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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纵论天下大事小事,他在香港商业电台一台采集百姓声音,他在《开卷八分钟》将深奥的学问“翻译”给大众,他是11份报刊的专栏作家,他是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他相信,一个人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
街头混混爱读书
梁文道刚出生四个月,就被抱去台湾,在那里一直长到初中毕业。那时,台湾有很多帮派。他14岁时,认了个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赌啊,当然也打架。两群小混混约好时间,到某个中转车站碰头。车站旁正好有家书店,若是到早了,梁文道便闪进书店,边看书边等。时间一到,嘴里吼着“你们找死”,就拿着棍棒冲出门去。
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事实上,梁文道开始读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荐的。梁文道更钟意哲学,初一就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
初中毕业后,没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他17岁,读高三,是左派先锋青年。在台湾受了太多“忠党爱国教育”,又在天主教学校念书,回到香港这个自由社会,他见到三方观点,过去对“国家”的观念和整个历史观都崩溃了。
他开始读马克思,搞小剧场,去歧视女性的选美会抗议。有人对他说:“你有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家里一直订《信报》,他便给《信报》投稿,反驳某位评论家的剧评。两星期后,稿件见报。
投到第三次,编辑打电话来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誊改一遍,写字一小心,字体就像女孩子的,所以编辑问梁文道小姐在不在。母亲解释说:“他上学去了。”“教书去了?”“不,他念书。”“哦,念大学?”“念中学。”17岁的梁文道就此走上专栏作家之路。
牛棚里的读书声
2001年秋天,梁文道携志同道合者,进驻位于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专业资格,只为在大学教育的专业导向之外,开阔学生眼界。
在梁文道和林奕华这样的文化人眼里,香港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商业社会。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由小众而大众,一年多后却因理念不合,重返边缘。
梁文道的朋友蔡东豪,是当时商业电台的总裁,跑来牛棚找梁文道,问他有没有兴趣去当台长。梁文道以为他开玩笑,说:“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打过工,你让我不只坐办公室,还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还要管理一个电台,这个电台还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台。电台有几个大名嘴,比如郑经翰,号称香港10点前特首,你竟让我管这一帮人?”
后来,蔡东豪又找过他几次,用了“终极曝光”这个词,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像他这样的文化人可以通过电台打进主流社会,在主流电台里实践自己的理想。
梁文道同意了。非典时期,他派记者去火车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说话,问他们有什么话最想告诉其他700万人。话语只录30秒,在新闻短讯的前后播放。一天下来,可以听到上百个普通市民对这个社会的想法,都是没过滤的。
他也开了一些文化和读书节目。找香港才子陶杰开了一个节目叫《光明顶》,想帮香港人改变一下思考方式。还有时事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会相信新自由主义,他就请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谈经济政策,故意来把它弄乱一下。
他梦想有一天,随便和一个杂货店老板攀谈,发觉他喜欢研究汪精卫,或者一位中学生说,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他梦想人们把追求知识当成嗜好,没有特别理由,只为好玩、过瘾。
2005年,牛棚书院因经费原因宣告停业。梁文道说:“我会把牛棚搬到兆基创意书院去,晚上开夜课。这个暑假,‘牛棚’就会重新复活。”
此外,他还要参加各种社区运动、古籍保护运动,有时出来讲话,有时在后面出谋划策。
他的朋友、香港传媒人潘诗韵说:“我没见过像他这样消耗生命的人。”梁文道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或慢下来的意思。他觉得他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这些事都是他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他认为越界越多,能量越大。有些人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儿?”做到的事儿就越多。”
小众要做更多事
梁文道说:“很多人认为我看很多书,我只是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而已。”
他订阅英国人文杂志《PROSPECT》,该杂志被评为“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产品”,参与评选的几十个人多数是媒体从业者。梁文道说:“那些人很吓人的。评选最被低估的书,一个BBC的记者选的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纪》,八百多页,这表明他的阅读范围到了那儿。相当广泛的阅读范围,是我心目中一个做媒体的人,或者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人,应该具有的素质。”
他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八分钟》就是一种尝试。
年初,凤凰卫视台一度想请于丹代替他主持这个节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观众,结果没谈成。已经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来兼顾。同事告诉他,他的节目网上下载视频看的多过看电视的。他觉得他的观众都是小众。这些人和那些广告商喜欢的、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节目开始的观众,是两种人。
