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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邯郸作协的朋友们造访狼牙山。致欢迎辞时，我说了一句：“燕国人民欢迎赵国朋友……”庄重端严的会场立时腾起一阵笑语。会后一位“赵国诗人”悄声问我：“荆轲是卫国人，为什么甘愿替燕国赴死？”
我说：“甘愿赴死的又何止他一人。你知道为了促成荆轲西行刺秦，燕国死去多少好汉吗？荆轲刺秦这样一个短短的历史片段，你能想到历经两千年岁月淘洗，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影响着燕地人民的心理和处世原则吗？”
朋友说，愿闻其详。
且待我慢慢道来——
一
2008年春，我为一家电视台录制《荆轲》的讲座，后来写《我们的燕国》一书。那段时光我属于战国，常常在夜晚与前贤相遇，不断仰问他们的心路历程，感佩他们不甘卑下奋勇图强的勇毅性格，惊诧他们“重死不重生”的倔强抉择。白天则游走于曾经繁华的燕国都市，漫步那个年月的长安街头，追寻古人密匝而坚实的步履，登临惟余土台的座座宫殿，体味两千年前的王者气度。
当年武王伐纣得胜，建立周朝，中国始称“华夏”。为奖赏宗室勋臣，武王将爵位土地分赐众人，让他们在各自区域建立邦国，以藩屏周，“封建制度”走向成熟。武王的同父异母弟弟召公奭被分封到北燕。就在召公打点行囊准备赴任的前夜，一代雄主武王姬发驾崩。勤恳的召公便不分昼夜地投入到葬先君、扶幼主的忙碌之中。之后又和周公担起了共辅朝纲之责，至周厉王时发生“国人暴动”，厉王出逃，权力出现真空，周召“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在世界史上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年中国有了确切纪年——公元前841年。燕国人民翘首以盼，召公始终难以就任，只好派公子克代父履职。克是燕国第一代君王，至公元前221年，末代燕王喜被俘，燕国宣告灭亡，共传42世。
战国之所以称为“战国”，是因为那一时期的诸侯文韬武略，你争我夺，征战不休，因此封国疆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战国初期燕国的疆域包括今河北省的北部和今山西省的东北一角，含现在的京津一带。她东北和东胡接界，西边和中山国、赵国接界，南靠渤海，并和齐国接界。燕昭王时国力强大，疆域拓展，占领了中山国北部，今天唐县、望都一线为燕国的南境。后来大将秦开北向击胡，拓地千余里，直捣辽东、朝鲜半岛北部，乐毅伐齐时，还曾一度占有齐国大部分领土。
天生的地理环境狭窄，导致了燕国军事上的长期被动。她西有巍峨险峻的太行山，时有山地民族侵扰；南有渤海海浸和漫漫黄河故道，交通不畅；中部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北面是曾保护商王子、与周人抗衡的商朝旧臣以及东胡悍民。同时，毗邻的齐赵常常与其兵戎相见，逐渐强盛的秦国又对她时时觊觎。在如此困局之下，远离王畿的历代燕王们治国之艰可想而知。纵观八百余年燕国史，求稳定、谋发展、图生存贯穿始终，振朝纲、强国力、兴霸业历历可观，及至终国之时尚敢拼死一搏，堪称华夏震惊，荡气回肠。
克就任燕王，借助商朝旧城兴建了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董家林一带。此后三百余年，为躲避北方山戎部落的袭扰，燕桓侯迁都临易，在今天河北容城县境内建都。又过约三百年左右，山戎部落被齐国打败，燕国国都北迁蓟城，再建新都。约一百五十余年后，燕桓公再次迁都临易，即现在的河北雄县，并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部武阳城营建了下都（一说是燕昭王时修建）。一个王朝数次迁都，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王朝遇到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剧烈冲击，是规避风险的无奈之举，也是寻机发展的谋国之道。
风云过往，朝代兴替，两千年弹指一揮间，如今的燕国都城只剩下数座巍峨的土台和纪念燕国名士的座座古塔，目之所及的有形只能靠思想的纵深去还原放大，时而催人激越，时而令人酸楚。
二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讲，仅凭史册断言一个都城的存在乃至曾经鲜活过的重大事件，是不恰当的史学观，因为孤证单行，难以置信，需要通过考古发掘，验证历史事件的真实和可靠。
上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燕国都城遗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发掘，认为最具影响力的是一前一后两座都城。董家林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发现了城址、城墙、护坡和壕沟，证实了该地是燕国早期的都城。在距董家林古城址东南约800米的黄土坡村发现了墓地遗址，共清理发掘出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出土的青铜铭文中“匽侯”的记载，确切证明了《史记》“封召公奭于北燕”的事真实可信，墓葬、城址规模与铭文中“匽侯”的身份相符，并且由铭文中“匽侯命堇馔太保于宗周”等，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而派元子就封的记载。
考古工作者在容城南阳遗址清理出铜器、陶器、骨器等文化遗物40多件，铜壶有“西宫”字样铭文，陶钵和陶罐内有“易市”字样陶文，以及“燕王职”铜戈。这些器物显示出燕国制器的风格， 其地理位置也与史书中所记载的燕国都城“临易”相近。
