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沈宝善出生在诏安县西潭镇山河村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沈之骁年老得子，十分高兴，取名“宝善”，将其寄居庵堂读书奉佛。从小接受专门训练的沈宝善，聪明勤奋，颖悟绝伦，被族人称为“神童”，18岁那年，沈宝善只身赴省参加乡试，中举人，从此步入“政坛”，先后任职广东普宁、郁南等地。
　　清嘉庆十二年（1807），沈宝善任新会知县。当时的新会是广东沿海往港澳的海上必经之地，被以张宝为首的海盗控制，朝廷多次派兵围剿，均无法取胜。沈宝善到任之后，花了3年时间，改变以往粤粮水运方式，加强海域巡逻，最终迫使海盗投降。至清道光元年（1821），沈宝善改任揭阳知县，任期4年，因倡导修复文庙，亲自撰写《重修文庙改建守经阁》，受到当地文人赞誉。
　　为官到任，能根据县情治理，百姓安居乐业，沈宝善能文能武的声名传至京城。道光皇帝正为造砚一事发愁，听到消息，钦命沈宝善上京，拟予重用。
　　原来，道光皇帝年轻时接受了完整的宫廷儒家的教育，喜欢读书，对“文房四宝”要求很高。听说端州当地官员加大端砚贡额数十倍，从中谋取私利，决意革除陋弊，特命沈宝善到端州督造“老坑砚”。
　　端砚，贵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砚之首，自古以来，便是朝廷贡品，当地人将最早开采的端砚坑口，称为“老坑”。产自老坑的砚石，制成砚台，即是俗称的“老坑砚”，为砚中极品。
　　端州地处边陲，虽然沈宝善之前一直在广东任职，但对端州的情况并不了解。身负重任的沈宝善赴任端州后，马不停蹄赶往当地。
　　“老坑”位于端州市郊羚羊峡南岸端溪以东，邻近溪水江处。当地官府派出重兵把守，一向戒备森严，除开采的民工外，一般人难以接近。经过实地考察，沈宝善发现老坑石开采自宋，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好砚石。因为稀缺，宋徽宗时期曾明诏限定，每位端州为官者最多拥有两方端砚。
　　摆在面前的难题比预想还要困难，沈宝善陷入了沉思。如何尽快找到砚石，为朝廷制造好砚？
　　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借助仪器，对“老坑”岩层进行科学分析，得知端石矿产区有三层，“老坑”属第一含矿层，位于含矿段的最下部，长期受地下水浸泡，开采极其困难。不难想像，当年的沈宝善遇到的难题有多大。
　　沈宝善知道，要挖到好的老坑石，除要有好运气之外，必须有更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更科学的开采方法。取得好经验，得到好方法，最直接的渠道就是找采石工人了解情况，虚心请教。
　　在那个身份泾渭分明的年代，一个知县能够不耻下问，与采石工人促膝而谈，是相当不容易的，采石工人深受感动，纷纷向沈宝善建议。
　　“用手指轻轻弹击砚石，可以判断石质的好坏，木声最好，瓦声次之，金声偏差……”一名采石工人说。
　　“声音越是清脆，端砚石质就越嫩。”另外的采石工人马上接过话题……
　　接连几天摸情况，沈宝善掌握了很多之前并不知道的实情，“老坑”并不是不可开采，只要讲究方法，还是可以找到好石材的。沈宝善决定在创新上下功夫。
　　“老坑”洞高约80厘米，平时开采，采石工人只能蹲著、坐着或斜躺着，条件艰苦。沈宝善先从开采工具考虑，依照石材所处环境，根据采石工人挖掘地点，制作合适的工具，粗细不等的尖口铁凿、铁笔、铁锤、炮凿及灯具。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老坑石”的开采全凭采石工人的手工劳动。为了防止偷盗，采石工人必须赤身进洞，洞门口也有士兵把守，管理森严。沈宝善敏锐意识到，老坑石的开采，人是第一要素。激励采石工人自觉性，保障民工工作条件至关重要。
　　沈宝善出台严惩违者之条例，后又作出削减负重的决定，采石工人对他感激不尽。
　　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最大限度挖掘技术人才，沈宝善还上书朝廷，允许利用本地条件，制造“老坑砚”。
　　这样的谏言，在当时无疑是胆大妄为，要知道清代在京城设有造办处，汇聚了全国能工巧匠，雕琢各式砚台，其磨制工艺、雕刻手法，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如果端州不能造出好砚，沈宝善将面临被杀头的危险。
　　但沈宝善把制造好砚视为自己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舞台，愿意为此担风险。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谏言获得朝廷的认可，优质的老坑石也很快找到了。
　　一方好的砚台，需要很多道的工序共同协作，每一道工序都非常重要。沈宝善利用当地制砚世家、传人，组建技术团队。又依据端石特点，在采石、选料制璞、设计、雕刻、配盒、打磨、上蜡等工序上精益求精……
　　端州的工匠们发挥艰辛打拼和刻苦钻研精神，力往一处使，心往一块想，制造出很多巧夺天工的“老坑砚”。
　　这些“老坑砚”，砚台面上独有的细腻而密集的锋芒，质刚而柔，有稳重的磨感，其独有的石英斑和五彩丁纹理经过精心打磨，手感细润，散发着独特魅力，代表了当时文房用具的发展水平和能工巧匠们的创造智慧与艺术才能。
　　如今，上海博物馆藏品中有一方“丁敬二十八宿砚”，砚边刻有“道光庚子春……”等铭文，砚台表面皮壳墨光厚实，制工精妙。仔细端详之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沈宝善端州督造“老坑砚”之用心。
　　三年后，沈宝善离任。离开端州，乘舟欲行，突遇起风，沈宝善心生疑问，询问随从，“有没有私藏端砚？”见瞒不住，随从如实相告。
　　原来，端州百姓感念其功绩，赠一端砚。按朝廷规定，并不违规。随从便将砚收下，拟上船后再禀报此事，没想到事情很快“败露”。
　　得知情况，沈宝善将砚扔进西江，并一再告诫，任何人不得私带端砚。
　　造砚有功，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封授沈宝善为“奉政大夫”，随后又封赠其曾祖父“中宪大夫”、祖父“昭武大夫”、父亲“中宪大夫”，恩准沈宝善在家乡建造“大夫第”祖祠，御赐对联“一门科第父子联芳，四世大夫孙曹宠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