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在寻根路上的川人，不仅仅想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还想弄明白“我们向何处去”。
　　
　　
　　熊心儒发现：易甫公的下一代，和熊寅士一样，也是自鬻熊之后的第八十七世；易甫公的孙辈是“清”字派，也正好与熊寅士的儿子同派；一份家谱补充材料还证明，易甫公有四个儿子，其中老四“外迁”，由此推断，“寅士”应该是“寅四”的误传。反复论证之后，熊心儒等人前往易甫公墓前拜祭，正式认祖。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熊心儒一样顺利。四川省复退军人医院的钟志良，两年前也曾耗时几个月，行程两万里，仍然没有找到祖籍地“湖广五刚洲”。他自述在寻根路中，“接谱受惠为甜，忍饥为酸，周折磨难为苦，直扼强逐为辣，感弄谎骗为麻”，可谓五味俱全。
　　作为明清大移民的主要移民源之一，这几年，麻城市史志办收到的寄自川渝的寻根信超过一万封，2008年春节，近千川人回麻城扫墓祭祖。为了方便川人寻根，四川学者孙晓芬和麻城市史志办还合作编写了一本《麻城祖籍——寻根族谱姓氏研究》，书中汇集了麻城100个大姓家谱提要。
　　
　　修谱
　　
　　如果仅将寻找入川始祖的来历当作“寻根”的话，未免有些简单，修家谱本身，也是寻根的重要内容。
　　渊源找到之后，由邻水县熊氏文化研讨会主持，正式开始修谱。首任会长熊跃鳞，在熊家德高望重。他生于1927年，早年曾求学于复旦大学，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县城公园就是他主持设计修建的；副会长熊惟明是县工业园区办公室主任；而退休前担任县广电局局长的熊心儒，担任副会长和家谱责任编辑。
　　他们的经历和身份，印证了四川学者陈世松对“修谱热”的分析：一些在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经受过家族文化熏陶的人们，到改革开放时，大多年届退休，潜藏在他们头脑中的家族意识，开始重新躁动起来。他们本来就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加之时间、精力和经济条件允许，理所当然地成了地方宗族文化的热心组织者和推动者。
　　2006年1月，《熊氏族谱——寅士太公田氏太婆家谱》付梓。家谱内容和传统谱书大致一样，除了世系表之外，还有人物、规诫、仪式、诗词歌赋等。族规、族训，是从熊氏宗祠的壁刻上抄下来的。
　　小时候，因为家里失火，熊跃鳞随家人在宗祠暂住过几年。年幼的他，喜欢撞晨钟敲暮鼓，而最畏惧的，是祠堂里长长的戒尺，“有族人不敬父母，乱扯乱搞、偷窃，就要挨打”。不过，宗祠在邻水县解放后就充公了。
　　随着宗祠被充公，里面的陈设也陆续不见了。“前辈人很重视教育”，熊跃鳞记得，祠堂里曾立了一块木碑，上面刻有奖学条例，“到日本、欧洲、美洲留学的，各奖多少钱”。每年春节，还要组织上中小学的族人到祠堂来统考，考中前几名的，来年学费由家族公共支出，他自豪地回忆：“我小时就考中过这个奖”。
　　说起寻根修谱的动机，熊跃鳞没有直接回答。在他看来，当前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其一，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不知道从哪里来；其二，而且人与人之间秩序被打破，“社会乱了”。
　　
　　不仅仅是修谱
　　
　　
　　乱了怎么办？研讨会的答案是，“需要重新凝聚起来”。研讨会成立后的这几年，每年春节，他们都把各支系的代表请来开团拜会，“都是上百人参加”。他们还组织清明祭祖，以及和省外的宗亲联谊。家谱收录的名人的简历和照片，也出现在研讨会办公室的墙上，“展览的用意在于教育族人，凝聚人心。”
　　对于研讨会的作用，熊心儒等人还举了两个例子：有一家姓熊的，儿子不赡养老人，我们去教育，后来改正了；一个族人受到伤害，我们帮忙索赔，本来对方只想赔几万，最后依法给了29万。“我们的体会是，邻水的几支熊氏合到一块后，变得亲密融洽，而且曾经和熊氏联过姻的其他姓也找上门来。”熊惟明补充说，“一个家族姓氏和谐了，一个乡就和谐了。推而广之，社会才能更和谐。”
　　熊心儒等人坦言，截至目前，研究会的工作没有遇见什么阻力，但最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公产，经济上受制约。“我们自己多干点，是义务服务，但搞活动编书等等，需要花钱”。目前的花销，都是靠族人捐赠，“可这不是长远之计”。研讨会使用的办公室，是一个熊姓实业家无偿提供的，他们打算将这几间房子用来经营，“比如搞饮食”，增加一点公共收入。
　　最近的一则消息称，由国家图书馆和澳门基金会合作构建的“全球中华寻根网”，年内即将开通，首期建设目标是建立家谱数字化综合服务系统，提供五百个以上的姓氏、两万条以上的家谱书目导航数据、一千部以上的家谱文献。
　　2009年3月31日，熊跃鳞小心地将重达两公斤的家谱包扎工整，郑重地递到一个来访记者的手中，于他而言，这本沉甸甸的谱书浓缩了熊家的辉煌历史，更喻示着后辈的荣光；而他和研讨会不仅仅想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还想弄明白“我们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