燕下都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居于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西北40公里有紫荆关，西南15公里有下关，三面环抱，东望平原，居高临下。都城中部修有一条南北纵贯的“铜帮铁底运粮河”，辟都城为东西两城。东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城是防御性城郭。这里至今还矗立着数座封土高台，如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武阳台，燕王观景的望景台，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招待各国使节的老姆台，迷惑敌军的“虚粮冢”等等，默述着古都曾经的繁盛。
燕下都遗存的珍贵文物有十几万件之多，而提醒考古界重视燕下都文物价值的是外国人。“齐侯四器”（铜敦、铜鼎、铜匜、铜盘）是乐毅夺取齐国首都临淄时缴获的战利品，1889年被盗掘后流失美国；1914年在老姆台东侧出土的铜螭龙流失比利时……国之瑰宝被外国人玩赏，令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痛心疾首，他于1929年组建了燕下都考古团，于翌年春对燕下都老姆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发掘，出土文物多达201袋又加36箱，这是历史上对燕下都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解放后，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燕下都进行过多次勘察和试掘，出土文物甚巨，而且对燕下都的营建年代做了更深入的论证。 燕下都文化遗存的保护，得益于国家的重视、专家的参与，更难能可贵的是民众护宝的自觉。陈紫蓬先生是易水岸边的文化名士，曾参与民国《易县志稿》的编修，长年致力于收藏出土文物，早在上世纪之初就建立了私人博物馆——燕陶馆。1947年，他将个人收藏的燕下都出土文物全部上交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邓拓赠诗赞他“君爱文物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
“五队有个好社员，她的名字叫王兰。一镐刨出个大铜环，交给国家不要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放电影前要宣传好人好事，并把他们的事迹做成幻灯片，加以旁白。上面的几句快板讲述的是1966年练台村姑娘王兰出工时，一镐刨出一个“国宝”的故事。这件国宝名叫“铜铺首衔环”，高74.5厘米，重22公斤，上铸七只禽兽，造型精美，形象生动，为燕都宫殿大门饰物。这件国宝的意外发现轰动了考古界，王兰得到了当时至为荣耀的奖励——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辆小推车……2010年，“铜铺首衔环”作为河北省珍贵文物精品，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展出。
“动土看牌子，盖房先勘探，文物属国家，有事快报告。”农民群众一直是最重要的文物保护力量，近年来，只燕下都区域内群众主动上交的文物就达1000多件，其中包括60多公斤金银器……
下都是燕国历座都城中出土文物最多、最成体系、最能反映战国时期上至王侯下至百姓生产、生活、建筑风貌的地方。近年出土的建筑材料种类繁多，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数项空白。尤其是为学术界和收藏界青睐的燕瓦当，已成为打开燕国史研究的一把金钥匙。这些瓦当种类有板瓦、脊瓦、垂脊瓦、吻兽等，半瓦当种类可分为14大类70余个型、式，主要有素面、饕餮纹、双凤兽纹、鹿山纹、云山纹、山形纹、树木、双兽、窗棂纹、人面纹等，造型古朴，丰富多彩。这些瓦当纹饰的嬗变与燕国其他疆域出土瓦当的关系，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的最好证明。目前，对燕下都瓦当的研究，已由文人雅士的个人喜好，上升到考古领域专家和文博专业人员的研究课题，吴磬军、于军、丁志钢等先生多有论述问世。
燕下都出土的兵器有青铜和铁器两大类，青铜兵器有带铭文的剑、矛、戈等。23号遗址一次性出土带铭文铜戈107件，甚至刻有燕王的名字。燕国的铁兵器也很发达，还出土了钢剑。铁制工具和农具在燕下都发现较多，农具类型多种多样，有铁?、锄、犁铧、三齿耙、五齿耙等，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农业耕作水平。22号遗址还出土过铁质脚镣，证明燕国已经有了刑罚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朝鲜也出土了燕国的刀币、布币、圆钱，说明燕国的贸易流通已扩展到了相当遥远的区域。
195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故宫午门的西北亭布置了“燕下都文物陈列室”，展示的全部是燕下都出土的文物。2001年3月，燕下都遗址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除了有形的文化遗存外，燕国大地上还形成了众多极具文化特征、附带感情色彩、富有思想内涵的成语。如：伯乐一顾、箪食壶浆、图穷匕见、鹬蚌相争、棘刺雕猴等等，至今相袭习用。燕国都城附近的村落名称也多始于那个时期，如军营村，当年为燕国屯戍兵卒的营所；燕子村，相传燕王妃触犯国法，监禁于此，在狱中生子，此地得名“燕子”；练台村村南有夯土台，为燕国冶炼铜铁之地；扬威城村是燕国校阅军卒、耀武扬威之所等等。
