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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郑廷鑫 翁倩 rwzkwenhua@163.com
在过年前，李志的乐队终于离开了1701那间扰民的公寓楼房间，搬进工作室，有了自己的排练房，不用担心被投诉。下班时间，乐手们都离开，他用洗洁精把玻璃杯刷洗得闪亮，一遍又一遍擦拭厨台和桌子。
或许是那些天与马頔的微博口水仗打得正酣，也可能轮番的媒体采访让他显得亢奋，“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亢奋，思维、语言……其实大部分时候挺蔫的，有的人跟我聊天觉得挺没劲，别人说一大堆，我可能蹦两个字。但现在特别亢奋，春天来了吗？”
为了今年5月开始的巡演，“音乐个体户”李志拼了。他放弃各种原则，强迫自己从“非暴力不合作”变得“合作”：“采访来呗，摆拍来呗，黄牛来呗，审批来呗，红包来呗，赠票来呗……无所谓，都来吧。”
他终于接受了一切的“不要脸”，“彻底打破自己以前的价值观，只是想让这次演出做好。我不指望通过采访来树立什么形象，我无所谓。”
系紧鞋带冲进这夜色
这次巡演对李志很重要。
他一直想在北京工体办专场，把父母请到现场，以隆重的仪式感告诉他们，这十多年来自己在做的事。“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再担心，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业也能养活自己，唱歌也是一种正当工作。”
在江苏金坛县农村，初中的李志跟亲戚借了两把吉他，在家弹，“特别喜欢吉他的声音。”读高中，李志不是学霸，学习中等甚至偏下，但他努力攒钱买了一把琴。
高考志愿表上的专业，“这个专业与那个专业，都是做什么的，谁知道？随便填填，哪有什么兴趣。即使有兴趣也都是假的，尤其像我们农村，从来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你知道自动化跟电子工程有什么差别？”就这样的，进了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
在南京城郊的浦口校区，典型的工科校园条块分割，横平竖直，“都不像文科学校有园林的感觉。”老师和学生都戴着眼镜，拎着书包。李志对大学很失望，对专业没兴趣。“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到处玩，按现在说法就是做个旅行家。”
他决定退学。“需要父母同意签字。这对他们打击挺大的。”90年代，从农村考上重点大学，还是件很难的事。“你可以想象那种正常父母的反应。”但他很坚持，“只知道不愿意上学。没劲啊，就喜欢弹琴。”
“他们拦是拦不住的，因为我的行动是自由的，我决定不上这个学，本质上跟你盖不盖章，签不签字没关系。想明白这一点，就觉得无所谓了。”虽然老师、同学和家长轮番劝阻，“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学确实可以拦着你不让进，但我要出去，你拦得住吗？”
班主任跟他的那次聊天，依稀记得。“那是个特别好的老师，虽然接触很少。”他们站在宿舍楼的阳台上聊了很长时间，李志只记得班主任说，他很喜欢吹笛子，这就是生活爱好，没法依靠这生活，他需要这份工作，在学校当个老师。
退学好像对李志影响并不大。除了几个瞬间，那段记忆大都已模糊了。“用同学的话说，我就是今年不退学明年也会。就算我把学上完了，以后还会去做其他的事情，他认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那时他与同学王科常在一起弹琴唱歌。“刚接触张楚、老崔，觉得很high，一听高晓松是退学的，郑钧是退学的，那种英雄主义情结在内心激荡，你不觉得很激动吗？加上对中国教育不满，但不满在哪，那时年纪小，说不清楚，讨厌老师，加上个人性格。”
王科也想过退学，但父母不答应，最终他留了一级，与李志成为同学。
退学程序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在校长办公室盖最后一个章。办公室在一栋苏联式的老建筑里，“特别高，之前是老图书馆。”中午时分，人们好像都在午休。工作人员睡得懵懂，拿起钢印的章，“轰”的一声，李志觉得整栋楼都震动了，“头发都竖起来了。”那一“轰”，至今想起仍能感觉到耳鸣。
他拿着那张盖满章的纸，沿着校园主干道往校门口走。在校门口，不知道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最后走向了哪里，他也完全不记得了。
