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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可从不同角度来加以阐释，休谟曾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表面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我们认为，西方经济伦理学史中人性观的嬗变呈现两条基本脉络，即：从古典功利论中的“经济人”观念转向现代功利论中的“真实人”观念；从古典道义论中的“道德人”观念转向现代道义论中的“自由人”观念。相应地，从旧发展观向新发展观的嬗变亦呈现两条基本脉络，即：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注重和谐发展；从注重社会公平转向注重人的自由。
西方古典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性观
亚当·斯密在构建经济学体系时，提出了“经济人”观念。他有一段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而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种愿望”，那么“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斯密还指出：人们通常“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但他们的行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从事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事情，其效果甚至“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不过，斯密的人性观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在《国富论》中，斯密把人性归结为自私，认为人的自利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使人类整体福利达到最大；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却归结于同情，并十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这对矛盾就是所谓“斯密问题”。沿着斯密在《国富论》中的逻辑思路，产生了以“经济人”观念为基础的古典功利论经济伦理学；而沿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逻辑思路，产生了以“道德人”观念为基础的古典道义论经济伦理学。
在斯密之后，西尼尔提出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在此基础上，穆勒指出：“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或“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他“宁可要较大份额的财富而不要较小的财富”。简言之，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这也就是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界说的基本内涵。而在经过所谓“边际革命”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观念成为西方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前提假设。此外，针对来自道德哲学和行为科学的对“经济人非现实性”的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纷纷进行了驳论，如弗里德曼就认为：竞争代表着一种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过程，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界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适者”的有效行为。竞争过程褒奖那些理性和自利的人，同时用失败来惩罚那些按另外方式行事的人。因此，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人类实际天性的抽象和概括，天性就是公理，公理就无需证明。
亚当·斯密似乎注定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古典道义论传统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斯密关于人性的看法并不限于“经济人”观念。在《道德情操论》一开篇，斯密为我们描述了人性的另一个方面:“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情感……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的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这就是“道德人”思想的体现。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的经济伦理思想的要旨是把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他指出：“道德存在或道德人指的是一种特定社会，是一个由具有共同权利和义务、共同利益和制度的许多人组成的群体。”“国家通过爱国主义的纽带将其成员结为一体”。因此，李斯特讲的“道德人”主要不是指具有一般德性的个人，而是指通过爱国主义纽带同国家联系起来的个人，他用这一概念与“经济人”概念相对照，以说明经济伦理的出发点是国家而非个体。在李斯特看来，经济伦理的基础是爱国主义，但这并不否定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只要同社会利益无所抵触，一般说来，个人自由是好事；同样的道理，个人是也只有在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才能不受限制”。必须把爱国主义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作为经济伦理的基础。
西方现代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性观
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贝尔奖公告中写道：“阿马蒂亚·森……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继承了马克思和萨特等先贤的思想，认为最高的价值和理想就是人的自由。在森看来，人性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福利”与“主观能动”，也即“经济人”与“自由人”（这与斯密提出的人性二元性，也即“经济人”与“道德人”形成鲜明对比）。与人的二元性相对应，森区分了两种自由：福利自由和主观能动自由。在森看来，主观能动自由能更全面地衡量人们的成就与机会，因为自由的价值不仅在于有助于获得福利，更因其反映了一个人“有自由实现的自由”。由此，森提出应把扩展人的自由作为本体性的道义目的，这种自由的普世性在于：“所有的人都享有个人自由对一个良好的社会是重要的。包括两方面：第一，“个人自由是重要的，在良好的社会中应该确保每一个‘算数’的人都享有它；”第二，“每一个人都‘算数’，向一个人提供的自由必须向所有人提供。”而自由应该是“实质自由”，具体来说，“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可见，森的自由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经济生活的物质保障权利，也包括基本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权利，还包括基本的教育文化权利。总之，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
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经济学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预期等新学术成就，逐渐修改了古典“经济人”模式中苛刻的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定，形成“准经济人”观念，从而能增强其解释能力，这实际上形成了从古典“经济人”向现代“真实人”模式转换的逻辑桥梁。如：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1992年诺奖得主贝克尔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广泛分析了家庭与婚姻、犯罪与惩罚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1993年诺奖得主诺斯认为，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1994年诺奖得主豪尔绍尼、纳什和泽尔滕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指出个体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1996年诺奖得主阿克劳夫、斯彭斯和斯蒂格里茨通过信息经济学，着力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2002年诺奖得主卡尼曼认为，虽然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其它更多情况下，“准”理性更能解释现实。在此基础上，阿马蒂亚·森意味深长地指出：“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森坚决反对经济学不假思索地将“经济人”观念作为理论起点并进行层层演绎这一状况，并力图说明：经济学和伦理学都应成为关于“真实人”的学科。
