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个体在经历生活中的事件时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并产生情绪事件记忆。对情绪事件的回忆是儿童自传体记忆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儿童还不能连贯地对情绪事件进行叙述，他们早期的自传体记忆通常是在亲子间共同回忆往事的情境下建构起来的。同时，压力事件作为情绪事件中的一部分，对儿童的处理策略及情绪健康都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儿童情绪事件记忆中存在的性别和文化差异以及儿童对压力事件的回忆这两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述评。
[关键词]情绪事件记忆；自传体记忆；压力；儿童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11－0037－05
一、导言
个体在经历生活中的事件时，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并在自己的头脑里形成对这些情绪事件的表征，这就是情绪事件记忆(Memory forEmotional EventS)，它是自传体记忆的一种类型。自传体记忆是个体对自我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经历的、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可使用的、可与社会分享的特定事件的回忆，这种记忆在学前阶段慢慢出现。个体如何经历情绪事件，如何向他人回忆自己生活中有意义的情绪事件，对个体理解和评价自己和自己的过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幼儿来说，他们刚刚开始建构自传体记忆，理解情绪和记忆间的关系为他们理解自己和他人提供了基础。早期的自传体记忆往往是在亲子间共同回忆往事的情境下建构起来的，因此，要探讨幼儿对情绪事件的回忆，就有必要探讨亲子之间对情绪事件的记忆。儿童对情绪事件的记忆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对此进行探讨十分必要。
本文主要从亲子间对情绪事件的回忆以及儿童对压力事件的记忆两大方面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以期对后续的研究者有所启示。
二、亲子间对情绪经历的回忆
(一)亲子间回忆情绪经历的意义
对儿童来说，由于他们还不能连贯地对情绪事件进行叙述，早期的自传体记忆往往是在亲子间共同回忆往事的情境下建构起来的。亲子间对过去情绪经历的回忆对儿童记忆的保持、社会性发展等多方面有重要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是通过参与到由父母引导的回忆之中来学习谈论自己的过去经验的。根据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成人为儿童的早期记忆提供了“鹰架”，一段时间后，儿童开始内化成人所使用的叙述形式，并添加自己的叙述内容。
研究还发现。对过去经历的谈论增强了儿童记忆中该事件保持的持久性，并且提高了儿童在未来回忆该事件的能力。通过对共同经历的事件的谈论，儿童学会如何向他人描述自己的记忆，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掌握讲一个“好故事”所必需的技能。此外，儿童通过与他人谈论过去的经历，发展了自身的记忆能力。
(二)亲子间回忆情绪经历的差异
1 性别差异
(1)父母的性别差异
父亲和母亲在与儿童回忆过去经历时可能存在怎样的差异呢?Fivush、Brotman等人(2000)的一项研究表明，总的来说，母亲谈论情绪比父亲更多。
相比于儿子，父母在与女儿的对话中对悲伤尤其是悲伤的原因谈论得更多。且父母双方在与女儿谈论情绪经历时，都会把情绪放到一个更加社会化、关系化的情境中。
(2)儿童的性别差异
①关于回忆方式
父母在与不同性别的孩子回忆过去经历时往往有不同的回忆风格和策略。许多研究都证实了母亲与孩子回忆往事时出现的性别差异。这些研究表明，母亲对学前期的女儿谈论情绪尤其是悲伤情绪比对儿子谈得更多，并且使用更丰富的词汇。例如，母亲在谈论“悲伤”时会使用“不快”“脾气坏”等词语，而不仅仅说“伤心”。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子女以及其他人情绪的谈论也不断增加。
在与女儿谈论情绪经历时，母亲更多地将情绪放到一个社会化和关系化的情境中。她主要关注的是情绪的产生以及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而在与儿子谈论情绪经历时，母亲则更倾向于将情绪当作一种内在的自治的经验。
因此，到了学前末期，女孩比男孩更多地谈论她们过去的情绪经历，并且能使用比男孩更宽泛的术语。这都说明儿童是被“社会化”到与其“性别相适宜的”对情绪经历的理解方法中去的。㈨
②关于回忆内容