接下来，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到处晃悠。去酒吧唱唱歌，做做乐队，大部分时间在家看书、弹琴。哪有计划？”
就算退学，还是住在学校旁边，“在我看来也没啥差别，没事还在宿舍里睡，有时也混着上一两节课，主要是不考试了。”王科说。
父母自然对他退学之后做什么特别揪心，“只是不太表现出来。”事实上，这么多年，李志在做什么，父母并不特别清楚。“我在酒吧唱歌，做琴行，教学生，甚至上班，他们都不是很清楚。但他们能看出来我的物质生活在好转，甚至有时，我会故意在他们面前显得我没那么落魄。这跟虚荣心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 至今，父母也不太知道他在做音乐。“他们差不多有数，只是大家没捅破那层窗户纸。我跟他们本身沟通特别少，不像有的父母天天会唠嗑。”他也经常回家，“但回家也没什么话说，就吃个饭。他们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上班，他们问你上什么班，我说公司，他们问公司做什么的？我说，说了你也不懂。”对话便没法再继续。
“我现在想，也没必要交代。虽说最早的动机是让他们放心，但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没必要。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为了这个理由做这种事情（工体专场），这个挺操蛋的。”
李志跟父母一直和谐相处，虽然没有沟通，但也没有矛盾。“除了结婚，他们不会给我压力。对农村人，或中国所有普通父母都这样，希望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小孩。他们是很正常的农民，所有农民的想法在他们身上都有。”
退学后，李志去过北京，和大多数“北漂”一样，认为搞音乐怎能不去北京？他在北京跟同学挤一个宿舍，“床特别窄，两个人睡不下，就铺一排方凳，方凳跟床高度又不一样，所以睡得痛苦。”半年不到，又回南京了。
之后他践行了“旅行家”的梦想，游历宁夏。再回到南京时，他决定把平日的习作录制成唱片。“做一张唱片需要很多资源，简单说就是钱跟人。”他两样都没有，对这两个问题视而不见，靠着借来的5000元和好友的支持，录制了第一张专辑《被禁忌的游戏》。之后以类似的方式又录制两张，直到负债累累，不得不去成都打工。
在成都时，他写了篇《自传》，其中记述：
经常有一些有钱同学的饭局，陌生人问他做哪行，他吱吱呜呜低头吃肉。经常有一些春节，亲戚们问他今年赚多少钱，他吱吱呜呜低头吃饭。经常他忍着饥饿婉拒好意的饭局邀请只是因为没有一块钱坐车，经常他不好意思当着有钱人的面拿出红梅只能跑到厕所抽两口回来。他避免人多的场面，他希望自己是一团空气，他祈祷所有人都看不见他，那样他就不要说自己在写歌，没钱录音。他是这个社会最底层最懒惰最沉默的一份子。仅有的几个兄弟他都不能说太多。他自卑到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地步。他坐在街头，看梧桐叶一片片落下，他坐在街头，看人们来来往往。他幻想着一天飞黄腾达然后用钱去购买失去的尊严和青春，用钱去购买失去的孝顺和乐观。他后悔走上这条路同时又不甘半途而废。
这段世俗的弯路，成就了他的音乐创作。“肯定是这样的。宇宙就是这样子，它从无序变成有序，在有序的过程中形成了地球。人也一样，从无序到有序，当然最后还是回归到无序。只不过在这个阶段宇宙是有序的，但它正在走向无序，人类也是一样的。一个人也是这样，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是最有序，前后都会无序。”
西去而旋转的飞鸟
刚上大学时，李志还没那么讨厌媒体。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实粉丝，至今仍能说出几个当年震撼过他的报道。
2000年末的某个早晨，阳光灿烂，他一早去报摊买回《南方周末》年末特刊，读到“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又一次被震撼了：“什么傻逼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现在看可能有点矫情，在那个年代，网络刚开始，不管是后现代还是文艺都刚刚出来，挺震撼的。”2007-2008年间，他到广州做了场演出，名字叫“我们爱南周”。
也是那些年，互联网在校园兴起，一夜之间，南京年轻人都聚拢到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简称西祠）的网上社区。
