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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中残缺的行政权和失效的控制权容易诱发腐败，国企高管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事件频频发生。为此，政府实行各项制度监督制约腐败，如薪酬管制、“八项规定”等。从会计政策的选择上来看，腐败交易或事项在会计确认上存在费用化和资产化的归类差异，当面临制度约束时，采用资产化会计政策确认腐败是掩盖腐败的最佳选择。国有企业选择资产化归类方式确认腐败导致国有企业偏好长期资产配置，结果是国有企业发生较多的长期资产处置损失和较低的长期资产盈利率。这一发现为制度约束背景下，国有企业腐败高发、频发的原因给予了会计视角的诠释，同时为国企腐败治理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会计政策;国企腐败;资产化
腐败与反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话题。早在2001年，世界银行就曾指出腐败导致世界经济每年增加成本超过1万亿美元，严重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奢靡消费、贪污腐败将无效率地消耗国家资源，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为了遏制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等权力寻租行为，国资委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强化对国企高管的薪酬约束。在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背景下，国企高管以何种方式规避监管并实施腐败呢？是否以更加隐蔽的资本化会计政策实现自己的控制权私利？
1.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
根据会计准则和会计规范的要求，经济组织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过程中存在可供选择的不同原则、基础和方法，会计政策差异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反映管理者的资源配置动机和利益分配方向。会计政策偏好体现管理者的经济动因，企业高管的会计政策选择动机包括以避税为目的、获取超额薪酬、规避立法管制、转移政治成本、攫取腐败收益等许多方面。当企业高管有腐败行为或腐败倾向时，必然选择有助于掩盖腐败的会计政策，此时，会计政策偏好以转移企业财富、掩盖腐败行为的目的。
2.国有企业腐败的治理现状
高管腐败是一种权力寻租，是管理层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行为，也是激励契约缺乏效率引致的替代性选择（陈冬华等，2005）[1]。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源于政府的薪酬管制并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徐细雄和刘星，2013）[2]，薪酬管制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呈正相关关系（陈信元等，2009）。由于薪酬约束导致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没有与市场接轨，在职消费作为薪酬激励不足的补偿性替代扮演着激励和自利双重角色（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为了遏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消费、超额薪酬等权力寻租行为，国资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出台了系列规章制度，目的是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上限。然而国有企业腐败依然高发频发，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有能力和动机掩盖腐败行为并顺利逃避政府监管。
3.腐败诱导的会计政策偏好
面临双重约束的国企高管要实现权力寻租必然发生寻租活动，并导致企业发生无效率支出。企业支出可划分为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对于受益期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以内的支出作为收益性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对受益期长于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的支出予以资本化计入长期资产成本。在会计确认上，腐败交易事项存在费用化和资产化的归类确认差异。费用化归类确认是将腐败交易事项计入当期损益，容易被监管，属于制度约束的范围。资产化归类确认是将腐败交易事项确认为资产成本，不容易被监管，不属于制度约束的范围。
3.1简单易行的费用化会计政策
选择费用化的会计归类政策，腐败交易事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导致当期利润下降，容易引起监管部门的监管。权衡资本化和费用化会计归类政策，需要结合国有企業高管所处的监管环境，当制度环境对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超额薪酬等不存在约束时，费用化会计归类政策掩盖腐败简单易行。靡当面临在职消费、薪酬管制等制度约束时，国有企业高管具有强烈的动机寻找更加隐蔽的方式获取腐败收益，资产化会计归类政策正好符合国企高管的寻租目的，既实现个人私利最大化，又能规避政府监管。
3.2安全隐蔽的资产化会计政策
资本化的国企高管腐败在会计信息上表现为公司资产规模增长，随着资产的使用，资本化的高管腐败以折旧、摊销等方式逐期转入损益，对企业损益的影响具有递延性、分散性和隐蔽性，不容易被监管部门监管。对于双重约束背景下的国企高管，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确认隐性腐败是国企高管腐败的最新表现形式。针对企业来说，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确认高管腐败必然导致过度配置长期资产，致使企业资产总额中长期资产占比畸高、长期资产营利率下降，同时，还可能计提大量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并发生较多的长期资产处置损失。
4.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企业来说，将高管腐败交易或事项确认为资产成本，具有不利的经济后果，导致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虚假膨胀，侵蚀企业的长期创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致使国有企业资产配置缺乏效率，不能为带来经营业绩。国有企业偏好过度配置长期资产，这种偏好或许成为面临制度约束的国有企业高管掩盖腐败、获取腐败收益的最佳手段。这一研究结论对制度约束背景下频繁发生的国有企业腐败，从会计政策选择的视角给予解释，为加强会计监督治理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指明了方向。因此，提升国有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力度、严格规范财务运行过程是防范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提高国有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也是防范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02）：92-101.