儿童的性别还影响到父母的回忆内容。Fivush、Berlin等人测查了父母叙述的详细程度与情绪事件类型(主要是恐惧、愤怒、悲伤三种情绪)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母亲在和女儿谈论情绪经历时不仅会叙述得更详细，而且会对女儿的参与提供更多的反馈。
2 文化差异
(1)关于回忆方式
Leichtman等人(2003)在对中国、韩国、印度和美国儿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将文化中的价值取向分为依赖型(interdependent)和独立型(independent)两种。这两种价值取向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社会文化相关联。集体主义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s)下的人们关注人际间的联系、社会责任和一致性，他们非常重视共同目标、团体和谐以及共有的特征。这种文化倡导个人与他人和睦相处。个人主义社会(individualisticsocieties)中的人们则注重个性、自我表达和个人独特性。这种文化追求自我实现、个性化和自治。对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来说，最大的噩梦莫过于被群体排斥在外，而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而言，最害怕的则是不被人注意。
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也导致亲子间回忆情绪事件时的诸多差异。例如，在依赖型文化中(如印度)，成人的提问不是为了让儿童成为对话的主导或深入了解儿童的想法而准备的。相反，它们只是为了满足成人对信息的需求或者确保儿童已经学会或死记了一种规则。这些问题较少涉及过去或未来，即使有也很简短、直截了当。美国父母与子女的谈话相比于依赖型文化中的父母内容更详细，并经常提出开放性问题。他们的亲子对话频繁涉及过去的事件，无论这些事件是否是父母与子女共同经历的。这类讨论鼓励儿童关注他们自身以及过去经历的感情，并强化记住过去事件及其细节的重要性。
此外，独立型文化中的成人也许会在对话中追随儿童的想法，而不是要求儿童跟随自己的步伐。有关美国与韩国的对比研究显示，美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子女及他人的感情和想法以及子女的个人特性，而韩国的母亲则更多地谈论社会准则。而Choi(1992)在对加拿大和韩国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韩国母亲期望儿童跟随她们的引导，而加拿大母亲则更多地跟随儿童的言语，鼓励儿童出主意，并参与进来。
在回忆风格方面，Wang等人(2000)在中美母亲的对比研究中发现，美国母亲的叙述更详尽，更多地提出开放性问题，更多关注儿童的意见和偏好。而中国母亲则更多提出或重复事实性问 题，很少允许因儿童的陈述而改变母子间对话的方式。在美国进行的多项调查表明，叙述详细程度高的母亲，她的孩子能提供更长、具有更多细节、描述性更强的记忆叙述。
这些研究表明，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儿童从小就处于在反映不同价值观的叙述环境中。在依赖型文化中，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关键的社会价值观，例如道德行为以及对他人的责任，同时它们还强化亲子间的等级。而在独立型文化中，对话的主要目的是让儿童成为一个自治个体，帮助他们组织关于自己经历的回忆。
(2)关于回忆内容
Wang(2001)在关于亲子间对情绪情境知识(emotion situation knowledge)的谈话的调查中发现，美国母亲更多地向儿童解释情绪产生的原因，并且更倾向于将儿童的情绪反应作为非社会的结果来讨论。而中国母亲如果谈论儿童的情绪，则要么是由他人引起的，要么是在与他人分享经验。中国母亲更愿意帮助儿童排解愤怒情绪，而美国母亲则更关注恐惧事件。这与中国母亲倡导团体和谐、美国母亲鼓励儿童勇敢是一致的。可见，在童年阶段，中美儿童的记忆内容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三、儿童对压力事件的回忆
个体如何记住压力事件并将其融入到生活中去，对个体未来处理这类事件以及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一)压力与儿童记忆的关系
总的说来，记忆与压力呈倒u型关系：中度的压力有助于记忆力的提高，但是压力到达极端时又会对记忆产生阻碍作用。Pezdek和Talor(2001)的研究证实，儿童对压力事件的记忆力比中性事件要好。Bahrick等人对经历“安德鲁”飓风的儿童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发现，在飓风后2－6个月的第一次访谈中，中等压力组的儿童比其他两组(低压力、高压力组)回忆得更多。但是6年后的跟踪研究没有发现三组儿童回忆数量上的差异，也不存在倒u型结构，不过儿童提供了相当于第一次访谈两倍的信息量。研究者还发现，压力对记忆的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高压力组的儿童在回忆时需要更多的提示语。Merritt等人发现经历高压力事件的儿童能回忆起的准确信息更少。而Vandermass等人则发现，高度焦虑或高压力会使年龄较大的儿童对压力事件的回忆减弱，但不会对年龄较小的儿童产生这样的影响。这也表明压力对记忆的影响存在着发展上的差异。大量研究证明，儿童在回忆极为痛苦的经历时，不仅回忆的信息量大小受压力的影响，回忆的内容也受压力的影响。