他还迷上了王小波。看到同宿舍同学拿着《黄金时代》，读得直乐呵，拿过来，越读越喜欢。循着《沉默的大多数》，又找来黄仁宇的大历史系列。
在西祠，他最常去的讨论版是“王小波门下走狗”，那里聚集了一群王小波粉丝。此外还去一些摇滚版块。西祠也给了他很多馈赠，如今团队的几位主要骨干，几乎都是在那里结识的。
很多年后，老六说起西祠：那个年代，人们在互联网上秀的是上限；不像现在，人们在互联网上秀的是下限。李志便是那些表面玩世不恭、脏话连篇，暗地里却努力秀上限的人。王科提起这些很佩服，“他对自己有要求，常常去西祠发文章，坚持认真地写。”他在西祠的网名叫B_B。2004年，他沿袭这一名字出了第一张唱片，他也习惯地自称“李逼”，而他的粉丝们则喊他“逼哥”。
互联网改变了他对传统媒体的看法。“网络上的东西并不都是真的，但如果花点时间，是可以分辨出来哪个是真的。你可以不说真话，但不要说假话，这是一个人的底线。我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印象特别糟，能力各方面都很差。”
上一次接受采访，是一家西班牙媒体，“那人问的都是关于政治，他不关心你的音乐，只是看到你音乐里有政治，他们对这些感兴趣，他的目的性太强了。虽然我有些愤青，但并不意味着，我需要塑造成那个形象，那只是我的一部分。”此后他对所有的媒体，闭门谢客。
黄仁宇的大历史也重建了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他对真相和是非变得充满执着。这也影响到他做音乐的态度：“我喜欢刚正不阿的精神，我喜欢是非分明的态度。所以李逼没有潜规则。从排队买票到演出顺序，李逼非但不利用关系，甚至为了避嫌还故意挑坏时段。这样的好处是：演不好有借口，演好了更牛逼。”
这段话也出自《李志自传》。该自传发表于豆瓣月亮小组。
那时月亮小组刚建，有人写了一篇连载文章，讲述她与各种乐手的故事。下面一堆人天天催，“快更新，快更新”，都激动地等着爆料。
李志一看，“写得什么玩意？明显全是编的。这是什么文笔，有这样写作的吗？那时比较自负，决定我来写一下，作为示范。一写就没刹住，写了那么长。”
他从乐手的角度，把接触到的女孩以英文字母命名，带着情色与怒骂写了一个星期。但他不承认这是在炒作：“不能说引起了争论，行为动机就是炒作，这个逻辑是错的。我不是为了红，不是为了大家议论才写，虽然后来的结果是这样。”
在写下“自传”前几个月，他应邀参加西湖音乐节。演出换场时，他上场接线，台下人稀稀拉拉在聊天，他在接线试琴，人们以为他是工作人员。等到一开口，台下人全都站了起来，吃了一惊。李志懵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成名了。 “现在每次演出，我上场，下面不疯，我会比较诧异。但那时，我上场，下面没反映，我觉得是正常的，我一点都不惊讶。”
从2010年开始，他坚持每年在南京办跨年演出，坚持用南京本地乐手做乐队，“希望大家能在本地做乐队，能够做得好一点，这意义比我在北京做要大得多。”无论去哪个城市，他都会回到南京。他的歌里到处是南京的影子，被赋予地域标签的意义。
对他来说，这只是生活习惯。“如果我的青春期在平壤，我也会在平壤。”在成都工作时，他把回南京当回家，“我在南京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但每次一下飞机我都觉得回家了，我回老家都没那感觉。青春期在这边，你上街都会想到一些人，一些事。但我没觉得南京有多好，甚至在我看来，这个城市没什么优点，只不过你到别的地方都不习惯，这里我闭上眼睛都知道。
2009年，他从成都回到南京，租住在山阴路，就有了《山阴路的夏天》；搬到热河路，就有了《热河》……他满南京租房，满南京写歌。
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
李志把做音乐看成职业化的工作，他像一个公司运营者一样，纪律分明，考虑收支，“所有以艺术家自居做事情，都是耍流氓。事情有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一件一件地做。”这与他音乐里真实的忧伤和残酷的绝望几乎是两极。
他把这称为“面子和里子”：“万事万物，把它分为里子和面子，里子是本质，它需要一个面子来撑着，因为说出来太尴尬、太直白。假如老林工作没做好，我会发火；但如果他生活没过好，我也很想帮他，这并不矛盾，不算分裂。我跟观众什么关系，本质上是个生意，我做东西你买单，你觉得不好你骂，你觉得好你鼓掌。面子上，你是我的衣食父母，我要感谢你。”
这个想法体现在歌里：“人和人一场游戏”，这是里子；“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面子。“我只是希望把这两者扯开来，表达清楚。说到底所谓生活，所谓人生，就是你作为个体跟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两条线：一条是里子，一条是面子。”
