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联合国报告指出：“号称道德国家的中国在世界159个国家中文明素质排号倒数
　　第九，与阿富汗，朝鲜为伍，印证了官僚人治国家道德堕落的规律。文明素质最高的是日本、美国。”①
　　其实，这并不表明，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的“文明素质”比社会主义国家更好、更强，原因是因为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权力结构为果结构，而目前社会主义各国采用的权力结构为树结构，因而说明目前的社会主义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②，它体现出来的人们的“文明素质”，也就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素质”。又因为果结构比树结构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及文化要好得多（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好），所以，人们目前看到的东西方人们“文明素质”的比较，实质上是果结构体制国家与树结构体制国家在“文明素质”方面的比较。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果结构之上时（因任何国家都必须选择这两类结构之一为权力结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此时，我们才有比发达国家更好的“价值认同”③这才可能是真正的东西方人们“文明素质”及其比较的真正开始。
　　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树结构之上，这要追索到列宁及斯大林之误了，见④。
　　树结构的最大本领就是对人及国家性质们的“异化”作用，如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曾有过多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农民在建立国家制度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以树结构为其权力结构（当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树结构及其理论，只是从传统文化中模仿了树结构这一体制。但不管这些“起义农民”本来的愿望是什么，“起义农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最终都被树结构“异化”成封建王朝了，而无一例外。
　　其实，树结构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它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结果即是：要么，无产阶级，特别是其领导阶层被树结构“异化”成“封建统治阶层”;要么，树结构被无产阶级最终战胜了，其标致是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的建立。
　　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保持树结构的纯洁性，是全面禁止人们（特别是官员） 经商的，在果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没有这些“禁止”规定，但它的权力制约条件非常严谨。一般说来，可以使掌握“公共權力”者不敢经商、不愿经商、或不能经商。到现在为止，中国改革，只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权力结构（类型）”改革。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保持树结构的纯洁性的那一套完全被打破了（如权力进入市场了），但新的“权力制约”规则（特别是权力结构类型上的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类“树结构+市场经济”的这种“四不像”体制⑤之下，我们反而把西方社会的“坏东西”学进来了。如（把不成熟、存在很多争议的）“转基因”技术等等，却被一些怀有各种“利益打算”的“聪明人”引进到国内来，并加以宣传，推广。结果，这些“人”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但人民却遭了殃，国家遭了殃。看到这些“高层次”的人，对“改革开放”都如此理解、如此做，人们还有什么“义务”去“学好”呢？！这就是现实中国人以“聪明为荣”，而西方人则以“诚信为荣” ⑥的根本原因（在“人治”社会中，“聪明”无限制，而在“法治”社会“中，诚信”是以
　　法治”为底线的。如签“阴阳合同”在我国可能被认为是“聪明”的表现，而在西方法治社会中，人们可能连想到这一点的人都不多，但在中国，却被“聪明”的中国人实际做出来了）。于是，宏观上就出现了“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 ①的现象。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如胡星斗上述报告的文明素质下降的状态。“再不整治，中国道德就要崩盘了！”②怎样整治？胡星斗教授说：“必须通往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法治民主的改革。”③什么是“真正的”？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法治民主的改革”，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来④。只有这样，才会消除上述种种“迷茫”现象。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其实是由果结构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价值观。因为果结构是中性的，不带有“阶级性”。而这些“价值观”条文本身又较平和。进而可知：“普世价值”也是中性的，“总书记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⑤（如果不是中性的，它能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吗？）。
　　从上述分析知道，当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时，与西方展开的真正较量就开始了，特别当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外果内果结构⑥体制时，我们已在权力结构上优于西方国家了，将是我们在各方面超越美国的大好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