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的个人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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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原解放军131师老战士有着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以吉林籍131师老战士温湖为个案,运用生命历程理论,选用口述史与文献对照法,对131师老战士的生命历程进行简析,从少年觉醒到初入队伍,从秋季攻势、战略决战到建国以后,诠释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社会大历史与131师老战士个体生命历程之间的双向作用。分析发现,老战士对革命的热情是民族意识与个人主体意识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解放军老战士;131师;口述历史;生命历程理论
  中图分类号:K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2-0121-05
  原解放军131师(以下简称131师)老战士是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群体。这支部队的前身归属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改称东北野战军7纵20师。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发布,该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第131师。师长刘永源,政委罗有荣。第131师战斗作风积极,执行命令坚决,经营东北解放区,历经战略决战,进军南下解放了华中、华南大片区域。他们大多经历过抗日战争,承受了巨大的民族苦难,但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练下,完成了个人主体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建构,将个人奋斗和祖国的解放与建设事业融为一体。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仪式上重新出现了老兵梯队后,老战士们又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文中所述温湖是131师老战士,几十年来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奉献到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中,直到退休仍笔耕不辍。笔者2019年三四月间对老战士温湖进行了采访和记录,整理出13万字第一手口述史文本资料。本文拟以生命历程理论为基础,用口述史与文献对照法,剖析这位131师老战士波澜壮阔的一生,从口述史个案出发,阐述个人生命与社会大时代之间的双向作用。
  一、生命历程理论及研究综述
  生命历程,由个体的生命事件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而成,个体生命事件序列转换成有机的历程链条,便是生命历程。它将社会角色作为个人生命建构的重要考量因素。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显著地影响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埃尔德以1920—1921年出生组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大危机对时人的深远影响,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提出了生命历程理论,确定了生命历程研究的研究范式,之后迅速在国外得到大量关注和运用。在国内,生命历程理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运用。在1999年,李强等人在《社会变迁和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中第一次介绍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过程、理论范式和相关应用。此后,国内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便涌现出一批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研究方法的著作。到了2005年,包蕾萍在《生命歷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中,强调了“时间观”(即时空记录)的重要性,强调要以生命轨迹作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点。两人的理论研究为国内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注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李强和包蕾萍都以生命历程理论的理论探析为侧重点,但实际上,“我国学者更多是把生命历程理论运用到实践实证当中,分析我国某个特殊群体或某个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1]如董潘《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中的三峡移民问题》以“三峡移民”作为研究对象,张红《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市民化——一种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视角》以农民工为研究群体等。整体而言,我国的生命历程理论的实证研究多以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现实问题与弱势群体为中心,对公职人员、革命队伍等与官方联系较大的群体缺乏关注,留下了较大的缺口和开发空间。
  本文将生命历程理论放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加以运用,提出革命战士与时代环境双向作用的红色生命历程理论。并以131师老战士温湖为研究对象,研究革命者及其所属的革命队伍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环境之间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红色生命历程理论的框架如下:
  此原理重视时空观念,认为个体及其所归属的群体由于时间与地域的既定性,而往往受到同辈效应和身处地域的深刻影响。强调个体的生命融入到当时当地的事件中,并在事件的参与中完成个体的再塑造。在红色生命历程中,强调革命历程的时空特征。
  强调生命事件的时间序列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即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对个体阶段性发展的重大意义。从过程—事件出发,在红色生命历程中,主要着重于革命者思想觉醒与投身革命的重要时间点及其对个人发展的影响。
  此原理认为个体是在社会生活中运转生命历程。个体通过与其社会关系网络互动,来接受社会施加的影响,并对社会生活中的联系人施以反作用。在红色生命历程中,强调压迫者与革命队伍对革命者分别的影响。