对燕国历史遗存的观望，就是对燕文化的追思，总给人一种走进史册的心灵激荡，一种对前人嘱托的默默接纳，一种精神传承的慨然激励。
三
燕国的兴衰虽然湮进了历史的长河，但曾经的浪花飞溅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曾经的冰霜寒彻依然警醒着后人惕然前行。人们乐道于燕国旧事，赞许她的人文风骨，评说她的治国理念，历经千年，谈兴不衰。一辈辈古人一次次面向更古的人，背影的那面是同情和惆怅，更是理解和敬意。
家不自强，则为乡邻所轻，国不自强，必为夷狄所侮。国以人兴、政以才治。相比其他诸侯，燕国的主政者们更能掂量出这些话的分量——网罗天下人才，希图政治清明，跻身强国之列，是他们前赴后继追逐的梦想，而最早践行人才兴国战略的当属第38任燕王——姬职。
姬职的父王名“哙”，晚年昏聩，导致“子之之乱”，最终身首异处。齐军趁火打劫攻破燕国。当时姬职在韩国做质子，被紧急召回，匆匆即位，是为燕昭王。昭王立志要使人民振作、国家振兴。他从名士郭隗讲述“千金市骨”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决心依靠人才兴国安邦，便高筑黄金台，恳招天下贤良。
苍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跟。燕昭王接手的是一个破国，百废待兴，而正是破中求立的远大政治抱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兴国之基在于重视贤才，没有他们协助佐理，安邦定国就是一句空话。这种治国理念的确立和付诸实施，成就了昭王一代明主的美誉，给了那个时代的有志之士们“吾才有用”的终极向往，更给刀光剑影的战国大地吹进了一缕春和景明的薰风。
在那个云谲波诡、名士纵横、宿将争锋的年代，燕昭王制定的人才政策没有过高的门槛，英雄不问出处，以真诚约束野心，以谦卑打消怀疑，于是“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燕昭王给予人才的不仅是黄灿灿的金子，更有绝对的信任。纳谏言、遵良策，矢志不渝，励精图治，韬光养晦，合众人之私以成一己之公，知舍知得，成就了他彪炳史册的伟大功业。
以国士待之，则国士报之。在不断地识别、考察、重用的过程中，燕国开始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军力剧增，隐忍、积蓄28年之后，燕国完成了伐齐复仇和拓土开疆两大战略任务，甩掉了积贫积弱的帽子，成为了在列國中说话算话的强盛国度，跻身“七雄”之列。
招贤纳士奖掖贤良本是一个圣君的分内之事，可后人为什么一味颂扬念念难忘呢？原因就在于每代人都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于是昭王礼贤下士的形象总在后人心中不断强化，意念中得遇明主的盛景时常搅扰人心，渴望复制盛世、来一场君臣“隆中对”的梦中期许，不断弹拨着后世才俊的兴奋神经。 千年流泽，早已渗入文明的史册。
政治的稳定必须依赖武力的支撑。在那段满载智慧、充斥血腥的战国历史中，没有一代燕君有幸逃脱过战事困扰——平定内陆土著暴乱，抵抗北方民族侵扰，阻击外部势力吞并，你来我往，笑泪并生，一旦忘记亮肌肉拼血性就有国破家亡之虞。燕侯墓出土文物多为铜戈、戟、护面和车马器，可以判断历代燕侯皆尚武，手下贵族无不是大小军事统领。
战国时，各国国力不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强大的秦国吞并诸侯的野心一刻也未停止。燕昭王去世后，燕国再次跌至卑弱的行列，对秦国的积怨愈积愈烈，甚至超越了预设的承受底线。原本昌明平和的文化生态开始向自伤自怨、刚烈悲壮的方向倾斜。特别是内心缺乏大格局的燕太子丹有了“死士可用”的念头后，为以死谢国的侠士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历史舞台，国家治理的维度向一剑当作百万兵的近路迅速转型，最终成为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终极选择。
燕国是六国中最后一个灭国的，惨烈悲壮，激荡风云。公元前227年，秦军大兵压境。主持国务的燕太子丹决定谋刺秦王，以纾危难。恰这时，荆轲出现在了燕国街市上。荆轲是卫国人，但当政的卫元君并不赏识他。卫被灭国后，失去故国家园的荆轲游历到了燕国，偶遇民间音乐家高渐离，一言相合，引为知己；肩负为太子丹选拔勇士重任的处士田光认为他有“骨勇”，让他去太子那里接受使命，并请他捎话给太子：我有节操、讲信义、守机密！言罢自刎于阶前，阻断了荆轲避见太子丹的所有理由；太子丹泪眼相托“救国大任”，极尽礼遇，逼发了荆轲的英雄侠气，于是一诺千金；继而樊於期自刎，献出头颅，呈作晋见秦王的信物；燕国无名壮汉又以身试刀，用速死提示他：“徐夫人匕首”见血封喉，利器在手，重任在肩，大丈夫还容片刻犹豫吗？燕国勇士夏扶立于荆轲车前，抱憾不能同行，横剑断颈，以壮行色……彼时的列国，五国皆灭，燕国亦危在旦夕。一个个死士用一腔腔热血拜托一位侠士：救我父老救我国！作为“心向意，投身不顾”的侠肝义胆之人，荆轲自会心寄六国，以身许燕，拍剑一声啸，跨马入秦邦！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最悲壮的送别场景：易水奔涛，秋风萧瑟，洒泪诀别。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响彻寰宇，成为千古绝唱。荆轲义无反顾的侠义精神，缔造了以“慷慨悲歌”为主线的燕文化总基调，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般的英雄气概，与后人同情弱者、崇尚义士的集体崇拜一经契合，慷慨悲歌精神即迅速占领文化主导地位，成为千百年来激励国人英雄气概的楷模，锤炼民族精神的基石。
