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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可谓沧海桑田，人间巨变。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军队建设也迈入一个全新阶段。武器装备的发展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三十年间也经历了在忍耐中奋斗、创新的艰难历程。近几年，美国在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都说中国的军事装备发展极其迅速，如摒弃其宣传“中国威胁论”的用心，也应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水平同过去相比确实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进步。若用简单的语言归纳概括三十年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中国武器的发展迈上了三个大台阶，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打基础，再购买俄罗斯武器加以消化，最终达到自主创新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的时间，差不多都在十年左右，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开创新局面，本刊记者特请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回顾三十年来我国武器发展的情况。
向西方引进技术，立足自研改进旧装备
记者：1978年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在世界范围内大致处在什么水平?
徐焰：70年代后期，人们对军队的面貌用一个“肿”字形容，是指数量大而质量不精，武器装备也是量多而性能落后。1979年全军员额多达590万人，在装备方面除了有“二弹一星”这种集中科研力量保障的少量尖端武器外，其余装备还基本属于仿照苏联五十年代装备的水平。此时世界强国对武器装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跨代技术升级，中国因科研水平薄弱，加上对外部世界的相对封闭，装备方面与强手的差距还有继续拉大之势。
造成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无奈，也有政策方面的失误。旧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时国内几乎没有现代兵工基础，连迫击炮都造不好。50年代国内通过艰苦奋斗，又得到苏联援助，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军工系统。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还引进了苏军现役的多种常规装备和部分导弹、核弹技术，使国内的许多常规装备一度接近和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可惜的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苏联中止对中国尖端项目的帮助并撤走全部专家。1961年赫鲁晓夫为修补中苏关系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然而翌年秋又因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表支持而停供技术资料，最终断绝了军事援华。此后近二十年间，国内军工部门努力消化苏联技术，却因原来的科研基础薄弱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多数项目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至70年代后期，中国的主战装备如坦克、战斗机还停留在二战后的第一代水平，西方和苏联却已迈入第三代。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和国防科研部门都想迅速缩小差距，当时西方对华技术转让相对宽松也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记者：从1979年起的十年间，为什么中国对西方国家还能进行一些军事合作和技术引进?
徐焰：70年代末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上坚持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条线”方针，联合美国和西欧国家对抗苏联。西方各国出于自身战略需求，又看到那时的中国综合实力和仿造能力都比较弱，才愿意对华出售武器和一些相关技术，这就为中国改进武器装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出于“一条线”战略，早在1975年中国军事代表团就到英、法等国考察并试探购买技术装备，美国却以限制对共产党国家出售军事技术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则予以反对。1979年1月中美建交，翌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西方出售防御性武器的障碍才被取消。当时中国国防部门组织人走出国门，与西欧军工科研机关开展了交流。就此痛感到自身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急迫性。起初中国军工部门设想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如陆军曾商谈购买西德的“豹”2坦克和坦克炮，海军曾洽商购买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引进技术改造自己的051驱逐舰。空军曾商谈购买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战斗机。当时国内经济上出现的“洋冒进”也影响到军工系统。不过这时中国领导人在武器引进问题上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加上出现了财政困难和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难题，最终确定武器还要以自主研制为主。
记者：当时西方国家的对华军售与50年代苏联的对华军援有哪些区别?
徐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商业利益权衡对外关系，军售是为获取暴利并实施控制。苏联当年援华还讲些国际主义，武器只收成本价(如抗美援朝时期用过的旧品只算半价)，技术全部免费，因而中国仅花费了几十亿元人民币就把陆海空三军的主要装备生产线和科研所设备全套搬到国内。西方国家却是每个项目斤斤计较细算账，报价令人咋舌，关键技术还不肯转让。
1979年英国曾提出愿意对华出售100架“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索价6亿多美元。德国提出的“豹”2坦克单价近百万美元。法国“幻影”战斗机单价则接近1000万美元。对此中方都不可能接受。中国原想引进美国F-16的样品和技术，却遭拒绝，只售给24架“黑鹰”直升机。当时美国对大陆军售掌握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高于给台湾的水平。80年代中期美方同意出售航电设备为中国改造50架歼-8Ⅱ战斗机，却索价5亿美元，进程也一再拖延。这些事实说明。西方国家在实行联华抗苏战略时，骨子里仍把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视为异类，要予以多方限制。
记者：改革开放初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够有多少经费用于改善装备呢?