在音乐这件事上，李志的面子是做出好的音乐，里子是他做音乐的标准和态度。
“你的天赋有多少就是多少，跟努力没关系，你再努力也写不出《Imagine》。在音乐上较劲，在我看来没什么拼的，音乐的才华早就听出来了，你可能会写一两首比较牛的歌，但再怎么努力也写不出几十首牛的歌，做不出来，不要拼命。”他说，“就像你这辈子是个大肠，你的努力是要让这个大肠看起来更好吃一点，但它本质上还是大肠，努力把这盘大肠变得好吃，是可以努力来的，认真组乐队，认真排练，把灯光、音响搞好，但歌的本身其实真的没有好坏高低，纯私人喜好。”
李志读高华快十年了。高华去世那天，他清楚记得是2011年跨年演出前的12月26日，“追悼会我原本想要去的，殡仪馆离我家挺近，结果因为那几天准备跨年太忙，睡过了。”
他对高华的理解是：“他的观点不重要，书的价值不重要，他对待学问的方式让我很感动。”这如同梵高，“他的画我完全看不懂，但他从事画画的经历对我意义很大，愿意为这事奉献一生，这种态度是全人类都应该学的，所谓的职业化就是这个道理。你做这一行不一定要爱这一行，但你既然做了就得尽力。”
李志看重即将到来的巡演，另一个原因是：以前那条路走不通了，到头了。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酒吧演出，意味着还是那样的收入，乐队也还是那样的水平。他需要通过一次大体量、更高规格的演出，让所有人都得到锻炼。
“不是说以后就这么演了，我是想通过这次操作，让大家提高练习，所有的软实力提高之后，再回到酒吧，把票价提高就理所当然。而不是今年120，明年150，后年300……太慢了，因为现在开支太大，这种收入的增加是没办法跟上开支的。”
2013年年底，他起了要在工体做专场的心。“当时只想着找个正儿八经的地方，做一次正儿八经的演出，让父母和家人看一看。”
最初的计划是2014年9月份演。2014年1月开始筹划，接触演出商。所有的演出商都建议他，不要只做一场，应该多做几场，把成本均摊，一场肯定亏，风险大，从另一角度，一场起不到效应。“这只是从演出商的角度考虑。”
找演出商，是因为自己做不了。“不像每次跨年，我们自己可以搞定，那么大场地我们搞不定。”
这一年的他，马不停蹄。春节后，女儿降生，未及孩子满月，他就出去巡演20场，巡演结束开始准备唱片《1701》，随之做工作室，工作室在年末前成型了，新一年的跨年就到来了。
2014年4月，团队开了一次会，决定把工体演出的想法取消。“但心里还是想办，只不过想如何说服自己。最早他们跟我说办多几场时，我排斥，我只想做一场给他们看，没必要做那么多，风险又大又累，这样的演出对我来说赚不了钱。”
5月，他破天荒地参加了一次工体“心花怒放”拼盘演出，为了体验工体演出的感觉。“不然以我的性格不会去参加那样的演出。效果是，大家都意识到，大演出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巡演、出唱片和跨年演出最终也说服了他，“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几乎没有空间了。现在每一场都爆满，票价是最高的，但只能勉强支撑团队运营。每个月光工资开出去就要6万，不包括我自己。”10月，他又心有不甘地去与演出商接触。
巡演的最后一场在湖州。结束后，他跟几个哥们聊天，有人提醒他，很多人去工体演出，并不指望赚钱，而是如果演好了，再回到酒吧，可以顺其自然地提高标价。这一说法启发了他。
李志的职业理想状态是：两三年出来唱一次，赚一堆钱可以再生活很长时间。“但做不到，因为我不是大众人物。”
他发现，从最初至今，“我的音乐没有进步。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对的，我的音乐天赋很平常，但到现在为止，音乐之外的事情比以前好多了。对唱片，我谈不上满意，也谈不上失望，我就这么点墨水。还是里子跟面子的问题。”
有人问他，音乐有没有底线。“其实音乐本身没有，但做音乐是有的，歌的好坏我认为没有标准，但唱片好坏、现场好坏是有标准的。”
做音乐十多年，李志觉得从中获得的快乐越来越少。“就像你昨天跑了10米，今天可以跑20米的时候，这种快乐远远大于今天跑20米，明天跑21米。当你事情做得越来越多，发现阻力越来越大，解决问题本身是快乐的，但那占用了大量时间体力精力，很痛苦。做到越来越大时，外面的误解也越来越大，这种压力肯定是有的，我们是凡人。”
他时刻准备着放弃以音乐为职业这件事。“如果我发现有一件我更喜欢的事情，我会毫不犹豫去做。准确地说，遇到一件我更不讨厌的事。”
他说：真的，我周围曾经有好几个极度颓废的朋友，他们生活里找不到任何乐趣，没有任何目标，没有任何动力。”
