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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女子留学生风云史
作为中国留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女子留学生们的故事直到今天，仍在激励着我们。
自清朝光绪年间金雅妹、柯金英等人出国留学至今，中国的女子留学史已有近140年。140年里，中國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和男权社会的藩篱，勇敢地走出国门，远赴大洋彼岸寻找自己人生的目标，她们的身影，投射出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记录了中国女性天性觉醒、寻求解放的漫长历 程。
新旧时代交替，沧海横流之时，女留学生们走上留学之路，归国后为中国职业教育建设做榜样，为妇女解放运动任先驱，为中国革命洒热血，在那个人心迷茫的黑暗年代，发出了属于中国女性的最强音。
时至今日，我们仍受惠于她们的不懈努力，她们的精神遗产也将长久地哺育新时代中国女性的心灵。回望百余年前的女留学生，她们的形象和理想，原来是如此亲切而熟悉。
挣脱千年束缚
中国女性开始自我解放
1840年，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此前被闭关锁国政策所蒙蔽的中国人，有些惊恐地发现，原来中国早已被西方世界远远甩在身后，传承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和原始的小农经济，已无法让古老中国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也无力带动这架庞大老旧的帝国机器。
主张“开眼看世界”的官员和知识界人士，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的重要性。1847年，第一位留学生容闳踏上美国的土地，开启了我国的近代留学史。此后，不断有学生被选拔前往美国、日本等国学习。
这时，中国人民的一半组成部分—女子，似乎完全被遗忘了。由于清朝“女禁”未开，男女大防甚严，千万中国女性仍然被禁锢在家庭当中，被封建礼教压迫，无法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更没有途径和机会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在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总是承担着牺牲品和过错者的角色，往往要借身旁的男性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点痕 迹。
然而，随着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不断冲击，中国人的视野逐渐开阔清明，古板守旧的封建礼教已不能再阻挡女性发声的愿望，这一次，她们选择不再沉默。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提到，“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没有妇女的解放，自然也就谈不上全社会的解放与进步，一批思想先进的维新派人士首先认识到了这一点。
1897年，“中国女学会”成立，讨论妇女教育问题和平等权利问题，并于次年创立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创办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学报》，迈出了我国妇女争取解放的一大步。尽管“百日维新”后中国女学会解散，但这仍不失为一次伟大的尝试。
1903年，金天翮的女权论著《女界钟》发表，作者在书中痛陈女子所受苦楚，指出男权社会对女子的无情压迫，并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主张女子主动要求权利，追求解放并积极参与政治。柳亚子在为此书作序时，称其“浮云蔽天终见白日，平权大义道不终穷”，此书出版数月即告售罄，影响了后来无数的女权人士。
同时，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国外教育家也提倡兴办女子教育并欢迎女子留学生前往学习。日本著名的女子教育家下田歌子曾表示：“我当七八年前，即思贵国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输入文明，我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希或一二人先尝浅，以观有效无效，不亦可乎。”随后，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出女留学生，但规定女子必须跟随家人才能出国。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不少女子如何香凝、陈缬芬、胡彬夏等人随父兄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她们在日本接受了比较完善的近现代教育，树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
在日女子留学生们在刻苦学习之余，还开始写作论述和宣传女性解放思想的文章，力求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向更广范围、更深维度发展。胡彬夏发表《祝共爱会之前途》《论中国之弱女子不得辞其罪》等文章，在她的影响下，其他女留学生也纷纷开始写作，宣传女性权利，鼓吹妇女解放。
俄国撕毁《东三省交收条约》并向中国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后，中国开始进行“拒俄运动”，留学生们积极响应，女子留学生马上表示要加入“拒俄义勇队”，从军为祖国战斗，行动上也丝毫不落男性之后。
1903年4月，胡彬夏、林宗素等十余名爱国女留学生在日本成立“共爱会”，宗旨是“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
