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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将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贸易赤字差额导致传统产品与高科技产品将面临不同的政策待遇；二是中方有望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疑是2016年全球经济的分水岭事件。出于对特朗普财政刺激的预期，短期内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在特朗普坚定的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立场下，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存在巨大的隐患。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在特朗普就任后也面临着空前的不确定性，并影响全球经济的中长期表现。诚然，中美经贸关系面临风险与挑战，但在某些领域，则存在化险为夷，合作共赢。
就中美经济而言，特朗普上任后带来的首要风险是双边贸易摩擦的升级。为兑现其竞选时振兴美国和增加就业的承诺，特朗普已将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作为其上台后的政策重点。2016年，美国5023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创四年来的新高（图1），其中作为美国贸易赤字最大的贡献国，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赤字占美国商品贸易总赤字的47.3%，远高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日本（9.4%）和德国（8.8%）。因此，如果特朗普政府想在降低贸易赤字上取得成效，其矛头将直指中国。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特朗普任期内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升级很难避免。但相对于全面的贸易战，贸易谈判更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在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摩擦很可能以美国对特定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特别关税和设置其他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升温。就前者而言，当前中国的工业品（包括机械设备）、非必须消费品（包括服装、玩具、家用电器和汽车）、原材料（包括金属、铁矿石和钢铁）这三个行业所接受的政府补助的金额在所有行业中居于前三位，有可能在美方的反补贴调查后被征收惩罚性关税；就后者而言，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基本金属品有可能继续遭到美方的反倾销诉讼。
人民币汇率问题则是特朗普上任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风险。特朗普曾在竞选时承诺将在上台后的第一天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现行汇率操纵的审查程序，一国被定义为“汇率操纵”需要同时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即（1）最近一年对美国存在超过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超过3%；（3）在外汇市场上持续地单边干预，并且最近一年在外汇市场的外汇净买入量超过GDP的2%。对中国而言，虽然2016年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了2540亿美元，但其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已经从金融危机前10%的高位下降至2016年末的1.2%，并且2016年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单边干预是通过抛出外汇来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由此可见，在当前仅满足上述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缺乏事实依据，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就任后未履行其竞选时承诺的主要原因。
美国财政部新的汇率操纵的审查程序将在2017年4月公布。在我们看来，虽然特朗普可以授权美国财政部修改条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除了挑衅中国政府，其本身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这是因为即使将一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仍需要与该国进行双边谈判，而只有在谈判失败后才可以实施相关的惩罚措施。从历史来看，1994年美国财政部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经过双边谈判，中美双方并没有在经贸领域发生严重冲突。因此，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其很可能成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的筹码，根本还是为了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尽管上述风险不容忽视，但我们认为，面对着一个更加注重本土经济发展的特朗普政府，中美双方仍有可能在如下领域创造出合作与共赢的机遇。
首先，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为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契机。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测算，美国基础设施，在未来十年存在超过1.4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为此，特朗普在就任之初便承诺斥资至少5500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然而，由于近年来债务高企对联邦和地方政府扩大支出形成制约，特朗普计划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融资难。在这方面，无论是亚投行还是政策性银行，中方都有能力通过提供融资渠道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2016年11月，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伍尔西曾将奥巴马对亚投行的反对称为一个 “战略失误”。因此，如果未来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加入亚投行持开放态度，那么中美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有望迈上新台阶。
其次，特朗普政府降低贸易赤字的诉求也为中美科技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就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而言，除了威胁对中国进口品提高关税，特朗普也鼓励美国企业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进而为美国本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中国而言，近年来，随着国内产业和消费的升级，其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需求不断扩大；然而，受制于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禁令，美国在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中的份额自2002年以来明显缩水（图2）。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从减少双边贸易失衡出发，中美双方有望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制定“正面清单”，并将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包含其中，从而为中美间的科技合作开拓新的空间。
最后，我们想简要谈一下特朗普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外溢效应。虽然特朗普不能直接左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但可通过对美联储理事会的人事任命来间接影响，特朗普仍可以在其任期内对美联储货币政策产生间接影响。考虑到未来两年内特朗普对美联储理事会将有多达5-6个人事提名，我们预计，鸽派官员将在未来的美聯储理事会中占据大多数。这是因为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利于降低财政刺激的成本，并且也有利于缓解强势美元对制造业的冲击。从这点来看，人民币短期虽然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贬值程度可能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悲观。