徐焰：1978年中国的国民产值不过360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2 000亿美元。进入80年代初，国内的年度军费限制在17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00亿美元)，其中装备费不超过三分之一。1981年底国家的外汇储备仅有27亿美元，又主要保障经济建设，实在拿不出多少钱引进外国技术装备。军工部门计算的结果是。如按西方要价给全军换装需600亿美元以上，此外还要全部更换原来的苏式军工生产和保障系统，花费又要倍于此数。
中国在当时不仅花不起这笔钱，美国和西欧又只想卖成品，买来武器后在零配件和技术保障上又要受制于人，到头来在政治上也会被“卡脖子”。中国国防工业奠基人聂荣臻元帅针对这一情况特别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买来一个国防现代化。中国领导人通过分析本国情况，认为提高本国军队装备的出路还在于自研，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引进技术。此后。到西方考察和洽购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虽多，据反映都是“看得多、买得少”。例如海军代表团看中了法国的100毫米舰炮，却提出只买一门，法方起初大为惊讶，随之也明白这只是想取得样品再消化仿制，兜售的积极性也大为降低。
记者：80年代以后中国因压缩军费开支，使军队进入一个“忍耐期”，当时怎样发展装备呢?
徐焰：这段时期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主要进入一个技术积 累期，国内军工科研部门在经费大幅压缩的情况下，在“多研制、少生产”的方针下还是发展了一些重点装备。如1981年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一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可使一枚导弹分导出多弹头。1982年常规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1988年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都标志着战略武器水平又有了跨越性发展。根据邓小平关于“不当军火商不行了”的新提法，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外提供军品全部无偿的方针，以价格低廉的武器打入世界军贸市场。例如国内通过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航电设备改造歼-7(机型仿自米格-21)飞机出口了千余架，不仅提升了研制水平，也通过创汇取得了科研经费。
1984年国庆35周年时，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阅兵式，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中程导弹和69-Ⅲ型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装甲输送车及歼-8歼击机都参加了检阅。这些武器的技术标准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一代的差距，却显示了常规兵器研制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的跨越。只是由于当时国防费用大幅削减，人民解放军对新装备采购量很小。未能给多数部队换装。
1989年6月，西方国家一致实行对华制裁和武器禁售，使中国与美国和西欧的十年军事交流嘎然而止。中国出资改造歼-8Ⅱ战斗机的“和平珍珠”计划，也被美方粗暴废止，甚至允许台湾军方观看和研究运去的试验机。中国军工科研人员深感耻辱和愤慨的同时，也认为并没有白费金钱和时间精力，因为与美国、西欧这一段时间的交往毕竟大大开拓了眼界，使中国武器发展能跃上一个新台阶。其主要成果，主要体现为国内军工部门能够跳出旧日苏联装备的研发思路，这为后来自主科研以及运用新技术改造原有装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恢复对苏军购并消化技术，装备水平大幅跃升
记者：1989年以后，中国为什么能对苏联恢复了军购，随后又引进了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和技术呢?
徐焰：历史的辩证法是，坏事往往会转换成好事。西方对华制裁和苏联日趋孤立并走向瓦解，无形中让曾经有着兄弟友谊又相互阋墙的中苏两国再次站到一起。早在1982年中苏关系解冻后，苏联军方就有恢复军事交流的意向，却因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关系障碍未解除而不能实现。1987年苏联军方又提出，愿意对华出售战斗机。1989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这又为两国开展军事合作和军贸扫除了障碍。
中国恢复对苏军购时，就确定了选择先进产品的原则，并着眼于引进和消化其技术。苏军起初想将其在国际市场上已出售的米格29轻型战斗机卖给中国，中方却看中1987年刚研制定型而尚未外销的苏-27重型战斗机。苏联领导人出于战略全局的考虑，于1990年决定将这种最新的战斗机以友谊价格售给中国。虽说苏联的外卖品技术上有些缩水，然而许多中国专家评价，这次引进使我军装备的最好的军机水平一举提升了不下二十年。
记者：国际间的军贸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联邦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已有很大不同，为什么又能对华扩大军售呢?