西方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性观与我国新发展观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对于经济学和伦理学而言，“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这两个问题，前者和人性观有关，后者与发展观有关。而在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已深入人心。“以人为本”就需要理解和尊重人性。因此，西方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性观对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有所启示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经济人”观念认为：人是理性和自利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唯一追求。扬弃“经济人”观念，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就曾出现过这样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盲目追求GDP的数量增长。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错误发展观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妨碍未来进一步发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引入绿色GDP核算十分必要。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2004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已正式联合开展了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和实施准备工作。
其次，“道德人”观念认为：人是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并强调个体对社会的服从。扬弃“道德人”观念，尤其要注意防止重走“没有效率的公平”的老路。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曾经出现过全局性的这样的理论和政策失误，一些领导人以“六亿神州皆尧舜”的空想代替现实，搞利益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这样的历史绝不能再重演了，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丝毫不动摇，将“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利益分配的最基本原则。
再次，“真实人”观念认为：真实生活中的人性是复杂的，人们的需要与欲望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而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我们就必须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不仅共同富裕，而且人人幸福的和谐社会。但由于富裕和幸福可能存在不一致性：如据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这说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一定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在这方面，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一概念很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国民幸福总值的计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卡尼曼提出了DRM这样一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所谓DRM (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和科学发展观，都不约而同地将历史前进之路指向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应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要把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归宿，这在科学发展观中处于核心地位。无需讳言，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和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其理论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亦很多。如在森理论指导下制定的联合国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由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经统计分析，HDI 能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这大大强化了其客观代表性。从片面强调GDP到注重HDI、GNH、绿色GDP和基尼系数的演变，实质上体现了从“以物为本”甚至是“以钱为本”的旧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嬗变。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大学讲师）
西方古典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性观
亚当·斯密在构建经济学体系时，提出了“经济人”观念。他有一段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而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种愿望”，那么“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斯密还指出：人们通常“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但他们的行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从事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事情，其效果甚至“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不过，斯密的人性观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在《国富论》中，斯密把人性归结为自私，认为人的自利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使人类整体福利达到最大；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却归结于同情，并十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这对矛盾就是所谓“斯密问题”。沿着斯密在《国富论》中的逻辑思路，产生了以“经济人”观念为基础的古典功利论经济伦理学；而沿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逻辑思路，产生了以“道德人”观念为基础的古典道义论经济伦理学。
在斯密之后，西尼尔提出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在此基础上，穆勒指出：“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或“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他“宁可要较大份额的财富而不要较小的财富”。简言之，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这也就是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界说的基本内涵。而在经过所谓“边际革命”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观念成为西方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前提假设。此外，针对来自道德哲学和行为科学的对“经济人非现实性”的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纷纷进行了驳论，如弗里德曼就认为：竞争代表着一种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过程，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界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适者”的有效行为。竞争过程褒奖那些理性和自利的人，同时用失败来惩罚那些按另外方式行事的人。因此，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人类实际天性的抽象和概括，天性就是公理，公理就无需证明。
亚当·斯密似乎注定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古典道义论传统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斯密关于人性的看法并不限于“经济人”观念。在《道德情操论》一开篇，斯密为我们描述了人性的另一个方面:“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情感……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的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这就是“道德人”思想的体现。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的经济伦理思想的要旨是把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他指出：“道德存在或道德人指的是一种特定社会，是一个由具有共同权利和义务、共同利益和制度的许多人组成的群体。”“国家通过爱国主义的纽带将其成员结为一体”。因此，李斯特讲的“道德人”主要不是指具有一般德性的个人，而是指通过爱国主义纽带同国家联系起来的个人，他用这一概念与“经济人”概念相对照，以说明经济伦理的出发点是国家而非个体。在李斯特看来，经济伦理的基础是爱国主义，但这并不否定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只要同社会利益无所抵触，一般说来，个人自由是好事；同样的道理，个人是也只有在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才能不受限制”。必须把爱国主义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作为经济伦理的基础。