  此原理说明个体在社会时空的制约下,自身有目的、有计划地主动对客体进行选择与改造,最终建构起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在红色生命历程中,强调革命者为革命而奉献的主观能动性。
  二、131师老战士生命事件建构序列
  依照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方法,可把个体生命轨迹解构为若干个线性的生命事件。而个人、社会关系和时空之间又会形成有机互动回环,相互影响。笔者在详细访谈老战士温湖后,对得到口述史史料进行了整理。从个体视角去观察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以温湖个人视角、解放军官方史料及民间文献加以结合,对温湖及其同辈人在历史、社会的双向作用中加以诠释。
  (一)少年觉醒
  温湖1926年1月4日出生于东北吉林省敦化县。在他有记忆的1931年,日本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吞并我国东北。温湖及其所在的乡里很快都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温湖的生命历程直接受到影响:“当时学校里不准许讲中国话,必须要讲日语。”“如果讲中国话给日本人听到了,就是政治犯,政治犯罪,政治犯罪就要全部送到731部队里,去做人体实验。”日本对中国人的言论与思想钳制使得人人自危。后来随着日本败势渐显,对东北人民的摧残愈加疯狂。1941年,温湖进到新京国民高等学校学习。此时,温湖的食物由日本校方配给,条件极其艰苦。他自述:“中学每天吃饭两个窝窝头,一个窝窝头里有10颗老鼠屎。”日本校方给日本学生提供的伙食却要优越许多,这与伪满洲国后期实行“粮谷配给”制有关。粮谷配给制按照种群划分配给标准,给日本人配大米,给朝鲜人配给部分大米和杂粮,给中国人只配给杂粮[2]。温湖痛斥日本人“不准中国人吃大米,吃大米呢就叫经济犯(罪)”,针对的就是粮谷配给制。中国人不能吃上一口自己种植的大米,只能吃两个沾了老鼠屎的窝窝头,中国人不能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中国人被731部队抓走当作人体实验的对象……温湖或亲身经历或耳濡目染的事件都交缠在一起。这些带有歧视性质的事件表明:一直被日本标榜为“王道乐土”的伪满洲国,其实是在中国人民的血泪中打造起来的日本殖民地。重重的苦难压在东北人民身上。凭什么中国人要被日本人欺侮?为什么民族会遭受如此的苦难?在苦难与压迫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抗和反思。这些中国人慢慢地找到和认同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抗战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东北人民武装反抗日寇,同时暗中用日文刊印红色书籍,抵制日本愚民政策的精神同化。温湖告诉笔者,上了中学之后,他也秘密阅读了红色书籍:日文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大众哲学》。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之下,温湖的民族意识觉醒了:“每一个班级都有一半日本人一半中国人,合成一个班,我们就是想着独立的这半部分,这半部分大家经常讲我们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引导下,他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有了自己的认识。旧中国的劳动人民生活为什么那么苦?为什么社会那么不平等?“原来是剥削关系。”“看到这两本书之后,我决定参加革命,确立了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所向是中国崛起的指路灯。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够得救。这些认识影响着温湖,温湖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完成了思想的觉醒,生命轨迹发生重大转变。
  (二)初入队伍
  1945年,温湖中学毕业,思想觉悟的他开始投身革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抢占胜利果实,与日、伪相勾结,妄图把控局势①。为保卫东北胜利果实,党中央指示干部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同时调兵赶赴东北。10月9日,入关部队整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巩固发展东北根据地。经营根据地需要更多革命力量参与,部队也自然需要像温湖这样的知识青年投身革命。于是,受张梅溪直接领导,温湖在“马上政府”任职。他担任秘书,掌管财务,为革命筹款。“筹钱筹粮,筹到钞票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马搭子这个里面,放在马身上,然后呢我们再骑。还有巩固部队,防止战士恋家当逃兵”。可以说,此时的温湖先生不再是学生温湖,也不再是晨村组的温总监,他成为了投身革命事业的温湖同志。
  到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31师的前身,第7纵队20师诞生,部队部署在北宁线和哈大线。国民党军队入关后,国共围绕四平展开战斗。5月,民主联军失利,主动实行战略撤退。为策应撤退,温湖和张梅溪书记等几十人为主力部队殿后。6月初,温湖圆满完成任务,转到其他县城发动群众。群众工作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十四年来敌人的统治压迫,使一部分人更不容易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必须明确指出(这一点)才能使群众爱护自己的团体、巩固自己的团体。”[3]但在发动群众过程中,温湖遇到国民党收编的731部队余部投放霍乱病菌。“这个时间发生一次日本鬼子731部队他们大量投放霍乱细菌的事件”,“结果(我们)一到县城,这个县城呢(霍乱)已经传染得非常厉害了,他们就说,你马上返回。”回程途中,温湖以人民安全为重,疏散途经村庄有许多村民,他把村民送上山去,以避过病菌传播,然后赶回到驻地,自己也逃过一劫。之后在1946年底到1947年,温湖被分配到后方的民主学院进修。参加革命,进修充实自己,把自己的紅心、青春与才智,贡献给未来的共和国,是温湖先生生命历程的第二个转折点。
  (三)秋季攻势
  1947年9月,为配合关内部队,东北民主联军落实《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在9月14日发起秋季攻势。秋季攻势标志着东北战场进入战略反攻即战略进攻阶段。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面对向好的态势,民主联军主动出击。全体指战员热情高涨,温湖等人也信心百倍,显现出高度的革命热情。温湖受20师之命组织起战地服务团,我军先发制人,向锦州方向运动、破袭铁路。温湖自豪地回忆自创的破坏铁路法——“铁路大翻身”:“一个连队,抬起来,把一长段铁路栓在绳子上,几个连队往上拉那个铁轨,把枕木拉起来,然后把它翻身,翻过来,这个铁路就无法修复了。”铁路线是东北战场军事生命线。为彻底破坏铁路,21岁的温湖开创了“铁路大翻身”。