徐焰：中俄的战略合作和军贸，充分体现了中国自邓小平时代起确定的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定亲疏的正确性。1991年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经济一落千丈。几乎丧失本国军品订货的众多国防企业生存极为艰难。据俄方人员最近撰文回忆，苏霍伊飞机公司差一点都被盘点卖给西方企业，幸亏有了中国的订货，后来又加上印度等国的客户，才能维持下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能够对华出售当时较先进的S-300防空导弹、“基洛”级潜艇、“现代”级驱逐舰以及一些其它装备及相关技术。1996年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又决定对华出售刚研制定型不久的苏-30战斗机，中国还引进了苏霍伊公司的生产线，这对中俄双方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是典型的“双赢”结果。
记者：中国在90年代的对俄军购，与50年代的对苏军购有哪些不同呢?
徐焰：50年代中苏关系虽然密切，却存在着不平等，这也是最终走向破裂的最深层次原因(如果当时处理得好，应该不会由亲变仇)。那时中苏两国在军事合作时的关系名为兄弟，实为师徒，“老大哥”虽帮了“小兄弟”却也因态度傲慢留下积怨。由于50年代的解放军对技术水准较高的武器大都处于懵懂阶段，大都是苏方提供什么就只能全盘接受并虚心学习，苏联专家撤走后仍有不少技术多年难以消化。90年代的中俄关系完全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我国的国民产值和财政收入都已高于俄罗斯，购买的装备都是精心选购自己还不能生产的重点装备，而且能够消化其技术并有所创新。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高技术装备显示的威力，给中国军人以很大震憾，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又迫使大陆方面必须有应急的“撒手锏”。此时采购一批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苏俄装备列入解放军现役，对提高作战能力自然有很大帮助。当时国内对军工科研的投入也有增加，购买的俄式装备再加上原先对西方技术的引进，正好形成“东西合璧”，给国内研制新装备以两方面启示。我国自产的许多武器既参考了西方的技术，又借鉴了新型俄罗斯装备的优点，再加上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大大加快了研发速度，有些还“青出于蓝而胜蓝”，
记者：1999年国庆阅兵时，中国展示了多种新型武器装备，这说明我国的装备水平有哪些提升?
徐焰：国庆50周年大阅兵展示的武器，显示了中国军队的装备已开始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此次受阅的战略导弹是可以公路机动发射的远程导弹，人称“个头小了，威力大了”，大大提升了战略核反击力量的生存能力。在此次阅兵中，新研制的多种战术导弹、几种新型坦克和装甲车、多种新式步兵武器都通过天安门广场，显示了我国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也有了巨大进步。如中国这一年研制成功的99式坦克，已经达到了战后国际上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技术水平。
90年代中国的国防费用还很有限，如1999年中国的国民产值刚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万亿美元)，同年军费开支只有1076亿元人民币(合125亿美元)，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和二十五分之一。除了装备费仍然不足。世界上武器装备发展的进步又很快，中国研制出的一些新型装备只是少量生产，开发新装备时对老式装备也进行了提升改进。例如解放军陆军大量装备的还是具有战后第一代水平的59式坦克，军工部门通过换装120毫米和125毫米火炮，加装新式电子设备和附加装甲的方式，使其具备了同第三代坦克作战的能力。科研人员对空军过去大量装备的歼-7战斗机大力改造，也使其从过去的第二代战斗机的基础上达到脱胎换骨，具备与第三代战斗机抗衡的能力。中国海军装备的60年代至70年代研制生产的051驱逐舰，也通过技术升级大大提高了战斗力。1999年美国国会抛出了《考克斯报告》，公开宣扬中国已成为自己的头号对手，从这一年起美国国防部每年要提交一份《中国军力报告》，这恰恰也从反面说明中国军队的巨大进步已引起了世界 头强的不安。
90年代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有赖于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经济和科研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国内通过“863计划”等项目建立了较好的科技基础，使我国从机械化、电子化、信息化到通用化的各种武器都能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有了大幅跨越性发展，我国立足于自主科研，再引进部分俄罗斯装备和技术，使武器装备的发展在90年代又迈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台阶，而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台阶。
以信息化为重点，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后军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忍耐期”，装备发展也是如此。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武器装备又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徐焰：1999年5月美国以“误炸”之名空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同年李登辉又抛出“两国论”，这都极大地激怒了中国军民。由于这时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了较为雄厚的财力和科研基础，可以说武器装备的发展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即各个重点项目都立足于自主研发，并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有了充足的资源投入军队建设。去年我国的国民产值达24.6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合3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逊于日本、德国而居世界第四。按世界银行的“平价购买力标准”计算，中国从2001年起实际国民产值就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公布的财政收入为5.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7400亿美元，虽还远低于美国的2.6万亿美元，却已居世界第二(日本、德国去年的财政收入都相当于5000多亿美元)。我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1.9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今年我国公布的军费开支为4177.69亿元人民币，按汇率可折合600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三。应该说，我国武器装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资金困难，而是一些重点项目的科研水平仍与世界强国有相当差距。
