会赚取收益与负债成本利益，嵌套层数越多，则金融机构的活力就会越多，最终以资金成本方式转嫁给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也就是实体经济企业。但是经过多层的剥削之后，资金成本变得更高。也就是说，资金流转链条被过度拉长变相侵蚀了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
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经济泡沫、资金体外循环等。由于地方希望获得更多发展空间，从而期望中央给予轻松的监管环境，这样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监管容易成为短板，货币供给增量快速增加，社会总融资累计过高，政府宏观调控难以快速纠错，同时，金融新产品业态机构等跨境外、跨市场，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都是促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经济泡沫主要表现在房地产领域。我国居民的抵押贷款已经超过家庭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此外，实体经济杠杆率过高，杠杆率关系到金融市场稳定与资产泡沫，一些公司债务比率远高于国际警戒线，以致近期有上市公司退市、破产。资金体外循环，影子银行活跃，地下金融和社会集资等难以监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资产管理产品间的大量嵌套，重复计算率过高，从而容易导致资产泡沫，对金融市场带来潜在的风险，需要市场加大监管力度。
从短期内看，我国可借鉴日本金融体系发展经验；从长远计，我国应以市场型直接融资为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国持续提升直接融资比率，逐步改善营商环境，健全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丰富资本层次，打通融资壁垒，满足企业发展及本国经济建设需求。
简政放权，市场主导，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加大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力度，帮助政府职能“瘦身”，在发挥政府调控能效的同时关注市场、尊重市场、研究市场，根据市场动向调整信贷政策，相信市场并给金融体系独立升级、自我调整的机会，使企业可自主探索融资之路，吸引更多金融资源关注市场经济，改革“放、管、服”，规避“一刀切”，解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赋予市场发展活力，使市场可以主动选择融资形式，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
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相较于英美法系更为倚重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多以保障银行融资权益为主，难以指引我国融资体系朝着混业化方向发展。基于此，我国需在借鉴日本、美国等大国金融体系升级经验前提下，调整金融法律體系，完善监管架构，丰富资本市场参与途径，改善金融机制。例如，将证券视为投资契约，将债券、股票等三十余类投资模式纳入我国法律监管范畴，推行“未经注册不得发行”原则。公司及子公司可享受非银金融服务，根据行业特点、发展需求推行相关监管机制，确保金融服务体系监管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实时性。明确证券、保险、存款、基金等融资关系，针对混业经营加大监管力度，旨在拓宽融资渠道，升级金融体系。
搭建无缝对接金融平台。首先，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场外市场发展力度，一方面增加挂牌公司数量，另一方面激活交易市场，这就需要我国支持创业创新，关注新兴市场发展，在新时代国家政策指引下搭建无缝对接金融平台，确保人们了解市场，可以通过金融平台享受“定制”融资服务，消除金融信息不对等现象；其次，健全转板制度，建立有机关联的市场体系，使金融平台服务市场、服务企业，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升降融资服务，确保各版块竞争态势良好，落实错位发展目标。
发展投资机构，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市场。为缓解金融短缺压力，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我国需追加投资机构融资比率，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助力投资机构成熟发展，以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等为基点建立投资体系，打通融资壁垒，提高融资质量；其二，开发更多融资产品，集中利用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资产管理人面向市场输出金融资源，落实专业投资目标，赋予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无限活力。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国际私有资金。我国作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金融体系升级需与国际接轨，为此，我国应借助“一带一路”等政策吸引更多国际私有资金流入我国，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这就需要我国不断完善营商市场发展体系，健全国际融资法律法规，开发更多优质项目，在各国间建立跨境融资服务体系，提高融资信用度，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使我国金融体系得以升级发展。
金融监管协同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建立金融监管风险预警机制、市场审慎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同化，同时，加快金融体制创新机制建设，服务我国现代经济体制发展需要。完善金融系统风险检测体系预警机制，可以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如美国斯特恩商学院波动实验室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检测，对各种业务、各类机构、各区域层面风险来源进行快速披露预警。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检测与预警机制建设，对各类网络借贷平台进行时时检测，防止出现大规模社会危害和经济风险的发生。对房地产泡沫及银行杠杆采取审慎机制，杠杆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增强金融机构稳定性，防止资产泡沫，增强责任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降低市场风险。金融体制改革、创新要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多主体参与的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作用，服务于中国现代经济体制建设。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金融监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措施。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曾康霖：《大国金融及其特色 ——为中国金融立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②保建云：《“一带一路”国家间金融合作的 规则供给与规则体系构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③李冰倩：《试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市场论坛》，2018年第6期。
④周小琪：《“农超对接”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探索》，《农业经济》，2018年第8期。