总之，压力和记忆的关系错综复杂，儿童所经历的事件压力水平影响儿童对情绪和认知内容的回忆，而儿童回忆的内容又与压力水平的保持有关。
(二)影响儿童对压力事件回忆的因素
1 事件发生时的语言能力
Peterson等人(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3岁或3岁以上儿童在诸如虐待、绑架及其他暴力行为等创伤事件发生后如果能生动、详细地回忆该事件，那么他们的这些记忆会继续保持。然而，对于3岁以下的儿童来说，即使年龄增长，他们也无法对该事件进行口头回忆，尽管这些创伤性经验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Peterson和RAdeout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年龄而是儿童在事件发生时的口头回忆能力。因此。事件发生时的语言能力或叙述技能才是儿童能否准确记住该事件的关键因素。
2 父母的回忆风格
父母的回忆风格分为两类，一种是详尽型(elaborative)，其特点是对过去的事件有丰富的描述。具有这种回忆风格的父母关注的是记忆的社会功能，注重培养儿童的讲故事能力。另一种是重复型(repetitive)，其特点是包含较少的细节，主要是一些简短、重复的问题。具有这种回忆风格的父母关注的是记忆的实效功能，注重培养儿童的实际记忆能力。
大量证据表明，父母回忆风格的个体差异会导致儿童谈论过去能力的个体差异。一般说来，父母具有详尽型的回忆风格。儿童在谈论过去的经历时会提供更多独特的信息。
(二)儿童对积极和消极压力事件回忆的对比
Fivush等人的研究直接对比了儿童对积极情绪事件和消极情绪事件的回忆。他们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儿童对这两类事件叙述的内容和一致性。
儿童对这两类事件回忆的数量不存在显著差异。也不存在性别差异。此外，儿童回忆的数量与年龄、语言能力、事件发生后的时间间隔以及家庭对事件的谈论次数也无关。但儿童对这两类事件回忆的连贯性则存在较大差异：儿童对消极事件的回忆更连贯，并且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语言能力更强的儿童对消极事件的回忆更连贯。这说明儿童的年龄和语言能力与对消极事件回忆的连贯性有关，但是在对积极事件的回忆中不存在这种关联。回忆的连贯性不受事件发生后的时间间隔以及家庭对事件的谈论次数的影响。此外，两类事件中儿童报告的信息类型也存在差异：在叙述积极事件时，儿童更多报告事件中出现的人和物，并且包括更多的细节性描述；而在叙述消极事件时，儿童包含了更多关于内容、状态的叙述。
总之，在叙述积极事件时，儿童更关注事件外部，并会创作出一个富有描述性的故事；但在叙述消极事件时，他们更关注事件内部以及自己的感觉和想法。这也许是因为积极事件不需要解释，而消极事件需要解释，当事件对自身更有挑战性时，个人也会更关注自己的想法或感觉。
由于这项研究是首次尝试，它所选取的样本也较小，因此，一些结论还不具有推广性。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如儿童叙述中的个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与儿童所处的环境以及儿童的行为能力的相关性问题。
四、问题与展望
儿童早期的情绪很大程度上受经验的影响。但目前许多教育机构重儿童的智力发展，轻儿童情绪能力的培养。
虽然关于儿童情绪事件记忆的研究甚少，但是此类研究意义重大。就儿童身心发展而言。大量研究证实，叙述消极情绪经历的过程事实上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并且儿童对消极情绪事件记忆的内容和连贯性与他们对该事件的处理有特殊关联。临床上的一种对创伤受害者的有效干预就是帮助他们对所经历的消极经验进行一种更详细更连贯的叙述。就早期家庭教育而言。家长以及教师可以在学前阶段通过与儿童共同回忆他们的情绪经历，教给他们有效的、适应于文化的自我控制的情绪发泄方式，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情绪，并且倾听他人的情绪表达。这些研究还告诉我们，在与不同性别的儿童谈论他们的情绪经历时要采用不同的风格。