记者：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苏联瓦解后的俄罗斯军工技术因经费不足也日益与西方拉开了差距，这些对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徐焰：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至今仍不肯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而且还加大了高技术方面的封锁。至于中俄军事合作还有继续发展的必要，却不可能也不大需要再像90年代那样大量引进成套项目，中国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重点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
去年。原总参战役局局长张胜同志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也送了我一本，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分析：“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的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我想，看了这段话，在强调继续加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同时，也必须深入思考一下今后国防工业的发展方向。
记者：进入新世纪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正进行以信息化为中心的军事变革，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应怎样应对这一大潮?
徐焰：中国的发展在新世纪面临着重要机遇，同时世界上新军事变革的大潮又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目前，武器威力的体现已超出战车、战机和舰艇这些“平台”的本身，而着重依赖电子、信息技术这类“倍增器”。由于过去的国家工业和科研基础薄弱，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和西方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空间技术和导弹技术是两个能跟得上世界先进水平且令中国人民自豪的强项。国防科研部门发挥自身的强项，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同时迈向外层空间，“神舟”1号至7号的发射成功，2007年1月进行的反卫星试验，表明了中国的空间技术仅次于美俄而居世界第三位。
2004年、2006年我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都提出军队建设要以信息化为中心。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近些年来中国每年都推出一些重大的军工科研成就。尤其是弥补了过去基础研究的众多弱项，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也使中国武器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不断冲击高端市场。例如近几年中国推向国际市场的FC-1“枭龙”战斗机、国产“凯山”防空导弹、“江卫”级护卫舰等重型主战装备。都被认为不逊于或接近西欧国家同类产品的水平，价格则要低得多。2004年中国自行研制并开始装备空军的歼10战斗机，据国际评论也认为具备国际上“三代半”战斗机的水平。另外，最近我国推出的新型武装直升机和新型驱逐舰、护卫舰的性能水准和列装速度，在国际军界都成为重点议论的话题。可以说，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在近十年来又迈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台阶，以自主科研不断缩小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记者：近些年中国持续增加了国防费，也加大了武器装备方面的投入，对今后的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徐焰：这些年来我国国防费用的增加，有着国家财力增强和为过去“忍耐期”还债这两方面的原因。崛起的中国具备庞大的经济实力，自然应该有保障自身安全的相应军事实力，那些以武器发展炒作“中国威胁”的人不仅是危言耸听，而且完全是别有用心。当然，根据信息化的要求，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不需要再保持原来那种庞大规模，而是要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武器装备下一步的发展也重在提升科技含量，主要重质量而不是侧重数量。根据目前和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解放军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如今，人们怀着不尽的追思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华大地也是旧貌换新颜。相信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武器装备的发展也会同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保障中华民族能够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向西方引进技术，立足自研改进旧装备
记者：1978年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在世界范围内大致处在什么水平?
