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就他的主体意识来说，人生或人生的经验是返回式开始的——当他长大追溯自己记忆的源头。只是这种回溯总是到达不了生命的原点，不能到达的那一段就成了父母等人传给我们的一个关于自己的真实传说。也就是说，对一条河流而言，它的源头并不在河流的源头。我人生最初的记忆，和大多数人一樣也是发生在几岁时。我感觉神秘的是为什么“发生”在人生的那个时间点和那个地点，是谁在做着安排。
　　那是我四岁的那一年冬天，场景是漫天迷乱的雪花中越来越近的村庄的屋顶。依稀记得高空还有一只黑色的鸟以和我相反的方向雪中擦天而过。进村进屋进到一间还有一面板壁没有装上的房子里，我从父亲背上下来在一个红彤彤烧着的木炭火盆前烤火。——寒冷并不孤独，有温暖可以靠近。
　　“那一天没有下雪！”我的父母都坚定地说。
　　难道人生可以经历没有经历过的场景。我相信我的父母没有必要否认那场雪，甚至就像我看到的二战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那些诺曼底登陆的士兵不可能忽略迎接他们的炮火连天。我父母的那个最长的一天是他们一家从城市被赶到山村命运急转直下的悲怆一幕，悲怆或悲壮是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遭遇悲剧时一种自觉的审美认定，我父亲至少是个教过书的，我想他否认我说的那场雪时他可能在心底暗暗补上了他命运中更加悲怆的悲怆——在他刻骨铭心的记忆里那一天竟然没有下一场大雪，那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寒冬呀。在我对父母的理解和推测中我似乎也理解推测出我记忆中，那场雪的来源——记忆，人文的记忆是可能不自觉地被修正和修饰的，以合乎事后情感认识的某种逻辑，而更显真实。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当然也可能因为这个“个人”后来写诗了——有着一种事后的潜在想象性的恢复。
　　第二个记忆也就是在那个山村住下来之后，留给我众多真实发生的回忆的一個主要支点——窗台。我因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行走，虽然同住这个大屋的小孩有几个，但他们多在野外玩耍，于是平日少玩伴的我就常趴在能看见外面的窗台上。很多年后我听齐秦那首《外面的世界》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很是特别的感慨。我曾经的外面的世界就在我童年的窗外，就从我窗下的一条青石小路向外延伸，两边是春天里盛开的桃红李白，再两边是漫山遍野的绿茶林以及采茶季节的采茶姑娘，其中一个好看的姑娘后来成了我大哥的未婚妻。空中有低飞的蝴蝶蜻蜓高飞的鸟雀鹰隼，它们从来不看我一眼，只有我的双眼追踪着它们直到飞出我的视野。
　　一天，从小路的尽头树木的掩映处走来两个穿白大褂的人，越来越近越来越白，一个还斜挎着一只棕色的有十字的箱子。在这之前我记忆中还未见过医生，当知道时我已躺在家里的竹床上接受这两个医生的身体检查。他们学了一种叫新针疗法的治疗小儿麻痹症疗法，第二天我就经由窗前的小路在父亲背上出村去乡里的医院。然而一个月后我又双腿如初回到了这个小山村，继续看着窗外我刚去来了一次的世界。
　　但这次之后我隐约意识到，我双腿基本上不会再有治愈的可能了。也就是我只能一直趴在这窗台上作窗上观，用后来齐秦的那两句歌词就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无奈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外面的世界我很无奈不能亲身参与。再到今天我更认识到，人生难免有其特殊的因果境遇，这种境遇你无法改变，可能恰恰是命运不能改变你一生的特别境遇，甚至是大境遇。世界不只是用双脚接近，还有一种更自由因而更纯粹的接近，那就是你生命的澄净的双眼，所谓心灵的窗户。在场，更在更大的场，这成了我写诗的一个必然立场。
　　现在我坐轮椅外出，轮椅就是我一个移动的窗台。
　　作家小档案
　　胡锵，江西婺源人，出版诗集《自带椅子的人》，作品多次入选各种诗歌年选。
　　寄语：相信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是有着某种使命的，这个使命来自倾听你生命内心的独一无二。
　　推荐的书：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