李志的信仰是：不要失去信仰。“今天的信仰是，要把这6首歌排完，明天的信仰是要把采访做好……每天一个小任务，细细碎碎。”
在过年前，李志的乐队终于离开了1701那间扰民的公寓楼房间，搬进工作室，有了自己的排练房，不用担心被投诉。下班时间，乐手们都离开，他用洗洁精把玻璃杯刷洗得闪亮，一遍又一遍擦拭厨台和桌子。
或许是那些天与马頔的微博口水仗打得正酣，也可能轮番的媒体采访让他显得亢奋，“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亢奋，思维、语言……其实大部分时候挺蔫的，有的人跟我聊天觉得挺没劲，别人说一大堆，我可能蹦两个字。但现在特别亢奋，春天来了吗？”
为了今年5月开始的巡演，“音乐个体户”李志拼了。他放弃各种原则，强迫自己从“非暴力不合作”变得“合作”：“采访来呗，摆拍来呗，黄牛来呗，审批来呗，红包来呗，赠票来呗……无所谓，都来吧。”
他终于接受了一切的“不要脸”，“彻底打破自己以前的价值观，只是想让这次演出做好。我不指望通过采访来树立什么形象，我无所谓。”
系紧鞋带冲进这夜色
这次巡演对李志很重要。
他一直想在北京工体办专场，把父母请到现场，以隆重的仪式感告诉他们，这十多年来自己在做的事。“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再担心，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业也能养活自己，唱歌也是一种正当工作。”
在江苏金坛县农村，初中的李志跟亲戚借了两把吉他，在家弹，“特别喜欢吉他的声音。”读高中，李志不是学霸，学习中等甚至偏下，但他努力攒钱买了一把琴。
高考志愿表上的专业，“这个专业与那个专业，都是做什么的，谁知道？随便填填，哪有什么兴趣。即使有兴趣也都是假的，尤其像我们农村，从来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你知道自动化跟电子工程有什么差别？”就这样的，进了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
在南京城郊的浦口校区，典型的工科校园条块分割，横平竖直，“都不像文科学校有园林的感觉。”老师和学生都戴着眼镜，拎着书包。李志对大学很失望，对专业没兴趣。“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到处玩，按现在说法就是做个旅行家。”
他决定退学。“需要父母同意签字。这对他们打击挺大的。”90年代，从农村考上重点大学，还是件很难的事。“你可以想象那种正常父母的反应。”但他很坚持，“只知道不愿意上学。没劲啊，就喜欢弹琴。”
“他们拦是拦不住的，因为我的行动是自由的，我决定不上这个学，本质上跟你盖不盖章，签不签字没关系。想明白这一点，就觉得无所谓了。”虽然老师、同学和家长轮番劝阻，“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学确实可以拦着你不让进，但我要出去，你拦得住吗？”
班主任跟他的那次聊天，依稀记得。“那是个特别好的老师，虽然接触很少。”他们站在宿舍楼的阳台上聊了很长时间，李志只记得班主任说，他很喜欢吹笛子，这就是生活爱好，没法依靠这生活，他需要这份工作，在学校当个老师。
退学好像对李志影响并不大。除了几个瞬间，那段记忆大都已模糊了。“用同学的话说，我就是今年不退学明年也会。就算我把学上完了，以后还会去做其他的事情，他认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那时他与同学王科常在一起弹琴唱歌。“刚接触张楚、老崔，觉得很high，一听高晓松是退学的，郑钧是退学的，那种英雄主义情结在内心激荡，你不觉得很激动吗？加上对中国教育不满，但不满在哪，那时年纪小，说不清楚，讨厌老师，加上个人性格。”
王科也想过退学，但父母不答应，最终他留了一级，与李志成为同学。
退学程序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在校长办公室盖最后一个章。办公室在一栋苏联式的老建筑里，“特别高，之前是老图书馆。”中午时分，人们好像都在午休。工作人员睡得懵懂，拿起钢印的章，“轰”的一声，李志觉得整栋楼都震动了，“头发都竖起来了。”那一“轰”，至今想起仍能感觉到耳鸣。
他拿着那张盖满章的纸，沿着校园主干道往校门口走。在校门口，不知道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最后走向了哪里，他也完全不记得了。
接下来，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到处晃悠。去酒吧唱唱歌，做做乐队，大部分时间在家看书、弹琴。哪有计划？”