徐焰：70年代后期，人们对军队的面貌用一个“肿”字形容，是指数量大而质量不精，武器装备也是量多而性能落后。1979年全军员额多达590万人，在装备方面除了有“二弹一星”这种集中科研力量保障的少量尖端武器外，其余装备还基本属于仿照苏联五十年代装备的水平。此时世界强国对武器装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跨代技术升级，中国因科研水平薄弱，加上对外部世界的相对封闭，装备方面与强手的差距还有继续拉大之势。
造成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无奈，也有政策方面的失误。旧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时国内几乎没有现代兵工基础，连迫击炮都造不好。50年代国内通过艰苦奋斗，又得到苏联援助，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军工系统。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还引进了苏军现役的多种常规装备和部分导弹、核弹技术，使国内的许多常规装备一度接近和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可惜的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苏联中止对中国尖端项目的帮助并撤走全部专家。1961年赫鲁晓夫为修补中苏关系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然而翌年秋又因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表支持而停供技术资料，最终断绝了军事援华。此后近二十年间，国内军工部门努力消化苏联技术，却因原来的科研基础薄弱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多数项目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至70年代后期，中国的主战装备如坦克、战斗机还停留在二战后的第一代水平，西方和苏联却已迈入第三代。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和国防科研部门都想迅速缩小差距，当时西方对华技术转让相对宽松也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记者：从1979年起的十年间，为什么中国对西方国家还能进行一些军事合作和技术引进?
徐焰：70年代末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上坚持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条线”方针，联合美国和西欧国家对抗苏联。西方各国出于自身战略需求，又看到那时的中国综合实力和仿造能力都比较弱，才愿意对华出售武器和一些相关技术，这就为中国改进武器装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出于“一条线”战略，早在1975年中国军事代表团就到英、法等国考察并试探购买技术装备，美国却以限制对共产党国家出售军事技术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则予以反对。1979年1月中美建交，翌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西方出售防御性武器的障碍才被取消。当时中国国防部门组织人走出国门，与西欧军工科研机关开展了交流。就此痛感到自身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急迫性。起初中国军工部门设想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如陆军曾商谈购买西德的“豹”2坦克和坦克炮，海军曾洽商购买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引进技术改造自己的051驱逐舰。空军曾商谈购买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战斗机。当时国内经济上出现的“洋冒进”也影响到军工系统。不过这时中国领导人在武器引进问题上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加上出现了财政困难和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难题，最终确定武器还要以自主研制为主。
记者：当时西方国家的对华军售与50年代苏联的对华军援有哪些区别?
徐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商业利益权衡对外关系，军售是为获取暴利并实施控制。苏联当年援华还讲些国际主义，武器只收成本价(如抗美援朝时期用过的旧品只算半价)，技术全部免费，因而中国仅花费了几十亿元人民币就把陆海空三军的主要装备生产线和科研所设备全套搬到国内。西方国家却是每个项目斤斤计较细算账，报价令人咋舌，关键技术还不肯转让。
1979年英国曾提出愿意对华出售100架“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索价6亿多美元。德国提出的“豹”2坦克单价近百万美元。法国“幻影”战斗机单价则接近1000万美元。对此中方都不可能接受。中国原想引进美国F-16的样品和技术，却遭拒绝，只售给24架“黑鹰”直升机。当时美国对大陆军售掌握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高于给台湾的水平。80年代中期美方同意出售航电设备为中国改造50架歼-8Ⅱ战斗机，却索价5亿美元，进程也一再拖延。这些事实说明。西方国家在实行联华抗苏战略时，骨子里仍把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视为异类，要予以多方限制。
记者：改革开放初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够有多少经费用于改善装备呢?