燕文化为什么以剑走偏锋的形式，延展成为“慷慨悲歌”的独特风采？其根源就在于生存环境的苦寒、发展空间的局促、政治领袖的狭隘。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军事实力的悬殊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而咄咄逼人的秦军正以泰山压顶之势大举扑来。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如何立即破局就成为主持国务的太子丹的当务之急。在急于扭转乾坤的心理支配下，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决定油然而生。任你八面来，我只一路去。这个决定一旦确立，斩首行动的旗帜下一批死士迅速聚集——拯救国家、践行诺言、不负友情、生命抵抗……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漩涡中反复撞击，迅即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强力暗流。然而可以预见的惨烈结局黑云笼罩，并急剧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集体情态。我们说太子丹有雄才无大略也好，我们说荆轲死心如铁欲补天裂也罢，即便惨胜也如败的结局连妇孺都可卜定，悲壮又怎能避免？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此语一经唐代大文豪韩愈口中传出，千年来竟成了外地人了解当地民风的切入语。苏东坡也曾说：“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一段由陕西人司马迁撰写的荆轲刺秦，让无数中国人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举同燕赵之地联系到了一起。古人对燕赵之民“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义”“闾巷佣贩之夫，亦莫不坚悍不屈，硁然以急人为务”的描写，让后人对这里的民风一览无余。
要为天下奇男子，须立人间未有功。荆轲的侠义精神奠定了燕赵文化的基石。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荆轲刺秦王是六国向强秦的最后一搏，其壮烈无以复加。因而此后，尊贤重义、慷慨悲歌、义无反顾、一诺千金成为燕文化的独特风格和标志，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人生的信条。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燕文化的伟大在于它没有断流——就在荆轲诀别的易水河畔，和他同在一个年代的燕国名士左伯桃为了保全义士羊角哀的性命，风雪天解衣推食，赤身冻死于枯桑洞中，演绎了舍命全交的悲壮一幕。东汉年间，乌桓、匈奴、鲜卑进犯紫荆关，名将马援高呼“马革裹尸还葬耳”，大败敌兵。光绪二十六年，易县义和团在云蒙山抗击八国联军并参加了良乡战役，与侵略者殊死搏斗。抗战期间，义士宁亚川奉杨成武之命，入敌穴生擒叛徒刘长生，被《晋察冀日报》称为“当代荆轲”。“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又奏响了一曲当代壮歌，把慷慨悲歌的民族精神推向了极致……
四
雅斯贝斯说：现存的每一种文明都有着自己的轴心时代，以后的历史全都是对这段黄金岁月的诠释。我们不禁究问：到底是燕国哪块土地初始熔铸了以“慷慨悲歌”为主要标志的精神内核？河北人民文化品格的历史源头到底指向哪里？
易水河千百年来流淌不息，与荆轲的名字交相辉映，成为光耀历史天空的燕赵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易水河自西向东共有三条，分别称为南易水、北易水和中易水。在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有燕国的南长城。当年，太子丹为感谢荆轲一人救一国的义举，激励他完成国家使命，率领文武公卿和荆轲好友在易水渡口为荆轲举行了送别仪式。
这个渡口的准确方位又在哪里呢？多年来总有争议。第一种是雄县说。《安州志》记载：“城北有易水，旁有秋台，即燕丹送荆轲处。”雄县曾称作易县，雄县与安新县接壤，说安新城北有易水河是情理当中的事。与《安州志》相互佐证的记载还有《水经注》，《水经注》中引用了北魏年间撰写州志的名人阚骃的话，阚骃在对雄县地理历史的撰述中讲到了荆轲刺秦的故事，说太子丹送荆轲处“疑于此也”，猜测是在这里。郦道元对此做出判断：“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第二种是南易水说。乾隆十二年编纂的《易州志》上说：“送荆陉在易州西南四十里，孔山东，旧云燕丹饯荆轲于此。”依此说法易水诀别应该在南易水。第三种是紫荆关说。有人说荆轲刺秦是从下都向西行，过紫荆关而入陕西。按此说则应是现在的北易水，因为燕下都在北易水的南面，荊轲不可能先往南，再走回头路经过紫荆关。第四种是中易水说，也就是现在的京赞公路易县高村大桥北侧。第五种是白虹说。这个说法源自明朝景泰七年（1456年）《寰宇通志》的记载，“送荆陉在易县西南30里，即荆轲入秦之路”，由此推断，该处为南、北白虹村，此地因荆轲高歌的后两句——“入虎穴兮探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而得名，此说也指的是现在的中易水。那么这五种说法哪一个更接近史实呢？
