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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学生竟不如汉奸
1945年,抗战胜利,冰心由重庆返回北京｡巴金则回到上海｡1946年12月,巴金获悉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携全家赴日｡
赴日后,冰心和巴金始终有书信往来｡1947年5月8日,她致函身处上海的巴金,她大约在15日左右可到上海,嘱他同居住在施高塔路四达里22号的赵清阁联系｡从1941年起,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此次回国,就是为了参加参政会末次会议的｡
在南京,冰心参加了一次十几个作家的茶会｡在茶会上,她又见到了老友巴金､靳以等人,谈起了发生在京､沪等地的学潮,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对待学生连对待汉奸都不如｡汉奸在监狱里,病了,还把他们挪出来,送到医院;但学生受伤了,却从医院里抓进监狱｡在南京,军警对付学生游行请愿极其粗野,对女学生尤多侮辱,连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学校里的特务们大清早便闯进女生宿舍抓人,女生们还穿着睡衣就被从被窝里揪出来……谈到这一切,作家们都很愤慨｡
此后,国民党曾要冰心参加竞选国大代表,冰心谢绝了｡是年8月,她再度赴日,随行将巴金送她的一些书带到了日本｡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东瀛,冰心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
1950年,冰心已同吴文藻计划返回祖国｡
次年,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吴文藻到该校任教,他和冰心便以此为由获得了赴美护照｡于是,他们即刻乘船离开日本,但不是向东去美国,而是向西到达了香港｡一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秋季,冰心辗转回到了四年多来魂
牵梦萦的北京｡
巴金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从日本归国后,在北京,在上海,冰心常会看到快乐的精神饱满的巴金,和他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每次她到上海,巴金和靳以一定来接她｡大家一同去逛城隍庙,买糖,买小吃,参观鲁迅纪念馆……1959年靳以去世以后,巴金仍坚持一个人去接冰心｡而他每次到北京,除了在公共社交场合见面之外,自然也必到冰心家去｡
在对外交往的国际活动中,他们曾一同参加过好几次友好团体的出国访问:
1955年4月2日-22日,一同去印度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会议｡郭沫若是团长,巴金是副团长｡
1958年10月,冰心､巴金和茅盾､周扬等一起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61年3-4月,冰心､巴金和沙汀等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归来后,冰心写下了散文名篇《樱花赞》｡
1963年11-12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冰心也参加了｡在飞机上,在宾馆里,两人进行了很多次的交谈,更加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此期间,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成了冰心的好友｡那时,萧珊曾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的编辑｡巴金便常常“怂恿”她向冰心大姊约稿｡冰心因为喜欢年轻的萧珊,总是希望等到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稿子再给她,因此经常是迟迟没回信｡这时,等稿等得心焦的萧珊便会接连写信去催｡
在1961年11月14日给萧珊的回信中,冰心写道:
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我不会给你的!(不但不给你,也不给《人民文学》!)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不料,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正是在萧珊为《上海文学》催稿之下,冰心写出了《一只木屐》等有名的散文｡
1964年4月,萧珊又为《收获》催稿｡冰心复信:
我并没有忘记你,而且常常想起我的债负,但是你知道我一回来,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民主党派),你看我给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东西没有?你又拉扯上什么“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友谊等等,我以大姐的身份,说你一句“欠打”!我知道都是你的所谓的“一个人”挑拨的,他也“欠打”!……你要不再冷嘲热讽,我就勉强起一点补丁的作用,否则,连这一块小布头都不给你了!
