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控制了连通西域的河西走廊。汉武帝通过张骞两次出使，如愿打通中原通往西域的苍茫长路。打那之后，在这条通道上，东方的丝绸制品源源不断输往中亚、西亚，最终抵达遥远的欧洲。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奇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从此，丝绸之路便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往来通道约定俗成的统称。
　　在中国的版图上，西北的“长河落日圆”和东南的“海上生明月”之间，路途漫漫，关山重重。偏居东南一隅的闽越人拥舟楫之便，观天象识海路，加上夏冬两度季风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轻快和便捷。陆上丝绸之路开辟时，海上的丝绸之路业已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路交通的大动脉，尤其唐朝以后，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越来越紧密，中西之间的贸易也利用了这条海上通道。隋唐两代运输的大宗货物主要是丝绸，沿用陆路习惯，世人也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它是由当时东西方海洋间一系列港口组成的国际贸易网络。
　　一
　　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东南沿海最大的私商港口——福建漳州月港解除海禁，迎来中国海外贸易的月港时代。月港从兴起到鼎盛的近200年间，适逢欧洲大航海后的扩张时期，它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日本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贸易往来，并且以吕宋为中转港，在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在月港“准贩东西洋”448年后初秋的一天，我站在临溪山坡的一条机耕道上，这里距离当年的月港大约70公里。周遭林木蓊郁葱茏，速生桉树干高挑白亮，在漫山遍野单一的墨绿色烘托下，倍显精神。
　　机耕道左右两侧均是剥离掉植被、揭露出地表的瓷窑遗址，窑头朝向西北，阶梯似的窑炉群大约有10米长，与机耕道呈十字相交，俨然一条长龙顺坡而筑。红褐色的土壤上碎瓷片、残匣钵斑驳陆离，倒塌堆积情状颇为壮烈。这处抢救性考古发掘的现场，便是漳州市南靖县东溪窑群封门坑的一号窑址。
　　考古发掘的窑炉遗迹被机耕道从中下部拦腰截断，南面破损严重，仅在底部一层还残留矮矬墙体和垫底匣钵，大部分地层在近现代耕作中被扰动过。
　　揭露出地面的窑址残貌定格于某个瞬间，窑室拱顶尽数坍塌，眼前基本上是一处平面遗存。那一间间火膛和窑室后壁底的通火孔，保存稍为完好的，一溜溜齐整十余孔，俨然黑洞洞的枪眼；破落颓败的，就像那些高低错落的红砖被热熔成糊状，又淋在了烟熏火燎的青砖上。窑室内的残壁，附着深灰和灰白色的玻璃态窑汗。青砖砌成的窑室底部，一排排匣钵依窑阶而坐，委身于窑沙之中，一些匣钵腔内还嵌着青花残碗。侧面窑门外的操作平台，匣钵呈柱状依土壁摞叠……
　　陪同我前来的南靖县文化部门专家告诉我，就这同一地点，发掘出有叠压关系的四座窑炉遗迹，三座为横室阶级窑，一座为龙窑。最早的窑炉被废弃后，填上土再次修建，或干脆利用之前还完好的部分结构。此地采集的瓷器，以青花瓷、白瓷、青瓷为主，亦有部分米黄釉、酱釉等，器形以碗、盘、杯、汤匙等生活器具为主。考古专家根据瓷器风格和特质推断，烧造年代在明末到晚清之间。
　　云烟苍茫的时间深处，有一截片断兀然飘袅上了脑海。眼前山岭，恍惚间热闹、喧哗起来，渐渐幻化成明清时代十里窑场的水碓咿呀、红火白烟……
　　二
　　1603年，已经称霸西方海洋世界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在马六甲海峡劫持了一艘葡萄牙货船。这艘货船上装载了大量瓷器，荷兰人把缴获的战利品带回阿姆斯特丹拍卖，场面火爆。这艘叫克拉克的货船，船上的瓷器不知产于东方何地，被荷兰人称为“克拉克瓷”。后来，欧洲人把明万历时期风格类似的中国瓷器统称为克拉克瓷，这其中有一大部分便是漳州地区瓷窑生产的青花瓷。
　　还是在元朝的时候，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最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故乡，他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使当时的欧洲人神往东方，并对之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毋庸置疑，海上丝绸之路对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率先完成中央集权，从中世纪的漆黑里探出头来。很快，他们开辟出一条新航路，抵达地球这一头的中国和日本。1517年，葡萄牙人安德拉德的船队登陆广州，他与明朝官府的往来，被视为中国和欧洲接触的开端。1557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将它打造成为当时东南亚重要的中转口岸。葡萄牙人把自己喜欢的中国瓷大量贩往欧洲，那里的人们对来自东方的瓷器爱不释手。