共爱会不仅要求男女平等的权利，这个组织思想更为深刻之处在于，女留学生们认识到，女子需要承担起国民义务，与男性不仅权利平等，义务也要平等，要求女性获得履行“国民天职”的机会。在过去，女子被打上“无才无学”的烙印，被列为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并非因为女性天然比男性素质低下，而是因为女性没有履行国民义务的机会，无从展现自身的能力和思想。因此，争取女子工作义务成为她们鲜明的旗帜，激励后来的女权主义者走上工作岗位，负起家国重任。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原来的“游美学务处”更名为清华学校，每隔一年向美国派出10名女留学生，她们在美国不仅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更接触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改变中国女性教育状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清末民初女留学生的思想和理念，标志着我国女性开始觉醒，在她们之后，不断有女性踏上先驱者开拓的道路，将她们作为自己指路的明灯。从此，我国的女性解放事业愈发蓬勃地发展起来，并抓住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女性解放运动的末尾，成为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浪潮的一部分。
发挥女子才能
中国女性职业教育发端
无论何时，女性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经济独立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唯有参与工作方能有经济来源，工作则需有相应知识。女留学生们认识到，两亿中国女子中，能够像她们一样出国学习的幸运者毕竟是极少数，还有无数在国内的女子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工作自然也无从谈起。
女留学生在外认真学习，在内则大力宣传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以舆论力量敦促清政府重视女子教育。在她们的不懈努力之下，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纳入到学制当中，当年初等女子学校有91所，女学生11936人，同年上海、天津、浙江等地成立了一批女子师范，还有一些省份建立了女子事业学校。 尽管清政府下令开班的女子学校模仿的是日本的“两性双轨制”，仍以培养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为目标，封建意味比较浓厚，但此举无疑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理念，使广大女性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并为辛亥革命后的女性教育奠定了基础。
民国建立后，女性教育不断进步，学校也逐步向“男女同校”方向改变，归国女留学生为推动我国女子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女子留学兴起之初，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主要以家政、工艺和师范为主，回国从事的职业以教师居多，女留学生大大提升了新式教师的比例，担负起了培养国民的重要职责。此外，由于当时我国缺乏女子职业教育的土壤，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制度也很匮乏，女留学生们的知识对建立女子教育体系，完善女性职业教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17年，由于当时女子教育教师缺乏，中华民国教育部预备发展高等女子师范教育。并于当年改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为各地女子学校提供师资力量，女留学生是这一群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后，女教师在各地逐渐普及，如北京最初女教师人数很少，但五四运动后许君可在《妇女杂志》上撰文称，“各校女教师，有多至与男教师相等的，少者亦不下三四人，简直没有一个学校没有女教师了”。这反映出我国女子师范教育培育人才不断增多，人才质量不断上升的趋势。
辛亥革命后，原本“贤妻良母”的培育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摒弃，女性留学开始选择生物、物理、医学等专业。其时政局动荡，军阀派系争斗时有发生，国外侵略者虎视眈眈，对医疗人员特别是西医的需求大幅度上升。为学习先进的医疗知识，掌握现代医疗科技手段，女留学生们纷纷出国学习医科专业，回国后不仅治病救人，更传道授业，为我国的女子医疗职业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女性金雅妹，从小被美国牧师家庭收养，毕业于纽约医科大学并在纽约医院担任过住院医师的她，本可在美国享受优渥的生活，但她毅然决定回到中国支持女性解放和职业教育。1907年，金雅妹在天津设立医科学校，教授西医理论知识，传播西医科学思想，训练职业护士，用自己的才能为中国医疗事业培养人才。
1920年，留学密歇根大学的石美玉，在上海创立伯特利医院（今上海九院前身），包括一个医院、两个药房和一个护士训练学校，照顾病人的同时，还培养专业护士。她将英文医学书籍译成中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疗教学资料。
曾在美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妇产科的杨崇瑞，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妇幼保健事业，她创办助产教育，大力推行节制生育。1929年，杨崇瑞在北京成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属医院，这是我国助产教育的发源地，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助产教育人才，因为这些人的努力，中国的母婴死亡率大大降低。这所学校的成立，是我国助产教育发展和医疗水平进步的一大里程碑。
在革命不断发展、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断推动下，除师范、医学外，其它各种形式的女子职业教育学校、女子实业系统也相继出现。如1911 年6月，北京地区建立了工艺研究所。1912年4月，安徽省创办了桑蚕讲习所，以培养女子从事蚕业。
