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中国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型，社会出现大辩论，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思想家，其有些思想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之后，封建社会要走向解体，中国向何处去——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回答诞生了很多革命家、思想家，没有这些人的出现，中国的进步不可能这样快。
如果说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时期，那我觉得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前两次。这一次的特点是，中国社会的变动是最深刻的，而且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和外国大互动。从1949年到i978年，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只不过28万人，但2006年一年就达到了3450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波及世界，当然世界的文化也会影响中国。
基于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认为“第三次百家争鸣”这个提法并不为过。而且前两次的影响局限于中国，这一次则是影响全世界。欧洲、美国有那么多人赶着去学汉语，“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显学”。21世纪，既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大批地来到中国的世纪。
世界在一个坎上
人总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观察世界。2006年10月，基辛格来北京。他说，世界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这是一股大潮流，并认为中国是导致重心转移的重要因素。我问他这股潮流处在初期、中期还是后期?他说还是初期。我对他说，你讲中国崛起，但是我觉得正在崛起的不仅是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当然亚洲是主体。基辛格同意这个看法。作为一位国际战略家，基辛格说世界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2006年11月，我到美国去参加中美日三方对话。这个对话是美国人发起的，第一次是2005年7月份在北京开的。当时有人认为中日关系紧张，是美国人在后面挑拨，其实天下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非黑即白。结果美国人倡议搞一个二轨对话(TrackTwo)，即有官方背景的学术界对话，来缓解紧张。这次当东道主的美国人很重视，出来一批重要人士参加对话，重点却是伊拉克。美国人讲来讲去都是伊拉克，感觉美国人的注意力完全被伊拉克问题吸引住了。他们跟我讲，“在华盛顿，压倒一切的问题是伊拉克。”
接着是2007年3月，我去布鲁塞尔参加“三边委员会”会议。“三边委员会”是上个世纪70年代由美国人发起的协调机构，三边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后来随着亚洲的崛起，慢慢就把亚洲国家吸纳进去，包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后来中国也被邀请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一位欧洲政要讲了一番话，我听了很震惊。他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度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全世界都适用，但是，他在访问了一些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后，认识到，西方的价值观不是普世的。这个话很厉害。想当初，冷战之后西方人那样欣喜若狂，认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以为全世界都得俯首帖耳。现在欧洲人自己出来检讨了。
在此之前，1月24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我在现场听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演讲。她说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上时兴了两个世纪，现在结束了。默克尔出来讲这番话，心情并不是愉悦或高兴的，但说的是事实。她说，现在世界上出现了新的角色，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过去他们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旁观者，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参与者。而就在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参加了一场专门讨论中国的会议，那个议题是我这个搞了多年外交工作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What kind of the world does Chinawant?——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议题不简单，多少年来，什么时候问过中国人，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曾经是被宰割的对象。现在来问，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世界大变化的反应。
2007年6月份，我到美国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21世纪的世界如何治理。会上听到索拉纳等一些著名人士的讲话，他们认为，既然这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那就让一些新兴崛起国家享有更多的权力。这个话也令我非常惊讶，谁都知道权力是最重要的，现在西方人提出来，要分享权力，这个话不大容易说出口的。我就问美国人，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的话，你们想分享什么权力?美国人回答说有两条，第一个权力是撰写游戏规则的权力。其实，最大的权力就是定规则的权力。美国人说，过去这个权力主要在美国人手里，欧洲人有点份，今后中国人可以参与。我又问他，第二个权力要什么?答：第二个权力是跟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很多资源中国都有正当权利来获取，能源，原材料等等。
这些事情的出现，我搞了那么多年外交工作还是头一回听说。西方什么时候跟中国分享过权力，分你中国的权力还差不多，世界的权力跟你分享?世界的权力不是想分就分的。但是，今天西方人竟然提出要跟中國分享权力!我心中就逐渐形成了世界局势走到一个坎上的看法。
四股力量革新促变
目前，我认为有四股力量推动世界变化。首先，是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尽管全球都在讲中国崛起，实际上在崛起的不单是中国，印度、东盟、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在迅速崛起。我到非洲的摩洛哥去访问，得知那里的经济年增长率为7％，不可小看。那些大臣，都是西方高等学府出来，讲话、介绍情况头头是道。把这些国家人口加起来有33亿!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工业革命，欧洲国家起来的时候，占世界人口不到10％。经过20世纪的准备，今天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崛起这股大潮，我认为这是改变21世纪世界面貌的一股巨大力量。这股改变世界的大潮的兴起是件好事，意味着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渐渐好起来。当然，也会带来众多的问题。因此我主张，中国人自己不要老讲中国崛起，枪打出头鸟，何必把自己那么突出呢?我们要看到这一股大潮，把自己当作大潮的一部分，这是有好处的。
其次是全球化在持续、深入地推进。
2007年2月27日，上海股市下跌，同一天，全球股市下跌，这个事情在30年前不可能发生，我们没有股市，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在5年前也不可能，5年前中国的经济分量还不够。2002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6年突破2000美元，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什么时候13亿人的国家4年人均GDP翻一番?没有。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由于我们的方针正确，同时也得益于全球化。全球化在往前走，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