⑤ 葛昕、刘文沛：《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霸权与帝国的历史变动及机理》，《岭南学刊》，2019年第3期。
责编/谷漩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国际经济体系 金融体系 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它是资金流动的工具（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市场）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金融体系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等手段针对融资比重予以度量，起到调配金融资源的作用，一旦金融体系脱离实际将直接降低金融资源配置质量，为此各国需根据发展需求不断升级金融体系，保障其系统性、发展性、实效性。上世纪中期经济学界提出“金融功能观”“金融机构观”等与金融体系相关理论，为推动金融体系良性发展奠定基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金融体系及相关概念引入国门，指引人们关注金融体系的完善并加大相关体系研究力度，旨在提升本国经济实力。基于此，为助推我国经济稳健发展，探析大国金融体系升级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大国金融体系基本类型
类型一：市场导向。当前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采用直接融资手段升级本国金融体系，相关融资比率平均高达60%，这些国家关注市场，可以洞悉市场发展规律，占据行业发展先机，加大重点经济领域投入力度，在投入进程中获取更高效益，打造良性金融链条，实现金融体系升级目标。
类型二：银行导向。相较于市场导向金融体系，有些国家推行银行导向金融体系，如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大国，主要源于这些大国第二产业较为发达，为此通过银行融资助推该产业发展，用以缓解资产密集行业发展压力，降低融资成本，用资产作为抵押，降低信贷风险，契合银行投资需求。
类型三：混合导向。处于上升期的大国经济体热衷推行混合导向金融体系，主要源于该导向型金融体系更为灵活，既可以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又能获得银行投资青睐，降低融资难度，助推大国经济良性发展。同时混合导向金融体系发展比重存在差异，这与大国法律体系、经济形态、金融特征、政治氛围等因素关系紧密。例如，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偏向于发展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英美法系大国更为偏向于发展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殖民地历史的国家受政治因素影响，直接融资比重大，相较于政府其民众力量更加强大，具有良好的契约精神，为资本市场繁荣发展奠定基础。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地位较高、力量更大，在关注市场同时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发展本国经济，为此偏向发展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
大国主要金融体系特征
美国。美国金融体系具有长期维持性强、直接融资台阶高等特点，主要源于美国市场经济发达，直接融资比率较高，截至2018年约为80%，“单一银行制”无法满足本国工业发展需求，且银行及相关分支机构跨州融资权限低，限制了其发展。在金融脱媒情况下，美国直接融资份额不断增多，加之政府在二十世纪初期主动抬高直接融资比率，通过政府刺激金融体系发展，助力直接融资体系与时俱进。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美国奉行契约精神、自由竞争；第二，美国监管架构及法律体系因势而变，为经济灵活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三，资本市场发展目标明确，发挥了风险定价能效；第四，美国加大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力度。
日本。日本金融体系具有市场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等特点，主要源于日本市场转型发展较为成功，由单一金融体系主导转为市场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将间接融资视为起点，赋予其控制性，使银行及企业可以维持良好的融资关系。上世纪70年代，日本处于直接融资被动提升时期，金融脱媒、国债加杠杆，倒逼直接融资发展，以0.5%/年比率上涨，但无法取代间接融资地位。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主动加强直接融资并使其赶超间接融资，助推日本金融体系升级发展，使其市场结构更灵活且层次更丰富，本国经济效益随之提升。
德国。德国金融体系具有间接融资平稳坚挺、全能银行发展势头良好等特点，主要源于德国在早期已经形成“间接融资+全能银行”金融体系。从法律角度出发，德国在二战后明确保险、证券、银行混业经营模式，为推行该模式，德国直接融资比率随之上涨，1990—2017年间上涨约24%。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互竞争、互助发展，使德国全能银行成为融资主要途径。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德国以谨慎、理性闻名于世，为此倾向于间接融资；第二，德国法律完备，保障债权人权益，混业经营能力较强；第三，金融服务能力突出，满足国家经济融资发展需求。
我国金融体系升级现况
直接融资处于起步发展时期，无法在短期内代替间接融资。我国属于间接融资导向型金融体系，银行信贷地位较高，直接融资条件还不够成熟，虽在2005年直接融资比率有所提升，至2017年间上涨约22.1%，但间接融资仍属于经济发展体系中的主导方。直接融资在发债违约潮、去杠杆等政策影响下于2017年下降约7%，说明相关融资形势仍不稳定。此种状况容易诱发以下问题：第一，小微企业、创新企业获得融资机会渺茫，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第二，直接融资模式不够系统，金融资源未能集中在正规配置领域，民间资本利用率低，客观上影响实体经济融资发展成效；第三，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无法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朝着多元、丰富、层次化方向发展。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我国加强经济管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事有度、处事有方。具体来说，可借鉴大国成功金融体系升级经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适当放松对市场的管控，为直接融资体系发展提供空间，丰富金融体系升级主导方，使我国金融体系更为健康。 金融服务能力有待强化。融资方与企业成功对接是提高融资效率的前提条件，然而当前我国金融服务能力亟待提升，企业与金融机构交互体系中存在疏漏环节，无法保障企业可享受良好的融资服务，降低金融资源配置质量。另外，资金链条被过度拉长，也是当前金融资管行业通道业务的重大病害。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一旦资金流通，就会赚取收益与负债成本利益，嵌套层数越多，则金融机构的活力就会越多，最终以资金成本方式转嫁给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也就是实体经济企业。但是经过多层的剥削之后，资金成本变得更高。也就是说，资金流转链条被过度拉长变相侵蚀了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
