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及一个城市的精神内核是什么，1000个人可能会有1001种答案。这不仅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不一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层面的东西总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变，很难用一两句话固定下来，更难的是追溯它的起源。
　　可是如果能够真正弄清楚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和精神内核，就不难发现这个地方如何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因为即使表面上的口号在不断的变化，可是文化内核上的底蕴很难消失。它如同河流一般，经历沧海桑田的迁移和变化莫测的天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然而不管怎样，它依旧是那条河流，不曾改变泥沙的底色和潮水的方向。
　　“喝长江水，性子比较刚”——这是大多数江阴人对江阴精神的直白回答。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它养育一方水土，培育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核。早在1991年，江阴市就正式提出了“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的江阴精神。它深深地流淌在每一个江阴人的血液里，外显为城市气质，内聚成企业的灵魂，也成为激励着江阴人民不断创新、开拓进取的无形财富。

攀高比强的弄潮儿精神

　　弄潮儿精神是生活在长江岸边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感受，无惧风雨，与大风大浪搏斗，像《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拥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勇气。这和江阴人不断向上的精神追求有着极大的联系。他们敢于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也敢于闯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的“误区”，争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所传颂。那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許多人都只是把这次南巡当做一个重要新闻看待，吴仁宝却总感觉这件事很不同寻常。他在深夜里反复揣摩，突然在凌晨恍然大悟，于是临时把村干部们叫过来参加紧急会议，并激情澎湃地讲：“邓小平同志发话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已经来了，我们要用好这个信息差、时间差和价格差，‘借钱吃足’。”从当天开始，几乎从不借外界资金的华西村想尽办法借款2400多万元，购买了上万吨钢坯、上千吨铝锭。
　　不出吴仁宝的预测，不久后，中国大地上掀起建设的热潮，原材料价格狂涨，华西村从此跃上新台阶：先后成为十亿元村、百亿元村。
　　吴仁宝的接班人吴协恩也是个敢于试水的人。吴协恩上任伊始就面对着战略转型发展的问题，经过一番缜密的思考和外出考察调研，吴协恩认为华西村具备资金优势和无形资产优势，产业应该转向现代服务业和资本市场。可是没想到吴仁宝第一个反对，他认为金融业“看不见，摸不着，不靠谱”。
　　继承父亲的“地下传统”，吴协恩没有明确反对，而是悄悄地开起了“地下公司”。到年终盘点时，这家只有10个人的金融公司盈利3000万元。在实打实的报表前，开明的老书记对华西发展金融业也给予了肯定，并让吴协恩放手去做。
　　华西村的故事只是万千故事中一个例子，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扬子江创业集团的董事长任元林在1997年接手的船厂实际上已经濒临倒闭，于是他决定做造船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经过了多方努力之后，他将扬子江船厂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管理层和1000多名员工入股，成为中国造船产业企业改制第一家。
　　改革创新的基点便在于会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敏锐的任元林察觉到苗头“不太对劲”，于是决定只接大客户或大国企的订单。哪怕造同样一艘船可以多赚1000美元，因为担心其有风险，任元林也坚决不接。没想到在弃单成风的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扬子江船业创造了奇迹，没丢任何一个订单，也没有一艘弃船，手中价值达70多亿美元的155艘造船订单全部按期完工出厂。
　　不过，也正是这种遇到机遇敢冒风险，同时又会审时度势的弄潮儿精神，帮助江阴人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风云莫测的年头。这种兼具北方人的质朴和南方人的闯劲儿的精神，也只能在南北分界、长江末端的这种复杂地界上才能生出独特的气质。