1927年《生活》杂志刊载了其在广州地区女性从事职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女子工作者中已有三四百位西医、数百位产科医生、数十位牙科医生，还有音乐、绘画等领域的杰出人才，这表明女子从事的工作领域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纺织等小手工行业。女子不再是足不出户，且需要他人供养的对象，而是有经济能力和独立人格的新时代女性。
得益于女留学生们出色的才干和坚定的爱国思想，我国的女性职业教育尽管起步艰难，路途坎坷，但终究在20世纪初融入了世界潮流，发展壮大起来。
投身革命
女性亦能陨身报国
孙中山先生曾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女留学生作为留学生群体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同样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她们的勇气和抗争的精神，完全不输于同时代的男性留学 生。
在清政府统治下走出国门的女留学生们，经历过资产阶级改良派失败的“百日维新”，见识到国外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现代文明，逐渐认识到，不改变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便无法真正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女性解放事业必须与中国民权事业同步发展。一些思想更为先进激烈的女留学生，选择走上革命道路。
我国知名的女性革命家秋瑾曾指出，要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必须要给妇女创造一个解放的环境，因此必须首先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否则妇女解放永远只是一句空话。在日留学期间，她先后加入三合会（反清组织）、光复会，决心进行社会革命，主动寻找有革命意识的同志，并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人。1905年9月，秋瑾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担任浙江分会会长，成为同盟会革命立场最坚定，行动力最强的几位会员之一。
随着同盟会在日逐渐兴盛，成员不断增多，腐朽落后的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实行镇压政策，日本政府文部省随即颁布《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则》，明令禁止留学生的进步活动，对留学生进行严格的检查，强迫他们遵守清政府的法令。由于种种限制，几千名留学生愤而回国，秋瑾也在1905年12月返回中 国。
回国后，秋瑾一直坚持组织革命有生力量，并着力推动国内妇女解放事业。1907年1月14日，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该报发刊词明言创办此报的目的是“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1907年2月末，秋瑾被正式公举为军校大通学堂督办，负责军校的实际工作，并在此后组建了一支革命队伍，准备在1907年7月6日起义，但由于起义计划暴露，7月12日，她被清政府逮捕，就义时年仅31 岁。
秋瑾放弃了几次逃离机会，并说道：“男子之死于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在她身后，民主革命的事业开始不断增添女性勇敢无畏的身影，林宗素、唐群英等人都是坚持斗争并成为辛亥革命中坚力量的杰出代表。 辛亥革命后，看到新生的民国并未让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胸怀救国大志的有识之士们开始寻找其它出路，向警予便是其中之一。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在家乡创办学校希望通过教育救国，但很快发现，如果不改变中国仍然存在沉重压迫的社会制度，仅小修小补无法给中国人民带来光明的未 来。
不久之后，向警予应蔡畅的邀请来到长沙，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参加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成立的“新民学会”。她认为，女性寻求解放的运动应该与社会革命同步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女性真正的进步，“我们既挟雷霆万钧的大力从事改进革新的运动，应当朝个较高的较进步的理想走。20世纪之前的旧文明已经过去了，残败了，一点不能适用了，大家眼巴巴的一线希望就是20世纪的新文明，我们女子的改进运动也要能够与它并驾齐驱才好。”
为寻求理想的革命道路，她与蔡畅、蔡和森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归国后，她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長，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1924年，她领导了上海一万多名女工的大罢工，组织“妇女解放协会”，培养妇女干部。
1925年，她又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学习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在1927年回国投身革命事业。由于叛徒出卖，她在1927年被捕，于1928年5月1日英勇就义。在她被捕期间，各界人士为营救她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连国民党阵营的萧瑜也为她奔走活动，并表示“她虽然是一名共产党人，但这并未减少我对她的尊敬”。
而随着革命事业不断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留学生投身其中，她们带着国外学习到的先进马列主义知识，凭着不输于男性革命者的一腔热血，为我国的解放道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向警予的同窗好友和革命伙伴蔡畅，继承她的革命遗愿，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妇联主席。刘清扬、郭隆真、张若茗等也都是女留学生投身革命的杰出代 表。