就算退学，还是住在学校旁边，“在我看来也没啥差别，没事还在宿舍里睡，有时也混着上一两节课，主要是不考试了。”王科说。
父母自然对他退学之后做什么特别揪心，“只是不太表现出来。”事实上，这么多年，李志在做什么，父母并不特别清楚。“我在酒吧唱歌，做琴行，教学生，甚至上班，他们都不是很清楚。但他们能看出来我的物质生活在好转，甚至有时，我会故意在他们面前显得我没那么落魄。这跟虚荣心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 至今，父母也不太知道他在做音乐。“他们差不多有数，只是大家没捅破那层窗户纸。我跟他们本身沟通特别少，不像有的父母天天会唠嗑。”他也经常回家，“但回家也没什么话说，就吃个饭。他们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上班，他们问你上什么班，我说公司，他们问公司做什么的？我说，说了你也不懂。”对话便没法再继续。
“我现在想，也没必要交代。虽说最早的动机是让他们放心，但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没必要。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为了这个理由做这种事情（工体专场），这个挺操蛋的。”
李志跟父母一直和谐相处，虽然没有沟通，但也没有矛盾。“除了结婚，他们不会给我压力。对农村人，或中国所有普通父母都这样，希望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小孩。他们是很正常的农民，所有农民的想法在他们身上都有。”
退学后，李志去过北京，和大多数“北漂”一样，认为搞音乐怎能不去北京？他在北京跟同学挤一个宿舍，“床特别窄，两个人睡不下，就铺一排方凳，方凳跟床高度又不一样，所以睡得痛苦。”半年不到，又回南京了。
之后他践行了“旅行家”的梦想，游历宁夏。再回到南京时，他决定把平日的习作录制成唱片。“做一张唱片需要很多资源，简单说就是钱跟人。”他两样都没有，对这两个问题视而不见，靠着借来的5000元和好友的支持，录制了第一张专辑《被禁忌的游戏》。之后以类似的方式又录制两张，直到负债累累，不得不去成都打工。
在成都时，他写了篇《自传》，其中记述：
经常有一些有钱同学的饭局，陌生人问他做哪行，他吱吱呜呜低头吃肉。经常有一些春节，亲戚们问他今年赚多少钱，他吱吱呜呜低头吃饭。经常他忍着饥饿婉拒好意的饭局邀请只是因为没有一块钱坐车，经常他不好意思当着有钱人的面拿出红梅只能跑到厕所抽两口回来。他避免人多的场面，他希望自己是一团空气，他祈祷所有人都看不见他，那样他就不要说自己在写歌，没钱录音。他是这个社会最底层最懒惰最沉默的一份子。仅有的几个兄弟他都不能说太多。他自卑到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地步。他坐在街头，看梧桐叶一片片落下，他坐在街头，看人们来来往往。他幻想着一天飞黄腾达然后用钱去购买失去的尊严和青春，用钱去购买失去的孝顺和乐观。他后悔走上这条路同时又不甘半途而废。
这段世俗的弯路，成就了他的音乐创作。“肯定是这样的。宇宙就是这样子，它从无序变成有序，在有序的过程中形成了地球。人也一样，从无序到有序，当然最后还是回归到无序。只不过在这个阶段宇宙是有序的，但它正在走向无序，人类也是一样的。一个人也是这样，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是最有序，前后都会无序。”
西去而旋转的飞鸟
刚上大学时，李志还没那么讨厌媒体。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实粉丝，至今仍能说出几个当年震撼过他的报道。
2000年末的某个早晨，阳光灿烂，他一早去报摊买回《南方周末》年末特刊，读到“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又一次被震撼了：“什么傻逼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现在看可能有点矫情，在那个年代，网络刚开始，不管是后现代还是文艺都刚刚出来，挺震撼的。”2007-2008年间，他到广州做了场演出，名字叫“我们爱南周”。
也是那些年，互联网在校园兴起，一夜之间，南京年轻人都聚拢到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简称西祠）的网上社区。
他还迷上了王小波。看到同宿舍同学拿着《黄金时代》，读得直乐呵，拿过来，越读越喜欢。循着《沉默的大多数》，又找来黄仁宇的大历史系列。
在西祠，他最常去的讨论版是“王小波门下走狗”，那里聚集了一群王小波粉丝。此外还去一些摇滚版块。西祠也给了他很多馈赠，如今团队的几位主要骨干，几乎都是在那里结识的。