西方现代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性观
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贝尔奖公告中写道：“阿马蒂亚·森……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继承了马克思和萨特等先贤的思想，认为最高的价值和理想就是人的自由。在森看来，人性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福利”与“主观能动”，也即“经济人”与“自由人”（这与斯密提出的人性二元性，也即“经济人”与“道德人”形成鲜明对比）。与人的二元性相对应，森区分了两种自由：福利自由和主观能动自由。在森看来，主观能动自由能更全面地衡量人们的成就与机会，因为自由的价值不仅在于有助于获得福利，更因其反映了一个人“有自由实现的自由”。由此，森提出应把扩展人的自由作为本体性的道义目的，这种自由的普世性在于：“所有的人都享有个人自由对一个良好的社会是重要的。包括两方面：第一，“个人自由是重要的，在良好的社会中应该确保每一个‘算数’的人都享有它；”第二，“每一个人都‘算数’，向一个人提供的自由必须向所有人提供。”而自由应该是“实质自由”，具体来说，“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可见，森的自由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经济生活的物质保障权利，也包括基本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权利，还包括基本的教育文化权利。总之，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
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经济学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预期等新学术成就，逐渐修改了古典“经济人”模式中苛刻的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定，形成“准经济人”观念，从而能增强其解释能力，这实际上形成了从古典“经济人”向现代“真实人”模式转换的逻辑桥梁。如：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1992年诺奖得主贝克尔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广泛分析了家庭与婚姻、犯罪与惩罚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1993年诺奖得主诺斯认为，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1994年诺奖得主豪尔绍尼、纳什和泽尔滕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指出个体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1996年诺奖得主阿克劳夫、斯彭斯和斯蒂格里茨通过信息经济学，着力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2002年诺奖得主卡尼曼认为，虽然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其它更多情况下，“准”理性更能解释现实。在此基础上，阿马蒂亚·森意味深长地指出：“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森坚决反对经济学不假思索地将“经济人”观念作为理论起点并进行层层演绎这一状况，并力图说明：经济学和伦理学都应成为关于“真实人”的学科。
西方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性观与我国新发展观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对于经济学和伦理学而言，“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这两个问题，前者和人性观有关，后者与发展观有关。而在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已深入人心。“以人为本”就需要理解和尊重人性。因此，西方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性观对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有所启示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经济人”观念认为：人是理性和自利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唯一追求。扬弃“经济人”观念，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就曾出现过这样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盲目追求GDP的数量增长。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错误发展观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妨碍未来进一步发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引入绿色GDP核算十分必要。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2004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已正式联合开展了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和实施准备工作。
其次，“道德人”观念认为：人是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并强调个体对社会的服从。扬弃“道德人”观念，尤其要注意防止重走“没有效率的公平”的老路。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曾经出现过全局性的这样的理论和政策失误，一些领导人以“六亿神州皆尧舜”的空想代替现实，搞利益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这样的历史绝不能再重演了，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丝毫不动摇，将“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利益分配的最基本原则。
再次，“真实人”观念认为：真实生活中的人性是复杂的，人们的需要与欲望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而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我们就必须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不仅共同富裕，而且人人幸福的和谐社会。但由于富裕和幸福可能存在不一致性：如据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这说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一定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在这方面，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一概念很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国民幸福总值的计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卡尼曼提出了DRM这样一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所谓DRM (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和科学发展观，都不约而同地将历史前进之路指向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应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要把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归宿，这在科学发展观中处于核心地位。无需讳言，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和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其理论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亦很多。如在森理论指导下制定的联合国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由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经统计分析，HDI 能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这大大强化了其客观代表性。从片面强调GDP到注重HDI、GNH、绿色GDP和基尼系数的演变，实质上体现了从“以物为本”甚至是“以钱为本”的旧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嬗变。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