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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经”，人们必会想到四书五经，所谓经学，就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的道理的学问。经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到春秋时期孔子编订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后经两汉，至唐宋终成十三经。两汉时期是经学发展最昌盛的时代，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发展中，今古经学斗争不断，探讨两派为何论争，及其如何此消彼长、最终达到融合这一过程对现代学术研究很有意义。
一、 今、古文经学的区别、斗争原因及斗争背景
（一）今古文经学的区别：
所谓今文经，即指以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经书。这部分经书，主要凭记忆写下。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大量儒家典籍被烧掉，汉初儒生们只能凭记忆复述原有经书，用隶书写成，被视为今文经。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今文经”是相对于汉以前的经来说的“今”。且今文经学在解释古代经典时，比较随意，神秘化倾向比较强。
汉成帝后，一些用先秦小篆体书写的经典陆续被发现，汉儒把这些典籍视为历史文献，把这些经称为古文经，以此形成的偏向于注疏、考释的学派称为古文经学。
大致來说，今古文经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侧重点不同，今文经学专讲经典的“微言大义”，即在解释的时候，多兼有解释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其解释路向是哲学与神学，最终将经学神学化；古文经学则侧重章句和训诂，即解释者在诠释的时候，多参照原文少有发挥，其解释路向是史学。
在当今诠释学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这两种诠释方法皆有，且各有千秋。而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所以产生论争，与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和政治形势有极大关系。统治者喜欢哪种经学，哪种经学就在社会中处于优势，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
（二）今古文之争的背景
汉初经济凋敝，国力衰弱，统治者行黄老之道。至武帝时期，经济初现繁荣。原来的黄老思想已既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与武帝的性格不符。武帝需要有一套新的理论来为国家服务。擅长今文经的儒生董仲舒依托《春秋》，阐发《公羊》大义，刚好迎合了武帝的喜好。董仲舒将《春秋》中的“大一统”及“天人合一”观念与封建统治相结合，穿凿附会，得到武帝的大嘉赞赏。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立五经博士，由是《公羊春秋》大兴，今文经学遂取得官学地位。
取得官学地位后，今文经却越来越神学化。至西汉末年，为了维护其官学地位，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今文经学不惜歪曲经义来论证现实政治的合理性。董仲舒还引阴阳五行入公羊学，言“天人感应”、“推验灾异”。此风气一开，致使两汉之际，谶纬之书大出，儒生、方士杂糅，大有不治谶纬不能通经之势。今文经学屈从谶纬，以与朝廷的意向保持一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今文经学的著作系统日益繁琐和荒诞。
成帝后古文经《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的出现，为经学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古文经学重训诂，没有肆意的发挥，比较简约，受到许多儒生的推崇，其代表人物就是刘歆。在政治上，古文经学也想取得官学地位，所以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不可避免。
二、今、古文经学的斗争过程
在今古文经学的斗争过程中，作为古文经学主要经典的《左氏传》和作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的《公羊传》，一直是斗争双方关注的焦点。从西汉末到东汉末，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共发生过四次大的论争。
（一）第一次论争是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们之间的论争，这场论争拉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
此次论争发生在哀帝建平元年，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传》)，即以沉默表示反对。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尚书》为备(案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 (《刘歆传》)等等。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去了。所以古文经在西汉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只能在民间流传。到王莽时期，采取今古文经学并重的政策，古文经也立了学官。但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古文经博士也被废除。
（二）第二次论争
东汉时期，经学日盛，官学规模更大，经学之著述日盛。由于东汉统治者重视谴纬，致使纬书大出，东汉经学神学化性质更为明显。
随东汉经学发展，经学今、古文之争又起，今、古文经学的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据《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建武初年，刘秀即已恢复了西汉的十四博士之学。尚书令韩歆奏请立古文经《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博士之学。光武帝下旨议之，今文经博士从维护封建道统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此次争论的结果是“卒立(古文)《左氏》”。而所立博士则为年逾七旬的经学家李封，封不久而卒，后无续《左氏》博士者。从此事看出，光武帝立李封，也是顾及今文经学各大权臣的无奈之举。但此争之后，奉古文经者渐多，朝廷亦多倾向之。虽未立古文学官，而利禄之途既开。这次争论的结果，倒是古文经学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胜利。
（三）第三次论争