再次，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峻。譬如说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流行疾病、跨国犯罪等，单靠一国之力量已经没有办法解决。 1750年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世界人口只有6亿多一点，现在66亿；1750年的时候，人类的生活是比较简朴的，产生的废弃物比较少，对环境的破坏也较少，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相当于1750年的10倍。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说，现在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是1750年的100倍。而且，世界人口还在上升，2050年的时候会不会有90亿?这么严峻的挑战怎么办?2007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跑来采访我，我说，这个问题能够把全世界团结起来。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能把大家联合在一起。
伊拉克战争也是一个因素。
一个超级大国打一个2300万人口的小国，打了这么些年，什么结果?战争那么快胜利，但美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陷在里面了，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麻烦。过去战争，一个大国打一个小国，打了就打了。今天则不同了，一个超级大国打一个小国，尚且如此，将来大国之间还能打仗吗?发动战争的难度已经大大加大了。过去，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有一个观念：战争的威力是无限的，很多事情解决不了，战争就解决了。今天的时代不是这样了，打完之后怎么样?没完没了。美国人讲，9·11的时候，基地组织有7500人，现在是7.5万人，越打越多。伊拉克战争，有一天美国人撤走了也没完，不像越南战争，撤走了战争就完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可能是21世纪突出的特征之一。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两大失衡：第一，海湾地区失衡。伊拉克、伊朗是海湾地区生产石油的地方，以前靠伊拉克来制衡伊朗，靠伊朗来制衡伊拉克。现在美国人把伊拉克打垮了，海湾地区失衡。伊朗人私下里兴高采烈地说，美国人帮了他们大忙，这是天上掉馅饼!平衡一旦打破，要恢复，相当困难。第二，伊斯兰世界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失衡。伊拉克是什叶派居多数，但萨达姆是逊尼派，现在萨达姆打倒了，什叶派突起，两个教派的平衡被打破。伊斯兰教教派之间的仇杀非常激烈，失衡之后造成的问题和危险并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
伊拉克战争导致的这两大失衡意味着中东地区可能会持续动荡，美国的难题增多，以后再搞单边主义难度加大了。
四股力量推动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说，全球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2007年夏天我去夏威夷开会，路过日本的时候，一位日本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到机场来看我。他说，目前东亚13国GDP在全球中占25％，到2020年将占40％。2020年距离2007年只有13年。种种迹象和言论都在说明，全球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世界在一个坎上。
中国要迈过三个坡
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走上崛起之路的。要走好崛起之路，我们可能要考虑迈过三个坡：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认识当今世界，扎扎实实地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
首先我们要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明”要比“智”更高一个层次。在今天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变化，中外大互动的背景下，自知之明，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就显得更加重要。
什么叫自知之明?首先我们要像中央一再强调的，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正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完成。我们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点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的。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连续29年以9.7％的速度增长，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4万亿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腥风血雨，充满着冲突和战争。世界上有不少人就是用历史来套中国，他们必然会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恐惧和不安。中国一再向世界宣示我们将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有些人总是不相信。这就决定中国的崛起将会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中国威胁论将可能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我们对崛起过程中的困难和障碍千万不能低估。
第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在构建未来新世界的过程中，世界必定会期待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我们对自己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世界对我们的期待有所上升也缺乏准备，我们的思想可能落后于现实。因此，这里就出现一个需要不断调整我们的思路、适应形势发展的问题。我们过去经常关注的问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下降，而我们过去不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来做的可能性会逐渐上升。就像一个人，个子矮，很多东西够不着，而当自己长高了，对能够着的东西又缺乏思想准备。
第三，我们对中国崛起过程中自身的一些毛病和弱点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抵御大災大难的能力特别强。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怕的是忘乎所以。历史证明，忘乎所以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不久前，一位专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国防现代化是不是美国有什么，我们也必须有什么?”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苏联是怎么垮掉的?苏联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拖垮的。胡锦涛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决不搞军备竞赛，这是十分明智的，也是中国领导人有远见卓识的表现。军备竞赛的逻辑是残酷无情的，一旦卷进去，可能是个无底洞，我们必须警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我们要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今世界，什么叫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今世界?我认为首先要看到时代变了。世界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代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小平同志是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据之一。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我方声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今天，胡锦涛主席多次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样说的根据也是时代变了。
第二，我们与当代国际体系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中国人起来革命的时候，我们高唱国际歌“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是当时国际体系的造反者。而今天，我们是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角色，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际法院有我们的大法官。尽管当今的国际体系有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革，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是受益于当今的国际体系的。