很多年后，老六说起西祠：那个年代，人们在互联网上秀的是上限；不像现在，人们在互联网上秀的是下限。李志便是那些表面玩世不恭、脏话连篇，暗地里却努力秀上限的人。王科提起这些很佩服，“他对自己有要求，常常去西祠发文章，坚持认真地写。”他在西祠的网名叫B_B。2004年，他沿袭这一名字出了第一张唱片，他也习惯地自称“李逼”，而他的粉丝们则喊他“逼哥”。
互联网改变了他对传统媒体的看法。“网络上的东西并不都是真的，但如果花点时间，是可以分辨出来哪个是真的。你可以不说真话，但不要说假话，这是一个人的底线。我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印象特别糟，能力各方面都很差。”
上一次接受采访，是一家西班牙媒体，“那人问的都是关于政治，他不关心你的音乐，只是看到你音乐里有政治，他们对这些感兴趣，他的目的性太强了。虽然我有些愤青，但并不意味着，我需要塑造成那个形象，那只是我的一部分。”此后他对所有的媒体，闭门谢客。
黄仁宇的大历史也重建了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他对真相和是非变得充满执着。这也影响到他做音乐的态度：“我喜欢刚正不阿的精神，我喜欢是非分明的态度。所以李逼没有潜规则。从排队买票到演出顺序，李逼非但不利用关系，甚至为了避嫌还故意挑坏时段。这样的好处是：演不好有借口，演好了更牛逼。”
这段话也出自《李志自传》。该自传发表于豆瓣月亮小组。
那时月亮小组刚建，有人写了一篇连载文章，讲述她与各种乐手的故事。下面一堆人天天催，“快更新，快更新”，都激动地等着爆料。
李志一看，“写得什么玩意？明显全是编的。这是什么文笔，有这样写作的吗？那时比较自负，决定我来写一下，作为示范。一写就没刹住，写了那么长。”
他从乐手的角度，把接触到的女孩以英文字母命名，带着情色与怒骂写了一个星期。但他不承认这是在炒作：“不能说引起了争论，行为动机就是炒作，这个逻辑是错的。我不是为了红，不是为了大家议论才写，虽然后来的结果是这样。”
在写下“自传”前几个月，他应邀参加西湖音乐节。演出换场时，他上场接线，台下人稀稀拉拉在聊天，他在接线试琴，人们以为他是工作人员。等到一开口，台下人全都站了起来，吃了一惊。李志懵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成名了。 “现在每次演出，我上场，下面不疯，我会比较诧异。但那时，我上场，下面没反映，我觉得是正常的，我一点都不惊讶。”
从2010年开始，他坚持每年在南京办跨年演出，坚持用南京本地乐手做乐队，“希望大家能在本地做乐队，能够做得好一点，这意义比我在北京做要大得多。”无论去哪个城市，他都会回到南京。他的歌里到处是南京的影子，被赋予地域标签的意义。
对他来说，这只是生活习惯。“如果我的青春期在平壤，我也会在平壤。”在成都工作时，他把回南京当回家，“我在南京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但每次一下飞机我都觉得回家了，我回老家都没那感觉。青春期在这边，你上街都会想到一些人，一些事。但我没觉得南京有多好，甚至在我看来，这个城市没什么优点，只不过你到别的地方都不习惯，这里我闭上眼睛都知道。
2009年，他从成都回到南京，租住在山阴路，就有了《山阴路的夏天》；搬到热河路，就有了《热河》……他满南京租房，满南京写歌。
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
李志把做音乐看成职业化的工作，他像一个公司运营者一样，纪律分明，考虑收支，“所有以艺术家自居做事情，都是耍流氓。事情有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一件一件地做。”这与他音乐里真实的忧伤和残酷的绝望几乎是两极。
他把这称为“面子和里子”：“万事万物，把它分为里子和面子，里子是本质，它需要一个面子来撑着，因为说出来太尴尬、太直白。假如老林工作没做好，我会发火；但如果他生活没过好，我也很想帮他，这并不矛盾，不算分裂。我跟观众什么关系，本质上是个生意，我做东西你买单，你觉得不好你骂，你觉得好你鼓掌。面子上，你是我的衣食父母，我要感谢你。”
这个想法体现在歌里：“人和人一场游戏”，这是里子；“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面子。“我只是希望把这两者扯开来，表达清楚。说到底所谓生活，所谓人生，就是你作为个体跟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两条线：一条是里子，一条是面子。”
在音乐这件事上，李志的面子是做出好的音乐，里子是他做音乐的标准和态度。