　　刚摆脱了中世纪黑暗的欧洲人，使用的器皿都还是笨重的陶器、木器和金属器，如玉似脂的精美瓷器现身欧洲，立即受到追捧。此前，虽说中国瓷器已经在当地出现过，但数量稀少，价格昂贵，被当成珍贵礼物送给王公贵族，寻常百姓是没有眼福的。
　　随着葡萄牙人从东方大量贩卖中国瓷器，瓷器收藏成为欧洲上层贵族的一种风潮。葡萄牙王后、公主的手镯是瓷器，葡萄牙国王赠予意大利国王的礼物也是瓷器。1662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凯瑟琳公主带往英伦三岛的嫁妆里，除了中国武夷红茶，当然还有中国的青花瓷器。
　　产生这种现象，是欧洲在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活富裕的必然结果。当时，能满足他们爆炸般欲望的，也只有富裕而先进的中国。
　　偏偏这时，中国出了状況。此时，距郑和七下西洋“宣扬大明威德”已去百余年，为了遏制东南沿海愈演愈烈的倭寇侵扰，“寸板不许下海”，明朝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对外贸易交往的海禁政策，东方大港——泉州刺桐港应声衰落了下来。
　　那么，欧洲人又是如何填满他们急速膨胀起来的欲望的呢？
　　三
　　回想当年，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冒险家们，都是心怀叵测、携带枪炮闯入东方海域的强盗，在中国东南沿海走私点货物，已经算是很绅士的举止了。饥饿难当时，他们饕餮大餐的餐桌，就摆在了泉州往南80公里的漳州月港。 　　那时的月港，仅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它位处海上、内河交通衔接要冲，海舟易于停泊登靠。漳州平原人多田少，沿海人自古以海为田，海禁政策导致生路受阻，巨额利润又诱惑月港人铤而走险。他们多货番而且善盗，或官商勾结，或武装抗争，甚至联手倭寇互市得利，私自出海货番之潮屡禁不止。月港属内河港，从海澄东去，过了厦门岛才算真正出海。也是因为港道水浅、大型舰船不能靠岸，便于掌控大局，隆庆初年，鉴于倭寇已被剿灭，海氛平靖，同时也为了解决财政困窘，朝廷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贩东西二洋。
　　月港开放时，中国的其他港口仍在禁止之列，景德镇瓷器虽名闻遐迩，想外销也必须先运抵月港。千里水陆兼程，瓷器笨重易损，外国商人对中国瓷器急剧膨胀的需求受到宥限。赶巧在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造成外销瓷生产锐减甚至停产。情急之下的西方商人，便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他们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求供货方，希望有实力的民窑能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组织生产。闽南一带的民窑因此生逢其时，而连接月港出海口和闽西、赣南的南靖就有了千载难逢的机缘。
　　四
　　在月港众多入海河叉里，选择九龙江西溪溯流西行，到了今天的南靖丰田镇，再从永丰溪北上，抵达一处三溪汇合之地，驶进正北那条溪流，两岸山岭便是古时南靖东溪窑窑址群的核心地带。倘若顺流而下，此地到出海口月港，也就是一天的时间。
　　这里林木茂密，溪涧纵横，瓷土资源丰富，宋元时期已经开始烧制瓷器。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朝贡贸易体系崩溃，一些制瓷艺人和窑工辗转东南沿海寻找生计。依凭汀漳驿道连贯闽粤赣三省的便捷，南靖自然成了艺人和窑工的落脚地，他们带来了经验和技术。
　　且不说此前频繁的海上走私，单说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这期间近80年时间，可是月港风调雨顺的好日子。南靖的东溪窑占尽先机，日日烧红窑膛，夜夜開足马力，产销两旺，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永丰溪北部的三溪口正北方向，现在南靖龙山到华安高安公路的14公里处，就是南靖东溪窑封门坑一号窑址所在地。
　　踏勘封门坑考古遗址那天，我从一号窑址往西南方向顺坡钻进茂密的竹林小道，十来米后豁然开朗。翠竹环围的缓坡上，土色黄赭，卵石灰白，从高到低揭露出三块相对平坦的台地，现出十余个大小深浅不等的池子和土坑，圆形、椭圆形、方形均有。池壁用鹅卵石堆砌，池底也铺垫着鹅卵石，还有用砖块铺就的，这其间有排水沟、挡土墙、基址等设施的基础。
　　这是封门坑一号窑的作坊区。考古还原的结果是，这些设施有的是堆放粉碎后的瓷土，有的是拉坯前临时存放瓷泥和拉坯制瓷的地方，还有瓷土淘洗池、练泥池、陈腐池……