第三，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 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使中国与世界联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加深。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必须看到，我們的国家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走过来的，当时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与现在不一样。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年，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我们当时对时代的看法仍然影响着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克服这些影响，这也是一个坡。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潮流。扎扎实实地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推进这一潮流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世界是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演变过来的，因此，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潮流：一股是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潮流；另一股是冷战、对抗与冲突的潮流。这两股潮流较量的结果将会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中国是坚决主张和积极推进和平、合作与发展潮流的。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像中央所要求的那样，解放思想，需要采取一些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在扎实推进和平、合作与发展潮流的大行动。
在这方面，坦赞铁路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1970年10月到1976年7月，中国向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提供了大约10亿元人民币(当时相当于1.5亿英镑)援助，修建了长达1860公里的铁路。这样一笔钱对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来讲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有人批评这项工程超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现在这件事过去了30多年，我们再回头一看，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周恩来的大手笔。这一行动对中非关系影响极大。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曾动情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的确，当时非洲国家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成自己外交的头等大事来抓。讨论中国代表权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飞到纽约，坐镇指挥；派坦桑尼亚最优秀的大使萨利姆任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中国后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1971年11月24日，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总数不过64国，现在是170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中国后来向世界实行全方位开放铺平了道路。
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影响深远的大潮，这些国家要崛起，需要大量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他们今天基础设施薄弱、缺乏资金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所以有些中国学者提出，能否从我国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作为参与建设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基金，这个建议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
如果说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时期，那我觉得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前两次。这一次的特点是，中国社会的变动是最深刻的，而且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和外国大互动。从1949年到i978年，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只不过28万人，但2006年一年就达到了3450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波及世界，当然世界的文化也会影响中国。
基于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认为“第三次百家争鸣”这个提法并不为过。而且前两次的影响局限于中国，这一次则是影响全世界。欧洲、美国有那么多人赶着去学汉语，“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显学”。21世纪，既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大批地来到中国的世纪。
世界在一个坎上
人总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观察世界。2006年10月，基辛格来北京。他说，世界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这是一股大潮流，并认为中国是导致重心转移的重要因素。我问他这股潮流处在初期、中期还是后期?他说还是初期。我对他说，你讲中国崛起，但是我觉得正在崛起的不仅是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当然亚洲是主体。基辛格同意这个看法。作为一位国际战略家，基辛格说世界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2006年11月，我到美国去参加中美日三方对话。这个对话是美国人发起的，第一次是2005年7月份在北京开的。当时有人认为中日关系紧张，是美国人在后面挑拨，其实天下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非黑即白。结果美国人倡议搞一个二轨对话(TrackTwo)，即有官方背景的学术界对话，来缓解紧张。这次当东道主的美国人很重视，出来一批重要人士参加对话，重点却是伊拉克。美国人讲来讲去都是伊拉克，感觉美国人的注意力完全被伊拉克问题吸引住了。他们跟我讲，“在华盛顿，压倒一切的问题是伊拉克。”
接着是2007年3月，我去布鲁塞尔参加“三边委员会”会议。“三边委员会”是上个世纪70年代由美国人发起的协调机构，三边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后来随着亚洲的崛起，慢慢就把亚洲国家吸纳进去，包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后来中国也被邀请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一位欧洲政要讲了一番话，我听了很震惊。他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度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全世界都适用，但是，他在访问了一些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后，认识到，西方的价值观不是普世的。这个话很厉害。想当初，冷战之后西方人那样欣喜若狂，认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以为全世界都得俯首帖耳。现在欧洲人自己出来检讨了。
