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

　　生于1936年，学者、翻译家，主持翻译了《卡夫卡全集》，近年来在人口、文物、建筑等公共领域的发言也广受关注。2007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轰动一时。

　　很少有人的一生能被称为“传奇”，叶廷芳大概算一个。
　　《卡夫卡全集》、圆明园、国家大剧院、取消计生提案……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名词背后，都站着他的身影。
　　他的本职是学者：最早把卡夫卡介绍到了中国;对现代主义、布莱希特、迪伦马特这些名字如数家珍;1990年代编译了《卡夫卡全集》……
　　而在学术圈之外，更多的人第一次听说他，或许是因为他的谏言。2007年两会上，“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提案是他牵头的;圆明园得以保存废墟之美，是因为他的呼吁;国家大剧院呈现如今的样貌，也有他一臂之力。
　　如今，他已入耄耋之年。时至凛冬，每逢出门，他会戴上同一顶黑色窄沿帽，披着同一件长款黑色呢子大衣，挺拔又肃然的欧洲绅士范，叫人看不出苍苍老矣的痕迹。
　　若是不仔细，你可能察觉不出异样：这件大衣的左袖管，随着步伐微微摆动，空荡无着。

断

　　无论多少年后，叶廷芳都不会忘记从独龙杆上侧摔下来的那一天。
　　那是1945年夏天，他10岁，是浙江衢县一户普通中农家庭的老三，因为从小聪明机灵，四姐弟里，父亲最看重的就是他。农村人的逻辑实用简单，父亲的期待不为别的，就为家里尽早添些劳动力——母亲早逝，父亲长年肺痨，他的希望全押在3个健全的儿子身上。
　　如果意外没有发生，叶廷芳将会是家里最能干的农民。下地干活，打猪草，放牛，和每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这是他的童年日常。当然，还有一项：闲时好奇而贪玩。
　　当地天旱时有种“求龙水”的习俗：道士做法时，要骑坐在一根独龙杆上，后面跟着一帮用土武器武装起来的农民，雄赳赳地向山里的一个“龙洞”（即溶洞）进发。孩子们看到便想学，但没有人敢试。最后一致推举了跃跃欲试的叶廷芳。于是酿成大祸。

　　侧摔下来时，其实并无大碍，只是小臂脱臼或骨折。他把左手扶在头顶以减轻疼痛，就这样回了家，最担心的不是手臂，而是严苛父亲的责骂。
　　当时父亲正出远门在外，母亲则在两年前就去世了。一个自以为会接骨的邻居自告奋勇来帮忙，但只知使劲包扎，致使血液断流，细胞坏死，最终无可挽救。
　　当时农村不信西医，只求中医。但中医不讲消毒，导致溃烂一直蔓延到膀部，到9个半月时，由于偶然得到一点酒精，3天就痊愈了。后来一位中学校医知道他这个遭遇后，大声惊呼：“你的命真大，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得破伤风症。”