  正是有像温湖一样热情有创造力的青年不断加入,革命队伍才生机勃勃。在革命队伍的群体里,温湖也在战友的带动和感染下提升着自己,一路进步和成长。他回忆秋季攻势中革命队伍里领导干部的临危不惧:“(敌机)投弹,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师长钟明峰,他站得直直的,看着飞机,看着飞机(投)炸弹,其他战士全部隐蔽了,可他就不隐蔽,他就看,哈哈哈。”说起副师长的英勇事迹时,他带着笑意。钟副师长这样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给部队里像温湖一样的年轻战士树立了不怕牺牲、献身革命的榜样,也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念。破袭铁路之后,温湖在彰武县“画了幅街头漫画”,“这个漫画的形象就是,人民的一只大手,抓着蒋介石的脖子。”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灭亡已为时不远。带着革命必胜的信心,11月,温湖在甘旗卡正式参军入党,成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四)战略决战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7纵20师改称东北野战军7纵20师。四战四平后,温湖随部队在榆树县进行新式整军。新式整军以诉苦和“五整一查”为主要形式。解放战争后,人民饱受地主还乡团毒害。因此,温湖对诉苦教育印象相当深刻:“整军的内容一开始开展诉苦运动,战士都是受压迫的,很多人都是被地主压迫的、剥削的、家破人亡。”诉苦教育明显起到鼓舞子弟兵的作用。事实上,抗日战争后,辽东军区政治部就及时总结了诉苦教育经验,得到了罗荣桓的充分肯定[4]264。1947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中央军委高度重视,自此诉苦运动成为新式整军运动的中心内容。温老回忆诉苦大会时说:“这个战士一面讲一面哭,痛苦流泪,那么他一哭泪,一哭一流泪,很多人立刻就引起了共鸣”。受苦的战士控诉蒋家王朝的罪恶,或声泪俱下,或演讲动员,或写下血书,在蒋介石政府的剥削下,下层群众欲哭无泪,苦水难吐。国民党反动派则花天酒地。国民党反动派存在一天,下层民众就一天得不到安宁。可见蒋介石政府必须垮台,国民党垮台是大势所趋。整军后,包括温湖在内,人人求战以报阶级仇恨,战士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两场决战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9月,辽沈战役打响。初期战事胶着,国共双方伤亡惨重,每天有大量的战报和伤亡数据要处理。此时温湖留在师机关政治部担任秘书,主要负责发通报命令、战斗伤亡统计和兵员补充等。为了方便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的进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温湖创造性地提高工作效率:“我自己设置一个通用的表格,一个特殊的表格,可以横向扩大,可以起稿备用”。温湖利用特制表格,提高了战损统计的效率,让兵员和物资的补充更有针对性也更及时,他以个体主观能动性为推动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1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发布,20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4军第131师。131师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乘胜入关追击国民党军,平津战役爆发。131师各部门通力合作,为争取战役的胜利而竭尽全力。温湖描述了他在此次战役中的重要任务:“我一个人留在政治部,守着一部电话机,我是联络中心。任何事情都得向我传达,我就守着电话机,抱着电话机,守在那里不动。”在参谋部、温湖所在的政治部等指挥中枢的运作下,131师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掌控了整个战局的走向,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可以想见,正是在诉苦运动的驱动之下,温湖回忆反思自己的苦难,树立起不让其他中国人遭遇自己和战友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的信念,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之中。在战略决战的战前准备和实战过程中,温湖高度重视自己的工作,运用主观能动性胜利完成任务,助力伟大的解放事业,推动个人生命轨迹与时代洪流一同向前,把解放的红旗插在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群众身边。   几乎与陕西省同时,江西省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九江作为江西北大门率先举事,10 月 23 日革命 军便控制了九江城,成立了九江军政府。九江起义的成 功迅速点燃了江西省内的革命火焰,江西省城南昌革命 军收到消息后积极组织,30 日光复军突袭南昌,占领了 军装库与巡抚衙门,第二日南昌光复,成立江西军政府, 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除这四个相继独立的省份外,其 余各省的形势也令清政府焦头烂额,安徽巡抚朱家宝以 安庆危急向清政府发出急电“今值武昌此变,建瓴独下, 皖实岌岌可危……不足以资抵御”[7]171。闽浙总督松寿 致内阁电“窃自川鄂扰乱以来,谣言纷传,人心浮动。闽 省上游会匪出没……大有防不胜防之势”[7]185。诸如此 类急电,许多省份都在发出,从各地督抚的通电中可以得 知清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局面并不乐观,革命力量在暗中 涌動,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山西新军起义的时机已然成 熟。为实现“南响北应”的战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 进一步发展,1911 年 10 月 29 日凌晨,山西新军宣布起义。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中山西新军起义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结果,在封建腐朽的晚清政府的统治下,帝国主义列 强的压榨剥削下,刚刚经历了天灾人祸的山西民众早已 苦不堪言。先进的新学生群体、同盟会会员们适时抓住 机会,将崭新的革命思想带入到了三晋大地,并迅速影响 清政府编练的新军,成长为新军中的主导力量。因此,山 西新军起义拥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并掌握 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在省外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它的爆发 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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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志东(1996—),男,汉族,山西太原人,单位为辽宁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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