回首百余年女子留学史，女留学生们感染我们的远不止是她们刻苦学习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她们代表着百年前饱受禁锢的中国女性面对时代变革，突破陈旧传统迈出国门求学并归国报效的勇气和精神，这种追求独立、不畏艰险的可贵品质，在今日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北洋女师范学堂：
1906年创办，前身是1904年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5月学校改归省立，更名直隶省立女子师范。1928年，更名为河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前后，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许广平等，都曾在该校求学。
上海女子政法学堂：
1912年2月开学，标志着我国的女子教育已经开始培养从政治国的人才。
湖北女子教育总会：
1912年3月20日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女子教育领导机构，该机构以“扩张女学，补助共和，期达于完全美满之目的”为宗旨。
金陵女子大学：
1913年创立，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院系调整中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1952年改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 区。
1912年1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成立，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可为女生开设裁缝课程 ，中学和初级师范学堂可为女生开设家政、裁缝课程。
1915年，新文化运动后男女平权的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北京大学在蔡元培领导下首开男女同校先河。
1920年2月，北京大学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实施男女同校的大学。在其影响下 ，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都开始招收女生，据中国教育改进社调查统计，到1922年， 除了特别技能的职业（如交通、税务之类） 和两所专门的女子大学外，全国大学基本实现男女同校。
1920年9月，以邓颖超等为代表的，请愿学生向教育部递交申请书，希望改革中学阶段女子教育，实现男女同校。虽然并未得到立即批准，但由于众多大学已开始招收女生，生源需求不断增加，已形成客观条件。
1921年暑假后 ，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招收了一个班的女生，随后，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中学也纷纷开始招收女生，中学男女同校风气逐步在全国形成。
作为中国留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女子留学生们的故事直到今天，仍在激励着我们。
自清朝光绪年间金雅妹、柯金英等人出国留学至今，中国的女子留学史已有近140年。140年里，中國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和男权社会的藩篱，勇敢地走出国门，远赴大洋彼岸寻找自己人生的目标，她们的身影，投射出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记录了中国女性天性觉醒、寻求解放的漫长历 程。
新旧时代交替，沧海横流之时，女留学生们走上留学之路，归国后为中国职业教育建设做榜样，为妇女解放运动任先驱，为中国革命洒热血，在那个人心迷茫的黑暗年代，发出了属于中国女性的最强音。
时至今日，我们仍受惠于她们的不懈努力，她们的精神遗产也将长久地哺育新时代中国女性的心灵。回望百余年前的女留学生，她们的形象和理想，原来是如此亲切而熟悉。
挣脱千年束缚
中国女性开始自我解放
1840年，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此前被闭关锁国政策所蒙蔽的中国人，有些惊恐地发现，原来中国早已被西方世界远远甩在身后，传承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和原始的小农经济，已无法让古老中国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也无力带动这架庞大老旧的帝国机器。
主张“开眼看世界”的官员和知识界人士，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的重要性。1847年，第一位留学生容闳踏上美国的土地，开启了我国的近代留学史。此后，不断有学生被选拔前往美国、日本等国学习。
这时，中国人民的一半组成部分—女子，似乎完全被遗忘了。由于清朝“女禁”未开，男女大防甚严，千万中国女性仍然被禁锢在家庭当中，被封建礼教压迫，无法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更没有途径和机会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在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总是承担着牺牲品和过错者的角色，往往要借身旁的男性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点痕 迹。
然而，随着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不断冲击，中国人的视野逐渐开阔清明，古板守旧的封建礼教已不能再阻挡女性发声的愿望，这一次，她们选择不再沉默。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提到，“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没有妇女的解放，自然也就谈不上全社会的解放与进步，一批思想先进的维新派人士首先认识到了这一点。