埋头苦干的工匠精神

　　陈丽芬这样形容阳光集团的苦干精神：“我觉得我们像潜水员，年初的时候潜下去，到年底的时候再冒上来。”实际上，从陈丽芬个人的履历上，人们也能看出这种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工匠精神。1979年，20岁的陈丽芬走出校园，成为江阴县毛纺厂的一名普通女工。由于对毛纺工作极为热爱，陈丽芬在工作之余如饥似渴地阅读纺织相关的书籍。经过不断学习与实践，由她设计的各种面料屡屡获得大奖，她也成为毛纺厂里的青年才俊，并且于1986年担任生产技术科科长。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财富逐渐积累起来，但是囿于市场面料花色品种的缺乏，大家的穿着还是体现为计划经济时代的“黑、灰、青、咖啡”老四色。陈丽芬带领团队以技术创新为切入口，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推动了彩色呢绒的研发工作。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研发时间非常紧迫，陈丽芬带领团队，饿了就吃方便面，困了就睡在沙发上，几乎是24小时不停研发，终于使“华达呢”彩色呢绒产品面世。一周时间内，60多个品种上柜展销，并因鲜亮的色彩在各大城市掀起抢购的热潮。
　　采访江阴企业家的媒体会发现，像陈丽芬这样的实干家更愿意谈论自己的企业与工作，而很少谈论自己。这一点在他们谈论“星期天工程师”时显得尤为明显。“星期天工程师”是初办企业时，由于找不到优秀的技术人员，苏南很多企业家会在周末时派车去上海请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来厂里进行指导。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缪双大在1985年回乡创办江阴县船用空调设备厂的时候，在技术上存在很大的短板，当时甚至还有人嘲笑他没有文化。可缪双大并没有气馁，他从上海一家制冷研究所买来图纸，在简易厂房里生产空调。每到周日，他就会请上海过来的工程师在家里的饭桌上为空调做设计。 　　当时缪双大请来的是原上海第一冷冻机厂党委书记、厂长曹渊明。后者一开始还不愿意来，缪双大“三顾茅庐”，硬是用诚意感动了这位国企的“一把手”。到了1990年，曹渊明更是辞职来到双良，担任这家乡镇企业的总工程师。这种行为被称作“曹渊明现象”，一度震惊了当时的上海。
　　不过也正是这种埋头苦干的实业家精神，使得江阴的企业很少脱实向虚，而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练就了强大的本领。从东南亚金融风波，再到美国次贷危机，这些企业大都能安然挺过，屡屡逆势跨越，还能找到新的空间，并引领新的潮流。

扎根家乡的本土精神

　　在江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江阴的许多企业已经“功成名就”，跻身于各类“500强”的前列，可他们至今还把总部设立在江阴市甚至是江阴市下面的某个乡镇，并没有像其他地方的企业一样搬到省会城市或一线城市去。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江阴人极其浓厚的本土精神，扎根本土，也回馈本土。
　　根据相关报道，江阴市前几年有一家知名企业曾把总部迁出去，可不到两年又把总部迁回来了。对于此，当地各界人士的普遍看法是，这一方面是因为江阴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拥有健全的生产链和产业上下游的配套——“从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到飞机大炮，我们都能造”，另一方面也是源自本地企业家对于江阴的高度认同，以及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
　　华宏村党委书记、华宏集团董事长胡士勇对这种乡土情结做了个有趣的对比：“江阴周边有些县市是外向型经济，但是有句俗话叫‘孔雀东南飞’，因为这些外来资金是飞过来的，所以也很容易飞走。江阴都是草根经济，大家把赚的钱投在自己土地上，它飞不走。”
　　不仅飞不走，甚至那些出国在外的“企二代”还会跑回来“子承父业”，而且继续坚守在实业领域。这与媒体上所爆出“企二代”对继承家业不感兴趣截然不同，目前江阴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企业家都已经逐渐走向暮年，上一辈“退居二线”、下一代顺利接班已经成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这些情况在江阴巨头企业圈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海澜集团的周建平、周立宸父子外，70后周江早在2008年便从父亲周建松手上接过了执掌法尔胜泓昇的帅印。此外，双良集团的缪文彬也于2017年接替父亲缪双大出任集团董事长；扬子江船业的任乐天任职集团总经理，成为父亲任元林的左膀右臂；澄星集团董事长李兴之女、“80后”的李岐霞，已接任集团副总裁；远景能源的张雷，虽未继承家业，但在江阴注册企业，埋头干自己的事业。
　　当然，其中极其引人注目的还是华西村书记吴协恩，现在他每天一件白衬衫、一双黑布鞋，起来后在村里和企业转上一圈，一天不缺看新闻联播……这样的生活习惯与吴仁宝老书记无异。随便在村里找一个人，问他们对吴协恩的印象，答案总是：“越来越像老书记了。”吴协恩自己也从不讳言自己在“学老书记”。

　　“现在，我市一些企业正迎来新老交替、接班交棒的高峰。”今年年初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在千企大会上表示：“我们要高度关注‘创二代’，倾力培养‘新生代’，帮助他们顺利接好棒，让江阴的企业家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目前，17家“中国制造业500强”的江阴龙头企业中已经有9家顺利交接“創二代”。这股扎根本土、埋头苦干、攀高比强的江阴精神也会传给新鲜的血液，为江阴实体经济再一次转型蓄能，也不断更新着属于江阴人的品牌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