争

　　当时那个意志消沉的小男孩不知道，多年以后，收到北大通知书的青年叶廷芳再回想起这段经历时，甚至有几分庆幸。
　　断臂之后，父亲对他的态度大变。这场景颇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利不得不接受亲人的日渐冷落与排挤，叶廷芳亦有过这样一段时光。兄弟姐妹把父亲的轻视看在眼里，他成了可随意唾骂的对象。懊恼混着愤怒、失望，父亲甚至当着他的面说：“你怎么不干脆摔死了算了！”
　　那些日子里，对他态度依旧的唯有每天要放的牛，和后来成为他终生挚友的一个叔父家的长工。
　　小学老师布置作文，题为《我的一天》，叶廷芳就写自己一天从出门上学开始感到的种种歧视、议论。他作文一向好，满以为会得到老师同情和赞赏。没想到评语竟是严肃的批评：“按一般衣貌说，人家的议论不一定怀有恶意。如果你总是这样对待人家的议论，你将会失去很多朋友。”
　　“他告诫我，是我的态度有问题。还是要感谢那个老师。如果没有他这一番严肃而诚恳的忠告，我可能就在那种消极想法中沉沦下去了。”
　　从此他觉醒起来，不服输的劲儿重新占了上风：“正常人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正常人做不到的，我也要想办法做到。”他每天早起跑步锻炼，吊嗓子，学会单手游泳、剪纸，也抄五线谱、画物理制图，比一般人还画得像样……
　　他给自己立了两条戒律：一、自己是残疾人，要随时防止自己的性格往自卑、孤僻甚至乖戾的方向偏斜;二、自己出身农民家庭，须时刻注意防止农民狭隘、自私的一面侵染自己的心灵。
　　叶廷芳把自己看作了正常人，但社会没有。小学毕业，他报名考初中，被当时的官办中学拒绝，在家赋闲了一年。也曾受长工鼓励一起去报名参军。他想，就算不能双手端枪，当炊事兵总是可以的吧？
　　长工成功入伍，他的希望却再次落空。不过，参军失败，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他心底还是想上学。于是第二年，他又报考初中。此时天下已变，终于报上了名。可是，考试次日就要举行，临时报名的他却交不上一张证件照——那个时候，洗一张照片，得先徒步一天到县城，再等上一周。
　　眼看报名又要泡汤，一个师兄出了主意。叶廷芳向招考官伸出了右臂：“把报名章印在手臂上，行不行？”
　　终于，带着手臂上的红章，他进了考场。
　　事情一波三折，等到如愿考上初中，学费又成了拦路虎——家里交不起学费，也不愿出。
　　叶廷芳犯了难。做决定前的日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放牛、干活，脑中却一刻不停地想：上，还是不上？ 　　做决定的那个瞬间，他把喂牛的稻草粽子摔到了地上。最后一次把牛喂饱，在心里对这忠诚无言的伙伴说：“以后我陪不了你了。”
　　第二天，他偷偷离家，走几十里泥泞雪山路，管堂兄借了45斤大米，交了第一期学费。
　　这45斤借来的大米，最终把他送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多年后，不经意间，他在北京菜市场看到一个水牛的小瓷件，眼神温顺地趴在地上。他心里一动，当即把这小玩意儿买了下来。这件5毛钱的瓷水牛，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贵艺术品一起，摆在了叶廷芳的卧室中。

艺根

　　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文学艺术的启蒙多带着泥土味。那是在乡间田野里、跌打滚爬中生出的缪斯之神，民歌、乡村戏剧则是这艺术的起步。
　　那时候，凡寒暑假的每天清晨，村里人才刚刚起床，就会听到从村边山头传来吊嗓子唱歌的声音——那是已跑完步的叶廷芳。从小喜欢唱歌的他想尽力变成业余歌手，偶然找到一本《中国民歌集》五线谱，他就抄识自学，还练习美声唱法。
　　多年后，他那四处堆叠着书和艺术品的家中，将会有一个精致的贝多芬雕塑摆在书架显眼的位置上。当被问及最擅长的曲目，叶廷芳的第一反应会是，“那些难度比较大的曲目。”
　　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自信。他享受观众的掌声，那让他觉得活出了些价值。
　　最初的掌声则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学校放假时，他折腾着拉起了一个农村戏剧团，组织一帮子年轻人排戏，在周边好几个村落巡回演出。他自己也写本子、导演，内容无外乎顺应当时的政策口号演绎些农村的故事。农村娱乐活动少，乡亲们也乐于在农活之余凑凑热闹，所以每走到一个村子，他们都会受到乡亲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剧团行将离开时，村里人都会夹道送行。甚至有一次，等叶廷芳终于恋恋不舍地结束巡回演出，才意识到：暑假早在一个多月前结束，他已经迟到一个月了。
　　从田埂地头上的戏剧实践开始，很多年后，他把注意力投向了西方现代戏剧，投向了迪伦马特、布莱希特，在戏剧界引起很大反响。也经常与戏剧界的大腕们如林兆华、徐晓钟等切磋现代戏剧，积极推动中国的戏剧改革。
　　而在这之前，是大学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象牙塔

