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自己的成长经历所折射出的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基础教育的兴衰，探究城镇化建设的利弊。
　　我的家乡在绩溪县伏岭镇大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国家一级政府（基层人民政府）称人民公社，下属若干大队。人民公社时期我们家乡叫万青大队，隶属于北村公社。说大障或万青都是一个笼统的地名，是由5个自然村组成的大村名。。各自然村距公社住址都有近30余里地，没有公路，出行就是“11”号，生活必须品全靠肩挑人扛。
　　我儿时（1966～1969年），就在我居住的黄泥口塔与天子墓两自然村的一个叫天子墓小学的学校里读到三年级，那时该校就一个老师，包括红儿班（学前班）有近40个学生，两村三百多口人。四～五年级是在一个叫岭脚小学的学校读的。那时整个大队有两个高年级组（完小），另一个叫半坞小学，再加上庄、小源共三个教学点，教学点年级设置不固定，总之，儿时本大队一千多人口，有五所学校。
　　读完小学，就地上了初中班，地点也在岭脚，上初中不用到公社中学。该初中班于1969年创办。
　　1975年初到1976年底，在伏岭中学上高中，当时高中学制为两年。
　　1977年2月担任大障初中班民办教师，以语文教学为主，当时还是春季招生。
　　1980年参加全县中学语文民办教师选招考试，获全县第二名，1981年上半年以自然减员名额转为公办教师。1981年8月大障初中班停办，调至半坞小学任校长，统管各教学点。
　　1984年，安徽省人民政府以对边远山区、革命老区特殊照顾，特设大障乡人民政府，将村升格为乡镇建制。1984年底，县教育局批准成立大障乡小学辅导区，任命我为该辅导区首任教导主任并主持辅导区日常工作（未配校长）。由于建制的升级，1985年8月大障初中班恢复，隶属于辅导区管理。
　　1991年4月，县教育主管局任命本人为辅导区校长，此时，所属地仍有完全小学两所，教学点三个，小学在校学生150余人，初中三个年级有学生80余人，在职教职工包括民班教师、代课教师、工友共24人。
　　期间，不论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教学成绩，在全县统考中还是不错的，尤其派出参赛的学生、老师都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如程家顺老师参加全县小学语文老师优质课评比获二等奖。考入高中和中专继续学习的也不乏其人。如许建田（处级）、邵其如（地厅） 许东武（处级）、邵风华（科级）等人就是在本初中班毕业的。
　　1992年8月，随着省人民政府拆乡并镇政令的出台，大障乡被拆，再次并入北村乡，称之为大障村，学校成为北村乡的一所完小。1993年上半年，本人到北村乡辅导区上班，任乡教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普九”资料员，1997年8月调入绩溪中学教科室至今。
　　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成效的显现，尤其是改革开放浪潮的涌动，当地青壮年男女纷纷外出务工，致使当地人口锐减，更有甚者是相当一部分男女在外成家、定居，致使其后代也不属当地人口，更不存在有回家乡读书的可能，致使现在该所属地，只有一位临近退休的老师和每年3～5个不等的学生。
　　同属一地，如今的学生数不到当年教师数的四分之一，变化是何等之大，若不是亲眼目睹，真让人难以置信。
　　家乡因地域及经济条件原因，形成部分“剩男”是事实，更主要原因是否是计划生育与城镇化建设的结果，尤其是城镇化的缩影，尙待论证。
　　农村村寨何去何从，是政府发文抢救性地保护几个历史名村所能解决的问题吗？试想几十到几百口人的村庄数，应该占村庄总数不下百分之五十吧，那么其人口数也该占农村人口数的半壁江山吧，按近十年的萎缩速度，这些村庄人口的全部迁移和村庄灭绝不是不可能，那么其显性和隐性的危害性和危险性毋容置疑。
　　其一、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城镇哪有不人满为患之可能。
　　其二、城镇大兴土木与农村满目疮痍有目共睹。城镇大兴土木势必占田占地，土地等自然资源日渐见底。农村房屋，土地大量闲置。
　　其三、城镇的大兴土木有可能破坏名胜古迹，围海截河生态失调，而农村的一些古村古迹却被遗忘，更谈不上保护。
　　其四、城镇公共设施的保障压力与日俱增，诸如教育、医疗、交通、环境均需二次投入，既浪费资源也影响蓝天碧水。
　　其五、农村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田地无人耕种，山场无人看管，势必人们餐桌上的原生态绿色食品少之又少。
　　其六、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整天无所事事，安全隐患也不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