徐焰：1978年中国的国民产值不过360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2 000亿美元。进入80年代初，国内的年度军费限制在17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00亿美元)，其中装备费不超过三分之一。1981年底国家的外汇储备仅有27亿美元，又主要保障经济建设，实在拿不出多少钱引进外国技术装备。军工部门计算的结果是。如按西方要价给全军换装需600亿美元以上，此外还要全部更换原来的苏式军工生产和保障系统，花费又要倍于此数。
中国在当时不仅花不起这笔钱，美国和西欧又只想卖成品，买来武器后在零配件和技术保障上又要受制于人，到头来在政治上也会被“卡脖子”。中国国防工业奠基人聂荣臻元帅针对这一情况特别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买来一个国防现代化。中国领导人通过分析本国情况，认为提高本国军队装备的出路还在于自研，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引进技术。此后。到西方考察和洽购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虽多，据反映都是“看得多、买得少”。例如海军代表团看中了法国的100毫米舰炮，却提出只买一门，法方起初大为惊讶，随之也明白这只是想取得样品再消化仿制，兜售的积极性也大为降低。
记者：80年代以后中国因压缩军费开支，使军队进入一个“忍耐期”，当时怎样发展装备呢?
徐焰：这段时期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主要进入一个技术积 累期，国内军工科研部门在经费大幅压缩的情况下，在“多研制、少生产”的方针下还是发展了一些重点装备。如1981年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一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可使一枚导弹分导出多弹头。1982年常规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1988年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都标志着战略武器水平又有了跨越性发展。根据邓小平关于“不当军火商不行了”的新提法，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外提供军品全部无偿的方针，以价格低廉的武器打入世界军贸市场。例如国内通过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航电设备改造歼-7(机型仿自米格-21)飞机出口了千余架，不仅提升了研制水平，也通过创汇取得了科研经费。
1984年国庆35周年时，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阅兵式，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中程导弹和69-Ⅲ型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装甲输送车及歼-8歼击机都参加了检阅。这些武器的技术标准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一代的差距，却显示了常规兵器研制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的跨越。只是由于当时国防费用大幅削减，人民解放军对新装备采购量很小。未能给多数部队换装。
1989年6月，西方国家一致实行对华制裁和武器禁售，使中国与美国和西欧的十年军事交流嘎然而止。中国出资改造歼-8Ⅱ战斗机的“和平珍珠”计划，也被美方粗暴废止，甚至允许台湾军方观看和研究运去的试验机。中国军工科研人员深感耻辱和愤慨的同时，也认为并没有白费金钱和时间精力，因为与美国、西欧这一段时间的交往毕竟大大开拓了眼界，使中国武器发展能跃上一个新台阶。其主要成果，主要体现为国内军工部门能够跳出旧日苏联装备的研发思路，这为后来自主科研以及运用新技术改造原有装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恢复对苏军购并消化技术，装备水平大幅跃升
记者：1989年以后，中国为什么能对苏联恢复了军购，随后又引进了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和技术呢?
徐焰：历史的辩证法是，坏事往往会转换成好事。西方对华制裁和苏联日趋孤立并走向瓦解，无形中让曾经有着兄弟友谊又相互阋墙的中苏两国再次站到一起。早在1982年中苏关系解冻后，苏联军方就有恢复军事交流的意向，却因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关系障碍未解除而不能实现。1987年苏联军方又提出，愿意对华出售战斗机。1989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这又为两国开展军事合作和军贸扫除了障碍。
中国恢复对苏军购时，就确定了选择先进产品的原则，并着眼于引进和消化其技术。苏军起初想将其在国际市场上已出售的米格29轻型战斗机卖给中国，中方却看中1987年刚研制定型而尚未外销的苏-27重型战斗机。苏联领导人出于战略全局的考虑，于1990年决定将这种最新的战斗机以友谊价格售给中国。虽说苏联的外卖品技术上有些缩水，然而许多中国专家评价，这次引进使我军装备的最好的军机水平一举提升了不下二十年。
记者：国际间的军贸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联邦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已有很大不同，为什么又能对华扩大军售呢?