这样亲密的交往没有坚持几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冰心､巴金､萧珊都受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长期的迫害,彼此间几乎陷入了完全的隔绝,音信杳渺｡时间竟长达11年之久!而这场“大革命”,带给巴金和冰心最惨痛的记忆便是永远地分别失去了爱妻和好友萧珊｡饱受迫害之苦的萧珊在1972年8月13日病逝｡
隔绝十一载后的姊弟重逢
在相互隔绝的日子里,冰心和巴金还是常常惦记着对方｡1976年11月12日,“四人帮”粉碎后一个多月,冰心在给赵清阁的信中,托她向上海友人问好,并特地问及“巴金如何?他住在哪里?”不久后,冰心即托人给巴金捎去一信｡巴金在回信中写道:
算起来11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四人帮”中的张､姚两个坏蛋千方百计整我,想把我赶出文艺界｡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十年文革中,巴金惟一公开发表的文字是在1976年由南京师院中文系编的内部刊物《文教资料简报》第49期上刊出的致编者的一封信｡而为了躲避“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纠缠,就连这么一封指误的短信也只能署名“一个读者”｡
1977年4月20日前后,巴金获得平反｡5月25日,应《笔会》主编徐开垒的约稿,巴金在《文汇报》上发表《一封信》｡这是他历经十年磨难后首次用作品与读者见面｡
冰心当日就从报上读到了这一封信,她是如此地激动,恨不得与所有的人一同分享自己的兴奋和喜悦｡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地提及此信,为巴金叫好,也为老友一个个地出来重返文坛而深感快慰｡
从1977年年初起,冰心和巴金,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又开始了频繁的鸿雁传书｡在信中,他们叙说着十年的浩劫,庆幸着日月的重光,祖国的再造｡而巴金在十年文革中所受的严重的人生侮辱和精神折磨,特别是萧珊受害致病而死,更是使冰心无比的痛心和愤慨;不只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爱的年轻的好友,更为自己的老友失去了自己的爱妻知音!
1978年2月,巴金将赴北京出席五届人大会,在给冰心的信里,他说:大概快去北京了,想想也很兴奋,就要看到许多朋友,还可以找您谈心,谈这些年中间的许多事情,但又担心自己身体适应不了新生活｡
噩梦终于过去了｡2月15日,巴金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这对被人为地隔绝､分离了11年的好友又相见了｡他们该有多少的话要相互倾诉呀｡
此后,老友欢聚的机会又渐次地多了起来｡然而他们都已经很老了,精力和体力也都差多了｡每逢路过或是到了北京,巴金必去看望冰心｡
那些愉快的日子,像一场永远也醒不了的好梦
1980年4月1日,以巴金为团长,冰心､林林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启程赴日访问,为期16天｡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冰心的女儿吴青亦陪同前往｡
访问中,有许多场面都是值得描写的:小林叫冰心“姑姑”,而吴青则叫巴金“舅舅”,仿佛冰心和巴金是亲姐弟一般｡这对姐弟有了更多更深入的长谈｡在一个没有活动安排的晚上,小林､吴青随着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逛东京的街去了,招待所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在客厅里,以前是不善言辞的巴金竟滔滔不绝地同冰心谈到了午夜｡他谈到了自己的身世遭遇?谈到了十年浩劫?还是中日友好……一直谈到午夜12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巴金的谈兴似乎犹未尽了,冰心担心着他的身体,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这才回屋去睡觉｡
4月17日,巴金诚恳地邀请同机从长岐返沪的冰心在家小住｡这一次的访日,给他俩都留下了长久的愉快的记忆｡
生命从80岁开始
1980年6月｡冰心因患脑血栓卧床养病,9月又因右胯骨骨折,住进了北京医院,直至10月29日,她方能握笔撰文｡这首篇文字正是她写给自己80岁生日的《生命从80岁开始》｡文中写道: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
孔子活到73岁便死了,而80岁的冰心,却豪情满怀地认定“生命从80岁开始”,这需要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巨大的生活勇气呀!