1897年，“中国女学会”成立，讨论妇女教育问题和平等权利问题，并于次年创立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创办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学报》，迈出了我国妇女争取解放的一大步。尽管“百日维新”后中国女学会解散，但这仍不失为一次伟大的尝试。
1903年，金天翮的女权论著《女界钟》发表，作者在书中痛陈女子所受苦楚，指出男权社会对女子的无情压迫，并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主张女子主动要求权利，追求解放并积极参与政治。柳亚子在为此书作序时，称其“浮云蔽天终见白日，平权大义道不终穷”，此书出版数月即告售罄，影响了后来无数的女权人士。
同时，随着世界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国外教育家也提倡兴办女子教育并欢迎女子留学生前往学习。日本著名的女子教育家下田歌子曾表示：“我当七八年前，即思贵国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输入文明，我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希或一二人先尝浅，以观有效无效，不亦可乎。”随后，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出女留学生，但规定女子必须跟随家人才能出国。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不少女子如何香凝、陈缬芬、胡彬夏等人随父兄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她们在日本接受了比较完善的近现代教育，树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
在日女子留学生们在刻苦学习之余，还开始写作论述和宣传女性解放思想的文章，力求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向更广范围、更深维度发展。胡彬夏发表《祝共爱会之前途》《论中国之弱女子不得辞其罪》等文章，在她的影响下，其他女留学生也纷纷开始写作，宣传女性权利，鼓吹妇女解放。
俄国撕毁《东三省交收条约》并向中国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后，中国开始进行“拒俄运动”，留学生们积极响应，女子留学生马上表示要加入“拒俄义勇队”，从军为祖国战斗，行动上也丝毫不落男性之后。
1903年4月，胡彬夏、林宗素等十余名爱国女留学生在日本成立“共爱会”，宗旨是“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
共爱会不仅要求男女平等的权利，这个组织思想更为深刻之处在于，女留学生们认识到，女子需要承担起国民义务，与男性不仅权利平等，义务也要平等，要求女性获得履行“国民天职”的机会。在过去，女子被打上“无才无学”的烙印，被列为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并非因为女性天然比男性素质低下，而是因为女性没有履行国民义务的机会，无从展现自身的能力和思想。因此，争取女子工作义务成为她们鲜明的旗帜，激励后来的女权主义者走上工作岗位，负起家国重任。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原来的“游美学务处”更名为清华学校，每隔一年向美国派出10名女留学生，她们在美国不仅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更接触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改变中国女性教育状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清末民初女留学生的思想和理念，标志着我国女性开始觉醒，在她们之后，不断有女性踏上先驱者开拓的道路，将她们作为自己指路的明灯。从此，我国的女性解放事业愈发蓬勃地发展起来，并抓住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女性解放运动的末尾，成为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浪潮的一部分。
发挥女子才能
中国女性职业教育发端
无论何时，女性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经济独立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唯有参与工作方能有经济来源，工作则需有相应知识。女留学生们认识到，两亿中国女子中，能够像她们一样出国学习的幸运者毕竟是极少数，还有无数在国内的女子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工作自然也无从谈起。
女留学生在外认真学习，在内则大力宣传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以舆论力量敦促清政府重视女子教育。在她们的不懈努力之下，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纳入到学制当中，当年初等女子学校有91所，女学生11936人，同年上海、天津、浙江等地成立了一批女子师范，还有一些省份建立了女子事业学校。 尽管清政府下令开班的女子学校模仿的是日本的“两性双轨制”，仍以培养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为目标，封建意味比较浓厚，但此举无疑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理念，使广大女性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并为辛亥革命后的女性教育奠定了基础。