徐焰：中俄的战略合作和军贸，充分体现了中国自邓小平时代起确定的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定亲疏的正确性。1991年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经济一落千丈。几乎丧失本国军品订货的众多国防企业生存极为艰难。据俄方人员最近撰文回忆，苏霍伊飞机公司差一点都被盘点卖给西方企业，幸亏有了中国的订货，后来又加上印度等国的客户，才能维持下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能够对华出售当时较先进的S-300防空导弹、“基洛”级潜艇、“现代”级驱逐舰以及一些其它装备及相关技术。1996年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又决定对华出售刚研制定型不久的苏-30战斗机，中国还引进了苏霍伊公司的生产线，这对中俄双方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是典型的“双赢”结果。
记者：中国在90年代的对俄军购，与50年代的对苏军购有哪些不同呢?
徐焰：50年代中苏关系虽然密切，却存在着不平等，这也是最终走向破裂的最深层次原因(如果当时处理得好，应该不会由亲变仇)。那时中苏两国在军事合作时的关系名为兄弟，实为师徒，“老大哥”虽帮了“小兄弟”却也因态度傲慢留下积怨。由于50年代的解放军对技术水准较高的武器大都处于懵懂阶段，大都是苏方提供什么就只能全盘接受并虚心学习，苏联专家撤走后仍有不少技术多年难以消化。90年代的中俄关系完全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我国的国民产值和财政收入都已高于俄罗斯，购买的装备都是精心选购自己还不能生产的重点装备，而且能够消化其技术并有所创新。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高技术装备显示的威力，给中国军人以很大震憾，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又迫使大陆方面必须有应急的“撒手锏”。此时采购一批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苏俄装备列入解放军现役，对提高作战能力自然有很大帮助。当时国内对军工科研的投入也有增加，购买的俄式装备再加上原先对西方技术的引进，正好形成“东西合璧”，给国内研制新装备以两方面启示。我国自产的许多武器既参考了西方的技术，又借鉴了新型俄罗斯装备的优点，再加上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大大加快了研发速度，有些还“青出于蓝而胜蓝”，
记者：1999年国庆阅兵时，中国展示了多种新型武器装备，这说明我国的装备水平有哪些提升?
徐焰：国庆50周年大阅兵展示的武器，显示了中国军队的装备已开始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此次受阅的战略导弹是可以公路机动发射的远程导弹，人称“个头小了，威力大了”，大大提升了战略核反击力量的生存能力。在此次阅兵中，新研制的多种战术导弹、几种新型坦克和装甲车、多种新式步兵武器都通过天安门广场，显示了我国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也有了巨大进步。如中国这一年研制成功的99式坦克，已经达到了战后国际上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技术水平。
90年代中国的国防费用还很有限，如1999年中国的国民产值刚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万亿美元)，同年军费开支只有1076亿元人民币(合125亿美元)，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和二十五分之一。除了装备费仍然不足。世界上武器装备发展的进步又很快，中国研制出的一些新型装备只是少量生产，开发新装备时对老式装备也进行了提升改进。例如解放军陆军大量装备的还是具有战后第一代水平的59式坦克，军工部门通过换装120毫米和125毫米火炮，加装新式电子设备和附加装甲的方式，使其具备了同第三代坦克作战的能力。科研人员对空军过去大量装备的歼-7战斗机大力改造，也使其从过去的第二代战斗机的基础上达到脱胎换骨，具备与第三代战斗机抗衡的能力。中国海军装备的60年代至70年代研制生产的051驱逐舰，也通过技术升级大大提高了战斗力。1999年美国国会抛出了《考克斯报告》，公开宣扬中国已成为自己的头号对手，从这一年起美国国防部每年要提交一份《中国军力报告》，这恰恰也从反面说明中国军队的巨大进步已引起了世界 头强的不安。
90年代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有赖于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经济和科研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国内通过“863计划”等项目建立了较好的科技基础，使我国从机械化、电子化、信息化到通用化的各种武器都能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有了大幅跨越性发展，我国立足于自主科研，再引进部分俄罗斯装备和技术，使武器装备的发展在90年代又迈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台阶，而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台阶。
以信息化为重点，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后军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忍耐期”，装备发展也是如此。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武器装备又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徐焰：1999年5月美国以“误炸”之名空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同年李登辉又抛出“两国论”，这都极大地激怒了中国军民。由于这时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了较为雄厚的财力和科研基础，可以说武器装备的发展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即各个重点项目都立足于自主研发，并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有了充足的资源投入军队建设。去年我国的国民产值达24.6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合3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逊于日本、德国而居世界第四。