在此之前，1月24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我在现场听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演讲。她说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上时兴了两个世纪，现在结束了。默克尔出来讲这番话，心情并不是愉悦或高兴的，但说的是事实。她说，现在世界上出现了新的角色，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过去他们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旁观者，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参与者。而就在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参加了一场专门讨论中国的会议，那个议题是我这个搞了多年外交工作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What kind of the world does Chinawant?——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议题不简单，多少年来，什么时候问过中国人，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曾经是被宰割的对象。现在来问，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世界大变化的反应。
2007年6月份，我到美国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21世纪的世界如何治理。会上听到索拉纳等一些著名人士的讲话，他们认为，既然这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那就让一些新兴崛起国家享有更多的权力。这个话也令我非常惊讶，谁都知道权力是最重要的，现在西方人提出来，要分享权力，这个话不大容易说出口的。我就问美国人，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的话，你们想分享什么权力?美国人回答说有两条，第一个权力是撰写游戏规则的权力。其实，最大的权力就是定规则的权力。美国人说，过去这个权力主要在美国人手里，欧洲人有点份，今后中国人可以参与。我又问他，第二个权力要什么?答：第二个权力是跟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很多资源中国都有正当权利来获取，能源，原材料等等。
这些事情的出现，我搞了那么多年外交工作还是头一回听说。西方什么时候跟中国分享过权力，分你中国的权力还差不多，世界的权力跟你分享?世界的权力不是想分就分的。但是，今天西方人竟然提出要跟中國分享权力!我心中就逐渐形成了世界局势走到一个坎上的看法。
四股力量革新促变
目前，我认为有四股力量推动世界变化。首先，是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尽管全球都在讲中国崛起，实际上在崛起的不单是中国，印度、东盟、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在迅速崛起。我到非洲的摩洛哥去访问，得知那里的经济年增长率为7％，不可小看。那些大臣，都是西方高等学府出来，讲话、介绍情况头头是道。把这些国家人口加起来有33亿!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工业革命，欧洲国家起来的时候，占世界人口不到10％。经过20世纪的准备，今天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崛起这股大潮，我认为这是改变21世纪世界面貌的一股巨大力量。这股改变世界的大潮的兴起是件好事，意味着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渐渐好起来。当然，也会带来众多的问题。因此我主张，中国人自己不要老讲中国崛起，枪打出头鸟，何必把自己那么突出呢?我们要看到这一股大潮，把自己当作大潮的一部分，这是有好处的。
其次是全球化在持续、深入地推进。
2007年2月27日，上海股市下跌，同一天，全球股市下跌，这个事情在30年前不可能发生，我们没有股市，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在5年前也不可能，5年前中国的经济分量还不够。2002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6年突破2000美元，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什么时候13亿人的国家4年人均GDP翻一番?没有。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由于我们的方针正确，同时也得益于全球化。全球化在往前走，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
再次，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峻。譬如说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流行疾病、跨国犯罪等，单靠一国之力量已经没有办法解决。 1750年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世界人口只有6亿多一点，现在66亿；1750年的时候，人类的生活是比较简朴的，产生的废弃物比较少，对环境的破坏也较少，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相当于1750年的10倍。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说，现在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是1750年的100倍。而且，世界人口还在上升，2050年的时候会不会有90亿?这么严峻的挑战怎么办?2007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跑来采访我，我说，这个问题能够把全世界团结起来。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能把大家联合在一起。
伊拉克战争也是一个因素。
一个超级大国打一个2300万人口的小国，打了这么些年，什么结果?战争那么快胜利，但美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陷在里面了，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麻烦。过去战争，一个大国打一个小国，打了就打了。今天则不同了，一个超级大国打一个小国，尚且如此，将来大国之间还能打仗吗?发动战争的难度已经大大加大了。过去，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有一个观念：战争的威力是无限的，很多事情解决不了，战争就解决了。今天的时代不是这样了，打完之后怎么样?没完没了。美国人讲，9·11的时候，基地组织有7500人，现在是7.5万人，越打越多。伊拉克战争，有一天美国人撤走了也没完，不像越南战争，撤走了战争就完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可能是21世纪突出的特征之一。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两大失衡：第一，海湾地区失衡。伊拉克、伊朗是海湾地区生产石油的地方，以前靠伊拉克来制衡伊朗，靠伊朗来制衡伊拉克。现在美国人把伊拉克打垮了，海湾地区失衡。伊朗人私下里兴高采烈地说，美国人帮了他们大忙，这是天上掉馅饼!平衡一旦打破，要恢复，相当困难。第二，伊斯兰世界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失衡。伊拉克是什叶派居多数，但萨达姆是逊尼派，现在萨达姆打倒了，什叶派突起，两个教派的平衡被打破。伊斯兰教教派之间的仇杀非常激烈，失衡之后造成的问题和危险并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
伊拉克战争导致的这两大失衡意味着中东地区可能会持续动荡，美国的难题增多，以后再搞单边主义难度加大了。
四股力量推动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说，全球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2007年夏天我去夏威夷开会，路过日本的时候，一位日本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到机场来看我。他说，目前东亚13国GDP在全球中占25％，到2020年将占40％。2020年距离2007年只有13年。种种迹象和言论都在说明，全球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世界在一个坎上。
中国要迈过三个坡
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走上崛起之路的。要走好崛起之路，我们可能要考虑迈过三个坡：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认识当今世界，扎扎实实地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
首先我们要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明”要比“智”更高一个层次。在今天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变化，中外大互动的背景下，自知之明，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就显得更加重要。
什么叫自知之明?首先我们要像中央一再强调的，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正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完成。我们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点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的。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连续29年以9.7％的速度增长，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4万亿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腥风血雨，充满着冲突和战争。世界上有不少人就是用历史来套中国，他们必然会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恐惧和不安。中国一再向世界宣示我们将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有些人总是不相信。这就决定中国的崛起将会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中国威胁论将可能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我们对崛起过程中的困难和障碍千万不能低估。