今、古文经学的第三次斗争实际是由章帝发起的，是章帝支持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对今文经学展开的一次全面挑战。东汉建初元年，章帝诏经学大家贾逵入宫讲授古文经学，令其“发出《左氏》大义长于二传(指今文经《公羊》《谷梁》)者”。逵乃“摘出《左传》三十事尤明者”。帝嘉赏之，令撰文以述今、古文经之异同，又诏诸儒高才生授以《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由此见之，在东汉章帝的支持下，以古文经学派向今文经学派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挑战，今文经学派也进行了反击，但力度不大。最终，此次斗争以古文经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告终。
（四）第四次论争
今、古文经学的第四次斗争以何休与郑玄之争为代表。东汉桓、灵时期，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做《春秋公羊解诂》，其全用今文经不引《周礼》一字，表明了纯正的今文经学立场。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三书以攻击古文经学，宣扬《公羊》才是守道的正统。
最终战胜今文经学，完成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是郑玄。郑玄遍注群经，注经时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界限，“博采兼综，择善而从，简明扼要，提纲攀领”。据考证，其著作有六十多种，最著名的且有幸流传到今天的是《三礼注》、《毛诗笺》。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郑氏注经的特点是以“注解”的方法出现的。
郑玄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作三书《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书以回敬何休。休见而叹日:“康成(郑玄之字)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郑玄传》）。
三、今古文经斗争的结果
今古文经斗争的结果是今古文经学在相互辩难，相互补充中最终走向融合，由于郑学既简约又博采众家之长，可起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的效果，比之其他诸家经说特别是繁琐的今文经说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于是当时学者皆宗之。今古文经学渐渐归于郑学，今古文经学之争遂告结束，最终走向了融合。
四、今古文经学融合的原因
今古文经学之所以能由斗争走向最终的融合，除了今文经学越来越谶纬化、繁琐化，渐渐为统治者所排斥这一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一样，同样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功能，而且古文经学中出现的一大批学术上深有造诣的学者，特别是许慎、马融等人。他们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和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许慎的《说文解字》显示了古文经学的坚实基础，有利地排斥了今文经学。马融编注群经，使古文经学第一次有了完整的系统，比繁琐不得要领而谶纬迷信的今文经学有更大的优越性。
总之，今古文经学之争，不仅对巩固封建统治，同时对促进学术思想活跃、改变学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二者中无论哪一方，只要对维护封建统治有利，统治者都会肯定它的存在。汉代的经学正是藉由今古文经学之间的相互论争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化中不可磨灭的地位，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经学的参考与佐证。
参考文献：
[1]钱穆.两汉经今古文之争[A].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J].郑州大学学报,2001（3）.
（作者简介：陈静静（1980-），女，汉族，山东潍坊人，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方向：齐鲁文化与道家道教。）
一、 今、古文经学的区别、斗争原因及斗争背景
（一）今古文经学的区别：
所谓今文经，即指以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经书。这部分经书，主要凭记忆写下。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大量儒家典籍被烧掉，汉初儒生们只能凭记忆复述原有经书，用隶书写成，被视为今文经。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今文经”是相对于汉以前的经来说的“今”。且今文经学在解释古代经典时，比较随意，神秘化倾向比较强。
汉成帝后，一些用先秦小篆体书写的经典陆续被发现，汉儒把这些典籍视为历史文献，把这些经称为古文经，以此形成的偏向于注疏、考释的学派称为古文经学。
大致來说，今古文经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侧重点不同，今文经学专讲经典的“微言大义”，即在解释的时候，多兼有解释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其解释路向是哲学与神学，最终将经学神学化；古文经学则侧重章句和训诂，即解释者在诠释的时候，多参照原文少有发挥，其解释路向是史学。
在当今诠释学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这两种诠释方法皆有，且各有千秋。而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所以产生论争，与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和政治形势有极大关系。统治者喜欢哪种经学，哪种经学就在社会中处于优势，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
（二）今古文之争的背景
汉初经济凋敝，国力衰弱，统治者行黄老之道。至武帝时期，经济初现繁荣。原来的黄老思想已既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与武帝的性格不符。武帝需要有一套新的理论来为国家服务。擅长今文经的儒生董仲舒依托《春秋》，阐发《公羊》大义，刚好迎合了武帝的喜好。董仲舒将《春秋》中的“大一统”及“天人合一”观念与封建统治相结合，穿凿附会，得到武帝的大嘉赞赏。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立五经博士，由是《公羊春秋》大兴，今文经学遂取得官学地位。
取得官学地位后，今文经却越来越神学化。至西汉末年，为了维护其官学地位，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今文经学不惜歪曲经义来论证现实政治的合理性。董仲舒还引阴阳五行入公羊学，言“天人感应”、“推验灾异”。此风气一开，致使两汉之际，谶纬之书大出，儒生、方士杂糅，大有不治谶纬不能通经之势。今文经学屈从谶纬，以与朝廷的意向保持一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今文经学的著作系统日益繁琐和荒诞。
成帝后古文经《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的出现，为经学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古文经学重训诂，没有肆意的发挥，比较简约，受到许多儒生的推崇，其代表人物就是刘歆。在政治上，古文经学也想取得官学地位，所以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不可避免。