1981年,冰心撰写的《空巢》获得了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使当年的获奖者实现了“四世同堂”｡巴金当即写信向她表示祝贺｡而冰心自己也颇感意外和高兴,因为这是她一生中头一次因写作而得奖,而且是和一大群比她年轻得多的作家一起得奖｡
1982年6月30日,听说巴金背上长的疽好了,冰心又切切地叮嘱他“夏天来仍要小心”,并说: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巴金看到冰心的字写得跟从前一样,说明她的手指活动自如,健康已完全恢复,感到很高兴｡他告诉冰心自己写字十分吃力,但还是坚持一字一字地写《随想录》,他要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
有人从上海回来,告诉冰心,巴金常一个人坐着看电视;冰心便说,他心境压抑,不痛快｡她说,(巴金不善言辞),他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还是这样,内向,忧郁,但内心有团火,有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敢讲真话｡她常笑着对人说:老巴就是我《关于男人》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后来,有人去上海,冰心便请他转告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解释说,他是因为发现自己过去讲了假话而今却想不到还债的办法,因而时常感到苦恼｡
10月,巴金得悉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公报之后,十分振奋,计划前去香港看看｡
在巴金赴港之前,冰心同意吴泰昌和女儿吴青的提议,嘱咐他们给巴金拍去电报,“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惯就多住几天｡”当天下午,巴金接到了冰心她们拍来的电报: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又过了两天,巴金赴香港｡留港18天,过得十分愉快,并遵照冰心嘱咐,拜会并代问候了她的几位朋友｡返沪后,即致短简于冰心,略谈自己此次的香港之行｡冰心看到他和儿女合影的照片,说他是个“幸福的父亲”;20日,冰心又专函祝贺巴金80大寿,并送去红参一盒｡27日,听说王蒙去上海接巴金来京参加作代会,便一直等着盼着他来｡后来听说巴金感冒不来了,“为之怅然”｡
巴金在回信中写道:(红参)这是贵重药品,其实我已经用不着它了｡我需要的是精神的养料,补药吃得太多了｡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
冰心因丈夫生病住院,加上自己也因心绞痛住院10日,耽误了回信｡出院后已过了1985年的元旦｡她热情地回复道:“你说友情是最好的药物,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你一定要劳逸结合!”并且盼望着他和小林春天能来北京｡
3月23日下午,在女儿小林和儿子小棠的陪同下,巴金乘机赴京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抵京后,第一个电话就打给冰心,第一句话就说:“大姐,我来了!”26日,他在夏衍等人陪同下,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探望了病中的冰心｡冰心挣扎着下床来……
4月5日,巴金在参加完《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录像活动之后,又专程访问冰心｡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次看似寻常的会见,竟是这两位世纪老人最后一次的面谈,最后一次的欢聚!从此,直到冰心于1999年2月不幸去世,她和巴金都再也没能坐在一起交谈过｡他们只有把自己全部的友情､满腹的思念和话语,都倾诉于笔端纸上｡八九十岁的两位挚友,艰难地握紧手中的笔,真诚地写着,交谈着,穿越千里时空,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精神的约会,心灵的交流……
(据《读书文摘》)
1945年,抗战胜利,冰心由重庆返回北京｡巴金则回到上海｡1946年12月,巴金获悉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携全家赴日｡
赴日后,冰心和巴金始终有书信往来｡1947年5月8日,她致函身处上海的巴金,她大约在15日左右可到上海,嘱他同居住在施高塔路四达里22号的赵清阁联系｡从1941年起,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此次回国,就是为了参加参政会末次会议的｡
在南京,冰心参加了一次十几个作家的茶会｡在茶会上,她又见到了老友巴金､靳以等人,谈起了发生在京､沪等地的学潮,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对待学生连对待汉奸都不如｡汉奸在监狱里,病了,还把他们挪出来,送到医院;但学生受伤了,却从医院里抓进监狱｡在南京,军警对付学生游行请愿极其粗野,对女学生尤多侮辱,连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学校里的特务们大清早便闯进女生宿舍抓人,女生们还穿着睡衣就被从被窝里揪出来……谈到这一切,作家们都很愤慨｡
此后,国民党曾要冰心参加竞选国大代表,冰心谢绝了｡是年8月,她再度赴日,随行将巴金送她的一些书带到了日本｡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东瀛,冰心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
1950年,冰心已同吴文藻计划返回祖国｡