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关于儿童情绪事件记忆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尚未有研究探讨父母的回忆风格是否会随时间的延续继续促进儿童的记忆。又如，目前大多数亲子间对压力事件的回忆都是在母子间进行的，父亲在儿童记忆中的作用尚不明确。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更有助于家长适时适宜地对儿童情绪事件的记忆进行指导，进而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及早期家庭教育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情绪事件记忆；自传体记忆；压力；儿童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11－0037－05
一、导言
个体在经历生活中的事件时，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并在自己的头脑里形成对这些情绪事件的表征，这就是情绪事件记忆(Memory forEmotional EventS)，它是自传体记忆的一种类型。自传体记忆是个体对自我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经历的、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可使用的、可与社会分享的特定事件的回忆，这种记忆在学前阶段慢慢出现。个体如何经历情绪事件，如何向他人回忆自己生活中有意义的情绪事件，对个体理解和评价自己和自己的过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幼儿来说，他们刚刚开始建构自传体记忆，理解情绪和记忆间的关系为他们理解自己和他人提供了基础。早期的自传体记忆往往是在亲子间共同回忆往事的情境下建构起来的，因此，要探讨幼儿对情绪事件的回忆，就有必要探讨亲子之间对情绪事件的记忆。儿童对情绪事件的记忆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对此进行探讨十分必要。
本文主要从亲子间对情绪事件的回忆以及儿童对压力事件的记忆两大方面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以期对后续的研究者有所启示。
二、亲子间对情绪经历的回忆
(一)亲子间回忆情绪经历的意义
对儿童来说，由于他们还不能连贯地对情绪事件进行叙述，早期的自传体记忆往往是在亲子间共同回忆往事的情境下建构起来的。亲子间对过去情绪经历的回忆对儿童记忆的保持、社会性发展等多方面有重要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是通过参与到由父母引导的回忆之中来学习谈论自己的过去经验的。根据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成人为儿童的早期记忆提供了“鹰架”，一段时间后，儿童开始内化成人所使用的叙述形式，并添加自己的叙述内容。
研究还发现。对过去经历的谈论增强了儿童记忆中该事件保持的持久性，并且提高了儿童在未来回忆该事件的能力。通过对共同经历的事件的谈论，儿童学会如何向他人描述自己的记忆，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掌握讲一个“好故事”所必需的技能。此外，儿童通过与他人谈论过去的经历，发展了自身的记忆能力。
(二)亲子间回忆情绪经历的差异
1 性别差异
(1)父母的性别差异
父亲和母亲在与儿童回忆过去经历时可能存在怎样的差异呢?Fivush、Brotman等人(2000)的一项研究表明，总的来说，母亲谈论情绪比父亲更多。
相比于儿子，父母在与女儿的对话中对悲伤尤其是悲伤的原因谈论得更多。且父母双方在与女儿谈论情绪经历时，都会把情绪放到一个更加社会化、关系化的情境中。
(2)儿童的性别差异
①关于回忆方式
父母在与不同性别的孩子回忆过去经历时往往有不同的回忆风格和策略。许多研究都证实了母亲与孩子回忆往事时出现的性别差异。这些研究表明，母亲对学前期的女儿谈论情绪尤其是悲伤情绪比对儿子谈得更多，并且使用更丰富的词汇。例如，母亲在谈论“悲伤”时会使用“不快”“脾气坏”等词语，而不仅仅说“伤心”。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子女以及其他人情绪的谈论也不断增加。
在与女儿谈论情绪经历时，母亲更多地将情绪放到一个社会化和关系化的情境中。她主要关注的是情绪的产生以及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而在与儿子谈论情绪经历时，母亲则更倾向于将情绪当作一种内在的自治的经验。
因此，到了学前末期，女孩比男孩更多地谈论她们过去的情绪经历，并且能使用比男孩更宽泛的术语。这都说明儿童是被“社会化”到与其“性别相适宜的”对情绪经历的理解方法中去的。㈨
②关于回忆内容
儿童的性别还影响到父母的回忆内容。Fivush、Berlin等人测查了父母叙述的详细程度与情绪事件类型(主要是恐惧、愤怒、悲伤三种情绪)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母亲在和女儿谈论情绪经历时不仅会叙述得更详细，而且会对女儿的参与提供更多的反馈。
2 文化差异
(1)关于回忆方式