民国建立后，女性教育不断进步，学校也逐步向“男女同校”方向改变，归国女留学生为推动我国女子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女子留学兴起之初，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主要以家政、工艺和师范为主，回国从事的职业以教师居多，女留学生大大提升了新式教师的比例，担负起了培养国民的重要职责。此外，由于当时我国缺乏女子职业教育的土壤，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制度也很匮乏，女留学生们的知识对建立女子教育体系，完善女性职业教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17年，由于当时女子教育教师缺乏，中华民国教育部预备发展高等女子师范教育。并于当年改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为各地女子学校提供师资力量，女留学生是这一群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后，女教师在各地逐渐普及，如北京最初女教师人数很少，但五四运动后许君可在《妇女杂志》上撰文称，“各校女教师，有多至与男教师相等的，少者亦不下三四人，简直没有一个学校没有女教师了”。这反映出我国女子师范教育培育人才不断增多，人才质量不断上升的趋势。
辛亥革命后，原本“贤妻良母”的培育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摒弃，女性留学开始选择生物、物理、医学等专业。其时政局动荡，军阀派系争斗时有发生，国外侵略者虎视眈眈，对医疗人员特别是西医的需求大幅度上升。为学习先进的医疗知识，掌握现代医疗科技手段，女留学生们纷纷出国学习医科专业，回国后不仅治病救人，更传道授业，为我国的女子医疗职业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女性金雅妹，从小被美国牧师家庭收养，毕业于纽约医科大学并在纽约医院担任过住院医师的她，本可在美国享受优渥的生活，但她毅然决定回到中国支持女性解放和职业教育。1907年，金雅妹在天津设立医科学校，教授西医理论知识，传播西医科学思想，训练职业护士，用自己的才能为中国医疗事业培养人才。
1920年，留学密歇根大学的石美玉，在上海创立伯特利医院（今上海九院前身），包括一个医院、两个药房和一个护士训练学校，照顾病人的同时，还培养专业护士。她将英文医学书籍译成中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疗教学资料。
曾在美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妇产科的杨崇瑞，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妇幼保健事业，她创办助产教育，大力推行节制生育。1929年，杨崇瑞在北京成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属医院，这是我国助产教育的发源地，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助产教育人才，因为这些人的努力，中国的母婴死亡率大大降低。这所学校的成立，是我国助产教育发展和医疗水平进步的一大里程碑。
在革命不断发展、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断推动下，除师范、医学外，其它各种形式的女子职业教育学校、女子实业系统也相继出现。如1911 年6月，北京地区建立了工艺研究所。1912年4月，安徽省创办了桑蚕讲习所，以培养女子从事蚕业。
1927年《生活》杂志刊载了其在广州地区女性从事职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女子工作者中已有三四百位西医、数百位产科医生、数十位牙科医生，还有音乐、绘画等领域的杰出人才，这表明女子从事的工作领域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纺织等小手工行业。女子不再是足不出户，且需要他人供养的对象，而是有经济能力和独立人格的新时代女性。
得益于女留学生们出色的才干和坚定的爱国思想，我国的女性职业教育尽管起步艰难，路途坎坷，但终究在20世纪初融入了世界潮流，发展壮大起来。
投身革命
女性亦能陨身报国
孙中山先生曾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女留学生作为留学生群体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同样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她们的勇气和抗争的精神，完全不输于同时代的男性留学 生。
在清政府统治下走出国门的女留学生们，经历过资产阶级改良派失败的“百日维新”，见识到国外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现代文明，逐渐认识到，不改变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便无法真正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女性解放事业必须与中国民权事业同步发展。一些思想更为先进激烈的女留学生，选择走上革命道路。
我国知名的女性革命家秋瑾曾指出，要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必须要给妇女创造一个解放的环境，因此必须首先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否则妇女解放永远只是一句空话。在日留学期间，她先后加入三合会（反清组织）、光复会，决心进行社会革命，主动寻找有革命意识的同志，并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人。1905年9月，秋瑾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担任浙江分会会长，成为同盟会革命立场最坚定，行动力最强的几位会员之一。
随着同盟会在日逐渐兴盛，成员不断增多，腐朽落后的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实行镇压政策，日本政府文部省随即颁布《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则》，明令禁止留学生的进步活动，对留学生进行严格的检查，强迫他们遵守清政府的法令。由于种种限制，几千名留学生愤而回国，秋瑾也在1905年12月返回中 国。
回国后，秋瑾一直坚持组织革命有生力量，并着力推动国内妇女解放事业。1907年1月14日，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该报发刊词明言创办此报的目的是“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1907年2月末，秋瑾被正式公举为军校大通学堂督办，负责军校的实际工作，并在此后组建了一支革命队伍，准备在1907年7月6日起义，但由于起义计划暴露，7月12日，她被清政府逮捕，就义时年仅31 岁。