按世界银行的“平价购买力标准”计算，中国从2001年起实际国民产值就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公布的财政收入为5.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7400亿美元，虽还远低于美国的2.6万亿美元，却已居世界第二(日本、德国去年的财政收入都相当于5000多亿美元)。我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1.9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今年我国公布的军费开支为4177.69亿元人民币，按汇率可折合600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三。应该说，我国武器装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资金困难，而是一些重点项目的科研水平仍与世界强国有相当差距。
记者：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苏联瓦解后的俄罗斯军工技术因经费不足也日益与西方拉开了差距，这些对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徐焰：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至今仍不肯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而且还加大了高技术方面的封锁。至于中俄军事合作还有继续发展的必要，却不可能也不大需要再像90年代那样大量引进成套项目，中国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重点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
去年。原总参战役局局长张胜同志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也送了我一本，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分析：“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的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我想，看了这段话，在强调继续加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同时，也必须深入思考一下今后国防工业的发展方向。
记者：进入新世纪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正进行以信息化为中心的军事变革，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应怎样应对这一大潮?
徐焰：中国的发展在新世纪面临着重要机遇，同时世界上新军事变革的大潮又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目前，武器威力的体现已超出战车、战机和舰艇这些“平台”的本身，而着重依赖电子、信息技术这类“倍增器”。由于过去的国家工业和科研基础薄弱，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和西方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空间技术和导弹技术是两个能跟得上世界先进水平且令中国人民自豪的强项。国防科研部门发挥自身的强项，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同时迈向外层空间，“神舟”1号至7号的发射成功，2007年1月进行的反卫星试验，表明了中国的空间技术仅次于美俄而居世界第三位。
2004年、2006年我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都提出军队建设要以信息化为中心。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近些年来中国每年都推出一些重大的军工科研成就。尤其是弥补了过去基础研究的众多弱项，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也使中国武器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不断冲击高端市场。例如近几年中国推向国际市场的FC-1“枭龙”战斗机、国产“凯山”防空导弹、“江卫”级护卫舰等重型主战装备。都被认为不逊于或接近西欧国家同类产品的水平，价格则要低得多。2004年中国自行研制并开始装备空军的歼10战斗机，据国际评论也认为具备国际上“三代半”战斗机的水平。另外，最近我国推出的新型武装直升机和新型驱逐舰、护卫舰的性能水准和列装速度，在国际军界都成为重点议论的话题。可以说，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在近十年来又迈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台阶，以自主科研不断缩小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记者：近些年中国持续增加了国防费，也加大了武器装备方面的投入，对今后的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徐焰：这些年来我国国防费用的增加，有着国家财力增强和为过去“忍耐期”还债这两方面的原因。崛起的中国具备庞大的经济实力，自然应该有保障自身安全的相应军事实力，那些以武器发展炒作“中国威胁”的人不仅是危言耸听，而且完全是别有用心。当然，根据信息化的要求，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不需要再保持原来那种庞大规模，而是要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武器装备下一步的发展也重在提升科技含量，主要重质量而不是侧重数量。根据目前和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解放军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如今，人们怀着不尽的追思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华大地也是旧貌换新颜。相信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武器装备的发展也会同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保障中华民族能够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