做时事评论时,有的人像国师,都是政策建议,都是当局应该如何考虑之类的话。梁文道很少这样。他想象自己的观众是做媒体的人、教书的人、文化人、读书人和学生。他比较喜欢针对那些人说话。他认为他最主要的观众是他自己这种类型的人。他说:“这是一个小众群体,或许我们这个群体以后会做更多的事情,改变更多的事情。”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街头混混爱读书
梁文道刚出生四个月,就被抱去台湾,在那里一直长到初中毕业。那时,台湾有很多帮派。他14岁时,认了个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赌啊,当然也打架。两群小混混约好时间,到某个中转车站碰头。车站旁正好有家书店,若是到早了,梁文道便闪进书店,边看书边等。时间一到,嘴里吼着“你们找死”,就拿着棍棒冲出门去。
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事实上,梁文道开始读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荐的。梁文道更钟意哲学,初一就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
初中毕业后,没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他17岁,读高三,是左派先锋青年。在台湾受了太多“忠党爱国教育”,又在天主教学校念书,回到香港这个自由社会,他见到三方观点,过去对“国家”的观念和整个历史观都崩溃了。
他开始读马克思,搞小剧场,去歧视女性的选美会抗议。有人对他说:“你有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家里一直订《信报》,他便给《信报》投稿,反驳某位评论家的剧评。两星期后,稿件见报。
投到第三次,编辑打电话来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誊改一遍,写字一小心,字体就像女孩子的,所以编辑问梁文道小姐在不在。母亲解释说:“他上学去了。”“教书去了?”“不,他念书。”“哦,念大学?”“念中学。”17岁的梁文道就此走上专栏作家之路。
牛棚里的读书声
2001年秋天,梁文道携志同道合者,进驻位于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专业资格,只为在大学教育的专业导向之外,开阔学生眼界。
在梁文道和林奕华这样的文化人眼里,香港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商业社会。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由小众而大众,一年多后却因理念不合,重返边缘。
梁文道的朋友蔡东豪,是当时商业电台的总裁,跑来牛棚找梁文道,问他有没有兴趣去当台长。梁文道以为他开玩笑,说:“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打过工,你让我不只坐办公室,还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还要管理一个电台,这个电台还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台。电台有几个大名嘴,比如郑经翰,号称香港10点前特首,你竟让我管这一帮人?”
后来,蔡东豪又找过他几次,用了“终极曝光”这个词,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像他这样的文化人可以通过电台打进主流社会,在主流电台里实践自己的理想。
梁文道同意了。非典时期,他派记者去火车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说话,问他们有什么话最想告诉其他700万人。话语只录30秒,在新闻短讯的前后播放。一天下来,可以听到上百个普通市民对这个社会的想法,都是没过滤的。
他也开了一些文化和读书节目。找香港才子陶杰开了一个节目叫《光明顶》,想帮香港人改变一下思考方式。还有时事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会相信新自由主义,他就请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谈经济政策,故意来把它弄乱一下。
他梦想有一天,随便和一个杂货店老板攀谈,发觉他喜欢研究汪精卫,或者一位中学生说,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他梦想人们把追求知识当成嗜好,没有特别理由,只为好玩、过瘾。
2005年,牛棚书院因经费原因宣告停业。梁文道说:“我会把牛棚搬到兆基创意书院去,晚上开夜课。这个暑假,‘牛棚’就会重新复活。”
此外,他还要参加各种社区运动、古籍保护运动,有时出来讲话,有时在后面出谋划策。
他的朋友、香港传媒人潘诗韵说:“我没见过像他这样消耗生命的人。”梁文道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或慢下来的意思。他觉得他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这些事都是他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他认为越界越多,能量越大。有些人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儿?”做到的事儿就越多。”
小众要做更多事
梁文道说:“很多人认为我看很多书,我只是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而已。”
他订阅英国人文杂志《PROSPECT》,该杂志被评为“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产品”,参与评选的几十个人多数是媒体从业者。梁文道说:“那些人很吓人的。评选最被低估的书,一个BBC的记者选的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纪》,八百多页,这表明他的阅读范围到了那儿。相当广泛的阅读范围,是我心目中一个做媒体的人,或者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人,应该具有的素质。”
他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八分钟》就是一种尝试。
年初,凤凰卫视台一度想请于丹代替他主持这个节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观众,结果没谈成。已经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来兼顾。同事告诉他,他的节目网上下载视频看的多过看电视的。他觉得他的观众都是小众。这些人和那些广告商喜欢的、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节目开始的观众,是两种人。
做时事评论时,有的人像国师,都是政策建议,都是当局应该如何考虑之类的话。梁文道很少这样。他想象自己的观众是做媒体的人、教书的人、文化人、读书人和学生。他比较喜欢针对那些人说话。他认为他最主要的观众是他自己这种类型的人。他说:“这是一个小众群体,或许我们这个群体以后会做更多的事情,改变更多的事情。”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