次年,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吴文藻到该校任教,他和冰心便以此为由获得了赴美护照｡于是,他们即刻乘船离开日本,但不是向东去美国,而是向西到达了香港｡一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秋季,冰心辗转回到了四年多来魂
牵梦萦的北京｡
巴金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从日本归国后,在北京,在上海,冰心常会看到快乐的精神饱满的巴金,和他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每次她到上海,巴金和靳以一定来接她｡大家一同去逛城隍庙,买糖,买小吃,参观鲁迅纪念馆……1959年靳以去世以后,巴金仍坚持一个人去接冰心｡而他每次到北京,除了在公共社交场合见面之外,自然也必到冰心家去｡
在对外交往的国际活动中,他们曾一同参加过好几次友好团体的出国访问:
1955年4月2日-22日,一同去印度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会议｡郭沫若是团长,巴金是副团长｡
1958年10月,冰心､巴金和茅盾､周扬等一起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61年3-4月,冰心､巴金和沙汀等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归来后,冰心写下了散文名篇《樱花赞》｡
1963年11-12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冰心也参加了｡在飞机上,在宾馆里,两人进行了很多次的交谈,更加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此期间,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成了冰心的好友｡那时,萧珊曾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的编辑｡巴金便常常“怂恿”她向冰心大姊约稿｡冰心因为喜欢年轻的萧珊,总是希望等到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稿子再给她,因此经常是迟迟没回信｡这时,等稿等得心焦的萧珊便会接连写信去催｡
在1961年11月14日给萧珊的回信中,冰心写道:
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我不会给你的!(不但不给你,也不给《人民文学》!)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不料,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正是在萧珊为《上海文学》催稿之下,冰心写出了《一只木屐》等有名的散文｡
1964年4月,萧珊又为《收获》催稿｡冰心复信:
我并没有忘记你,而且常常想起我的债负,但是你知道我一回来,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民主党派),你看我给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东西没有?你又拉扯上什么“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友谊等等,我以大姐的身份,说你一句“欠打”!我知道都是你的所谓的“一个人”挑拨的,他也“欠打”!……你要不再冷嘲热讽,我就勉强起一点补丁的作用,否则,连这一块小布头都不给你了!
这样亲密的交往没有坚持几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冰心､巴金､萧珊都受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长期的迫害,彼此间几乎陷入了完全的隔绝,音信杳渺｡时间竟长达11年之久!而这场“大革命”,带给巴金和冰心最惨痛的记忆便是永远地分别失去了爱妻和好友萧珊｡饱受迫害之苦的萧珊在1972年8月13日病逝｡
隔绝十一载后的姊弟重逢
在相互隔绝的日子里,冰心和巴金还是常常惦记着对方｡1976年11月12日,“四人帮”粉碎后一个多月,冰心在给赵清阁的信中,托她向上海友人问好,并特地问及“巴金如何?他住在哪里?”不久后,冰心即托人给巴金捎去一信｡巴金在回信中写道:
算起来11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四人帮”中的张､姚两个坏蛋千方百计整我,想把我赶出文艺界｡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十年文革中,巴金惟一公开发表的文字是在1976年由南京师院中文系编的内部刊物《文教资料简报》第49期上刊出的致编者的一封信｡而为了躲避“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纠缠,就连这么一封指误的短信也只能署名“一个读者”｡
1977年4月20日前后,巴金获得平反｡5月25日,应《笔会》主编徐开垒的约稿,巴金在《文汇报》上发表《一封信》｡这是他历经十年磨难后首次用作品与读者见面｡
冰心当日就从报上读到了这一封信,她是如此地激动,恨不得与所有的人一同分享自己的兴奋和喜悦｡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地提及此信,为巴金叫好,也为老友一个个地出来重返文坛而深感快慰｡
从1977年年初起,冰心和巴金,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又开始了频繁的鸿雁传书｡在信中,他们叙说着十年的浩劫,庆幸着日月的重光,祖国的再造｡而巴金在十年文革中所受的严重的人生侮辱和精神折磨,特别是萧珊受害致病而死,更是使冰心无比的痛心和愤慨;不只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爱的年轻的好友,更为自己的老友失去了自己的爱妻知音!