　　和报考初中时如出一辙，成绩一直优秀的叶廷芳也被迫经历了两次高考。第一次高考结果出来，却名落孙山。要强的他觉得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但不读书，又能做什么呢？他思来想去，还是回到学校。第二年又考了一次，这次，北大向他伸出了橄榄枝。1956年，他背着铺盖、提着锅碗瓢盆，一路慢车，花了一个星期抵达北京。
　　他的专业是德语，诗人冯至是当时北大西语系的系主任，也是他的老师。在冯至的引导熏陶下，他读歌德、海涅，德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涌动的热情，恰好与年轻的热血相互激荡。他爱上了写诗，激情澎湃的那种。如今他很少再写，说自己早过了那个年纪，但提起那些热烈的情诗，脸上还会有些笑意。
　　1960年，系里扩充外国文学教研室，除了冯至、朱光潜、赵萝蕤、闻家驷等大家，也挑选了几名学生作为青年教师储备，格外重点培养。叶廷芳名列其中。
　　叶廷芳知道这是“揠苗助长”：那时知识界动荡迭起，思想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北大西语系不少老教授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帽子。
　　系里想尽快让他们毕业，培养一批新生力量，把戴着“右”帽的老教师替换下来。老教师们心知肚明，所以平时也对这些青年教师客客气气。不买账的也有，比如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培训的第一堂课，叶廷芳就被窗外一群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勾走了神。他正猜测小鸟们说什么的时候，讲台上的朱光潜两眼直直瞪着他：“叶廷芳！请你站起来！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复述一遍。”叶廷芳坐在教室正中间，满脸羞愧地站起来，什么也说不出，任二十几人的目光齐刷刷聚在他身上。
　　后来，他专门找了个机会请罪。朱光潜早不在意，只提醒说：“现在你自己也是教员了，我想你自己在上课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也不会当作看不见的吧？”
　　这些都被他写进回忆文字里，字里行间全是钦佩和感恩。
　　毕业后，他如期留校当助教，直到1964年，听说一直仰慕的诗人何其芳所在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科院）文学所要分设外国文学研究所，他向何寄去了调职要求信，正值他的恩师冯至调去当所长，从此结缘社科院。

裹挟

　　几年后，“文革”席卷了所有人的生活。
　　还是北大学生时，叶廷芳也参与过朝圣式的红色“长征”，计划从北京徒步到井冈山，一路寄宿红卫兵的收留站——但在一月有余的跋涉后，他们中途改弦更张，最终坐上火车到了上海，以北大的名义进第八棉纺织厂劳动。
　　如今，再提到“516分子”、“五七干校”这些名称，叶廷芳多半要多费口舌解释一番。这些对年轻人来说陌生的名词，在他们的心中，是烙在生命轨迹上的印痕。政治的风云突变，人活在时代中，便几乎无法不被浪潮裹挟。
　　叶廷芳所在的学部被指认为“‘516分子’的大本营”，成为了全国清查运动的重点，1970年到1972年的“五七干校”就是这场清查的高潮。叶廷芳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白天劳动，学会单手使锄头等各种工具，晚上就搞批判。同一个学习班的人中有杨绛，他因此与钱锺书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文革”期间，叶廷芳形容自己在“不务正业”，学术研究几乎停滞。他甚至对德语也生疏了不少，一次聊天时和钱锺书开玩笑说“德文快忘了大半”。叶廷芳回忆里，钱锺书听了这话，立马沉下脸来：“外语怎么能让它忘了？不管多忙，每天也至少要读一个小时！”
　　虽没有完全依言行之，但这句话成了他不时的警钟。

偶遇

　　1972年夏天，干校全体撤回北京，叶廷芳终于重拾逛旧书店的乐趣。
　　彼时，因一次书店的偶遇，何其芳已成为叶廷芳逛书店的同伴，两人常常互通消息。西单、东四、灯市东口……和如今的文艺青年一样，总有一些地名是接头暗号一般的存在。一天，叶廷芳兴奋地给何其芳打电话，说北京外文书店在东郊通县的仓库要清仓，大概有200万册外文书要低价处理。 　　这可把他俩乐坏了，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两人第二天就赶到了仓库。多年后，叶廷芳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确是非常庞大的书库，绝大多数都是苏联东欧国家出版的书籍，原价非常便宜，且一律打三折。德文书大多都是精装，且装帧十分精致、漂亮。几乎每位古典作家都有单卷本选集，每本打折后只需1.5元;大作家则有全集或选集，甚至还有德文翻译名著如《莎士比亚全集》、《普希金全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选集等。我像梦里意外挖到一个钱窖似的欣喜若狂。我赶紧把何其芳从英文书架那边拉过来，我们很快发现了一套六卷本的《海涅全集》，打折后仅8.4元。我们俩毫不犹豫地各买了一套。最后回来时，我肩上背的，手上提的，到家时，出了一身大汗，但仍抑制不住兴奋。”

　　两天后，正是在这个清仓书库，叶廷芳将发现两部“禁书”——东德出版的《卡夫卡选集》和《美国》（即《失踪者》）。当时，卡夫卡在国内尚是“颓废派”作家，叶廷芳有些顾虑。他悄悄问何其芳：“这两部书值不值得买？”
　　何其芳没犹豫：“当然值得买噻！搞研究不要管它进步与反动！研究以后再来下结论嘛！”
　　不谋而合。这个瞬间，使得叶廷芳成为日后国内最早正面引进、介绍卡夫卡的人。