“你的天赋有多少就是多少，跟努力没关系，你再努力也写不出《Imagine》。在音乐上较劲，在我看来没什么拼的，音乐的才华早就听出来了，你可能会写一两首比较牛的歌，但再怎么努力也写不出几十首牛的歌，做不出来，不要拼命。”他说，“就像你这辈子是个大肠，你的努力是要让这个大肠看起来更好吃一点，但它本质上还是大肠，努力把这盘大肠变得好吃，是可以努力来的，认真组乐队，认真排练，把灯光、音响搞好，但歌的本身其实真的没有好坏高低，纯私人喜好。”
李志读高华快十年了。高华去世那天，他清楚记得是2011年跨年演出前的12月26日，“追悼会我原本想要去的，殡仪馆离我家挺近，结果因为那几天准备跨年太忙，睡过了。”
他对高华的理解是：“他的观点不重要，书的价值不重要，他对待学问的方式让我很感动。”这如同梵高，“他的画我完全看不懂，但他从事画画的经历对我意义很大，愿意为这事奉献一生，这种态度是全人类都应该学的，所谓的职业化就是这个道理。你做这一行不一定要爱这一行，但你既然做了就得尽力。”
李志看重即将到来的巡演，另一个原因是：以前那条路走不通了，到头了。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酒吧演出，意味着还是那样的收入，乐队也还是那样的水平。他需要通过一次大体量、更高规格的演出，让所有人都得到锻炼。
“不是说以后就这么演了，我是想通过这次操作，让大家提高练习，所有的软实力提高之后，再回到酒吧，把票价提高就理所当然。而不是今年120，明年150，后年300……太慢了，因为现在开支太大，这种收入的增加是没办法跟上开支的。”
2013年年底，他起了要在工体做专场的心。“当时只想着找个正儿八经的地方，做一次正儿八经的演出，让父母和家人看一看。”
最初的计划是2014年9月份演。2014年1月开始筹划，接触演出商。所有的演出商都建议他，不要只做一场，应该多做几场，把成本均摊，一场肯定亏，风险大，从另一角度，一场起不到效应。“这只是从演出商的角度考虑。”
找演出商，是因为自己做不了。“不像每次跨年，我们自己可以搞定，那么大场地我们搞不定。”
这一年的他，马不停蹄。春节后，女儿降生，未及孩子满月，他就出去巡演20场，巡演结束开始准备唱片《1701》，随之做工作室，工作室在年末前成型了，新一年的跨年就到来了。
2014年4月，团队开了一次会，决定把工体演出的想法取消。“但心里还是想办，只不过想如何说服自己。最早他们跟我说办多几场时，我排斥，我只想做一场给他们看，没必要做那么多，风险又大又累，这样的演出对我来说赚不了钱。”
5月，他破天荒地参加了一次工体“心花怒放”拼盘演出，为了体验工体演出的感觉。“不然以我的性格不会去参加那样的演出。效果是，大家都意识到，大演出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巡演、出唱片和跨年演出最终也说服了他，“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几乎没有空间了。现在每一场都爆满，票价是最高的，但只能勉强支撑团队运营。每个月光工资开出去就要6万，不包括我自己。”10月，他又心有不甘地去与演出商接触。
巡演的最后一场在湖州。结束后，他跟几个哥们聊天，有人提醒他，很多人去工体演出，并不指望赚钱，而是如果演好了，再回到酒吧，可以顺其自然地提高标价。这一说法启发了他。
李志的职业理想状态是：两三年出来唱一次，赚一堆钱可以再生活很长时间。“但做不到，因为我不是大众人物。”
他发现，从最初至今，“我的音乐没有进步。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对的，我的音乐天赋很平常，但到现在为止，音乐之外的事情比以前好多了。对唱片，我谈不上满意，也谈不上失望，我就这么点墨水。还是里子跟面子的问题。”
有人问他，音乐有没有底线。“其实音乐本身没有，但做音乐是有的，歌的好坏我认为没有标准，但唱片好坏、现场好坏是有标准的。”
做音乐十多年，李志觉得从中获得的快乐越来越少。“就像你昨天跑了10米，今天可以跑20米的时候，这种快乐远远大于今天跑20米，明天跑21米。当你事情做得越来越多，发现阻力越来越大，解决问题本身是快乐的，但那占用了大量时间体力精力，很痛苦。做到越来越大时，外面的误解也越来越大，这种压力肯定是有的，我们是凡人。”
他时刻准备着放弃以音乐为职业这件事。“如果我发现有一件我更喜欢的事情，我会毫不犹豫去做。准确地说，遇到一件我更不讨厌的事。”
他说：真的，我周围曾经有好几个极度颓废的朋友，他们生活里找不到任何乐趣，没有任何目标，没有任何动力。”
李志的信仰是：不要失去信仰。“今天的信仰是，要把这6首歌排完，明天的信仰是要把采访做好……每天一个小任务，细细碎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