[2]徐细雄，刘星.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J].管理世界，2013（03）：119-132.
关键词：会计政策;国企腐败;资产化
腐败与反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话题。早在2001年，世界银行就曾指出腐败导致世界经济每年增加成本超过1万亿美元，严重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奢靡消费、贪污腐败将无效率地消耗国家资源，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为了遏制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等权力寻租行为，国资委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强化对国企高管的薪酬约束。在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背景下，国企高管以何种方式规避监管并实施腐败呢？是否以更加隐蔽的资本化会计政策实现自己的控制权私利？
1.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
根据会计准则和会计规范的要求，经济组织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过程中存在可供选择的不同原则、基础和方法，会计政策差异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反映管理者的资源配置动机和利益分配方向。会计政策偏好体现管理者的经济动因，企业高管的会计政策选择动机包括以避税为目的、获取超额薪酬、规避立法管制、转移政治成本、攫取腐败收益等许多方面。当企业高管有腐败行为或腐败倾向时，必然选择有助于掩盖腐败的会计政策，此时，会计政策偏好以转移企业财富、掩盖腐败行为的目的。
2.国有企业腐败的治理现状
高管腐败是一种权力寻租，是管理层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行为，也是激励契约缺乏效率引致的替代性选择（陈冬华等，2005）[1]。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源于政府的薪酬管制并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徐细雄和刘星，2013）[2]，薪酬管制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呈正相关关系（陈信元等，2009）。由于薪酬约束导致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没有与市场接轨，在职消费作为薪酬激励不足的补偿性替代扮演着激励和自利双重角色（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为了遏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消费、超额薪酬等权力寻租行为，国资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出台了系列规章制度，目的是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上限。然而国有企业腐败依然高发频发，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有能力和动机掩盖腐败行为并顺利逃避政府监管。
3.腐败诱导的会计政策偏好
面临双重约束的国企高管要实现权力寻租必然发生寻租活动，并导致企业发生无效率支出。企业支出可划分为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对于受益期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以内的支出作为收益性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对受益期长于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的支出予以资本化计入长期资产成本。在会计确认上，腐败交易事项存在费用化和资产化的归类确认差异。费用化归类确认是将腐败交易事项计入当期损益，容易被监管，属于制度约束的范围。资产化归类确认是将腐败交易事项确认为资产成本，不容易被监管，不属于制度约束的范围。
3.1简单易行的费用化会计政策
选择费用化的会计归类政策，腐败交易事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导致当期利润下降，容易引起监管部门的监管。权衡资本化和费用化会计归类政策，需要结合国有企業高管所处的监管环境，当制度环境对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超额薪酬等不存在约束时，费用化会计归类政策掩盖腐败简单易行。靡当面临在职消费、薪酬管制等制度约束时，国有企业高管具有强烈的动机寻找更加隐蔽的方式获取腐败收益，资产化会计归类政策正好符合国企高管的寻租目的，既实现个人私利最大化，又能规避政府监管。
3.2安全隐蔽的资产化会计政策
资本化的国企高管腐败在会计信息上表现为公司资产规模增长，随着资产的使用，资本化的高管腐败以折旧、摊销等方式逐期转入损益，对企业损益的影响具有递延性、分散性和隐蔽性，不容易被监管部门监管。对于双重约束背景下的国企高管，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确认隐性腐败是国企高管腐败的最新表现形式。针对企业来说，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确认高管腐败必然导致过度配置长期资产，致使企业资产总额中长期资产占比畸高、长期资产营利率下降，同时，还可能计提大量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并发生较多的长期资产处置损失。
4.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企业来说，将高管腐败交易或事项确认为资产成本，具有不利的经济后果，导致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虚假膨胀，侵蚀企业的长期创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致使国有企业资产配置缺乏效率，不能为带来经营业绩。国有企业偏好过度配置长期资产，这种偏好或许成为面临制度约束的国有企业高管掩盖腐败、获取腐败收益的最佳手段。这一研究结论对制度约束背景下频繁发生的国有企业腐败，从会计政策选择的视角给予解释，为加强会计监督治理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指明了方向。因此，提升国有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力度、严格规范财务运行过程是防范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提高国有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也是防范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02）：92-101.
[2]徐细雄，刘星.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J].管理世界，2013（03）：11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