Leichtman等人(2003)在对中国、韩国、印度和美国儿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将文化中的价值取向分为依赖型(interdependent)和独立型(independent)两种。这两种价值取向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社会文化相关联。集体主义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s)下的人们关注人际间的联系、社会责任和一致性，他们非常重视共同目标、团体和谐以及共有的特征。这种文化倡导个人与他人和睦相处。个人主义社会(individualisticsocieties)中的人们则注重个性、自我表达和个人独特性。这种文化追求自我实现、个性化和自治。对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来说，最大的噩梦莫过于被群体排斥在外，而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而言，最害怕的则是不被人注意。
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也导致亲子间回忆情绪事件时的诸多差异。例如，在依赖型文化中(如印度)，成人的提问不是为了让儿童成为对话的主导或深入了解儿童的想法而准备的。相反，它们只是为了满足成人对信息的需求或者确保儿童已经学会或死记了一种规则。这些问题较少涉及过去或未来，即使有也很简短、直截了当。美国父母与子女的谈话相比于依赖型文化中的父母内容更详细，并经常提出开放性问题。他们的亲子对话频繁涉及过去的事件，无论这些事件是否是父母与子女共同经历的。这类讨论鼓励儿童关注他们自身以及过去经历的感情，并强化记住过去事件及其细节的重要性。
此外，独立型文化中的成人也许会在对话中追随儿童的想法，而不是要求儿童跟随自己的步伐。有关美国与韩国的对比研究显示，美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子女及他人的感情和想法以及子女的个人特性，而韩国的母亲则更多地谈论社会准则。而Choi(1992)在对加拿大和韩国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韩国母亲期望儿童跟随她们的引导，而加拿大母亲则更多地跟随儿童的言语，鼓励儿童出主意，并参与进来。
在回忆风格方面，Wang等人(2000)在中美母亲的对比研究中发现，美国母亲的叙述更详尽，更多地提出开放性问题，更多关注儿童的意见和偏好。而中国母亲则更多提出或重复事实性问 题，很少允许因儿童的陈述而改变母子间对话的方式。在美国进行的多项调查表明，叙述详细程度高的母亲，她的孩子能提供更长、具有更多细节、描述性更强的记忆叙述。
这些研究表明，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儿童从小就处于在反映不同价值观的叙述环境中。在依赖型文化中，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关键的社会价值观，例如道德行为以及对他人的责任，同时它们还强化亲子间的等级。而在独立型文化中，对话的主要目的是让儿童成为一个自治个体，帮助他们组织关于自己经历的回忆。
(2)关于回忆内容
Wang(2001)在关于亲子间对情绪情境知识(emotion situation knowledge)的谈话的调查中发现，美国母亲更多地向儿童解释情绪产生的原因，并且更倾向于将儿童的情绪反应作为非社会的结果来讨论。而中国母亲如果谈论儿童的情绪，则要么是由他人引起的，要么是在与他人分享经验。中国母亲更愿意帮助儿童排解愤怒情绪，而美国母亲则更关注恐惧事件。这与中国母亲倡导团体和谐、美国母亲鼓励儿童勇敢是一致的。可见，在童年阶段，中美儿童的记忆内容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三、儿童对压力事件的回忆
个体如何记住压力事件并将其融入到生活中去，对个体未来处理这类事件以及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一)压力与儿童记忆的关系
总的说来，记忆与压力呈倒u型关系：中度的压力有助于记忆力的提高，但是压力到达极端时又会对记忆产生阻碍作用。Pezdek和Talor(2001)的研究证实，儿童对压力事件的记忆力比中性事件要好。Bahrick等人对经历“安德鲁”飓风的儿童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发现，在飓风后2－6个月的第一次访谈中，中等压力组的儿童比其他两组(低压力、高压力组)回忆得更多。但是6年后的跟踪研究没有发现三组儿童回忆数量上的差异，也不存在倒u型结构，不过儿童提供了相当于第一次访谈两倍的信息量。研究者还发现，压力对记忆的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高压力组的儿童在回忆时需要更多的提示语。Merritt等人发现经历高压力事件的儿童能回忆起的准确信息更少。而Vandermass等人则发现，高度焦虑或高压力会使年龄较大的儿童对压力事件的回忆减弱，但不会对年龄较小的儿童产生这样的影响。这也表明压力对记忆的影响存在着发展上的差异。大量研究证明，儿童在回忆极为痛苦的经历时，不仅回忆的信息量大小受压力的影响，回忆的内容也受压力的影响。