我说：“甘愿赴死的又何止他一人。你知道为了促成荆轲西行刺秦，燕国死去多少好汉吗？荆轲刺秦这样一个短短的历史片段，你能想到历经两千年岁月淘洗，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影响着燕地人民的心理和处世原则吗？”
朋友说，愿闻其详。
且待我慢慢道来——
一
2008年春，我为一家电视台录制《荆轲》的讲座，后来写《我们的燕国》一书。那段时光我属于战国，常常在夜晚与前贤相遇，不断仰问他们的心路历程，感佩他们不甘卑下奋勇图强的勇毅性格，惊诧他们“重死不重生”的倔强抉择。白天则游走于曾经繁华的燕国都市，漫步那个年月的长安街头，追寻古人密匝而坚实的步履，登临惟余土台的座座宫殿，体味两千年前的王者气度。
当年武王伐纣得胜，建立周朝，中国始称“华夏”。为奖赏宗室勋臣，武王将爵位土地分赐众人，让他们在各自区域建立邦国，以藩屏周，“封建制度”走向成熟。武王的同父异母弟弟召公奭被分封到北燕。就在召公打点行囊准备赴任的前夜，一代雄主武王姬发驾崩。勤恳的召公便不分昼夜地投入到葬先君、扶幼主的忙碌之中。之后又和周公担起了共辅朝纲之责，至周厉王时发生“国人暴动”，厉王出逃，权力出现真空，周召“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在世界史上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年中国有了确切纪年——公元前841年。燕国人民翘首以盼，召公始终难以就任，只好派公子克代父履职。克是燕国第一代君王，至公元前221年，末代燕王喜被俘，燕国宣告灭亡，共传42世。
战国之所以称为“战国”，是因为那一时期的诸侯文韬武略，你争我夺，征战不休，因此封国疆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战国初期燕国的疆域包括今河北省的北部和今山西省的东北一角，含现在的京津一带。她东北和东胡接界，西边和中山国、赵国接界，南靠渤海，并和齐国接界。燕昭王时国力强大，疆域拓展，占领了中山国北部，今天唐县、望都一线为燕国的南境。后来大将秦开北向击胡，拓地千余里，直捣辽东、朝鲜半岛北部，乐毅伐齐时，还曾一度占有齐国大部分领土。
天生的地理环境狭窄，导致了燕国军事上的长期被动。她西有巍峨险峻的太行山，时有山地民族侵扰；南有渤海海浸和漫漫黄河故道，交通不畅；中部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北面是曾保护商王子、与周人抗衡的商朝旧臣以及东胡悍民。同时，毗邻的齐赵常常与其兵戎相见，逐渐强盛的秦国又对她时时觊觎。在如此困局之下，远离王畿的历代燕王们治国之艰可想而知。纵观八百余年燕国史，求稳定、谋发展、图生存贯穿始终，振朝纲、强国力、兴霸业历历可观，及至终国之时尚敢拼死一搏，堪称华夏震惊，荡气回肠。
克就任燕王，借助商朝旧城兴建了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董家林一带。此后三百余年，为躲避北方山戎部落的袭扰，燕桓侯迁都临易，在今天河北容城县境内建都。又过约三百年左右，山戎部落被齐国打败，燕国国都北迁蓟城，再建新都。约一百五十余年后，燕桓公再次迁都临易，即现在的河北雄县，并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部武阳城营建了下都（一说是燕昭王时修建）。一个王朝数次迁都，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王朝遇到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剧烈冲击，是规避风险的无奈之举，也是寻机发展的谋国之道。
风云过往，朝代兴替，两千年弹指一揮间，如今的燕国都城只剩下数座巍峨的土台和纪念燕国名士的座座古塔，目之所及的有形只能靠思想的纵深去还原放大，时而催人激越，时而令人酸楚。
二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讲，仅凭史册断言一个都城的存在乃至曾经鲜活过的重大事件，是不恰当的史学观，因为孤证单行，难以置信，需要通过考古发掘，验证历史事件的真实和可靠。
上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燕国都城遗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发掘，认为最具影响力的是一前一后两座都城。董家林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发现了城址、城墙、护坡和壕沟，证实了该地是燕国早期的都城。在距董家林古城址东南约800米的黄土坡村发现了墓地遗址，共清理发掘出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出土的青铜铭文中“匽侯”的记载，确切证明了《史记》“封召公奭于北燕”的事真实可信，墓葬、城址规模与铭文中“匽侯”的身份相符，并且由铭文中“匽侯命堇馔太保于宗周”等，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而派元子就封的记载。
考古工作者在容城南阳遗址清理出铜器、陶器、骨器等文化遗物40多件，铜壶有“西宫”字样铭文，陶钵和陶罐内有“易市”字样陶文，以及“燕王职”铜戈。这些器物显示出燕国制器的风格， 其地理位置也与史书中所记载的燕国都城“临易”相近。