秋瑾放弃了几次逃离机会，并说道：“男子之死于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在她身后，民主革命的事业开始不断增添女性勇敢无畏的身影，林宗素、唐群英等人都是坚持斗争并成为辛亥革命中坚力量的杰出代表。 辛亥革命后，看到新生的民国并未让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胸怀救国大志的有识之士们开始寻找其它出路，向警予便是其中之一。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在家乡创办学校希望通过教育救国，但很快发现，如果不改变中国仍然存在沉重压迫的社会制度，仅小修小补无法给中国人民带来光明的未 来。
不久之后，向警予应蔡畅的邀请来到长沙，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参加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成立的“新民学会”。她认为，女性寻求解放的运动应该与社会革命同步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女性真正的进步，“我们既挟雷霆万钧的大力从事改进革新的运动，应当朝个较高的较进步的理想走。20世纪之前的旧文明已经过去了，残败了，一点不能适用了，大家眼巴巴的一线希望就是20世纪的新文明，我们女子的改进运动也要能够与它并驾齐驱才好。”
为寻求理想的革命道路，她与蔡畅、蔡和森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归国后，她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長，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1924年，她领导了上海一万多名女工的大罢工，组织“妇女解放协会”，培养妇女干部。
1925年，她又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学习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在1927年回国投身革命事业。由于叛徒出卖，她在1927年被捕，于1928年5月1日英勇就义。在她被捕期间，各界人士为营救她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连国民党阵营的萧瑜也为她奔走活动，并表示“她虽然是一名共产党人，但这并未减少我对她的尊敬”。
而随着革命事业不断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留学生投身其中，她们带着国外学习到的先进马列主义知识，凭着不输于男性革命者的一腔热血，为我国的解放道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向警予的同窗好友和革命伙伴蔡畅，继承她的革命遗愿，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妇联主席。刘清扬、郭隆真、张若茗等也都是女留学生投身革命的杰出代 表。
回首百余年女子留学史，女留学生们感染我们的远不止是她们刻苦学习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她们代表着百年前饱受禁锢的中国女性面对时代变革，突破陈旧传统迈出国门求学并归国报效的勇气和精神，这种追求独立、不畏艰险的可贵品质，在今日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北洋女师范学堂：
1906年创办，前身是1904年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5月学校改归省立，更名直隶省立女子师范。1928年，更名为河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前后，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许广平等，都曾在该校求学。
上海女子政法学堂：
1912年2月开学，标志着我国的女子教育已经开始培养从政治国的人才。
湖北女子教育总会：
1912年3月20日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女子教育领导机构，该机构以“扩张女学，补助共和，期达于完全美满之目的”为宗旨。
金陵女子大学：
1913年创立，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院系调整中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1952年改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 区。
1912年1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成立，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可为女生开设裁缝课程 ，中学和初级师范学堂可为女生开设家政、裁缝课程。
1915年，新文化运动后男女平权的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北京大学在蔡元培领导下首开男女同校先河。
1920年2月，北京大学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实施男女同校的大学。在其影响下 ，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都开始招收女生，据中国教育改进社调查统计，到1922年， 除了特别技能的职业（如交通、税务之类） 和两所专门的女子大学外，全国大学基本实现男女同校。
1920年9月，以邓颖超等为代表的，请愿学生向教育部递交申请书，希望改革中学阶段女子教育，实现男女同校。虽然并未得到立即批准，但由于众多大学已开始招收女生，生源需求不断增加，已形成客观条件。
1921年暑假后 ，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招收了一个班的女生，随后，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中学也纷纷开始招收女生，中学男女同校风气逐步在全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