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经济泡沫、资金体外循环等。由于地方希望获得更多发展空间，从而期望中央给予轻松的监管环境，这样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监管容易成为短板，货币供给增量快速增加，社会总融资累计过高，政府宏观调控难以快速纠错，同时，金融新产品业态机构等跨境外、跨市场，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都是促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经济泡沫主要表现在房地产领域。我国居民的抵押贷款已经超过家庭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此外，实体经济杠杆率过高，杠杆率关系到金融市场稳定与资产泡沫，一些公司债务比率远高于国际警戒线，以致近期有上市公司退市、破产。资金体外循环，影子银行活跃，地下金融和社会集资等难以监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资产管理产品间的大量嵌套，重复计算率过高，从而容易导致资产泡沫，对金融市场带来潜在的风险，需要市场加大监管力度。
我国金融体系升级建议
从短期内看，我国可借鉴日本金融体系发展经验；从长远计，我国应以市场型直接融资为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国持续提升直接融资比率，逐步改善营商环境，健全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丰富资本层次，打通融资壁垒，满足企业发展及本国经济建设需求。
简政放权，市场主导，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加大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力度，帮助政府职能“瘦身”，在发挥政府调控能效的同时关注市场、尊重市场、研究市场，根据市场动向调整信贷政策，相信市场并给金融体系独立升级、自我调整的机会，使企业可自主探索融资之路，吸引更多金融资源关注市场经济，改革“放、管、服”，规避“一刀切”，解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赋予市场发展活力，使市场可以主动选择融资形式，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
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相较于英美法系更为倚重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多以保障银行融资权益为主，难以指引我国融资体系朝着混业化方向发展。基于此，我国需在借鉴日本、美国等大国金融体系升级经验前提下，调整金融法律體系，完善监管架构，丰富资本市场参与途径，改善金融机制。例如，将证券视为投资契约，将债券、股票等三十余类投资模式纳入我国法律监管范畴，推行“未经注册不得发行”原则。公司及子公司可享受非银金融服务，根据行业特点、发展需求推行相关监管机制，确保金融服务体系监管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实时性。明确证券、保险、存款、基金等融资关系，针对混业经营加大监管力度，旨在拓宽融资渠道，升级金融体系。
搭建无缝对接金融平台。首先，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场外市场发展力度，一方面增加挂牌公司数量，另一方面激活交易市场，这就需要我国支持创业创新，关注新兴市场发展，在新时代国家政策指引下搭建无缝对接金融平台，确保人们了解市场，可以通过金融平台享受“定制”融资服务，消除金融信息不对等现象；其次，健全转板制度，建立有机关联的市场体系，使金融平台服务市场、服务企业，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升降融资服务，确保各版块竞争态势良好，落实错位发展目标。
发展投资机构，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市场。为缓解金融短缺压力，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我国需追加投资机构融资比率，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助力投资机构成熟发展，以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等为基点建立投资体系，打通融资壁垒，提高融资质量；其二，开发更多融资产品，集中利用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资产管理人面向市场输出金融资源，落实专业投资目标，赋予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无限活力。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国际私有资金。我国作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金融体系升级需与国际接轨，为此，我国应借助“一带一路”等政策吸引更多国际私有资金流入我国，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这就需要我国不断完善营商市场发展体系，健全国际融资法律法规，开发更多优质项目，在各国间建立跨境融资服务体系，提高融资信用度，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使我国金融体系得以升级发展。
金融监管协同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建立金融监管风险预警机制、市场审慎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同化，同时，加快金融体制创新机制建设，服务我国现代经济体制发展需要。完善金融系统风险检测体系预警机制，可以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如美国斯特恩商学院波动实验室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检测，对各种业务、各类机构、各区域层面风险来源进行快速披露预警。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检测与预警机制建设，对各类网络借贷平台进行时时检测，防止出现大规模社会危害和经济风险的发生。对房地产泡沫及银行杠杆采取审慎机制，杠杆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增强金融机构稳定性，防止资产泡沫，增强责任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降低市场风险。金融体制改革、创新要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多主体参与的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作用，服务于中国现代经济体制建设。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体系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激发金融体系升级活力，建立包容、稳定、灵活、公正的金融法律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金融监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措施。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曾康霖：《大国金融及其特色 ——为中国金融立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②保建云：《“一带一路”国家间金融合作的 规则供给与规则体系构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③李冰倩：《试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市场论坛》，2018年第6期。
④周小琪：《“农超对接”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探索》，《农业经济》，2018年第8期。
⑤ 葛昕、刘文沛：《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霸权与帝国的历史变动及机理》，《岭南学刊》，2019年第3期。
责编/谷漩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