作者为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2016年度“远见杯”全球经济预测第一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疑是2016年全球经济的分水岭事件。出于对特朗普财政刺激的预期，短期内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在特朗普坚定的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立场下，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存在巨大的隐患。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在特朗普就任后也面临着空前的不确定性，并影响全球经济的中长期表现。诚然，中美经贸关系面临风险与挑战，但在某些领域，则存在化险为夷，合作共赢。
就中美经济而言，特朗普上任后带来的首要风险是双边贸易摩擦的升级。为兑现其竞选时振兴美国和增加就业的承诺，特朗普已将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作为其上台后的政策重点。2016年，美国5023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创四年来的新高（图1），其中作为美国贸易赤字最大的贡献国，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赤字占美国商品贸易总赤字的47.3%，远高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日本（9.4%）和德国（8.8%）。因此，如果特朗普政府想在降低贸易赤字上取得成效，其矛头将直指中国。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特朗普任期内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升级很难避免。但相对于全面的贸易战，贸易谈判更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在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摩擦很可能以美国对特定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特别关税和设置其他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升温。就前者而言，当前中国的工业品（包括机械设备）、非必须消费品（包括服装、玩具、家用电器和汽车）、原材料（包括金属、铁矿石和钢铁）这三个行业所接受的政府补助的金额在所有行业中居于前三位，有可能在美方的反补贴调查后被征收惩罚性关税；就后者而言，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基本金属品有可能继续遭到美方的反倾销诉讼。
人民币汇率问题则是特朗普上任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风险。特朗普曾在竞选时承诺将在上台后的第一天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现行汇率操纵的审查程序，一国被定义为“汇率操纵”需要同时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即（1）最近一年对美国存在超过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超过3%；（3）在外汇市场上持续地单边干预，并且最近一年在外汇市场的外汇净买入量超过GDP的2%。对中国而言，虽然2016年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了2540亿美元，但其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已经从金融危机前10%的高位下降至2016年末的1.2%，并且2016年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单边干预是通过抛出外汇来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由此可见，在当前仅满足上述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缺乏事实依据，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就任后未履行其竞选时承诺的主要原因。
美国财政部新的汇率操纵的审查程序将在2017年4月公布。在我们看来，虽然特朗普可以授权美国财政部修改条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除了挑衅中国政府，其本身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这是因为即使将一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仍需要与该国进行双边谈判，而只有在谈判失败后才可以实施相关的惩罚措施。从历史来看，1994年美国财政部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经过双边谈判，中美双方并没有在经贸领域发生严重冲突。因此，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其很可能成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的筹码，根本还是为了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尽管上述风险不容忽视，但我们认为，面对着一个更加注重本土经济发展的特朗普政府，中美双方仍有可能在如下领域创造出合作与共赢的机遇。
首先，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为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契机。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测算，美国基础设施，在未来十年存在超过1.4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为此，特朗普在就任之初便承诺斥资至少5500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然而，由于近年来债务高企对联邦和地方政府扩大支出形成制约，特朗普计划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融资难。在这方面，无论是亚投行还是政策性银行，中方都有能力通过提供融资渠道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2016年11月，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伍尔西曾将奥巴马对亚投行的反对称为一个 “战略失误”。因此，如果未来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加入亚投行持开放态度，那么中美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有望迈上新台阶。
其次，特朗普政府降低贸易赤字的诉求也为中美科技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就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而言，除了威胁对中国进口品提高关税，特朗普也鼓励美国企业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进而为美国本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中国而言，近年来，随着国内产业和消费的升级，其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需求不断扩大；然而，受制于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禁令，美国在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中的份额自2002年以来明显缩水（图2）。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从减少双边贸易失衡出发，中美双方有望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制定“正面清单”，并将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包含其中，从而为中美间的科技合作开拓新的空间。
最后，我们想简要谈一下特朗普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外溢效应。虽然特朗普不能直接左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但可通过对美联储理事会的人事任命来间接影响，特朗普仍可以在其任期内对美联储货币政策产生间接影响。考虑到未来两年内特朗普对美联储理事会将有多达5-6个人事提名，我们预计，鸽派官员将在未来的美聯储理事会中占据大多数。这是因为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利于降低财政刺激的成本，并且也有利于缓解强势美元对制造业的冲击。从这点来看，人民币短期虽然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贬值程度可能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悲观。
作者为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2016年度“远见杯”全球经济预测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