第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在构建未来新世界的过程中，世界必定会期待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我们对自己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世界对我们的期待有所上升也缺乏准备，我们的思想可能落后于现实。因此，这里就出现一个需要不断调整我们的思路、适应形势发展的问题。我们过去经常关注的问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下降，而我们过去不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来做的可能性会逐渐上升。就像一个人，个子矮，很多东西够不着，而当自己长高了，对能够着的东西又缺乏思想准备。
第三，我们对中国崛起过程中自身的一些毛病和弱点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抵御大災大难的能力特别强。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怕的是忘乎所以。历史证明，忘乎所以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不久前，一位专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国防现代化是不是美国有什么，我们也必须有什么?”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苏联是怎么垮掉的?苏联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拖垮的。胡锦涛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决不搞军备竞赛，这是十分明智的，也是中国领导人有远见卓识的表现。军备竞赛的逻辑是残酷无情的，一旦卷进去，可能是个无底洞，我们必须警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我们要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今世界，什么叫冷静、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今世界?我认为首先要看到时代变了。世界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代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小平同志是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据之一。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我方声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今天，胡锦涛主席多次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样说的根据也是时代变了。
第二，我们与当代国际体系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中国人起来革命的时候，我们高唱国际歌“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是当时国际体系的造反者。而今天，我们是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角色，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际法院有我们的大法官。尽管当今的国际体系有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革，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是受益于当今的国际体系的。
第三，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 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使中国与世界联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加深。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必须看到，我們的国家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走过来的，当时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与现在不一样。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年，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我们当时对时代的看法仍然影响着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克服这些影响，这也是一个坡。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潮流。扎扎实实地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推进这一潮流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世界是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演变过来的，因此，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潮流：一股是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潮流；另一股是冷战、对抗与冲突的潮流。这两股潮流较量的结果将会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中国是坚决主张和积极推进和平、合作与发展潮流的。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像中央所要求的那样，解放思想，需要采取一些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在扎实推进和平、合作与发展潮流的大行动。
在这方面，坦赞铁路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1970年10月到1976年7月，中国向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提供了大约10亿元人民币(当时相当于1.5亿英镑)援助，修建了长达1860公里的铁路。这样一笔钱对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来讲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有人批评这项工程超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现在这件事过去了30多年，我们再回头一看，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周恩来的大手笔。这一行动对中非关系影响极大。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曾动情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的确，当时非洲国家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成自己外交的头等大事来抓。讨论中国代表权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飞到纽约，坐镇指挥；派坦桑尼亚最优秀的大使萨利姆任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中国后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1971年11月24日，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总数不过64国，现在是170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中国后来向世界实行全方位开放铺平了道路。
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影响深远的大潮，这些国家要崛起，需要大量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他们今天基础设施薄弱、缺乏资金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所以有些中国学者提出，能否从我国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作为参与建设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基金，这个建议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