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可的杜诗应为1455首.
其他文献
周代是先秦史官制度日趋成熟时期.周代史官类别众多,而以太史、内史、外史、小史、御史五史为主.其中最活跃者当为太史和内史,其主要职能是典礼,也包括文献保管以及记事等.周代的左右史之说,应该只是一种形象说法,而非正式官职.在周代史官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培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史官精神,具体体现为参与建设和维护礼乐文明的经世精神、追求史实之真与道义之真的求真精神和彰显人文价值的理性精神.这些史官精神不但造就了先秦光辉灿烂的史官文化,也对后世中国史官制度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观物之生写生册》是明代画家沈周晚年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长久以来,学界对这一作品的递藏经历缺乏专门、系统的考证,忽视了该册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本文从画册上的铃印、题跋以及相关书画著录等原始资料入手,结合文献对该画册进行了明清时期递藏脉络的梳理.该册创作于1494年,先后为明人懋仁—李日华、李肇亨父子—朱之赤,清人高士奇—安岐及清内府藏.通过重点研究《观物之生写生册》的流传过程,本文尝试探讨其在递藏过程中对文人的影响,同时结合相关史料对钤印“懋仁”的印主身份进行分析.
1886年中俄珲春勘界是在近代中俄不平等条约框架内进行的.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签订后,沙俄仍继续蚕食中国东北边地.至1880年,吴大澂在吉林戍边之际得知俄人侵占珲春边地并占据黑顶子后,连续多次请旨派员会勘,引起清政府重视.在交涉收回黑顶子的过程中,由于俄国一直采取拖延手段,致使查勘黑顶子与图们江沿岸土字牌一带的行动均告失败.直至1885年俄国照会派遣勘界大臣与中国会办此事,中俄勘界官才于1886年重勘吉林段中俄界址.此次勘界虽解决部分中俄边界问题,但勘界的结果仍未超出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条约
现代学人胡适等指出作为诗家的陈独秀推崇杜诗,作诗多师法杜甫.陈独秀五古《述哀》《告少年》《挽大姊》三诗是陈诗中篇幅较长的作品,一发表就引人关注,对照其自传以及相关史料笺释,可以对其中诗情作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比较可见其作多受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的影响.陈独秀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传承人.
杜甫在巴蜀地区的生活时期是其创作的重要阶段,他与巴蜀民族文化的互动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本文从杜甫对巴蜀民族事务及文化资源的了解与关注、巴蜀地区各民族的崇杜情结、巴蜀少数民族诗人学习借鉴杜诗三个方面予以剖析,以此凸显杜甫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意义.
明清以来,湘西地区治理成为中国西南区域治理的重要内容.康熙时期,清王朝开始全面打破明代所形成的"防线"与"界限",进入湘西腹地,通过设置营、汛等方式对归服的村寨进行直接管理;乾隆时期又进一步加强了营汛体系的建设,在该地区形成"一村一寨一汛塘"的局面,成效十分显著.在"改土归流"以及"苗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中,"军管苗寨"制度应运而生,并在当地基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大量客民的进入使湘西基层社会矛盾有所加剧,爆发了"乾嘉之乱".至此,康乾时期所形成的营汛—村寨体系已不能适应地方治理的需要,清王朝不得不
杜甫以儒家的仁民爱物之心关怀万物,同时积极吸取山水田园诗人的艺术影响,以澄明之心对自然界动植物的丰富情态做生机盎然的表现.杜诗呈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深邃内涵,其诗作兼具“爱物之仁”与“观物之明”,融会了儒道两家的生态思考.杜诗还表达了独特的“物我相友”之情,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独特体验;在儒道传统生态视角之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更丰富的思考.杜诗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对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有重要启发意义.
对于杜甫所云“快意八九年”,论者皆认为是指开元二十四年(736)前后其始游齐赵至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前这段时间之事.但这个时期为期十年,减去其间杜甫归居洛阳的几年则为五、六年,都与“八九年”不合.把它释为开元二十年(732)杜甫二十一岁时始游吴越至开元二十八年(740)二十九岁时归居东都、筑土娄庄之间的壮游之事,更为妥当.
高一涵在1912-1916年留日期间,恰逢日本大正民主思潮自立宪主义向民本主义的转化阶段.高一涵对于国家、人民、政府三者关系的认识,自然受到了同时代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影响.高一涵推崇“人民主权说\'\',限定”国权“与”民权\"的边界,将民权作为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权仅在保护民权时发挥作用.高一涵大力宣扬个人主义.基于民初的宪政危机,他主张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并通过协调,建立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文明.与大正民主思潮所不同的是,高一涵又追求去民族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与自由.高一涵留学时期的
杜甫《避地》诗的系年众说纷纭,有“至德元载”说、“至德二载”说、“广德元年”说、“伪诗”说四种观点,本文根据该诗的“诗史”性质,结合唐代史实和杜甫行迹,并以相关杜诗为证,认为《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关于《避地》的系年可靠,该诗是杜甫在广德元年冬往来梓州、阆州间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