燕下都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居于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西北40公里有紫荆关，西南15公里有下关，三面环抱，东望平原，居高临下。都城中部修有一条南北纵贯的“铜帮铁底运粮河”，辟都城为东西两城。东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城是防御性城郭。这里至今还矗立着数座封土高台，如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武阳台，燕王观景的望景台，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招待各国使节的老姆台，迷惑敌军的“虚粮冢”等等，默述着古都曾经的繁盛。
燕下都遗存的珍贵文物有十几万件之多，而提醒考古界重视燕下都文物价值的是外国人。“齐侯四器”（铜敦、铜鼎、铜匜、铜盘）是乐毅夺取齐国首都临淄时缴获的战利品，1889年被盗掘后流失美国；1914年在老姆台东侧出土的铜螭龙流失比利时……国之瑰宝被外国人玩赏，令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痛心疾首，他于1929年组建了燕下都考古团，于翌年春对燕下都老姆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发掘，出土文物多达201袋又加36箱，这是历史上对燕下都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解放后，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燕下都进行过多次勘察和试掘，出土文物甚巨，而且对燕下都的营建年代做了更深入的论证。 燕下都文化遗存的保护，得益于国家的重视、专家的参与，更难能可贵的是民众护宝的自觉。陈紫蓬先生是易水岸边的文化名士，曾参与民国《易县志稿》的编修，长年致力于收藏出土文物，早在上世纪之初就建立了私人博物馆——燕陶馆。1947年，他将个人收藏的燕下都出土文物全部上交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邓拓赠诗赞他“君爱文物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
“五队有个好社员，她的名字叫王兰。一镐刨出个大铜环，交给国家不要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放电影前要宣传好人好事，并把他们的事迹做成幻灯片，加以旁白。上面的几句快板讲述的是1966年练台村姑娘王兰出工时，一镐刨出一个“国宝”的故事。这件国宝名叫“铜铺首衔环”，高74.5厘米，重22公斤，上铸七只禽兽，造型精美，形象生动，为燕都宫殿大门饰物。这件国宝的意外发现轰动了考古界，王兰得到了当时至为荣耀的奖励——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辆小推车……2010年，“铜铺首衔环”作为河北省珍贵文物精品，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展出。
“动土看牌子，盖房先勘探，文物属国家，有事快报告。”农民群众一直是最重要的文物保护力量，近年来，只燕下都区域内群众主动上交的文物就达1000多件，其中包括60多公斤金银器……
下都是燕国历座都城中出土文物最多、最成体系、最能反映战国时期上至王侯下至百姓生产、生活、建筑风貌的地方。近年出土的建筑材料种类繁多，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数项空白。尤其是为学术界和收藏界青睐的燕瓦当，已成为打开燕国史研究的一把金钥匙。这些瓦当种类有板瓦、脊瓦、垂脊瓦、吻兽等，半瓦当种类可分为14大类70余个型、式，主要有素面、饕餮纹、双凤兽纹、鹿山纹、云山纹、山形纹、树木、双兽、窗棂纹、人面纹等，造型古朴，丰富多彩。这些瓦当纹饰的嬗变与燕国其他疆域出土瓦当的关系，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的最好证明。目前，对燕下都瓦当的研究，已由文人雅士的个人喜好，上升到考古领域专家和文博专业人员的研究课题，吴磬军、于军、丁志钢等先生多有论述问世。
燕下都出土的兵器有青铜和铁器两大类，青铜兵器有带铭文的剑、矛、戈等。23号遗址一次性出土带铭文铜戈107件，甚至刻有燕王的名字。燕国的铁兵器也很发达，还出土了钢剑。铁制工具和农具在燕下都发现较多，农具类型多种多样，有铁?、锄、犁铧、三齿耙、五齿耙等，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农业耕作水平。22号遗址还出土过铁质脚镣，证明燕国已经有了刑罚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朝鲜也出土了燕国的刀币、布币、圆钱，说明燕国的贸易流通已扩展到了相当遥远的区域。
195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故宫午门的西北亭布置了“燕下都文物陈列室”，展示的全部是燕下都出土的文物。2001年3月，燕下都遗址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除了有形的文化遗存外，燕国大地上还形成了众多极具文化特征、附带感情色彩、富有思想内涵的成语。如：伯乐一顾、箪食壶浆、图穷匕见、鹬蚌相争、棘刺雕猴等等，至今相袭习用。燕国都城附近的村落名称也多始于那个时期，如军营村，当年为燕国屯戍兵卒的营所；燕子村，相传燕王妃触犯国法，监禁于此，在狱中生子，此地得名“燕子”；练台村村南有夯土台，为燕国冶炼铜铁之地；扬威城村是燕国校阅军卒、耀武扬威之所等等。