1978年2月,巴金将赴北京出席五届人大会,在给冰心的信里,他说:大概快去北京了,想想也很兴奋,就要看到许多朋友,还可以找您谈心,谈这些年中间的许多事情,但又担心自己身体适应不了新生活｡
噩梦终于过去了｡2月15日,巴金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这对被人为地隔绝､分离了11年的好友又相见了｡他们该有多少的话要相互倾诉呀｡
此后,老友欢聚的机会又渐次地多了起来｡然而他们都已经很老了,精力和体力也都差多了｡每逢路过或是到了北京,巴金必去看望冰心｡
那些愉快的日子,像一场永远也醒不了的好梦
1980年4月1日,以巴金为团长,冰心､林林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启程赴日访问,为期16天｡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冰心的女儿吴青亦陪同前往｡
访问中,有许多场面都是值得描写的:小林叫冰心“姑姑”,而吴青则叫巴金“舅舅”,仿佛冰心和巴金是亲姐弟一般｡这对姐弟有了更多更深入的长谈｡在一个没有活动安排的晚上,小林､吴青随着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逛东京的街去了,招待所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在客厅里,以前是不善言辞的巴金竟滔滔不绝地同冰心谈到了午夜｡他谈到了自己的身世遭遇?谈到了十年浩劫?还是中日友好……一直谈到午夜12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巴金的谈兴似乎犹未尽了,冰心担心着他的身体,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这才回屋去睡觉｡
4月17日,巴金诚恳地邀请同机从长岐返沪的冰心在家小住｡这一次的访日,给他俩都留下了长久的愉快的记忆｡
生命从80岁开始
1980年6月｡冰心因患脑血栓卧床养病,9月又因右胯骨骨折,住进了北京医院,直至10月29日,她方能握笔撰文｡这首篇文字正是她写给自己80岁生日的《生命从80岁开始》｡文中写道: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
孔子活到73岁便死了,而80岁的冰心,却豪情满怀地认定“生命从80岁开始”,这需要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巨大的生活勇气呀!
1981年,冰心撰写的《空巢》获得了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使当年的获奖者实现了“四世同堂”｡巴金当即写信向她表示祝贺｡而冰心自己也颇感意外和高兴,因为这是她一生中头一次因写作而得奖,而且是和一大群比她年轻得多的作家一起得奖｡
1982年6月30日,听说巴金背上长的疽好了,冰心又切切地叮嘱他“夏天来仍要小心”,并说: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巴金看到冰心的字写得跟从前一样,说明她的手指活动自如,健康已完全恢复,感到很高兴｡他告诉冰心自己写字十分吃力,但还是坚持一字一字地写《随想录》,他要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
有人从上海回来,告诉冰心,巴金常一个人坐着看电视;冰心便说,他心境压抑,不痛快｡她说,(巴金不善言辞),他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还是这样,内向,忧郁,但内心有团火,有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敢讲真话｡她常笑着对人说:老巴就是我《关于男人》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后来,有人去上海,冰心便请他转告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解释说,他是因为发现自己过去讲了假话而今却想不到还债的办法,因而时常感到苦恼｡
10月,巴金得悉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公报之后,十分振奋,计划前去香港看看｡
在巴金赴港之前,冰心同意吴泰昌和女儿吴青的提议,嘱咐他们给巴金拍去电报,“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惯就多住几天｡”当天下午,巴金接到了冰心她们拍来的电报: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又过了两天,巴金赴香港｡留港18天,过得十分愉快,并遵照冰心嘱咐,拜会并代问候了她的几位朋友｡返沪后,即致短简于冰心,略谈自己此次的香港之行｡冰心看到他和儿女合影的照片,说他是个“幸福的父亲”;20日,冰心又专函祝贺巴金80大寿,并送去红参一盒｡27日,听说王蒙去上海接巴金来京参加作代会,便一直等着盼着他来｡后来听说巴金感冒不来了,“为之怅然”｡
巴金在回信中写道:(红参)这是贵重药品,其实我已经用不着它了｡我需要的是精神的养料,补药吃得太多了｡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
冰心因丈夫生病住院,加上自己也因心绞痛住院10日,耽误了回信｡出院后已过了1985年的元旦｡她热情地回复道:“你说友情是最好的药物,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你一定要劳逸结合!”并且盼望着他和小林春天能来北京｡
3月23日下午,在女儿小林和儿子小棠的陪同下,巴金乘机赴京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抵京后,第一个电话就打给冰心,第一句话就说:“大姐,我来了!”26日,他在夏衍等人陪同下,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探望了病中的冰心｡冰心挣扎着下床来……
4月5日,巴金在参加完《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录像活动之后,又专程访问冰心｡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次看似寻常的会见,竟是这两位世纪老人最后一次的面谈,最后一次的欢聚!从此,直到冰心于1999年2月不幸去世,她和巴金都再也没能坐在一起交谈过｡他们只有把自己全部的友情､满腹的思念和话语,都倾诉于笔端纸上｡八九十岁的两位挚友,艰难地握紧手中的笔,真诚地写着,交谈着,穿越千里时空,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精神的约会,心灵的交流……
(据《读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