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膝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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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有人说过中国人长着膝盖骨是拿来下跪的,不下跪要它何用?先跪皇上再跪洋人。我读过的小学课本就有许多洋人花着中国大元宝和象征割地地图的插画,让我们小学生毋忘国耻。洋人打到哪儿在哪儿签约,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英法联军的天津条约、英法联军烧完圆明园签北京条约留了几个石头桩给后代找乐子。中日马关条约后来居上,赔款二亿两银子人说是天文数字。
  中俄条约更邪乎了,他们只派来使不交兵,割起地来狮子大开口,瑷珲、北京、塔城、圣彼得堡、科塔各个条约一签,总共卷去中国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相当三个法国、四个日本”,这还不计斯大林一手策划,1945年又据雅尔塔协议让国民党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追认外蒙古“独立”。俄国佬这瘾头闹到赫鲁晓夫要和中国共建“联合舰队”,毛泽东不干了。
  蓝先生文章是对某女士“如果背离历史,甚至歪曲历史,那样的结果只会误导读者”的回答。什么历史?蓝先生举出一位亲历苏军出兵东北种种德行的当事人、被苏军撵出旅大的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刘顺元,斯大林在兹念兹,直到1949年7月还对来访苏联的刘少奇、高岗说:“刘顺元对我们很不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刘顺元怎么个不好法,不就是没跟人家下跪吗(蓝文详见2002年《博览群书》第9期)?当然危险,听说是朱德把他保下来的。“文革”中有人曾见他在江苏省委第二书记任上挨斗,至于造反派要不要他下跪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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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题     翻一翻明代的宫廷史,总觉得那么阴森可怖,夺嫡争宠,鬼影幢幢;看一看明代的列祖列宗,大都是那么面目可憎,惨刻少恩,疑忌自用。太祖的屠杀功臣,成祖的诛除异己,东厂西厂,锦衣缇骑,株连则称瓜蔓,罗织则如网密。迄止末叶,愈演愈烈,冤杀熊廷弼,活剐袁崇焕,自毁长城。读史至此,难怪有人要愤懑地说:明朝不亡,是无天理!   明廷的残酷刑罚,如剥皮揎草、油炸生剐,且不去说,只须看看被皇帝当成家常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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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之类的出版物,都提到过他曾对五代史中“后唐灭梁”的史实很感兴趣,并对光绪戊戌年湖南思贤书局校本《通鉴纪事本末》中的这一段,做过圈点批注。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书中,说到毛在读《五代史·庄宗纪》时,“突然想起有一首后唐庄宗打的三垂冈战役的诗”,但记不清作者是谁,“就写了张条子,让秘书田家英查一下”〔1〕。在同是陈晋主编,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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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省思。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当走什么路,在一个世纪中进行了两次历史性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发生在二十年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党,效法苏俄,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经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于1949年夺得了全国政权。  在革命行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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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萨尔瓦多·达利是谁    萨尔瓦多·达利是谁?或者说,谁是萨尔瓦多·达利?  这样的发问看似荒诞无稽,可加之于萨尔瓦多·达利其人,却实实在在成了一个问题——  萨尔瓦多·达利是谁?或者说,谁是萨尔瓦多·达利?  凭藉五花八门的传记、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介绍文字类资料,我们可以这样界定:萨尔瓦多·菲利普·伽辛托·达利·多曼尼奇(如果写出他冗长的全名),西班牙人,1904年5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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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主义诞生以来,它就受到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当代社群主义者的诸多批评。保守主义者以英国的埃德蒙·柏克、法国的梅斯特尔和德国的卡尔·斯密特为代表;社会主义者以马克思和拉斯基为代表;当代社群主义者则包括了像桑德尔、麦金太尔、迈克·瓦尔策和泰勒这样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在当代,自由主义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一方面是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另一方面是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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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论需要遵循学理化原则,所谓学理化原则,即是要排除学术和理性之外诸如政治、宗派与个人的感情及功利因素,从评论对象的实际出发,进行有根有据的理性阐释,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但近年来,一些有关人物评论的文章,却往往只凭主观臆想,对历史人物随意下判词,以冀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严重地亵渎了学术的严肃性,希望引起学界的注意。  《书屋》杂志2002年3月号上,王澍先生《中国近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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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0年第九期发表毛喻原先生的文章《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对汉语尤其是汉字作了“体无完肤”式的大批判,如:  汉字是方形的、单音节的,这对无限放射着的环圆形宇宙,以及注定了不可终极的思想之终点无疑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凝固、定格、裁截和强硬规范。  汉字似乎是从气象万千的世界中给强切割出来的,它的方块性与宇宙的圆融性似乎构成了一种截然对立的形象。……这情形好像是,汉语插上了一双升天的翅膀,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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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荧屏上常晃荡着英明果断、风流潇洒、知识渊博、慈爱纯情的辫子皇帝形象的时候,读金性尧先生积数十年研究心血用随笔手法记下清代文字狱的《土中录》,无异服下一帖清醒剂。“前言”中说:“清以乾隆为盛世,高宗又自称‘十全老人’,而文字之祸的繁荣与奇妙,也以乾隆朝为最显。顺治至雍正三朝,文字狱约为三十余起,乾隆一朝,却达一百三十起以上,即是以一朝而抵三朝的数倍。”进入盛世而血腥的文网越织越密,读史人不应一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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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三百多年前,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们不断引述的著名命题:由一个最好的人或最好的法律来统治,何者更为有利?亚氏的结论是法治胜于人治。他的理由是,法律是没有感情的,因而不会偏私;而人却是有感情的。另外,法律是由许多人决定的,多数人的判断总比个人好一些。可见,在古代西方的法治思想里至少包含两重意义:其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其二,大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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