　　在这个作坊区南面四五百米的溪边，接着发掘出一座建筑相当考究的生活居住遗址，此间出土的瓷器与一号窑址及作坊区的情况基本一致，年代都指向了明清时期。
　　大约距一号窑址东南1000米的山坡上，又发现了一个高岭土古矿洞遗迹。
　　根据如此完整的制瓷生产流程遗存，从窑址、产品数量、作坊与居住建筑遗迹的规模等方面综合判断，在封门坑窑址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一致认为：封门坑窑址应为明清时期东溪窑的一处中心窑场，有重要的考古研究、文物保护价值。
　　2015年初的古窑址发掘期间，考古队的专家也对周边进行了相关调查，在封门坑一号窑址方圆不足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另外还有四处古窑址被发现。
　　传说中的东溪窑，为何在短时间里有如此精准而丰硕的发现呢？
　　五
　　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中国南方的一些博物馆，都收藏有米黄色带冰裂纹样的瓷品，它的造型颇有商周青铜礼器之味，典雅庄重，纹饰精美，虽标示“漳窑”却无具体产地。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也有类似的精品，国内外学者相当一段时间里都在寻找“漳窑”产地。
　　“漳窑”这个词源自福建晚清博物学家郭柏苍的《闽产录异》：“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省、市、县的文物专家和考古工作者多次深入华安、南靖交界处的东溪一带进行田野调查，采集到了与传统漳窑工艺特征相同的白釉米色器标本。1999年，在龙山到华安高安的公路剖面获得较为典型的“漳窑”标本20多件。近年来，漳州市博物馆在下东溪的寨仔山窑址、封门坑窑址及东坑庵窑址也采集到青花瓷、青瓷和大量的白釉米色器。
　　清末杨巽从的记载也得到了印证，他在《漳州什记》中给后人留下这样的文字：“漳州瓷窑号东溪者，创始于前明，出品有瓶、炉、盘，各种体式具备。”
　　从考古调查所采集的标本来看，确定漳窑的产地就在东溪窑，而以东溪窑为中心的窑群，烧制品种丰富多样，除生产青花瓷、青瓷和白釉米色瓷、酱釉瓷、黑釉瓷，还兼烧彩瓷、素三彩瓷等品种。
　　2015年7月，在永丰溪北部三溪口靠西那条支流边的荆都村，文物工作者不期然发现了一块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石碑，名曰《院禁官山》，碑刻内容记载了万历年间龙溪县解决当地豪民盗卖官山、侵害当地百姓的事件，碑刻所涉及的一些内容和现在的情形彼此吻合。
　　历史上，南靖、华安交界的大片地方归属龙溪县二十五都，叫三溪窑。永丰溪上游三条支流从东到西呈放射状展开，东边的发源于东溪头，中间的流经华安高安镇，西边的流经金山镇荆都村。考古调查表明，这三条支流沿岸古窑址众多，从这里采集的瓷器标本，年代、花纹、款式、烧造技术相同或者相似。三溪窑方圆80多里的山岭均属于官山，当地有些豪民私垦占为己有。当年，作为烧窑用地，官府不收田税，这便是碑文中所谓“捏别业作三溪磘而无陞米”的意思。
　　还有，碑刻中涉及的姓氏有24个，而这还只是单个案件牵连进来的数字。历史上窑火红盛之时，三溪窑可是人丁兴旺，这种现象和流传的说法如出一辙。当年，三溪口的军营坪村演社戏，村里每家出一件蓑衣，便可以同时搭盖三座戏台的顶棚。而进入现代社会的荆都村基本以吴姓为主，曾经的繁华热闹复归僻野乡村的静寂和荒凉。仿佛鱼群骤然消失的湖泊，为了生计，曾经聚拢而来的庞大鸟群又各奔前程了。
　　典型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清朝初年，为了防范郑成功的海上割据势力，清政府开始推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愈演愈烈，发展到闭关锁国的田地。月港跟着也没落了，盛极一时的东溪窑退出历史舞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人问津，直至销声匿迹，漳窑的烧造技术一度失传。
　　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我们知道，除了货物交换、商贸往来外，还衍生出非常广博的内涵，航线拓展、使节往来、艺术传播、物种扩散……2000多年前，由中国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发展到了巅峰，其后，海商兼海盗的郑芝龙活跃于东南沿海，在世界海权勃兴的时代里，以民间之力创立水师，让海上丝绸之路着实回光返照了一下。此后，中国的航海业日渐衰颓。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曾经为东西方交往谱写史诗的航线日渐消失了。
　　谛听历史深处的声音，抚摩岁月尘封的皱褶，那里有让人热泪盈眶的荣光，有让人黯然神伤的怅惘，还有那撕心裂肺的痛楚。
　　3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续海上丝绸之路，从准备起锚的远洋航船上，卸下了传统的丝绸、瓷器和茶叶，那么，我们将会带给世界怎样的惊喜呢？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