对燕国历史遗存的观望，就是对燕文化的追思，总给人一种走进史册的心灵激荡，一种对前人嘱托的默默接纳，一种精神传承的慨然激励。
三
燕国的兴衰虽然湮进了历史的长河，但曾经的浪花飞溅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曾经的冰霜寒彻依然警醒着后人惕然前行。人们乐道于燕国旧事，赞许她的人文风骨，评说她的治国理念，历经千年，谈兴不衰。一辈辈古人一次次面向更古的人，背影的那面是同情和惆怅，更是理解和敬意。
家不自强，则为乡邻所轻，国不自强，必为夷狄所侮。国以人兴、政以才治。相比其他诸侯，燕国的主政者们更能掂量出这些话的分量——网罗天下人才，希图政治清明，跻身强国之列，是他们前赴后继追逐的梦想，而最早践行人才兴国战略的当属第38任燕王——姬职。
姬职的父王名“哙”，晚年昏聩，导致“子之之乱”，最终身首异处。齐军趁火打劫攻破燕国。当时姬职在韩国做质子，被紧急召回，匆匆即位，是为燕昭王。昭王立志要使人民振作、国家振兴。他从名士郭隗讲述“千金市骨”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决心依靠人才兴国安邦，便高筑黄金台，恳招天下贤良。
苍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跟。燕昭王接手的是一个破国，百废待兴，而正是破中求立的远大政治抱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兴国之基在于重视贤才，没有他们协助佐理，安邦定国就是一句空话。这种治国理念的确立和付诸实施，成就了昭王一代明主的美誉，给了那个时代的有志之士们“吾才有用”的终极向往，更给刀光剑影的战国大地吹进了一缕春和景明的薰风。
在那个云谲波诡、名士纵横、宿将争锋的年代，燕昭王制定的人才政策没有过高的门槛，英雄不问出处，以真诚约束野心，以谦卑打消怀疑，于是“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燕昭王给予人才的不仅是黄灿灿的金子，更有绝对的信任。纳谏言、遵良策，矢志不渝，励精图治，韬光养晦，合众人之私以成一己之公，知舍知得，成就了他彪炳史册的伟大功业。
以国士待之，则国士报之。在不断地识别、考察、重用的过程中，燕国开始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军力剧增，隐忍、积蓄28年之后，燕国完成了伐齐复仇和拓土开疆两大战略任务，甩掉了积贫积弱的帽子，成为了在列國中说话算话的强盛国度，跻身“七雄”之列。
招贤纳士奖掖贤良本是一个圣君的分内之事，可后人为什么一味颂扬念念难忘呢？原因就在于每代人都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于是昭王礼贤下士的形象总在后人心中不断强化，意念中得遇明主的盛景时常搅扰人心，渴望复制盛世、来一场君臣“隆中对”的梦中期许，不断弹拨着后世才俊的兴奋神经。 千年流泽，早已渗入文明的史册。
政治的稳定必须依赖武力的支撑。在那段满载智慧、充斥血腥的战国历史中，没有一代燕君有幸逃脱过战事困扰——平定内陆土著暴乱，抵抗北方民族侵扰，阻击外部势力吞并，你来我往，笑泪并生，一旦忘记亮肌肉拼血性就有国破家亡之虞。燕侯墓出土文物多为铜戈、戟、护面和车马器，可以判断历代燕侯皆尚武，手下贵族无不是大小军事统领。
战国时，各国国力不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强大的秦国吞并诸侯的野心一刻也未停止。燕昭王去世后，燕国再次跌至卑弱的行列，对秦国的积怨愈积愈烈，甚至超越了预设的承受底线。原本昌明平和的文化生态开始向自伤自怨、刚烈悲壮的方向倾斜。特别是内心缺乏大格局的燕太子丹有了“死士可用”的念头后，为以死谢国的侠士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历史舞台，国家治理的维度向一剑当作百万兵的近路迅速转型，最终成为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终极选择。
燕国是六国中最后一个灭国的，惨烈悲壮，激荡风云。公元前227年，秦军大兵压境。主持国务的燕太子丹决定谋刺秦王，以纾危难。恰这时，荆轲出现在了燕国街市上。荆轲是卫国人，但当政的卫元君并不赏识他。卫被灭国后，失去故国家园的荆轲游历到了燕国，偶遇民间音乐家高渐离，一言相合，引为知己；肩负为太子丹选拔勇士重任的处士田光认为他有“骨勇”，让他去太子那里接受使命，并请他捎话给太子：我有节操、讲信义、守机密！言罢自刎于阶前，阻断了荆轲避见太子丹的所有理由；太子丹泪眼相托“救国大任”，极尽礼遇，逼发了荆轲的英雄侠气，于是一诺千金；继而樊於期自刎，献出头颅，呈作晋见秦王的信物；燕国无名壮汉又以身试刀，用速死提示他：“徐夫人匕首”见血封喉，利器在手，重任在肩，大丈夫还容片刻犹豫吗？燕国勇士夏扶立于荆轲车前，抱憾不能同行，横剑断颈，以壮行色……彼时的列国，五国皆灭，燕国亦危在旦夕。一个个死士用一腔腔热血拜托一位侠士：救我父老救我国！作为“心向意，投身不顾”的侠肝义胆之人，荆轲自会心寄六国，以身许燕，拍剑一声啸，跨马入秦邦！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最悲壮的送别场景：易水奔涛，秋风萧瑟，洒泪诀别。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响彻寰宇，成为千古绝唱。荆轲义无反顾的侠义精神，缔造了以“慷慨悲歌”为主线的燕文化总基调，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般的英雄气概，与后人同情弱者、崇尚义士的集体崇拜一经契合，慷慨悲歌精神即迅速占领文化主导地位，成为千百年来激励国人英雄气概的楷模，锤炼民族精神的基石。