掌舵

　　若无法置身洪流外，要在激流中生存并前行，或许必须兼具深潜暗流的底气和辨别方向的能力。
　　“文革”的潮水渐渐退去，唯余一片狼藉的文化沙滩。新的浪潮尚在蓄势，看不见明确的信号。说是百废待兴，但人们心里的胆气、锐气，恐怕都被此起彼伏的运动磨去了大半。
　　十年“文革”，叶廷芳觉得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并不是那种一夫当先、百无所畏的人，却最擅长巧用策略“曲线救国”。环境渐渐宽松时，他提交课题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意欲借鲁迅的正统为外国文学研究开路;他看到了卡夫卡作品中属于现代的疏离气质，想为现代主义文学正名，却不直击主题，先从肯定其艺术手法入手。
　　待到时机成熟时，叶廷芳上了真刀真枪：作为现代主义的理论辩手，他将布莱希特与卢卡奇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介绍进了国内。论争双方都拥护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却在对待现代主义文学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叶廷芳是站在布莱希特一边的。
　　他很庆幸，时代确实已经不同了。文学史上，每种“主义”其实都不过是前浪推后浪，古典主义被浪漫主义压过风头，浪漫主义又让位于批判现实主义，而现代主义的崛起，是又一波新的浪头迎面扑来。叶廷芳敏锐地嗅到了潮水欲来的腥咸，他选择顺其势立于浪头之巅。
　　与他一起挑战学术敏感地带的人，还有杨绛。他和杨绛都主张先研究艺术形式上的“非正统派”，比如巴洛克。他相信，所谓的文学创造力，有许多蕴藏在这些不规则中。他自己也是“巴洛克”——巴洛克的意思，是“不圆的珍珠”。
　　多年后，叶廷芳用“不圆的珍珠”为自己的一本文集命了名。

入世

　　9年前，还是中学生的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叶廷芳”这个名字。那是“两会”的中央台报道，下方的新闻标题大致是“政协委员叶廷芳提案建议取消计划生育”。电视屏幕上是叶廷芳的特写镜头。我早已记不得他讲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时，“取消独生”这件事本身冲击了我尚为幼稚的惯性认知。
　　这不经意的一瞥也就渐渐淡去。直到9年后，当我因为放开二胎政策与他约访时，少时的记忆才又隐隐浮出水面。
　　他回述当时的情景：2007年是他任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因为年龄限制，他不可能再连任。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情，他决心“不愿再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要浇一浇心中长久的块垒”。
　　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那几天，每到会议间隙，他便厚着脸皮找人看自己的提案，劝说对方联名签字。很多熟人一看标题，“建议取消独生”，马上反应：“这是基本国策啊，怎么能改这个？”他就先稳住对方，说你先看看我的理由再说。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无论什么社会议题——取消独生、圆明园废墟，抑或是国家大剧院，他永远脱离不了文化的立场。他从缺憾之美的角度谈废墟，从反差之美出发谈国家大剧院的大圆顶，从人伦情感、内在自然的角度谈独生政策。最近，他又对箜篌有了兴趣。世人常说人文“无用”，对他来说却是独门武器。
　　谈独生时，他反复提及“小皇帝”——虽然这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推想。他的个人经验对此佐证有限：他有一个独生女，还有一个独生外孙，可对于评价他们“娇气与否”的要求显得有些为难，语气中掩饰不住的是宠爱。
　　于是，他只好自我批判：“你看，这就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弊端嘛，想不溺爱都忍不住，全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这大概是知识分子式的入世。他敬仰出家人如弘一法师，却未曾想过出家。他会告诉你，克尔凯郭尔说，人的思想有四层境界，物质、审美、哲学、宗教，他自己只走到了第二层。我对这种递进式的分类不以为然，就问：“你觉得自己没有信仰么？”
　　他想了想，“还是有吧。美就是我的信仰。”
　　夜晚渐渐降临了。叶廷芳望向窗外，渐深的夜幕下，路灯已经亮起。
　　“像塞纳河。比塞纳河还美。”他说。
　　我们沿河散步，就像他每晚会做的那样。他故意调慢了步速。1月的北京夜晚，空气冷冽入骨，河水将冻未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