总之，压力和记忆的关系错综复杂，儿童所经历的事件压力水平影响儿童对情绪和认知内容的回忆，而儿童回忆的内容又与压力水平的保持有关。
(二)影响儿童对压力事件回忆的因素
1 事件发生时的语言能力
Peterson等人(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3岁或3岁以上儿童在诸如虐待、绑架及其他暴力行为等创伤事件发生后如果能生动、详细地回忆该事件，那么他们的这些记忆会继续保持。然而，对于3岁以下的儿童来说，即使年龄增长，他们也无法对该事件进行口头回忆，尽管这些创伤性经验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Peterson和RAdeout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年龄而是儿童在事件发生时的口头回忆能力。因此。事件发生时的语言能力或叙述技能才是儿童能否准确记住该事件的关键因素。
2 父母的回忆风格
父母的回忆风格分为两类，一种是详尽型(elaborative)，其特点是对过去的事件有丰富的描述。具有这种回忆风格的父母关注的是记忆的社会功能，注重培养儿童的讲故事能力。另一种是重复型(repetitive)，其特点是包含较少的细节，主要是一些简短、重复的问题。具有这种回忆风格的父母关注的是记忆的实效功能，注重培养儿童的实际记忆能力。
大量证据表明，父母回忆风格的个体差异会导致儿童谈论过去能力的个体差异。一般说来，父母具有详尽型的回忆风格。儿童在谈论过去的经历时会提供更多独特的信息。
(二)儿童对积极和消极压力事件回忆的对比
Fivush等人的研究直接对比了儿童对积极情绪事件和消极情绪事件的回忆。他们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儿童对这两类事件叙述的内容和一致性。
儿童对这两类事件回忆的数量不存在显著差异。也不存在性别差异。此外，儿童回忆的数量与年龄、语言能力、事件发生后的时间间隔以及家庭对事件的谈论次数也无关。但儿童对这两类事件回忆的连贯性则存在较大差异：儿童对消极事件的回忆更连贯，并且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语言能力更强的儿童对消极事件的回忆更连贯。这说明儿童的年龄和语言能力与对消极事件回忆的连贯性有关，但是在对积极事件的回忆中不存在这种关联。回忆的连贯性不受事件发生后的时间间隔以及家庭对事件的谈论次数的影响。此外，两类事件中儿童报告的信息类型也存在差异：在叙述积极事件时，儿童更多报告事件中出现的人和物，并且包括更多的细节性描述；而在叙述消极事件时，儿童包含了更多关于内容、状态的叙述。
总之，在叙述积极事件时，儿童更关注事件外部，并会创作出一个富有描述性的故事；但在叙述消极事件时，他们更关注事件内部以及自己的感觉和想法。这也许是因为积极事件不需要解释，而消极事件需要解释，当事件对自身更有挑战性时，个人也会更关注自己的想法或感觉。
由于这项研究是首次尝试，它所选取的样本也较小，因此，一些结论还不具有推广性。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如儿童叙述中的个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与儿童所处的环境以及儿童的行为能力的相关性问题。
四、问题与展望
儿童早期的情绪很大程度上受经验的影响。但目前许多教育机构重儿童的智力发展，轻儿童情绪能力的培养。
虽然关于儿童情绪事件记忆的研究甚少，但是此类研究意义重大。就儿童身心发展而言。大量研究证实，叙述消极情绪经历的过程事实上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并且儿童对消极情绪事件记忆的内容和连贯性与他们对该事件的处理有特殊关联。临床上的一种对创伤受害者的有效干预就是帮助他们对所经历的消极经验进行一种更详细更连贯的叙述。就早期家庭教育而言。家长以及教师可以在学前阶段通过与儿童共同回忆他们的情绪经历，教给他们有效的、适应于文化的自我控制的情绪发泄方式，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情绪，并且倾听他人的情绪表达。这些研究还告诉我们，在与不同性别的儿童谈论他们的情绪经历时要采用不同的风格。
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关于儿童情绪事件记忆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尚未有研究探讨父母的回忆风格是否会随时间的延续继续促进儿童的记忆。又如，目前大多数亲子间对压力事件的回忆都是在母子间进行的，父亲在儿童记忆中的作用尚不明确。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更有助于家长适时适宜地对儿童情绪事件的记忆进行指导，进而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及早期家庭教育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