燕文化为什么以剑走偏锋的形式，延展成为“慷慨悲歌”的独特风采？其根源就在于生存环境的苦寒、发展空间的局促、政治领袖的狭隘。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军事实力的悬殊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而咄咄逼人的秦军正以泰山压顶之势大举扑来。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如何立即破局就成为主持国务的太子丹的当务之急。在急于扭转乾坤的心理支配下，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决定油然而生。任你八面来，我只一路去。这个决定一旦确立，斩首行动的旗帜下一批死士迅速聚集——拯救国家、践行诺言、不负友情、生命抵抗……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漩涡中反复撞击，迅即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强力暗流。然而可以预见的惨烈结局黑云笼罩，并急剧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集体情态。我们说太子丹有雄才无大略也好，我们说荆轲死心如铁欲补天裂也罢，即便惨胜也如败的结局连妇孺都可卜定，悲壮又怎能避免？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此语一经唐代大文豪韩愈口中传出，千年来竟成了外地人了解当地民风的切入语。苏东坡也曾说：“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一段由陕西人司马迁撰写的荆轲刺秦，让无数中国人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举同燕赵之地联系到了一起。古人对燕赵之民“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义”“闾巷佣贩之夫，亦莫不坚悍不屈，硁然以急人为务”的描写，让后人对这里的民风一览无余。
要为天下奇男子，须立人间未有功。荆轲的侠义精神奠定了燕赵文化的基石。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荆轲刺秦王是六国向强秦的最后一搏，其壮烈无以复加。因而此后，尊贤重义、慷慨悲歌、义无反顾、一诺千金成为燕文化的独特风格和标志，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人生的信条。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燕文化的伟大在于它没有断流——就在荆轲诀别的易水河畔，和他同在一个年代的燕国名士左伯桃为了保全义士羊角哀的性命，风雪天解衣推食，赤身冻死于枯桑洞中，演绎了舍命全交的悲壮一幕。东汉年间，乌桓、匈奴、鲜卑进犯紫荆关，名将马援高呼“马革裹尸还葬耳”，大败敌兵。光绪二十六年，易县义和团在云蒙山抗击八国联军并参加了良乡战役，与侵略者殊死搏斗。抗战期间，义士宁亚川奉杨成武之命，入敌穴生擒叛徒刘长生，被《晋察冀日报》称为“当代荆轲”。“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又奏响了一曲当代壮歌，把慷慨悲歌的民族精神推向了极致……
四
雅斯贝斯说：现存的每一种文明都有着自己的轴心时代，以后的历史全都是对这段黄金岁月的诠释。我们不禁究问：到底是燕国哪块土地初始熔铸了以“慷慨悲歌”为主要标志的精神内核？河北人民文化品格的历史源头到底指向哪里？
易水河千百年来流淌不息，与荆轲的名字交相辉映，成为光耀历史天空的燕赵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易水河自西向东共有三条，分别称为南易水、北易水和中易水。在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有燕国的南长城。当年，太子丹为感谢荆轲一人救一国的义举，激励他完成国家使命，率领文武公卿和荆轲好友在易水渡口为荆轲举行了送别仪式。
这个渡口的准确方位又在哪里呢？多年来总有争议。第一种是雄县说。《安州志》记载：“城北有易水，旁有秋台，即燕丹送荆轲处。”雄县曾称作易县，雄县与安新县接壤，说安新城北有易水河是情理当中的事。与《安州志》相互佐证的记载还有《水经注》，《水经注》中引用了北魏年间撰写州志的名人阚骃的话，阚骃在对雄县地理历史的撰述中讲到了荆轲刺秦的故事，说太子丹送荆轲处“疑于此也”，猜测是在这里。郦道元对此做出判断：“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第二种是南易水说。乾隆十二年编纂的《易州志》上说：“送荆陉在易州西南四十里，孔山东，旧云燕丹饯荆轲于此。”依此说法易水诀别应该在南易水。第三种是紫荆关说。有人说荆轲刺秦是从下都向西行，过紫荆关而入陕西。按此说则应是现在的北易水，因为燕下都在北易水的南面，荊轲不可能先往南，再走回头路经过紫荆关。第四种是中易水说，也就是现在的京赞公路易县高村大桥北侧。第五种是白虹说。这个说法源自明朝景泰七年（1456年）《寰宇通志》的记载，“送荆陉在易县西南30里，即荆轲入秦之路”，由此推断，该处为南、北白虹村，此地因荆轲高歌的后两句——“入虎穴兮探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而得名，此说也指的是现在的中易水。那么这五种说法哪一个更接近史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