二、今、古文经学的斗争过程
在今古文经学的斗争过程中，作为古文经学主要经典的《左氏传》和作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的《公羊传》，一直是斗争双方关注的焦点。从西汉末到东汉末，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共发生过四次大的论争。
（一）第一次论争是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们之间的论争，这场论争拉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
此次论争发生在哀帝建平元年，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传》)，即以沉默表示反对。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尚书》为备(案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 (《刘歆传》)等等。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去了。所以古文经在西汉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只能在民间流传。到王莽时期，采取今古文经学并重的政策，古文经也立了学官。但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古文经博士也被废除。
（二）第二次论争
东汉时期，经学日盛，官学规模更大，经学之著述日盛。由于东汉统治者重视谴纬，致使纬书大出，东汉经学神学化性质更为明显。
随东汉经学发展，经学今、古文之争又起，今、古文经学的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据《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建武初年，刘秀即已恢复了西汉的十四博士之学。尚书令韩歆奏请立古文经《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博士之学。光武帝下旨议之，今文经博士从维护封建道统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此次争论的结果是“卒立(古文)《左氏》”。而所立博士则为年逾七旬的经学家李封，封不久而卒，后无续《左氏》博士者。从此事看出，光武帝立李封，也是顾及今文经学各大权臣的无奈之举。但此争之后，奉古文经者渐多，朝廷亦多倾向之。虽未立古文学官，而利禄之途既开。这次争论的结果，倒是古文经学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胜利。
（三）第三次论争
今、古文经学的第三次斗争实际是由章帝发起的，是章帝支持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对今文经学展开的一次全面挑战。东汉建初元年，章帝诏经学大家贾逵入宫讲授古文经学，令其“发出《左氏》大义长于二传(指今文经《公羊》《谷梁》)者”。逵乃“摘出《左传》三十事尤明者”。帝嘉赏之，令撰文以述今、古文经之异同，又诏诸儒高才生授以《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由此见之，在东汉章帝的支持下，以古文经学派向今文经学派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挑战，今文经学派也进行了反击，但力度不大。最终，此次斗争以古文经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告终。
（四）第四次论争
今、古文经学的第四次斗争以何休与郑玄之争为代表。东汉桓、灵时期，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做《春秋公羊解诂》，其全用今文经不引《周礼》一字，表明了纯正的今文经学立场。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三书以攻击古文经学，宣扬《公羊》才是守道的正统。
最终战胜今文经学，完成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是郑玄。郑玄遍注群经，注经时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界限，“博采兼综，择善而从，简明扼要，提纲攀领”。据考证，其著作有六十多种，最著名的且有幸流传到今天的是《三礼注》、《毛诗笺》。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郑氏注经的特点是以“注解”的方法出现的。
郑玄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作三书《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书以回敬何休。休见而叹日:“康成(郑玄之字)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郑玄传》）。
三、今古文经斗争的结果
今古文经斗争的结果是今古文经学在相互辩难，相互补充中最终走向融合，由于郑学既简约又博采众家之长，可起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的效果，比之其他诸家经说特别是繁琐的今文经说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于是当时学者皆宗之。今古文经学渐渐归于郑学，今古文经学之争遂告结束，最终走向了融合。
四、今古文经学融合的原因
今古文经学之所以能由斗争走向最终的融合，除了今文经学越来越谶纬化、繁琐化，渐渐为统治者所排斥这一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一样，同样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功能，而且古文经学中出现的一大批学术上深有造诣的学者，特别是许慎、马融等人。他们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和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许慎的《说文解字》显示了古文经学的坚实基础，有利地排斥了今文经学。马融编注群经，使古文经学第一次有了完整的系统，比繁琐不得要领而谶纬迷信的今文经学有更大的优越性。
总之，今古文经学之争，不仅对巩固封建统治，同时对促进学术思想活跃、改变学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二者中无论哪一方，只要对维护封建统治有利，统治者都会肯定它的存在。汉代的经学正是藉由今古文经学之间的相互论争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化中不可磨灭的地位，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经学的参考与佐证。
参考文献：
[1]钱穆.两汉经今古文之争[A].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J].郑州大学学报,2001（3）.
（作者简介：陈静静（1980-），女，汉族，山东潍坊人，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方向：齐鲁文化与道家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